1808年开始了，拜伦仍旧忙着校订已经出版的诗集，并且准备新诗集的排印工作，同时还在伦敦享受着身为作家的自豪和陶醉。像往常一样，他的经济状况还是很拮据，因为没有钱交学费，所以他并没有回剑桥继续读书的打算。在给汉森先生的一封信中，他说：

我马上就要满21岁了，可是身边却连21英镑也没有。

这个时期缺钱用，对拜伦来说一定非常难堪。因为他生性慷慨大方，即使在必须向人借钱才能填饱肚子的情况下，也要表现出自己的阔绰。更糟糕的是，拜伦的作风使得他越没钱，出手越大方。

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拜伦突然开始过起了放纵的生活。他的身体之前因为减肥过度本就已经十分衰弱，现在更加觉得精力疲乏，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创作。在给好友霍布豪斯的信中，拜伦坦白地承认道：“我已经陷入欲望的深渊，几乎不能自拔！”追究起来，他如此放纵自己很可能是因为想要逃避一些文学评论家对他的批评。当时著名的文学批评杂志《爱丁堡书评》对拜伦的诗给予了很不好的评价，甚至对他本人也作出了人身攻击，说他骄傲自大，其他杂志上的评论也是一片负面的声音。

后来拜伦似乎坚强了一些，已经可以承受这种打击了，然而，他的好友霍布豪斯说：“事实上，他几乎要毁灭自己！”最后，拜伦的愤怒转为报复的决心，他下定决心写出绝不让那些评论家有挑剔余地的作品。可是，他的意志却从那时候起开始消沉了，整个春天，他都浸溺于放纵的生活中。他的身体健康遭到了严重的损害，但他却丝毫不在乎，甚至还对霍布豪斯说：“身为一个男爵，是应该这样的。”

6月，拜伦离开伦敦，转往南安普敦享受海边风光。

7月，拜伦回到剑桥接受硕士学位，然后又转回南安普敦，霍布豪斯和戴维斯陪着他。整个7月和8月，拜伦的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泡泡海水、狂饮，以及写一些哀怨的诗给他的情妇。当忧郁的情绪来袭时，他就在诗歌中发泄。他对现实的不满和他的幻想，很少在信里表现出来，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中看到，他把一切忧愁都转移到对童年的回忆中。

我渴望回到童年，做一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小孩

9月初，拜伦回到了纽斯台德，虽然承租庄园的葛雷并没有好好照顾他的庄园，但拜伦还是对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爱恋不已。他还欠着很多债，不过他非但不打算把庄园卖掉还债，甚至还要大肆修缮一番，让它像从前一样美丽壮观。这是一项不小的工程，拜伦雇了很多工人，花了一大笔钱，他的母亲对他这种看起来毫无意义的挥霍表示震惊和反对。但是拜伦对她说：“你没有办法阻止我做这件事。还有，3月间，我要动身去波斯，这件事你也管不了！”

拜伦为什么决定去东方旅行呢？据卡里索伯爵、汉森先生以及他的母亲说——他要在21岁时，为自己赢得上议院议员的资格，所以要利用到国外的机会增长见闻，以便为进入国会打下基础。但是，拜伦真正的动机并非如此单纯，他深藏已久的浪漫思想以及日感厌倦的**生涯，都可能是迫使他急于离开英国的原因。再说，他的毅力一直不太坚定，如果不断然离开英国，势必没有勇气脱离那种每天千篇一律的腐败生活。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也表示：

总之，你必须了解，我的计划并没有不妥之处。如果我现在不去旅行，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应该做一次旅行如果我们不去看看别的国家，我们将会永远对外国人存有偏见

在东方旅行尚未成行的这段时间里，拜伦在英国依然过着属于男爵的生活。赫金森收到拜伦的信，信上说：“霍布豪斯打猎、游泳……而我却什么也没做……”事实上，拜伦也不是什么都没做，他不断地创作他的讽刺小品文。

拜伦的表姐——他暗恋的玛丽小姐，现在已是马斯德夫人了，她一听到拜伦回来的消息，立刻邀请拜伦和霍布豪斯到她家来玩。这次见面勾起了拜伦伤心的回忆，自然，这种纷乱不安的情绪只能借着诗歌抒发出来了。

除了这件事之外，还有一件令拜伦伤心的事，那就是他的爱犬维恩得了狂犬病，拜伦眼睁睁地看着它死去。根据后来为拜伦作传的汤姆斯·穆尔的记录：“拜伦对狂犬病一无所知……很多次，维恩发作时，他用手抹掉它嘴上的白沫……”这只狗死后，拜伦伤心欲绝，他特地为维恩写了一篇墓志铭，并将其刻在石碑上立于花园里。

这两件事发生之后，拜伦想马上离开英国。在写给汉森先生的信中，他说：

我想去研究亚洲的政治和风俗习惯。我还年轻，还有光明的前途，我不想就这样**地过完一生再说，即使我在六个月的航程中，用上12个工人，也不过是花费800英镑而已，我想你也会同意的。同样的条件下在英国生活，至少需要四倍以上的费用。

11月底，霍布豪斯离开了纽斯台德，不甘寂寞的拜伦于是又邀请了许多朋友来陪他，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来。正寂寞无聊时，拜伦的园丁为他带来了一个从土里挖出来的骷髅，这正好可以解解闷。拜伦命工匠将这个骷髅头做成了一个大酒杯，放置在一个银盘里。他还为这件事写了一首诗——刻在骷髅做成的杯子上的诗：

不要害怕——也不要以为我的灵魂已经飞逝无踪，

看看我这个天下独一无二的骷髅！

从这里面流出来的，绝不是活人的脑汁，

尽是一些枯燥无味的东西！

拜伦待在纽斯台德的这段时间里，虽然因为朋友的离去而感到寂寞，然而，他却一直不缺乏女性的安慰。他雇了两个年轻的女仆帮忙料理家务。他写信给朋友说：“我雇用了两个女仆，最初只雇用了一个人，后来她怀孕了，我不忍心让她受苦。”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拜伦是个玩世不恭的人，可是，他对自己所做的事却颇有责任感。拜伦每年给这个怀孕的女仆100英镑（母亲和孩子各50英镑），这个孩子出世后，拜伦还写了一首诗给他，尽管他可能并不爱这个女仆。

年底，拜伦又到伦敦去了，有两件事急需他处理妥当。一是出版他的讽刺小品文集；一是为进入国会做准备工作。他虽然已经写信给卡里索伯爵，请他出面代为引荐，免得他自己还要办理呈报身份证件等烦琐的手续。然而，卡里索伯爵只是冷淡地告诉他一些呈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并没有出面替他介绍。拜伦觉得受到了极大的羞辱，但却不得不按照程序一步一步地进行。同时，他购买了许多政治方面的书籍和一些旧时的记录。自然，他又欠书商一大笔债了！

拜伦的浪费一直令他的母亲坐立不安，她写信给汉森先生说：

我只希望上帝能帮助他脱离目前的境况，让他今年春天能和一位有财产的小姐结婚。至于爱情什么的，那于实际生活都是无补的。他应该利用上帝赋予他的才华，何况他还是一个英国贵族，他有和贵族小姐结婚的权利。

1809年2月，拜伦一面修改他将要出版的讽刺小品文，一面等待进入上议院的机会。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上议院延迟了接纳拜伦为议员的时间，这让拜伦感到很没面子。所以，当他真正成为议员，同僚们向他表示祝贺和欢迎时，他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同僚们的手指，并没有与他们握手。拜伦之所以这样做，除了生气之外，更是他天生反叛个性的一种表现。他这种性格不太适合从事政治活动，他的同僚们常常认为他过于骄傲、冷漠无情。

拜伦要出版的讽刺小品文集被定名为《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不过封面上没有作者署名。那时候拜伦年轻气盛，常常毫不谦虚地对当代作家大肆批评，他说他们和他所景仰的前辈作家相比，不过是“缺乏智慧”的“骗子和笨人”，连他从小就爱读的汤姆斯·穆尔的抒情短诗，也被批评为“没有生机”的作品。当然，他也乘机抨击《爱丁堡书评》的主编，以发泄自己的怨气。

小品文集出版了，上议院议员的席位拿到了，自己长久以来压抑的愤怒也发泄出来了，拜伦觉得自己可以准备出国了。他订了5月6日的船票，准备从英国南端的伯恩茅斯出境，同时，他还催促汉森先生尽快为他筹集旅行所需的费用。拜伦为什么如此着急地要离开英国呢？这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他写给汉森先生的信中提到他并不是因为出版了那本文集，怕得罪人而要赶快逃离英国，“但是如果能够避免的话，我永远不想再回英国。为什么——这是一个秘密……”

4月，拜伦再次回到伦敦，他一方面打听他的作品的销售情况，一方面为自己的旅行筹款。本来有一位索布里奇先生答应要借给他6000英镑，但是因为一些意外，他们没有达成协议，拜伦的行期只好拖到6月。他的《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的销售情况还不错，于是，他忙着准备在第二版中增加一些内容，并且争取在他出国前能在作品上署名。

这段时间里，拜伦还到哈罗公学去过两次。他听说一个朋友在和人决斗时被刺死了，他非常同情朋友的遗孀，就偷偷塞了500英镑在她家的邮箱里，不让她知道是谁给的。

为了旅途不至于孤单寂寞，拜伦邀请霍布豪斯和麦修斯同行，麦修斯因为有自己的事情，拒绝了拜伦的邀请；霍布豪斯倒是决定陪拜伦同往。

6月19日，拜伦再也无法等待了，他与霍布豪斯带着所有的仆人和行李，向伯恩茅斯进发。拜伦在伯恩茅斯写信给母亲说：

我在英国已经没有希望了——至少在我那块土地还能卖点钱之前是这样的！而且，如果情况没有变动，我将到奥地利或俄国去，甚至到土耳其去。如果我喜欢的话，很可能在这些国家当兵。世界在等着我，我离开英国绝对没有任何遗憾！从此以后，除了去看望您和我的土地之外，我不会再回去了。

拜伦的母亲对拜伦的决定感到很绝望，她关于儿子的一切设想似乎都破灭了，她在信中对汉森先生提到：“史密斯·莱特要娶一个有20万英镑家产的小姐了……”

6月30日，在里斯本的一艘邮轮上，拜伦写了一封信并附带一首诗寄给了赫金森，说他的船已经起航，并且遭遇了风暴的侵袭。事实上，这艘船直到7月2日才起航。

拜伦此次旅行的主要动机似乎可以从他后来的一首名为《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长诗中找到一点暗示。这首诗还忠实地记录了他旅行中经历的新鲜事和他的一些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