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庐

11月，拜伦将自己的诗作整理出来，拿给了一位出版商。这些诗作半数以上都是他在学校里的即兴之作，其中有些讽刺别人的诗，也有些情诗，比如《献给玛丽》——这首诗的措辞热情得有点露骨。这本诗集印好之后，拜伦将其送给他的导师拜切尔过目，拜切尔对这些诗评价不高，而且建议拜伦不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是一次极大的打击，拜伦的热情被浇灭了，他感到失望而痛苦。他将分送给朋友们的诗集全部收回，然后焚烧，只有两本逃过了这场祝融之灾，其中一本正是在拜切尔手中。

随后，拜伦着手编写另一本诗集，他与出版商争分夺秒地工作，下定决心要出一本“极为正确且极为纯洁”的诗集。几个星期后，诗集的编写工作告一段落，1807年1月，这本诗集以“杂诗”为名正式出版。虽然拜伦自己也说这本诗集“从头到尾正确无误，而且奇迹般的纯洁无瑕”，但这种过分严谨的创作风格无疑限制了拜伦写实、尖锐和幽默的才华。之后，拜伦还为这本诗集做了些增补重编的工作。再次出版时，它的印数增加了，书名也改为《闲散的时光》，署名为乔治·戈登·小拜伦男爵。这个“小”字带有滑稽色彩。拜伦还写了一篇序文，他认为这篇序文一定会受到读者们的喜爱：

这些诗是一位刚满19岁的少年在闲暇时间创作的。因为它们是一个幼稚头脑里的自省，所以有人也许并不喜欢它，甚至不屑一顾一位博士曾对我的贵族亲戚的诗发表意见说：“当一个达官贵人以一位作家的身份出现时，他可以巧妙地运用自己的特权。”那些评论家对这句话并不在意，他们绝不会因为诗的作者是贵族而停止他们的批评。不过，即使情况并非如此，我也不愿意利用贵族的特权。

6月，《闲散的时光》出版，拜伦带着新出版的诗集回到了剑桥。他身为男爵每个月领到的零用钱有所增加，并且凯瑟琳为他借了点钱，这使得拜伦能够缴纳学校的费用。不过，最令他得意的不是金钱上的充足，也不是诗集的出版，而是他的旧朋友、旧同学没有一个人能认出他。因为在这之前，拜伦一直在减肥，减肥之后的拜伦与原来完全不同。

减肥前的拜伦大概有92公斤，这实在有损他作为一个男爵和一个诗人的形象。拜伦的减肥方法是很残酷的。据他说是由“激烈的运动、许多泻药和热水浴”构成。说也奇怪，从此以后，拜伦竟能一直保持这样的身材，1818年他到威尼斯以后，才又胖起来。

一回到剑桥，拜伦就打算退学，不过朋友们很舍不得他，他也与朋友们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就又在剑桥待了一年。从表面上看，拜伦似乎很容易改变主意；其实，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因素在支配着他的行动。他在认识约翰·霍布豪斯和查尔斯·麦修斯这两个朋友后，又决定留在剑桥读书，从这件事中，我们就能看出他的性格特征。

拜伦新认识的这两位朋友，和拜伦一样，很会恶作剧，同时他们也和拜伦一样有异于常人的能力和兴趣。

约翰·霍布豪斯是国会议员本杰明·霍布豪斯的儿子，他在1806年进入剑桥大学。他阅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和政治刊物，并且具有激进思想，充满了政治野心和对文学的热爱。

查尔斯·麦修斯和拜伦的相识有点特别。拜伦回纽斯台德度假时，他曾住在拜伦的房间，有一个人跟他开玩笑说：“拜伦很不喜欢别人乱动他的东西，你最好格外小心他的物品，免得惹他不高兴。”结果麦修斯就小心翼翼地使用拜伦的东西，连别人进出房间，他都要人家轻轻地开关门。和霍布豪斯比较起来，他可能较为偏激，他和拜伦讨论一个两人都感兴趣的问题时，常令霍布豪斯暗地里捏一把冷汗。拜伦和他在一起时，常会情绪高昂地制造些恶作剧来捉弄人。

1807年7月，拜伦以作家的姿态回到伦敦，同时，他在纽斯台德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伦敦的出版商考斯贝在自己的杂志《每月文学漫游》中对拜伦的《闲散的时光》给予了不错的评价，并且还刊登了一篇拜伦写的关于华兹华斯诗集的读后感。拜伦的虚荣心因此得到更大的满足，他对别人说：“我在出版商那里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我并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只是暗暗地享受这份光荣！”

拜伦闲暇的时候，除了写诗之外，就是满脑子的奇思怪想。他计划到苏格兰高地旅行，然后雇一艘船航行到爱尔兰岛，最后再远征冰岛。暑假结束他回到剑桥后，还买了一只幼熊，把它养在阁楼上，每天带它去散步，好像牵着一只狗一样。

虽然拜伦极力要让别人有一种错觉——觉得他和其他贵族一样，在剑桥就只“专修”吃、喝、玩、乐。但事实上，我们从他写给伊丽莎白·比格小姐的信中可以看出，自从他的诗集付印出版后，他的作品大量地增加了。在短短的八个星期里，他写了一本214页的小说、几首约400行以上的诗，还有一些讽刺时事的小品文。在这样多产的情况下应该没有什么时间吃喝玩乐吧。

拜伦觉得自己已经荒废功课太久了，于是，从11月底开始整理他“15岁以来的作业”。他很懊悔地说：“自从我离开哈罗公学以后，因为写诗和追女人，变得既骄傲又懒惰。”不过，有些迹象显示：拜伦一旦认真去做某件事，就会格外仔细，并且能应用他敏锐的判断力将事情做好。

因为受到朋友的影响，拜伦更喜爱讽刺时事的作品。霍布豪斯、麦修斯介绍他认识了戴维斯和其他几个有点小聪明的同学，这几个同学在剑桥成立了一个有政治主张的团体，后来他们将拜伦吸收为他们的团员——尽管拜伦有的只不过是一点单纯的政治思想和自由意识，以及反抗心理。渐渐地，拜伦对霍布豪斯的欣赏和景仰之情日益加深。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与其说是因为同在一个团体里，倒不如说是因为有共同的文学兴趣。那时，他们两人正巧各自完成了一篇讽刺时事的小品文。拜伦的作品是对当代英国诗人作的一次评述，而霍布豪斯则仿效别人的作品对政治和社会腐败作了一番深刻的批评。

拜伦的另一个文艺界友人名叫弗朗西斯·赫金森，他和拜伦都喜欢卢梭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赫金森的父亲与当时最著名的文学批评杂志《文学季刊》的主编威廉·基弗是好朋友。

赫金森与拜伦成为朋友之后，拜伦曾模仿赫金森的讽刺小品文以示敬仰，而生活严谨的赫金森曾有意把拜伦改变成一个正派人物，结果当然没有成功。不过赫金森和拜伦早期的其他朋友一样，终生对拜伦忠心耿耿。

拜伦在剑桥的新生活没过多久又结束了。他利用向汉森先生借来的20英镑在伦敦过了一个圣诞节，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剑桥，除了偶尔去拜访他的朋友，直到第二年夏天去领取硕士学位。

这几年间，霍布豪斯等人的友谊，算是拜伦在剑桥进进出出多年所能带走的唯一最宝贵、最永恒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