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在为了拯救困于饥荒的人们而日夜奔波时，并没有放弃小说的写作，相反，他的创作欲望越来越高昂，已到了非发泄不可的地步。

他曾写信给朋友，他说：“我不断地想吐出思想，内心充满了写作的意愿。不管我所吐出的汁液是上好的还是最下级的，我都想在这美妙的秋天长夜中，一吐心中思虑。”

托尔斯泰想写一部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如同《战争与和平》一样。

他将自己想描写的历史人物定为彼得大帝，他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1682—1725年间在位，他继位后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发展贸易、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改革军事，开疆辟土，为俄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托尔斯泰多次去图书馆收集与彼得大帝相关的资料，他认真阅读这些资料，有时也作一些批注。但是托尔斯泰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

随着资料搜集的深入和完善，托尔斯泰的笔记本上已经满满地写着与那个时代有关的所有事件以及一些简图等。但是越研究、调查，托尔斯泰就越对彼得大帝的性格与作为产生了厌恶感。他认为大帝的政治措施绝不是单单为了国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他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他恣意地过着奢靡的生活，对首都圣彼得堡的建设也极尽奢华。渐渐地，托尔斯泰对彼得大帝不感兴趣了，这部小说的创作也就中途夭折。

相反地，由于妻子半开玩笑的鼓励，托尔斯泰对另一部意料之外的小说的灵感日渐成型，这部小说就是《安娜·卡列尼娜》。

事情是这样的：身兼母职的伯母塔迦娜一直卧病在床，一天午后，身体衰弱的伯母躺在长沙发上，托尔斯泰十岁的长子谢廖沙正为她诵读普希金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亚坐在一旁编织毛线，一边听儿子诵读。

不一会儿，伯母进入了梦乡，谢廖沙就停止诵读，悄悄地折起书页放在桌上，退出了房间。

托尔斯泰进入房间后，无意拿起放在桌上的普希金小说，不知不觉中轻声地从头念起来：“客人们都来到了村庄——”

他立即严肃地说：“这样开头的写作方式很好，单刀直入地就进入到事件的中心。”当时索菲亚半开玩笑地说：“你也用这种方式写小说嘛。”

瞬间，托尔斯泰眼前一亮，妻子的话无疑给了他灵感，他决定尝试用这种方式写一部小说。

托尔斯泰马上回到自己的书房，坐在桌子前，提笔写道：“奥布朗斯基的家庭，非常地纷乱复杂。”而后他又接上一句，“幸福的家庭是类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在这之前，亚斯纳亚·博利尔纳附近曾发生了一起自杀案件，那时候托尔斯泰正在集中精神搜集彼得大帝的相关资料。领主毕科夫的妻子安娜是一个嫉妒心很重的女人，每次雇用新的女家庭教师时，她就怀疑她们可能会和丈夫发生暧昧的事。夫妻二人经常因为这件事争吵，最后安娜出走了。

第三天，安娜带了一个小提包出现在火车站，她托街上的马车夫送一封信给她的丈夫毕科夫。

车夫很快将信送去，等他再回到车站时，安娜已经卧轨自杀了。

一审检察官以及验尸的人都到齐后，安娜写给丈夫的遗书被公开，信上这样写着：“你就是杀我的凶手，杀人犯如果能过上幸福生活的话，你就和那个女人去过幸福生活吧。如果你想见我，就请你到车站来，你会看到我的尸体躺在铁轨上。”

当时托尔斯泰还去火车站看过安娜被解剖的尸体，这个悲惨的事件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现在，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于是就以它作为影射，开始写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不过，他的小说内容和事实却有些出入，他将这部小说中的这位美丽妇人安娜·卡列尼娜描写成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爱情和幸福的人。但是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终于卧轨自杀。

托尔斯泰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几乎都以实际人物为塑造对象，他们似乎都在人生中不断地找寻着真理。

1874年春天，托尔斯泰将这部作品的最初部分送到报社排印初稿。之后，这部小说开始陆陆续续地连载，到1877年4月，除最后一卷外，其他章节均已连载结束，单行本开始出版发行。

这期间，托尔斯泰没有放弃他的教育事业，他将住宅的一部分拨为私塾教室，对农奴的子女进行基本教育，并出版了《国民教育论》，以及《初级读本》十二卷。

1873-1875年间，托尔斯泰又失去了几个亲人，首先是伯母塔迦娜的病逝，接着第四个儿子贝萨夭折，第五个儿子尼克莱也在十个月大的时候不幸夭折，这些噩耗陆陆续续地打击他，使得《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无法顺利进行。最后的第八卷，没有在报纸上刊载，是因为托尔斯泰明显的反战思想与编辑产生了冲突。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将全部私有财产都捐赠出来，编成一队骑兵远征他地。托尔斯泰认为这是上流人士盲目的行为，但当时俄国社会却认为这是高尚的爱国行动。

早年托尔斯泰从军时，先后写了《哥萨克》《塞瓦斯托波尔纪事》，这时他却又坚决反对战争，这是他人生观的转变。

托尔斯泰曾听人说过：“各人有各人的特色，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欲望而生活，有的人则为了精神而生活。”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过程中，他经常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

托尔斯泰是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领主，又是贵族，在撒马拉县还有为数可观的土地和马匹，他是为了欲望而生活吗？他写小说、办教育，说不定将来会成为普希金或莎士比亚那样的大文豪，那么他是为了精神而生活吗？托尔斯泰自己也找不到答案。

1875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上说道：

最近我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很满足，但是看到身旁的人们受到饥荒的威胁，却又使我的内心非常痛苦。

你会不会认为很奇怪呢？这种思想使我产生了恐惧。

在我们家的餐桌上，有黄色的奶油、咖啡色烤得微焦的面包，以及美丽的餐巾；院子里有绿油油的树木，还有穿着柔软薄毛衣的年轻妇人在凉爽的树荫下愉快地闲谈。

但是远处，可怕的饥荒却正像恶魔般张牙舞爪地啃噬着人们，田间变得一片荒芜，到处是枯萎的杂草，干涸的土地上现出了裂痕，农奴们的脚跟布满了厚茧、皮肤皲裂，家畜的蹄子也都裂开来了。

贫民们因饥荒而没有食物充饥，但是领主贵族们却无忧虑地享受着美食，而且穿着华丽的衣服，悠闲地在树荫下纳凉，这种情况算是公平吗？

这些疑问在托尔斯泰心中越来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