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热衷于教育,同时又致力于小说创作和希腊语的学习,经常工作到深夜,不久之后他的身体逐渐吃不消了。1873年,他再次到撒马拉县疗养。这里的马乳酒成了他疗养疾病不可缺少的药物。
马乳酒是用马的乳汁为原料酿制而成的。先将瓶子内盛满马乳,然后放入适量的糖,再加一茶匙酵母,最后将瓶盖牢牢封紧,放在阴凉地方。以后的五天中,每天都需摇晃瓶子,使马乳和糖及酵母在短时间内充分溶解,一星期后,马乳酒就制成了。这种酒的酒精含量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所以它等于是一种清凉的饮料,对病人很有帮助。
马乳酒的制作工序虽然并不复杂,但它很不容易长时间保存,即使紧紧地塞住瓶口,也必须在四个星期内喝完,否则就会变质,从而失去对疾病的疗养功效。
在撒马拉县的新鲜空气中,喝着马乳酒,过着自然淳朴的生活,这是最好的疗养方式。但是1873年托尔斯泰带着家人到达这里时,却遇到了当地最严重的一次饥荒。
撒马拉县已经连续三年天灾不断,农作物根本没有收成,尤以1873年最严重,十分之九的人口处于饥饿之中。
当地的百姓因为没有东西吃,纷纷到其他城市去谋生,只有一些弱小妇孺和生病的人留了下来。这些人为了活命,只有吃杂草、喝冷水,他们中的大多数因为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
农奴们多年以来世代备受压迫,他们的性格日趋安静而祥和,就算此时此刻,面临这样悲惨的境地,他们也没有任何反抗的意识。他们甚至认为死是神对他们的安排,因此也就不作任何挣扎。他们就像是温驯强壮的牛,毫无怨言地自动挖掘墓穴,一旦倒下去,就把自己埋在所挖的穴里,然后又会有另外一头温驯的牛来做和他们同样的工作。这些朴实又柔顺的人们,唤起了托尔斯泰最大的同情心。他一直以来的理想就是希望他们有更好的生活,他决定设法解救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胞。
托尔斯泰一方面十分同情他们,一方面对于政府和贵族不闻不问的态度非常气愤和失望。他和当地的一位乡村牧师以及一些领导者、书记们共同发起了拯救农奴的运动。他们带了食物到饥饿的老百姓家去救济他们,可是这实在是杯水车薪,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经过商量,托尔斯泰决定借助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的悲惨境况,呼吁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些农奴。
托尔斯泰起草的公开信上这样写道:
告各报纸、各杂志发行者:
在撒马拉县这偏僻的乡下,我看到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给这里造成的影响,尤以今年最为严重。农奴们被饥饿所折磨,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我有责任将这里的悲惨情况尽快公之于众,希望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援救。因为解救农奴的苦难,不仅我个人义不容辞,也是全俄国人的义务。
我想各位将会乐意将此公开信刊载在各位的报纸或杂志上。
至于用什么方法筹集捐赠,以及如何分配给农奴,相信各位都比我清楚,所以这件事由你们去负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全力支持我。
1871年是撒马拉县第一次遭遇饥荒,连过去收入可观的富农,这一年也只能勉强糊口;而那些自给自足的人们已陷于困境;至于本来就经济拮据的农户,只能卖掉家里主要的家畜,甚至得靠借贷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很长时间未曾见过的乞丐,也陆陆续续地出现了。
第二年,也就是1872年,饥荒更加严重,拥有大规模农场的农户开始减少播种数量,并将多余的家畜出售,出售价格全部跌到以前的一半以下;勉强维持三餐的农户,将家畜都卖光了,又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过去闹穷的农奴,如今更穷了,每天只能靠做零工的些微报酬来维持生活,或靠政府的救济勉强活下去;而乞丐的数目,则在急剧地增加。
第三年,也就是今年,真是个大饥荒年。过去拥有不少家畜的人们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了,十之八九的农奴都变成了乞丐。
没有一个地方像撒马拉县这样深受歉收或饥荒的影响,他们生活的艰困,那些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根本无法想象。
一连三年歉收的结果,就是撒马拉县的人们没有面包,他们就算是想做一点零散工作也没有机会可寻。
目睹附近的农田景况,连我这经常在乡下生活而又熟悉农村状况的人,都像是被推下恐怖的谷底一般。
平时种有小麦、玉米、亚麻等作物的农田,现在全部一片荒芜。已经到了7月中旬的收获时节,地里却连一根草都收不回来。
到处都可以看到农奴们像乞丐一样,无目的、无表情地在街道上游**。
我所在的农村里,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了。他们中那些还有力气的为了求得一餐而到外地工作,留在家里的,只有一些病得骨瘦如柴的小孩,和为照顾他们而离不开的少数不成人形的妇女和老人。
如果现在得不到政府的救助,撒马拉县的全部居民将面临更大的灾难。说到这里,我的心情异常沉痛,非想出救济之法不可。
第一种办法是希望社会上的善心人士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尽可能地募捐一些钱财,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第二种办法是由政府出面,发放无息贷款给他们,帮助他们重振农事。但是要拯救全部撒马拉县的居民,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供给调度呢?如果够的话,该地的人们就可用来先行购买粮食,等到他日丰收时,再陆续分批偿还这些债务。
在这封公开信的后面托尔斯泰还加上了附注,将他所在村子的一些农户的生活状况,详细地列举出来。
为了证明信中所说事情的真实性,乡村牧师和领导者以及书记们都在信后签了名。
托尔斯泰又请牧师们协力合作抄写了好几份,每一份都签上“伯爵列夫·托尔斯泰”的字样,然后将它们寄往全国各主要报社及杂志社。
最先发表这封公开信的是《莫斯科公报》,该报不但刊登了公开信,还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捐募救济金的计划。
除了公开信外,托尔斯泰写信给在宫廷里当女官的伯母托尔斯德雅夫人,向她禀报了撒马拉县人民所遭受的困苦情况,并请她转达“敬请皇后陛下救援”的信件。
很快,皇后陛下拨了一笔救济金下来。
如此一来,很多人都开始呼应,他们异口同声地发出“救济撒马拉县”的口号。以慰问伤兵和救济贫民为宗旨的“爱国妇女会”也发动了大量的妇女,站在街头募捐救济金。
救济活动不但在莫斯科热烈展开,也扩展到了圣彼得堡等周边的其他城市,救济撒马拉县的呼声越来越高。
9月,捐募的救济金有近5000卢布,到了10月份就高达约7000卢布,到了12月已经募得30多万卢布。
这个募捐计划一直持续到1876年,总计募得180多万卢布,以及6000多万斤谷物。但是托尔斯泰并不认为这样就完成了他的责任,他还继续和牧师们协力合作,为饥饿的人们东奔西跑。他捐赠了一部分资金为贫民买马所用,他听到人们的需求就尽力去帮助他们。
有时,托尔斯泰和牧师们骑马到各处访问农家,一听到哪家有病人,就赶紧请医生来帮助医治。人们一听到托尔斯泰他们的马蹄声,脸上就绽开了三年来似乎已经忘记的微笑,像久旱逢雨般高兴。
那些营养失调而全身浮肿的小孩,一看到托尔斯泰就会急急地围拢过来。
他想他已经用真诚打动了他们,他们一听到托尔斯泰的脚步声,都感动地叫道:“那是神的脚步声。”托尔斯泰很高兴。
当一些老婆婆也出来迎接他时,他意识到为这些贫苦人所作的救济,有着如此大的意义。托尔斯泰清楚,他不是神,这些救济工作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全俄国人的热忱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