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伟十分沮丧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在室内飞快地踱着步子，不住声地骂着“顽固不化的毛派分子，活该当反革命”。可是他一想到常浩的谈话，愤怒的情绪又变成不安的忧虑。他是一个党内角逐的受害者，从残酷的斗争中悟出了这样的理论：所谓的上层路线之争，是少数人的权力再分配，真正受害的是平民百姓，只有那些看风使舵的人，才会从这权力角逐中捞到好处，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他认为自己这次是瞅准了机会，拥护“临时党中央”，支持张国焘是决然不会错的。眼下只有做好姚秀芝的工作，才能在张国焘的眼里改变形象，才能步步高升。然而，他一想到如何才能改变姚秀芝的观点时，那挨过打的面颊就火烧火燎的疼痛，心中将要熄灭的怒火，腾地一下又燃烧起来。

既然把政治看做是社会中最大的赌博，还有什么不能拿来为其政治服务的呢！李奇伟一俟想通之后，便唤来了龙海，亲热地说：

“我出任宣传部副部长的事听说了吧？”

龙海惊喜地摇了摇头。

“昨天下的命令，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李奇伟缓缓地站起身来，从他说话的口气，到一举一动的架势，都很有些官气了。他踌躇满志地说，“根据工作的需要，我身旁必须有一名警卫员，不知你……”

“我愿意，十分愿意……”龙海真有点受宠若惊了，“我就是怕不称职。”

“不！你一定会称职的。”李奇伟关切地拍了拍龙海的肩膀，做出十分重感情的样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去哪儿寻找你这样舍己救我的警卫员呢！”

龙海高兴地接受了警卫员的职务，并且表示：为了首长的安全，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李奇伟望着龙海那憨厚，并很重义气的可爱样儿，满意地笑了。少顷，他又操着首长的口吻，关心地问：

“你还记得过草地的时候，和四方面军的同志打架的事情吗？”

龙海有点难为情地点了点头。

“你还记得我们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星星，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吗？”

龙海又深沉地点了点头。

“今天，我正式通知你，关于一、四方面军的是非问题，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

近来，龙海也只言片语地听到了一些风声，他都是一笑了之。同时，还郑重地批评私下议论的同志：“中央的事，用不着我们去操心，上边作出了决定，我们执行就是了。”今天，他已经是首长的警卫员了，认为自己有必要知道有关的中央消息。他不好意思地说：

“首长……”

“不要叫我首长，叫我老李同志就行了。”

“不，不！这怎么行呢？”龙海急得脖颈子都变红了，“首长，你能对我说说中央的决定吗？”

李奇伟笑眯眯地点了点头。接着，又像聊家常那样，把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的内容说了一遍。旋即，又端详起龙海的表情来了。

说实在的，龙海对所谓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决定成立临时中央这些事不感兴趣。但他听说一方面军跟着中央也犯了错误，从感情上过不去，也想不通。他噘着嘴问：

“照你这么一说，我也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啦？”

“我不是这个意思！”李奇伟生怕这位彝族战士又发拗，忙耐心地打比喻，“龙海，水牛犁错了田，是水牛的过错，还是主人的责任？”

“当然是主人的责任喽！”

“这就对了。”李奇伟稍加思索，又进一步地启发，“作为水牛犁了冤枉田，该不该埋怨领路的主人啊？”

龙海皱着眉想了想，遂点了点头。但一转念，又急忙声明：

“我不愿意想这些事，今后，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还不行吗？”

李奇伟连声说着“行！行！”他沉吟了一会儿，才把姚秀芝拒绝和一方面军划清界限，顽固地站在毛派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反对张主席，理所当然地被隔离审查，再次成了革命对象的事说了一遍。他端详着龙海的表情，试探地问：

“你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

“这样不要脸皮的女人，早就应该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

李奇伟故作沉痛地摇了摇头，遂又讲了一通“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大道理。

龙海最恨不忠于丈夫的女人，不仅接受不了李奇伟的说教，反而鄙视地说：

“首长！你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女人呢？要是我啊，哼！早把她干掉了。”

“这是错误的！”常浩边说边走进屋来，严肃地批评了龙海狭隘的阶级意识之后，又讲了一番无产阶级要有博大胸怀的道理，最后又很动感情地说，“革命队伍中的同志要亲如手足，只要能挽救的，就不能把他逼到绝路上去，懂吗？”

“不懂！”龙海干脆地说。

“不懂也要执行！”常浩动辄训斥。

“执行可以，”龙海也耍起了牛脾气，“反正我不认这样的女人为姐妹！”

“岂有此理！”常浩怒声问，“奇伟同志，你为何要找他当警卫员？”

李奇伟说明龙海是一方面军的，原来是很尊重姚秀芝的，希望他能放弃和自己一样的偏见，回到姚秀芝的身边，一面充当看守，一面用感情转化姚秀芝的立场。

常浩十分赞同李奇伟的想法，走到仍在生气的龙海的身边，缓和了一下口气，感慨地说明，我们都要向奇伟同志学习，在姚秀芝的问题上，他所承担的痛苦是最大的，可他能以革命大局为重，把个人的私利抛在一边，去追求更大的革命利益。最后，他以商量的口气问：

“龙海同志，想通了吧？我看，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吧！”

龙海没有说什么，气呼呼地把身子一转，向着屋门走去了。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李奇伟点上油灯，望着心情沉重的常浩，恭敬地请示下一步具体的工作任务。

常浩低沉地说，“敌人已经发现红军一部北上，大部南下，沿着大小金川地区布阵防堵。刘文辉二十四军两个旅，位于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二十军四个旅另一个团，布于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邓锡侯二十八军一个团，扼守抚边以东的日隆关等地。为打开南下通道，我们制订了夺取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的战役计划，报请红军总部批准实施。”一旦红军总部批准作战方案，希望李奇伟带领红军剧团随军转战，把歌声送到前线，把政治工作做到每个红军战士的心中，鼓舞士气，多打胜仗。

李奇伟离开战场很久了，他是何等的想听听激战的枪声啊！如今就要奔赴疆场了，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肃然起立，两腿并拢，就像是接到出征的将令，严肃地说：

“请领导放心，我一定胜利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这时，龙海突然慌慌张张地闯进屋来，常浩未等报告，抢先发问：

“发生了什么情况？”

“姚秀芝她、她……不见了！”龙海上气不接下气地答说。

李奇伟惊得站起身来，焦躁不安地看着常浩，希望他能拿出果断的措施。

常浩却坐在原处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望着恍恍惚惚的灯光出神。直到李奇伟询问怎么办的时候，他才神态严肃地问：

“她会投敌吗？”

“不会！”李奇伟肯定地说。

“她会逃跑吗？”

“不会！”李奇伟坚定地回答说。

“你认为她会去什么地方呢？”

李奇伟无言以答，茫然地摇了摇头。

常浩继续思索着，当他想到四方面军个别的战士离队出走，追赶北上的部队时，他蓦地抬起头，不容置辩地说：

“必须做好她投敌、逃跑的准备，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姚秀芝真的逃跑了！

李奇伟捋掉她的红星帽徽，和常浩怒气冲天地离去之后，她的住处便成了囚室。庆幸的是，门前还没来得及派岗看守她。当时，她只有一个想法，必须把张国焘另立“临时中央”、自任主席的大事向中央报告，她必须在看守到来之前逃走。她来不及考虑逃走的后果，以及如何才能追上红一方面军，就悄悄地溜出了住处，一头扎进了密而遮天的深山老林之中，从而开始了她的逃亡生活。

历经半天的出走，她认为已经逃出了红四方面军的驻地，紧张的心情顿感轻松了。她坐在地上一面休息，一面捡拾熟透的野苹果、柿子充饥，当她再次无目的地踏上征途的时候，李奇伟的形象又在脑海现出……

“好端端的一个革命者，怎么会变成一个投革命之机的商人？难道这是革命熔炉造就的副产品吗？”

姚秀芝想得很远。几年前，李奇伟就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信口供出了许多编造的情况，使不少领导同志蒙受不白之冤，甚至献出了最可宝贵的生命，而自己被打成托派，当做囚徒进行长征，不也是他的“功劳”吗？昔日，可以昧着良心，不要气节，拿同志的头颅、热血，去做自己活命的交换条件，今天，为什么就不能把信仰当做商品来拍卖呢？同时，她又想起了李奇伟打她一记耳光的往事，仔细揣度起来，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心灵深处还有着极为严重的封建意识——女人是男人的附庸——无论处在什么特殊的环境，作为他的妻子只能守节。但是，当她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心灵就像是被一把无情的利刃刺穿了，因为他把夫妻真诚相爱也当成了商品，为他政治上捞到更多的红利，也廉价地拍卖了！这不仅污辱了自己圣洁的心，而且还把自己当做资本进行了投资，这是何等的无耻啊！她禁不住地痛泣自语：

“神圣的革命殿堂中，竟然供奉着这样肮脏的主宰者，自己不但被他们占有了肉体，而且还被拍卖了自己的灵魂，这是何等残酷、悲哀的事啊！……”

太阳完全地沉到西山背后去了，姚秀芝走到山林边沿的一个高坡上，眺望着西天尽染的血色，恰似一幅壮丽的油画，镶嵌在瓦蓝瓦蓝的长空中。她是何等地想奏响提琴，忘情地赞颂这大自然的美景啊！可心爱的小提琴不在了，只好任这壮烈的旋律激**着心胸……

艺术之神飞去了，她又把视觉由远天移到山脚下边，一座不小的村镇沐浴在暮霭霞蔚中，一缕缕袅袅的炊烟射向晴空，天渐渐地扩散开来。姚秀芝想，只要这里的村民知道去成都的路，我就是沿途卖唱乞讨，也要从成都北上出川，找到党中央，找到霍大姐和彤儿。

啪！啪！

突然，山下传来了清脆的枪声。姚秀芝急忙循声向山下一看，只见两个衣着不整的川军吵吵嚷嚷地向山上跑来，他们身上的长枪，手中的猎物左摇右摆，影响着他们爬山的速度。姚秀芝惊得调头就跑，她忘记了山路的崎岖，也顾不上拦路的藤蔓，摔倒了，爬起来再跑，衣服剐破了，也不看上一眼，只想快些甩掉这两个川军的追赶。突然，一座刀削的峭壁出现在面前，她急忙收住双脚，瞧着这一眼看不见底的深渊，恐惧地自语：

“完了！全都完了……”

夜幕徐徐地落了下来，尾追的川军的叫骂声越来越近了，姚秀芝慌忙沿着绝壁的边沿向左面跑去，没出百步，一座山坳拦住了去路，她一看坳中的藤蔓野草伸手可及，茂盛得看不见坳底，不假思索，把眼一闭，纵身跳进了这座山坳中。

姚秀芝借助藤蔓野草的拦阻，幸免于难，只是在落地的时候，感到右脚扭了一下，她全然不顾这一切，慌忙钻进一丛密不见影的藤蔓中，暗自祈祷：

“千万别落入他们的手中啊！”

夜幕完全罩住了山林大地，那忽隐忽现、忽近忽远的林涛声，给人一种寂寥、空旷——并含有几分恐怖的感觉，少顷，山坳的上端，传来了两个川军的对话声：

“怎么这个红军堂客转眼就不见了呢？”

“可能是跳崖摔死了！”

“我才不信呢！”

“那……她会逃到哪儿去呢？”

“说不定就藏在下边的野草中。”

“那太好了，活该你我有福分！”

“臭当兵的，有啥子福分嘛。”

“拿这个堂客开开荤嘛！”

姚秀芝听到这儿，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她紧紧抓住一根折断的枯藤，完全做好了自卫的准备。忽然，上面出现了亮光，她警觉地仰起头，透过交织的藤蔓的空隙，看见上面站着那两个川军，一个手拿划着的火柴，两个人探着身子望下看，希望借助火柴的亮光，发现姚秀芝藏身的地方。亮光熄了又亮，亮了又熄，待划到第五根的时候，上面又传来了对话声：

“算了吧！就算咱哥儿俩没这个福气。”

“可她会逃到啥子地方去呢？”

“这得去问老天了！”

“哼！只要她不是长翅膀的仙女，就休想逃出我如来佛祖的手心。”

“就是喽，这儿是咱们的防区嘛。”

两个川兵十分败兴地走去了。姚秀芝忍着脚伤的剧痛，拄着一根枯枝，从山坳里的藤蔓中爬出来，一拐一拐地向着山下的乡镇走去。

偏远的乡镇早就入睡了，只有秋风在怒号着。姚秀芝终于走到了乡镇的边上，她的双手一扶支撑藏楼的柱子，竟然累得躺在了地上。她一动不动，急促地喘着粗气，连伸手擦拭额头上的汗珠的力气都没有了。

突然，一条放牧用的狼狗汪汪地叫着，直扑姚秀芝而来。姚秀芝倏地从地上跃起，挥舞着手中的枯枝，与狼狗展开了搏斗。未经几个回合，姚秀芝被狼狗扑在了地上。

“黑子！快过来。”

随着喊声，一位妇女从藏式的楼上走下来，那条狼狗收起野性，调转过头，摇着尾巴，朝着女主人走去。

女主人不慌不忙地走到跟前，认出倒在地上的姚秀芝是个女人，再一看双手紧紧抱住的枯树枝，误以为是个讨饭人，略带责备地说：

“你这个讨饭的，天这么晚了，还不找个地方睡觉啊？”

姚秀芝一时正想不出怎样回答自己的身份，忙说：

“讨饭没赶上点，天晚了，找不到个住处，就想在你的房下借宿，没想到……”

“被我的阿黑发现了，是吧？”这位中年妇人骂了阿黑几句，阿黑有点理屈地摇着尾巴走了。她转过身来，抱怨地说，“快起来吧！不是我赶来，你的小命都没了。”

姚秀芝双手拄着枯枝想站起来，刚刚拱起上身，再次摔在了地上。

“怎么啦？是让阿黑咬伤了吗？”

怎么回答呢？姚秀芝急中生智，巧妙地答说：

“不全是狗咬的！我连累带饿，本来就虚的身子，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咳！多可怜的女人。”这位妇女又叹了口气，俯身搀起姚秀芝，说了一句“先到我家吃点东西吧！”遂小心地扶着姚秀芝，沿着木板楼梯向二楼走去。

这是一座典型的藏式住房。二层的住室中间也有一块大石头，上面架着个三角架，在三角架的下面吊着一个又黑又脏的小铁锅，锅下面燃烧的木柴还闪着火星。向阳的窗子大一些，上面镶着一块玻璃，窗前边有一张雕花的红漆条桌，上面摆着汉族女人用的针线笸箩，还有一盏摇曳的酥油灯，对面的墙下摆放着一张双人木床，铺着已经旧了的锦绣被褥。再看看墙上贴的那满是蜘蛛网的年画，给人一种藏汉合璧的风格。女主人约有四十来岁，穿着藏族的服装，但脸上的皮肤却是白皙的。她走进二楼的住室，侧首一看姚秀芝，惊得“啊”了一声，脱口而出：

“你……是个女红军……”

姚秀芝急忙扶住墙壁，望着女主人那惊愕的神色，说出了预先编好的台词：

“我是个女红军，行军中崴了脚，就……掉队了。”

女主人很快镇静下来，她再一看姚秀芝那破烂的军衣，蓬乱的头发，虚弱的身体……一种怜悯心油然生起。她匆忙端起酥油灯走到姚秀芝的面前，俯身一看肿得像馒头似的右脚脖子，心疼地说：

“这怎么受得了哟！快脱下鞋来用开水烫烫吧。”

女主人扶着姚秀芝走到床前，坐在铺着一个被筒的床沿上，小心地为姚秀芝脱下两只鞋子，转身端来一个灰色的陶盆，从吊着的铁锅中舀了半盆水，放在床的下边，一边为姚秀芝烫脚，一边自言自语地唠叨：

“都肿成这个样子了，还黑灯瞎火地走路，真是连命也不要了……”

一种伟大的母性之爱，兀然扑入了姚秀芝的心底，温暖着她的全身。这时，她又想起了幼年时的奶妈，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抬起头，环视室中的摆设，觉得是那样的不协调，再一听这位藏族妇女说着流利的汉话，又倍感惊疑。她想了想，有意地问：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了，就留个名吧！”

“藏名叫卓玛，汉名叫秋菊。”女主人淡淡地说着，连头也没抬一下。

“你怎么还有个汉名啊？”

“我是汉人。”

“那……你怎么又起了个藏名呢？”

“我嫁给了藏人。”这位叫秋菊的妇女抬起了头，望着姚秀芝那惊诧的表情，有些惨然地笑着说，“用咱们汉人的话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做了藏人的老婆，当然就应该起个藏人的名字了。”

“你的丈夫呢？”

“全都死了！”

秋菊的回答太令人费解了，怎么能答说“全都死了”呢！姚秀芝望着心情沉重的秋菊，惊得张了张嘴，都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秋菊看了看姚秀芝惊疑的表情，似乎猜到了对方的心事，不以为然地笑笑说：

“是全都死了！你感到新鲜，是吗？”

姚秀芝点了点头。

秋菊帮着姚秀芝烫完了脚，又把脏水从窗口泼了出去，放下陶制的盆子，伸手理了理头发，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你准饿了，先吃饭吧！等上了床，我再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姚秀芝美美地饱餐了一顿藏汉饭菜，接着又和秋菊钻进了一个宽大的被筒，开始静静地听秋菊讲述自己的身世。

秋菊的父亲是个木匠，为了谋生，带着女儿来到这座藏汉杂居的乡镇做木工。不久，又收了两个从外地逃来的藏族青年做徒弟，四口人生活得很快活。在秋菊十八岁那年，父亲得了重病，从此卧床不起。在他临终的前夕，把两个藏族徒弟叫到跟前，希望他俩当中有一个做秋菊的丈夫。这俩藏族青年，为了报答师父的恩情，私自商量定了，同娶秋菊为妻。

姚秀芝听到这儿，惊得脱口而出：

“这怎么行呢？”

“行！这是藏人的风俗。”

“你就这样做了他们两个人的妻子啦？”

“没办法！谁叫咱生来是个女人呢。”

“这……太落后了……”

“落后是落后啊！对一个女人来说，有两个丈夫，比没有丈夫要好过多了。”

秋菊说得是那样的悲凄，过了很久，才又喟叹不已地说：

“我早就听内地来的人说，红军是好人。不然，你冒冒失失地投到别人的家，说不定早就没命了。”

姚秀芝实在是困乏到了极点，她在秋菊絮絮叨叨的话声中，渐渐地进入了香甜的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