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返的红四方面军终于穿过了草地，在毛儿盖略事休息后，“旋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党坝、松冈开进。时值苹果、核桃、柿子的收获时节，部队沿途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弄来充饥果腹。月底，我们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右路军会合”。不久，“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事情发生在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脚木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址选在一座喇嘛寺庙里，肃穆的庙宇也给会议带来了沉重的氛围。会议当然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织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

面对这样一个突然袭击的历史会议，常浩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中。他每每想起张国焘在会上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的时候，他的耳边就响起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的话声：“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为此，常浩又禁不住地自问：

“张国焘的举动对吗？临时党中央合法吗？为什么连朱德都不支持他呢？”

常浩对复杂的现实理不出头绪，会议上激烈地反对中央的情景又重现眼前，他仔细分辨每个同志发言的要旨，又觉得不无道理，似乎张国焘的行为是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心意，既然是众心所系，那临时党中央的旗帜为什么不能打出去呢？但是，当他欲想表态支持张国焘的时候，徐向前总指挥的形象又伫立在面前，他又情不自禁地问：“徐向前总指挥和张主席共同战斗多年啦，他那天为何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态呢？”他告诫自己：“慎重！应当私下再听听徐总的意见。”

真是无巧不成书。常浩去请教徐向前同志的时候，恰巧张国焘正在和徐向前同志谈话，他伫立在门外，偷听了徐向前同志的这段谈话：

“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我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觉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

常浩听后暗自赞同地说：“徐总说得对啊！”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朝着更坏的方面发展了。反对分裂的刘伯承同志，无故被解除了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军大学工作，名为校长，实际上是军事教员；与此同时，还传说朱德同志受到了软禁……这震撼了常浩的心。为此，他重新估计了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毛泽东率部北上的部队不足万人，出川之后，又必然投入到数倍于己的西北军、东北军的汪洋大海之中，很难立住脚，就更不用说建立根据地了；他又认为，张国焘手下的部队有数万之众，立足四川，与川军角逐决无问题。同时，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如果再不亮明旗帜，就必然遭到新的清洗。他不再犹豫彷徨了，他向张国焘进谏了这样一个计谋：

稳定、发展红军队伍，必须确定张主席的绝对权威，毫不手软地清洗毛派分子。

张国焘欣然同意了常浩的建议，并授以极权，凡是军职以下的干部，不必请示临时党中央，保卫局有权处置。

常浩的职业是肃反，自然懂得反戈一击的威力。他又想到了姚秀芝：她是一方面军的干部，如果她能杀个回马枪，对巩固张固焘的领导地位，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当他想到由谁去做姚秀芝的工作的时候，又生气地责骂起李奇伟感情用事，断掉了和姚秀芝的一切联系。然而当他自己想到和妻子离异的矛盾情感时，又十分自信地说：“现在是外凉内热的时候，就是看李奇伟识不识大体了！”待他想好一个完整的突破方案以后，便胸有成竹地叩开了李奇伟的门。

李奇伟早就听到了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的风声了，当他获悉张国焘出任“临时中央”主席的时候，本能地预感到自己的厄运又要临头了。他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恨不得自己能生十个脑袋，长二十只耳朵，把一切风言风语都收集起来。焦急之中他又想到了常浩，希望他能在这位望之生畏、听之破胆的张主席的面前，如实地陈述自己架桥的壮举，永远地甩掉这顶托派的帽子。令他怀疑的是，常浩再也不来造访他了，就是偶然中碰了面，布满常浩脸上的阴霾告诉他：常浩也遇上了难题，自身难保的菩萨是不会发善心、救人命的。随着清洗风声的扩大，他又想到了自己在军中度过的囚徒生活，真是胆也吓破了，每到夜里从噩梦中惊醒以后，他都要虔诚地自语：

“张主席！这次清洗您只要放我过去，我会全心为您效力的。”

吃过晚饭以后，李奇伟独自关在屋里，依然是对着那盏如豆的油灯苦思冥想。常浩意外地推开了他的门，满面春风地走进屋来。经验告诉他，常浩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已经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坦途。当然他也明白，今日不速来访，也带来了希望之光。他匆忙站起身来，竭力地抑制住忐忑不安的心绪，笑脸相迎地说：

“请坐，请坐！看你这喜庆的样子，一定是为我带来了新的战斗任务，是吧？”

“是，是！算是被你猜对了。哈哈！”常浩自如地打着哈哈，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

李奇伟一听常浩这惬意的谈笑，自己的一切疑虑顿失。他转身倒了一搪瓷缸子开水，双手捧到常浩的手里，故意掩饰起内心的喜悦，装得十分严肃地说：

“我真是闲够了，快给我个用武的机会吧！”

常浩并没有照直说出自己的来意，先是喝了一口水，故作忧虑地说：

“先不忙谈请缨杀敌的事！告诉我，你和秀芝同志和解了吗？”

李奇伟一听愕然了，多疑地自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再一看常浩那殷切等待他答复的表情，又自作聪明地暗说：“何必对我还来这一套！非关心一下私生活，才显示出领导水平吗？”他冷淡地答说：

“我们还是谈工作吧！一句话，我真想张开双臂，去拥抱党交给的革命工作。”

“不，不！依我之见，在你张开双臂去拥抱党交给的革命工作以前……”

常浩有意地收住了话语，再次把搪瓷缸子举到唇边，小小地又呷了一口水，咂了咂嘴唇，微微地点了点头，似在称道水的味道。

李奇伟一下又变成了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内心焦急得很，可又不能在这位“老肃反”的面前显露出来。他也装作处之泰然的样子，小小地来了个幽默：

“快说吧，我需要拥抱什么？”

“简而言之一句话：需要先拥抱姚秀芝同志！”

“啊？……”

常浩依然是笑靥不减，但他不再和李奇伟交流情感，装作轻松愉快的样子，望着摇曳不止的灯光，再也没有说些什么。

李奇伟惊呆了。

常浩越是轻松，李奇伟就越是迷茫，他渐渐地感到室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了，再也不能这样僵持下去，遂小声地问：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不！是在谈严肃的革命工作。”

“这叫什么严肃的革命工作？”李奇伟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发怒地说，“不要再和我谈那个没有贞节观、羞耻感的姚秀芝！”

“不对！”常浩用力把手中的搪瓷缸子放在桌子上，水溅出老高，他站起身，非常严肃地说，“我不准你用这样的语言辱骂姚秀芝同志！”

“是她用最卑鄙的行为污辱了我的人格！”李奇伟大声地争辩着。

“胡说！”常浩勃然大怒，重重地拍了一下桌面，他大声说，“你这是用封建的贞操观，在辱骂我们的革命同志！”

李奇伟的灵魂受到了刺伤，他失去理智地大吼着：

“我是堂堂的男子汉，绝不受女人的这种辱没！这不是封建的贞操观，这是在维护我做丈夫的尊严！”

“那好，再见！”常浩愤然地向屋外走去。

李奇伟惊得手足无措。顿时，他又从常浩这反常的举动中想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长期忍受审查之苦的教训，使他觉得自己这无名火发错了对象。他匆忙藏起久未暴露的本性，快步追上常浩，强作欢颜地说：

“都是我不好，让你生气了，快消消气，我还等着你交给的革命任务呢。”

“在没有和姚秀芝同志和好之前，”常浩又有意停住了话音，片刻，淡淡地说，“这项重要的革命任务，是不能交给你的。”

“为什么？”李奇伟反问。

“不必问了！你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到我的住处来，这项重要的革命任务，连同你的任职，一并交给你。”常浩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李奇伟被打入闷葫芦里了，他左思右想，猜不出常浩要他和姚秀芝和好的原因，更不明白这项重要的革命任务，为何又和姚秀芝和好联系在一块？但他一想起姚秀芝和张华男同居的事来，胸中就烧起屈辱的烈焰，一种不共戴天的复仇欲念耿耿在心。他愤然自语：

“这是封建意识吗？不！这是做丈夫的起码的权利。不然，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为何也主张爱情有排他性呢？”

但是，当这屈辱的烈焰暂时熄灭后，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党中央发生的急骤变化，他猜想也许这要他和姚秀芝和好不无关系，最后，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假如为了维护做丈夫的权利，从而导致重新做囚徒——甚至背着反革命的罪名，永远地倒在革命的征途中，那才是愚蠢呢！

李奇伟实在惧怕囚徒的生活，他很快想通了。这时，常浩说的这句话：“……这项重要的革命任务，连同你的任职，一并交给你。”再次回响在他的耳边。他想，与姚秀芝和好以后，不仅可免于囚徒之苦，而且还能变成一位相当有威望的指挥员，遂又暗自说：

“现在不是维护做丈夫的尊严的时候，我必须把和姚秀芝和好当做手段，去赢得一切。等我的地位确定以后，再收回这种手段也不迟嘛！”

李奇伟满脸的怒色隐退了，但掠过脸庞的却是一种自轻的表情。他毫不迟疑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向着漆黑的夜幕走去。

常浩刚要上床休息，李奇伟一步闯进屋来，常浩像训导小学生那样，不失身份地问：

“想通了？”

“想通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嘛。”

“那好，请坐下谈吧。”

首先，常浩向李奇伟通报了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绘声绘色地讲了与会者拥护张国焘、赞成开除毛泽东等人党籍的气氛；接着，他专题讲了那天的会议上，一方面军的一位军职干部现身说法，对与会者认识中央错误路线所起的作用；最后，他强调指出，为了确立张国焘在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必须要耐心地做工作，启发留下来的一方面军的同志的革命觉悟，主动地站出来向中央的错误路线开火。常浩突然把话锋一转，很有分量地问：

“奇伟同志，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在李奇伟过着漫长的囚徒生活期间，党中央已经犯过好几次路线错误了，负责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也更换过好几批了，究竟是非功过如何，他无从详知。但他知道这样的事实：无论是谁执政，都要对下台者发动攻击，许多追随者理所当然地成了打击对象。如今，他于偶然之中摘掉了托派的帽子，为何要为北上的毛泽东等人背过，再戴上一顶拥毛顽固派的帽子呢？为此，他把早已想好的答案端了出来：

“我拥护临时党中央，支持张主席，赞成清算党中央的错误路线！”

“同志！我的好同志……”常浩突然展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李奇伟，非常激动地说，“奇伟同志，你明白了我要你和姚秀芝和好的原因了吗？”

李奇伟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去负荆请罪？”

“我这就去！”

“哈哈！”常浩开心地笑了，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午夜时刻就要到了，她恐怕早已睡下了，明天再去吧！”

李奇伟有些难为情地笑了。

“怎么样？你也回去睡个好觉吧？”

“好！好！”

李奇伟连声答应着，就是双脚一动也不动。常浩明白了，笑着说：

“看我的记性有多坏！连你的任命这样大的事，都差一点忘了通知你了。”

李奇伟的神经高度紧张起来，他习惯地并拢双腿，严肃地听着决定未来命运的任命。

“我和有关部门反复协商，经张主席亲自批准，任命你为宣传部副部长。”

真是喜从天降啊！多年的囚徒，转身变成了副部长，真是比天上掉馅饼还传奇、还容易啊！但这就是现实。李奇伟于惊喜之中又声音颤抖地问：

“我的工作范围呢？”

“一、负责总部的政治宣传工作；二、抓一抓四方面军的红军剧团。”

“可我与文艺无缘啊！”

“不！有缘。姚秀芝是红军中少有的艺术家嘛，你们和好以后，还可以任命姚秀芝为红军剧团的团长嘛。”

至此，李奇伟明白了要他与姚秀芝和好的全部原因，满意地离去了。

翌日清晨，心情沉重的姚秀芝匆匆吃完早饭，欲要和总部女子工兵营外出筹粮，李奇伟春风得意地走进屋来，送给她的是多情的一瞥，接着又含情脉脉地说：

“秀芝，今天就不要去筹粮了，我们好好地谈一谈，好吗？”

这太出姚秀芝的意料了！

自从那天分手之后，她做梦都盼着李奇伟回到自己的身边，可他的心是那样的狠，离自己越来越远，致使自己的爱心冷得都快结冰了。正当她认为木已成舟、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却主动地回到了自己的身边——且又是如此笑容可掬地望着她，这使她惊喜过望，手足无措，她为了掩饰这复杂的情感，下意识地低下了头，小声地问：

“你……怎么来啦？”

“没想到吧？”

“是的。”

“你真相信我会那样的绝情吗？”

姚秀芝不知该如何回答。

“如果就此了结了我们的爱情，岂不是对巴黎公社墙下的婚礼一大讽刺吗？”

姚秀芝的心就像是遭了鞭挞，突然地抖颤起来。

“虽说我们都立下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誓言，这并不等于和封建主义一刀两断了。相反，它还像是一根扯不断的魔绳，死死地捆绑着我们的灵魂。”

姚秀芝无法压抑自己那颗浸透着人生苦汁的心，泪水哗的一下冲开了情感的闸门。

“那天我的愚蠢举动，就是残存的封建主义在作祟。当我冷静下来以后，我真恨透了自己，连向你忏悔的勇气都没有了！”

姚芝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陡然向床铺上一扑，双手捧着脸失声地哭了。

李奇伟从这痛心的哭声中，感到了姚秀芝忍受的全部委屈，也明白这是女人在寻求爱抚的信号。他稍息片刻，就像是演员登台前先酝酿情绪那样，突然猛扑过去，紧紧拥抱着姚秀芝抖动的身躯，一边疯狂地亲吻那遍是泪痕的面颊，一边不住声地说着：

“亲爱的！你真的不原谅我吗？”

开始，姚秀芝不情愿地推着那拥抱自己的身子，随之，便完全失去了力气，只嗫嚅地说着“我也有错处……请你也……原谅我……”最后，她感到浑身的血管无限地膨胀，奔流着沸腾的热血，她微闭上双眼，接受着丈夫赐给的爱。

这时，大街上传来了集合的哨声，姚秀芝睁开双眼，斜视纸糊的窗户，发现一个人影缓缓走过，她急忙哀求说：

“奇伟，别，这样……”

“不！不……”

“大白天不好……”

“没有关系。”

“外边有人。”

“不怕，我们是夫妻。”

“那也要考虑影响……我求求你了……”

李奇伟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理好衣服，十分痛苦地摘下大盖军帽，用力摔在桌子上，旋即往桌面上一趴，竟然哽噎着哭了。

姚秀芝吃力地从**爬起来，整了整那顶佩有闪闪红星的军帽，望着伏案饮泣的丈夫，一种做妻子的歉疚感打心底涌起。她缓缓地走到桌前，爱抚地摸着他那过早变了色的头发，动情地说：

“奇伟，别这样，从今以后，我什么都答应你。”

“真的？”李奇伟抬起头，用惊异的目光，仰视着多情的妻子。

姚秀芝深情地点了点头。

李奇伟蓦地又抱住了姚秀芝那纤细的身躯，强迫妻子坐在了他的双膝上，随即又送来了狂热的一吻，俨然像是一位胜利者，十分自豪地笑了起来。

姚秀芝理智地离开了李奇伟，不自然地坐在了床沿上，她望着李奇伟那得意的样子，哀怜地自语：“他多像是一棵久旱逢雨的小草啊！”她毕竟是一个久经磨难的革命家了，她懂得夫妻的情爱，只是一时的精神需要，而革命的前途，才是维系他们生存的事业。她低沉地——但又是不容置疑地说：

“我们应该谈谈相互关心的大事了。”

“你说得很对。”李奇伟突然收起了撩拨妻子爱心的表演，十分严肃地说，“我这个刚刚走马上任的宣传部副部长，是应该很好地听听妻子的意见。”

“什么？你……出任宣传部副部长了？”

李奇伟看着妻子那惊喜的表情，微微地点了点头，说：

“这，又出你的所料了吧？”

姚秀芝不知该如何回答。就在她惊诧的这一瞬间，她想了很多。依据李奇伟的能力，革命的资历，出任宣传部长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令她惊疑的是，在党内斗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他这位四方面军的知名囚徒，竟然被所谓的“临时中央”看中了，破例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她预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也想到了李奇伟突然来访一定还另有原因。她深沉地答说：

“是有点出我所料。”

“在革命处于转折的关键时期，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谁是主宰你命运的上帝呢？”

“革命！”

“革命？”

“对！”李奇伟简单地回述了党的斗争历史，感叹地说，“政治就是这样的无情！昨天的囚徒和主宰者，一夜之间就会把位置颠倒过来。我就是这样丢掉囚徒的枷锁，又被封为宣传部副部长的。”

姚秀芝从他的言谈中，嗅到了一种发霉的味道。但她认为丈夫在受迫害中悟出一些消极的道理，也是情有可原的。她为了了解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又笑着问：

“部长大人，我都快变成政治盲人了，快给我通报一下情况吧！”

李奇伟就像是一个倒买倒卖的政治商人，把常浩通报给他的内容，又添枝加叶地复述了一遍。最后，他又严肃地说：

“现在，党处在了关键时期，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也处在了关键的时期。”

姚秀芝听后心如乱麻，理不出个头绪；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到一点光明。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继续听李奇伟慷慨陈词：

“一方面军的同志，纷纷反戈一击，为批判中央的错误路线，为确立张主席的领导地位，都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你是一方面军的知名囚徒……”

“而且还深受其害。”

“对，对！如何把你打成托派，当做囚徒押着长征的历史说出来……”

“将是一发很有说服力的炮弹。”

“完全正确！你控诉了中央错误路线以后，领导答应委任你为红军剧团的团长。”

姚秀芝渐渐地从忧虑变成了愤怒，为了彻底揭开李奇伟的面纱，又理智地把怒火压下去，有意半开玩笑地说：

“你赞成开除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党籍？”

“我不赞成可以吗？”

“你同意成立临时党中央？”

“我不同意有什么用？”

“为什么？”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你不会开顶风船吗？”

“那……我这只破船只能被革命的风浪打翻，再次充做红军中的囚徒！”

“难道连真理都不要了吗？”

“我并不知道谁代表了真理，只能做一名识时务的俊杰！”

“看来，你这个副部长的衔，也是向张主席表忠心换来的吧？”

“那是自然！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我带头向中央发难，仅给个红军剧团的团长，是不是太小了一点？”

“好说，好说……”

“哈哈……”姚秀芝突然大声狂笑起来。

李奇伟被笑蒙了，他大为惊诧地问：

“你……笑什么？”

“我笑你太卑鄙！”随着大声斥责，啪的一声，姚秀芝又重重地打了李奇伟一记耳光。

咣当一声，屋门打开了，常浩怒气冲冲地走进屋来，看着双手捂脸的李奇伟，严厉地下达命令：

“捋掉她帽子上的红五星，关她的禁闭，立即进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