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于九月三日停止北上的真实目的，还是坚持他南下的错误方针。

诚如前文所述，张国焘反对徐向前合兵一处北上的主张，力主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本身就是一大政治阴谋：其一把红一方面军的四个军团一分为二，在他看来，等于削弱了中央赖以依靠的力量。与此同时，他把红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三十军与四军分到右路军，并交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统率，这其中有没有挟持的预谋？史无论及。但从他后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政治行为看，那是确证无疑的。其二他亲自率领的左路军在阿坝，位居草地的西南角，与西康、青海毗邻，再与他主张的“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并“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的构想相联系，可以看出他不仅坚持自己的南下路线，而且还把阿坝已经内定为未来的“苏区一部”。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在沙窝会议上公开批评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之后，使张的内心更加反对北出甘南的路线。在他看来，一旦在川陕甘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就证明他放弃川陕根据地是错误的；到那时，老账新账一起算，他这个少数派是吃不消的。但是，当他后来接到徐向前催他向右路军靠拢的电报之时，他是很矛盾的，在被迫同意移师的同时，他在寻找拒绝北上的理由。恰在这时，他又找到了“葛曲河涨水和草地不易通过”的借口，遂于九月三日给中央发了那份反对北进的电文。事后，他为了掩盖其不可告人的阴谋，对这一决定做了如下的辩解：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前面，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褪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君从故乡来，必知故乡事。”原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是怎样看待他这一决定的呢？请看徐向前的回忆与评述：

张国焘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变了卦。九月三日，他来电说：“（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可见，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一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时在左路军的朱德总司令与刘伯承参谋长是坚决赞同北上的。当他们获悉张国焘借口葛曲河涨水而下令南返之后，都十分着急。其中朱总司令为了弄清葛曲河涨水情况，亲自赶到河边，并派他的警卫员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事后，潘开文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葛曲河离班佑很近，只要走三、五天就可以与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葛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趟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

接着，朱总司令与张国焘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争执。时任参谋的陈明回忆道：“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争吵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为此，张国焘于九月五日以个人名义下令：“我左路军先头兵团决定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他为了让中央知道他决计南下的态度，同时也发电给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徐向前与陈昌浩将上述电文报告了中央。

党中央在收到张国焘发自九月三日的电文之后，几乎是天天在开会，研究如何解决张国焘率左路军南下的问题。

对此，毛泽东虽然感到愤慨，但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两个多月以来的实践，已完全证明张国焘的立场和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他放弃南下主张，那他就真的不是张国焘了。在此危难的时刻，毛泽东想的和做的主要是两件大事：其一是坚持尽快脱离险境，北出甘南。为此，他命令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为先头部队，立即向俄界地区探路前进。其二，他寄希望于徐向前与陈昌浩，通过工作坚定他们二人北上的立场，进而影响张国焘与左路军。退一步说，张国焘执意率左路军南下，他也希望通过徐向前与陈昌浩，把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带往甘南，免受南下不必要的牺牲。为此，他在竭尽全力向陈昌浩阐述北上是唯一正确路线的同时，还在具体问题上做了一些策略性的让步。例如：

在这期间，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一篇论北上、南下的文章，准备在《干部必读》上发表，照例拿到编委会上集体讨论。参加讨论的有陈昌浩、凯丰、杨尚昆。文章词句并不尖锐，但观点很鲜明：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是退却逃跑。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火冒三丈，强烈反对。张闻天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从团结出发，还是对陈昌浩让步，这篇文章就没有发表”。

事后，毛泽东知道了此事，为了团结陈昌浩，表示赞同张闻天这样做。

对于张国焘的倒行逆施，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当然是坚决反对的。但是，为了寄希望于徐向前、陈昌浩，他们还是多次与徐、陈讨论。“在策略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仍然力图通过和缓的商讨，他们表态都既不失原则又婉转而留有余地，表示南下如果真有利的话不是不可以交换意见。同张国焘针锋相对的对策，让徐向前、陈昌浩去直言诤谏，这样便于张国焘转圜。”因此，徐向前、陈昌浩在九月八日致张国焘的电文中写道：“毛（泽东）、张（闻天）皆言只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另外，毛泽东与张闻天如此煞费苦心，除去对张国焘做到仁至义尽而外，恐怕主要还是意在徐向前和陈昌浩。

与此同时，由于陈昌浩在沙窝会议上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而且他在四方面军的影响及地位，即使改变不了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他也可以把编在右路军中的三十军、四军带往甘南。所以，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天天和他谈话，改变他业已动摇并倾向张国焘的思想。或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陈昌浩终于被中央暂时说服，于九月八日九时，以他与徐向前的名义给张国焘发了一则电文：

（一）林（彪）、聂（荣臻）电：一师昨已到韦藏寺、狼牙寺，沿途隘路，深河，桥多，粮富，蛮子稍有截击，狼牙可驻一军人。我处到求吉寺二十里，到狼牙寺二百五十里，狼牙到罗达一天，到岷州三天，到西固两天。

（二）求吉寺、脚杖寺仍续围中，由上包座向南坪、黄胜关各搜索百里无敌情，通南坪路上有粮、房。

（三）胡（宗南）不开岷（州），目前突击南（坪）、岷（州）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四）川、陕、甘三省各十万分之一军用图已全有，青、宁五十万分之一图只有一部分。

（五）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向北调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向、浩

实事求是地说，由陈昌浩起草的这份电文是正确的，说明他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的帮助下，这时的立场是站在中央一边的。但是，当他收到张国焘于当天——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发给他和徐向前的这份电令：“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他的立场当即开始动摇，遂拿着这封电报找徐向前商量，寻求一致的行动步骤。

徐向前看到张国焘的来电——命令他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他的第一感觉是：“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同时，他还认为“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所以，他对陈昌浩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陈昌浩可能事感突然，也可能是他一时拿不出两全之策，故同意徐向前的建议，“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去了。

中央诸同志见到这份目无中央，措辞极为强硬的命令式的电文都非常愤慨！唯毛泽东一人表现异常镇静，他认为事关重大，中央必须召开紧急会议，采取同一的步骤。经过他与张闻天等洽商，立即起草一份给张国焘的电文。鉴于周恩来当时病重，会议地点就选在周恩来的住处。由于徐向前是前敌总指挥，自然也通知他到会。

据徐向前回忆：他赶到周恩来的住处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我不是，所以我是个听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

会上，“陈昌浩表示再走草地不好，但北上有王均、毛炳文等敌人，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主张南下”。

徐向前回忆说：“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表态。”

接着，大家很快取得了共识：中央以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原电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绝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也就是在这前后，彭德怀感觉到“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觉察”。为此，他一走出草地，“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主席处”，用他的话说：“其实我只是为了到毛主席处去，才去前总的。”在这之后，他每天都去前总。同时，他还“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与此同时，他“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诚如前文所述，张国焘出任总政委的第一件事就是收缴密码本，切断了中央与各军团之间的联络。彭德怀认为时下是非常时期，必须保持与一军团的联系，共同应付不测事件的发生。他与政委李富春经过慎重研究，为防不测，“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

由此可见，他对党、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的。

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张国焘反对北上，要右路军南下的消息，很快在总部直属单位传播开来。因此，空气分外紧张。其中，原干部团——时下为红军学校特科团政治委员宋任穷就亲自找过一方面军代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并说过这样的话：

“北上一定要把我们红军学校特科团带上。否则，我们开小差也要北上，那时候可不要因为开小差而开除我们的党籍。”

毛泽东与病中的周恩来等负责同志，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迎来了九月九日。天刚刚放亮，毛泽东就与张闻天等协商，如何应付这突发的事件。这时，毛泽东虽然知道陈昌浩对坚持中央提出的北上路线开始动摇，但他依然寄望于陈昌浩与徐向前，希望通过他们二人把原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带往甘南。

但是，恰在这空当。徐向前与陈昌浩就收到了张国焘坚持南下错误方针的电文：

向、浩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进，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陈昌浩收到张国焘的这份电报之后，他当即“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们两人经过研究，由陈昌浩向中央反映他和徐向前的意见。

毛泽东与张闻天等中央负责同志，在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之后十分生气，尤其听了陈昌浩的表态——他和徐向前同意南下的意见，当即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据徐向前回忆说：陈昌浩“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中央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对张国焘做最后一次努力，当即给他，并通过他给徐向前、陈昌浩发了一则电报：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实事求是地说：张国焘发展到今天，是在毛泽东所料之中的，因此他并不感到有多大的惊奇。但是，徐向前与陈昌浩突然改变态度，支持张国焘错误的南下方针，他的确感到很痛心。因为他清楚：由于前敌总指挥与政委改变态度，原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不可能随中央北出甘南了。这样一来，这上万名英勇的红军战士就要因此而受苦，甚至遭受巨大的牺牲了。他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亲自赶到前敌总指挥部，站在院子里问徐向前：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当然知道毛泽东问话的本意，他不无矛盾地答说：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

毛泽东见徐向前是这种态度，认为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以“便没再说别的，要我（徐向前）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既然原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一定要再过草地，那么如何才能把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带往甘南，重新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呢？这又变成了毛泽东思考的中心。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沙窝会议之前，张国焘为达到篡夺党中央领导大权的目的，他就“要求中央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会机构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他下达。中央军委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动，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时下，中央对张国焘所控制的总司令部已经失去指导地位，而所属的前敌总指挥部，及其左路军和右路军又必须听命于总司令部，如果前敌政委陈昌浩不仅公然反对中央北上路线，而且还凭着手中握有三十军和四军，坚决执行张国焘南下的命令，不允许一、三军团随中央北出甘南怎么办？为此，毛泽东正在筹谋采用和平的手段，践行北出甘南的办法。

恰在这时，彭德怀赶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告之“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

虽说毛泽东已经知道陈昌浩的态度了，但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听了彭德怀的报告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他沉吟片时，问道：

“老彭啊，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已经暗自采取了三项措施。”

接着，彭德怀把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主席住处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重新编密码本，已派武亭送交林、聂；他每天都到前敌总指挥部观察动静，及时向毛泽东禀报等说了一遍。这时，毛泽东伸出粗大的双手，紧紧握住彭德怀的双手，感慨地说道：

“你真是我党名副其实的胆大心细的张翼德啊！”

彭德怀从这句话中似感到了什么，他顾不上品味这句话的内涵，随即又问道：

“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早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件，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断然地答说：

“不可！”

这时，彭德怀十分难过。他认为“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兵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这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里）。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扣押人质的意见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向第三者讲过，只是在处境危急的时刻，向毛主席提出供参考，以便求得一个脱身之计”。

毛泽东虽然不赞成彭德怀扣押人质的意见，但是他却从这一建议中看到了彭德怀忠于党并在关键时刻处处为他的安危着想的一颗心！

就在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快步走进毛泽东的住处，把一份绝密电报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