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于八月十八日带着向导老李，率领三十军二六四、二六五两个团向草地进发，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军长、李先念政委率三十军主力随后跟进。历经草地行军的各种磨难，终于到达了班佑。
班佑，被走过草地的红军指战员视为“草原的天堂”。“其实不过是二三十户游牧藏民的集居地。在这个小寨里并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涂以牦牛粪的‘牛屎房子’。”但是，这对叶剑英率领的红军指战员来说，比起在草地上风餐露宿要好多了，“他和大家生起火来，烤烤湿衣服，吃点炒面，睡上一觉，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但是，胡宗南的部队是不让叶剑英同志美美地睡上一觉的。他刚刚在班佑安营扎寨，敌人又派了三千骑兵来袭扰。他“当机立断，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用密集火力狙击敌人，命令二六四团增援，打退了敌骑兵的进攻”。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从敌人骑兵手中夺得了几匹马和一些牛羊，并派人送给了正在过草地的中央领导和后续部队。后来，博古还不无感激地对叶剑英、程世才说：
“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了一顿，这是过草地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
也正是这次在班佑和敌人骑兵的遭遇战，使守敌胡宗南知道了红军一部穿过草地，到达班佑。胡宗南当即下令：命伍诚仁之四十九师于八月二十七日由漳腊向包座急进，企图会同不久前业已控制上下包座地区的独立旅一个团在包座河一线堵截红军北上。
不久，叶剑英获悉敌人的这一战略企图。他当即利用各种渠道侦察清楚：“距离巴西、班佑一百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由胡宗南部扼守的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间，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利用山险隘路，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坚守的防御阵地。”他认为“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丧失先机我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因此，他焦急地等待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毛泽东主席的到来，以便确定包座战役的方案。
接着，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到达班佑，把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巴西。他们在听取了叶剑英的汇报之后，一致认为必须发起包座战役。同时，他们“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一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走出草地，进驻阿西之后，叶剑英与徐向前、陈昌浩遂赶到毛泽东的住地，汇报有关的情况。
首先，由叶剑英“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队一路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楞，还要走四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接着，徐向前又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发起包座战役的设想。对此，他回忆道：
鉴于三军（即三军团）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即一军团）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我和陈昌浩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我们决心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攻取上下包座，然后集中兵力打援。以三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一军做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我（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一座山头上。
毛泽东是主张初战必胜的大军事家。他知道包座之战关系全局，且又是走出草地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因此只能打胜。只有这样，才能给红军全体指战员带来信心和力量。为此，他在批准包座战役之后，又下令调来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亲自了解我军的战斗实力，并向程世才军长讲这次战役的意义。直到他认为万无一失时，他才对程世才说道：
“向前同志向中央建议由你们三十军、四军来承担这个任务，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个建议。”
或许在毛泽东的棋盘上，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以及在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部队，能否坚持中央北出甘南的路线，比发起包座战役更为重要。因此，他在向程世才询问过三十军的情况之后，又花了近四十分钟的时间，讲了全国形成的抗日形势，以及创建川陕甘苏维埃的有利条件。最后，他说：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第一步先要出击甘南，接着向东发展。”
徐向前与叶剑英赶往包座指挥战斗之后，毛泽东遂于八月二十九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两大主力红军北出甘南之后的宣传教育问题。“毛泽东提出宣传教育的内容，应增加战略战术问题；还建议常委会以后要讨论青年团的工作。会议决定：一、最近期内，出一二期《干部必读》、一期《斗争》和两期《前进》。二、分配审查宣传材料；红军建设方面由王稼祥负责，党内建设方面由李维汉负责，战略战术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地方工作方面由秦邦宪负责，民族问题方面由何凯丰负责。三、由何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组成宣传委员会。”
虽说毛泽东在积极筹备有关北出甘南后的工作，但仍然因未收到张国焘的电文而焦急。他急于知道左路军的情况，遂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后的当天——八月二十九日，请陈昌浩以个人的名义发了《关于右路军攻打上包座敌之行动部署致朱德、张国焘电》。现摘录有关章节，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用心的良苦。
（丙）决三十军全部及X军大部去相机打上包座，四军一部去夜袭求吉寺。一军集巴西，少数至班佑待命。后须集中，决走包座、间隙一带与之决战。此地粮食缺，暂不前进与打得包座、间隙仍难持久。但路多向导，左路宜很快向此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丁）据向导说阿坝有路通郎木寺，大概要过大河。到班佑路大，详情不明，昆仑河走墨川下难徒涉，通草地……并不难，可几路纵队走，沿途注意骑兵集结，独妈番骑约七八百，在班佑西北走向东靠，及五军行进时，对此应特别注意。再班佑一带番骑扰乱，可集中约二千余。
翌日——八月三十日，张国焘被迫同意向右路军靠拢，并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发了《关于左路军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致倪志亮、周纯全电》，明确提出了“我左路军以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之目的”。但是，他在这份电令结束的时候，又指示“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瑞龙在阿坝，将来三十一军政治部亦在阿坝大大开展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这又明示出了他的南下决心。
但是，党中央仅仅知道张国焘命“左路军以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因此，毛泽东虽对其能否坚持到底仍打有问号，但心里还是比较信的。接着，他又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攻打包座战役方面来。关于“包座大捷”，现摘录徐向前的回忆如下：
八月二十九日，我二六四团向大戒寺一营守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歼敌两个营，余敌退据大戒寺山后的碉堡里顽抗。三十日夜，援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进抵大戒寺南。为诱使援敌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内，二六四团略予抵抗后，奉命撤至大戒寺东北。当夜，敌进至大戒寺。次日，敌师长伍诚仁率师部进到大戒寺以南，令三个团的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进击，企图压迫我军于上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当天下午三时，我们下令反击。埋伏在山林间的八十八、八十九师指战员，一举揳入敌三个团中间，将敌割成三块，激战至晚，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
与此同时，我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歼敌一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我在求吉寺前沿。那间寺庙的院墙又高又厚，敌在庙后山上筑了坚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很不好攻。部队前仆后继，伤亡不小，我遂令部队停止进攻，围住残敌，待机消灭。……
包座战斗，我三十军立了大功，四军打得也不错。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五十余挺，电台一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
毛泽东获悉包座大捷的消息之后非常兴奋。正如徐向前总结的那样：“我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赋予的打开北进通道的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个师的重大战果，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史有巧合，就在毛泽东离开毛儿盖向草地挺进的同一天——八月二十三日，蒋介石解决了与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的矛盾，并促声明辞职的汪氏复职之后飞返成都；接着，他又收到胡宗南报告：红军一部业已通过草地，到达班佑。他真是吃惊不小！与此同时，他也为毛泽东的胆识和红军的精神所惊叹。当他平静之后，又命令行营参谋团制定新的作战部署，坚决把红军全歼在草地之中。就在传来包座战役四十九师全军覆没的当天——八月三十一日，蒋介石以行营参谋团的名义下达了《关于在草地消灭红军的命令》。现摘录有关作战部署如下：
一、李家钰部，接通松潘，严密封锁岷江，堵匪东窜。
二、甘、青边区守备队，一律增强原来碉线工事，严密封锁，堵匪北窜。
三、刘文辉、李韫珩在金川部队，向绥靖、绰斯甲以北延伸，严密封锁，堵匪西窜。
四、邓锡侯部，抽集后方六团，第一部会同范绍增部，接通关口，连成懋、理封锁线；第二部会同杨森部，接通虹桥，连成两河口、理番封锁线；其追击队出两河口，向卓克基、壤口压迫。
五、范绍增部追击队，会同邓锡侯部，接通关口后，即向大秋地转进；而后向黑水河上游压迫。
六、杨森部，第一步会同邓锡侯部追击队进攻两河口后，即转向虹桥，沿抚边河筑碉封锁。上列四、五、六等三条，均系逐段推进，连成严密封锁线，堵匪南窜。
蒋介石在草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做了严密封锁的部署之后，遂又在各个军事要塞处部署了重兵，妄图一举把红军围歼在草地之中。为此，他在此前后命令在川西北叠溪召开会议，制定“统一川军，困死共军”的所谓“困死政策”：“除交换各路军的封锁情况、交流作战经验、优待红军投降官兵，规定藏民区坚壁清野之外，还规定两项禁令：前线军民有偷运粮食到红区者处死刑，藏民有参加红军及供乌拉者以‘通敌罪’论处。”在蒋命石看来，红军必定困死在草地之中。
但是，任何军事家都明白：制定作战计划到具体实施这一作战计划，还有相当一段调兵遣将的空隙。对此，毛泽东了如指掌。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张国焘能够在这一空隙之间率部赶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集中向东北方向出击，是可以迅速打开局面的。因此，他在包座战役之后，遂又把重心移到张国焘的行动上来。但是，张国焘所率左路军仍然不见动静，令人焦虑不安。为此，毛泽东又把徐向前、陈昌浩找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他们一道想了很多办法，都主张立即给张国焘发电报，催促左路军迅速向班佑靠拢。徐向前想了想，又补充说道：
“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
“好！”毛泽东听后非常赞成，“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
接着，命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并于当天——九月一日，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三人的名义给朱德、张国焘发出《促左路军北上电》。该电文在讲了“目前情况有利于向前发展”的态势之后，又着重指出：
……
二、依上情况，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三、目前蒋胡注意力集中西固以东方向。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免致抛弃，乞考虑。
也就是在这前后，毛泽东又接到报告：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红三军团）到达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巴西。时毛泽东等中央机关住在阿西。两地相距虽说不过十来里路，但毛泽东实在是太忙了，只好派蔡畅同志前去代为看望。
周恩来住在巴西一座典型的藏式两层楼的楼上。他虽然战胜了病魔，被陈赓、杨立三等同志抬出了草地，但他依然发着烧，继续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使他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小超”在走出草地的最后一天又掉了队，到现在还没有归队。因此，他躺在木板**，不时地抬起头，冲着门口张望，希望他企盼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面前；偶尔户外传来声音，他也用心地侧耳听辨，希望是他熟悉的脚步声或说话声。但是，这一切都使他失望了！时间不知流逝了多少，他几尽本能地扬起头，下意识地说道：
“陈赓，我怎么听见小超的声音啦？”
陈赓听后惊喜地站起身来，遂又屏气听了听，微微地摇了摇头。他转身看了看依然在翘首望着门口的周恩来，玩笑地说：
“这是邓大姐传给你的心声，我不可能听见啊！”
周恩来失望地叹了口气，遂又不情愿地躺在**。他望着陈赓的身影渐渐又想起了陈赓和他十多年来的战斗情谊，感慨地说道：
“当年，我和你陈赓参加东征的时候，你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就要当俘虏的蒋介石从战场上背下来；而今，你和同志们又在长征路上救了我。”
陈赓是黄埔一期的学生，自然和蒋介石有师生之谊。那时，蒋介石在战场上遇难，作为他陈赓这个学生自应救校长。而后，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陈赓，他为了借此宣扬所谓师生之谊，进而分化在共产党中的黄埔弟子，没有杀陈赓。后来，陈赓逃出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樊笼，又回到红军的队伍中来，并参加了长征。出陈赓所料的是，张国焘却借此从政治上排挤他，还暗自差遣他手下的人逮捕他。所以，他听了周恩来的这段话后，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生起，十分感慨地说道：
“假如那时，我知道我们的蒋校长后来竟然如此反动，我就不会从战场上把他背下来了。”
“陈赓！陈赓在不在？”
这座藏式小楼的下边传来了呼叫声。陈赓仔细听了听，大声应了一句“在！”然后又冲着周恩来做了个鬼脸，说道：
“蔡畅大姐叫门了，说明邓大姐也就到了。”
陈赓猜对了，掉队的邓颖超终于走出了草地，赶到了巴西。她看见了房子，看见了藏族居民，也看见了走出草地的红军指战员，她真是高兴极了！当她支撑着疲惫到极点的身子，走到这座藏式小楼的下边时，竟一下子就倒在了满地的牲口粪中，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在粪地上躺了足足有两个小时。这时，蔡畅赶到了，她见到邓颖超那副惨然的模样，禁不住哭了。事后蔡畅回忆起这件事说道：
“因为见她只有三分像活人，以为她活不成了。”
陈赓赶到楼下，与蔡畅一道把邓颖超扶上了楼。周恩来一见，惊得欠起上身，问道：
“小超这是怎么了？！”
“她昏倒在楼下了！”蔡畅答说。
周恩来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小超！”双手扶住床板就要冲下床来。
蔡畅手疾眼快，边说“不要激动！”边用双手把周恩来按在了**，转身对陈赓命令道：
“快把小超同志扶到那张**去！”
陈赓把仍未完全清醒的邓颖超扶到自己的**，心疼地说道：
“把小超大姐折腾成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她走出草地的！”
稍顷，邓颖超终于睁开了双眼，一下就看见了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她的周恩来。他们二人几乎是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小超！”“恩来！”陈赓一见这动情的场面，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蔡畅大姐，原来是爱情的力量啊！”
“又在开玩笑。”蔡畅顺手拍了陈赓一巴掌，“打铁要看火候，还不快跟着大姐出去！”
“得令！”陈赓边说边行军礼。
“慢！”周恩来严肃地叫住了陈赓和蔡畅，“蔡畅同志，左路军走出草地了吗？”
蔡畅微微地摇了摇头。
“有消息吗？”周恩来担心地问道。
“听富春说，前两天他们发来了电报，说准备向右路军靠拢。”
“主席他们好吗？”
“很好，我这次来看你和邓大姐，就是主席让我来的。”
“主席他们在做些什么？”
“准备明天在巴西召开中央会议。”
“陈赓，”周恩来几乎是命令地说道，“快把我抬到主席那儿去！”
“不行，”蔡畅忙阻止，“主席让我转告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的任务就是尽快养好身体！”
“我投主席一票！”陈赓忙表态支持。
但是，周恩来却十分沉重地叹了口气。
红一方面军自从撤离中央苏区突围以来，已经走了十个多月近一万八千多里的路程，终于粉碎了蒋介石部署的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跨越了许多难以逾越的天险，实现了两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它以铁的事实向世人宣告：红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在中外军史上写下了最为辉煌的篇章。但是，“由于长期行军作战，给养困难，生活极端的艰难困苦，当时部队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组织纪律有些松懈，游击主义倾向与军阀习气部分地生长，某些干部中发展着疲倦、不负责任以及右倾悲观失望的情绪”。时下，红军战胜了荒无人烟的草地，接着就要北出甘南，进入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新阶段。为适应这一新的革命要求，党中央决定于九月二日在巴西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巴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邓发、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李卓然。会上主要听取毛泽东做关于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指出：现在一方面军需要相当时间的休息，很重要的任务是整理部队。战略方针已经确定向东，向汉人聚居区发展，给养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休息时间除作战任务外是可以争取的。一方面军整理的方针，要从头做起，重新开始，军长、师长要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课，可参考在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并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我们到甘肃后，客观条件是有利于红军的扩大的，主要的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对群众纪律的加强，与扩大红军是成正比例的。为进行整理，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立即进行工作。
接着，彭德怀、杨尚昆、陈昌浩、徐向前、李卓然、刘少奇、邓发等相继发了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且就具体的做法谈了各自的意见。其中，张闻天还着重指出：党支部的整理应特别注意，部队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虽然一个时期或许能打胜仗，但却不能持久；纪律的执行，应该抓紧并坚持不懈；政治局的同志需要亲自深入连队。
总之，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议。为了等候左路军，右路军部队在班佑、巴西地区休整。
虽说毛泽东在巴西做出整军的决定，但是他的心依然是在关注左路军的行踪。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由于张国焘的无端干扰，实现两河口会议决议提出的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目的，被整整耽误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期间，红军指战员非战斗减员——死于雪山、草地，以及缺粮饿死，不适应雪域高原等死去的同志一天比一天增多。如果红军在班佑、巴西这样的地方长期滞留不前，就等于宣告红军不战自毙。所以，他时时都在等着张国焘发来电报，告之左路军已经到达什么地方。但是，就在他于九月一日为促左路军北上，与徐向前、陈昌浩联署发给张国焘的电报之后，他于九月二日又等了整整一天，仍然没有收到张国焘的回电，自然对左路军的行踪也不知晓，所以他焦虑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在这期间，通过各种渠道业已获悉：正在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的蒋介石收到胡宗南报告“驻守上下包座的伍诚仁师封锁线被红军突破的消息。蒋介石震惊之下火高万丈，即将该师长撤职查办。接着，蒋介石急电甘肃朱绍良，令陇南土匪出身的新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及腊子口，另令胡宗南回甘肃，又令王均所部在岷县及天水、武都地区利用已构筑之工事布置堵截”。其目的是，继续实施于八月三十一日制定的《关于在草地消灭红军》的作战部署。因此，毛泽东就更为收不到张国焘的回电而焦虑不安了！
九月三日，机要员终于送来了张国焘发来的电文。毛泽东当即就拆阅了这封电报。电文如下：
徐、陈并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毛泽东读罢张国焘这封借口河不能过，反对北进计划的电文之后，真是生气之极！他立即拿着这份电文找到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共同议商办法。大家读完张国焘发来的这份电报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发出这样的疑问：
“张国焘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