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获取张国焘的密电一事，是人所皆知的史实。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多次的谈话中，都可以得到证实。为了惜墨存史，现摘录叶剑英生前的回忆如下：

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个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九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

叶剑英获取的张国焘密电的内容是什么呢？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道：那时，“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之后，毛泽东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多次谈起这件事，并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人所皆知的事情。

时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的吕黎平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道：事过五十多年，不一定记得一字不错，但有几点是肯定的：（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果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

话再说回来，叶剑英离去之后，毛泽东感到事关重大，立即与同住一起的张闻天、博古等进行紧急磋商。他们一致认为事态十分严重，“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即决定随彭德怀去三军团，召开紧急会议，与因病住在三军团的周恩来、王稼祥研究，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的措施。就要动身了，毛泽东突然对张闻天、博古说道：

“明人不做暗事，你们二位先走，我去前委找陈昌浩，向他说明我们要去三军团开会。”

张闻天与博古听后愕然，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只是难以理解地望着毛泽东。

“放心，”毛泽东笑着说，“我此行的目的，是给陈昌浩吃个定心丸。”

“一旦引起他们的怀疑怎么办？”博古依旧愕然地问道。

“不会的，我是为打消他们的顾虑才去的。”

彭德怀看着坦然自若的毛泽东，自知毛心中有了安全的成算；当他再一看张闻天、博古那不无担忧的表情，忙说道：

“为了确保主席唱好这出借东风，我彭德怀陪同前往，你们就可以放心了吧？”

接着，毛泽东在彭德怀的陪同下“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这时的陈昌浩不仅决心遵从张国焘的旨意南下，而且他在读了叶剑英刚刚交来的电文之后，也正在思考如何把右路军——主要是一、三军团带回阿坝，与张国焘的左路军会师这件大事，因此，他近似试探地问道：

“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你看该怎么办呢？”

毛泽东已经算就了陈昌浩此时此刻的这种特殊的心态，故将计就计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找周、王开会吧。”

毛泽东如此而为的目的有二：其一，陈昌浩虽然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并不是书记处的成员，借口开书记处会议，陈昌浩不出席会议是合情合理的；其二，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与张闻天出于策略的原因，早就说过南下果真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这类话，而今提出开书记处会议是顺理成章的，不仅不会引起陈昌浩的怀疑，反而会为党中央采取下一步行动赢得时间。

陈昌浩只是一位不到而立之年，却又过早得志的青年，他绝对不会想到毛泽东的上述目的。用彭德怀的话说：“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

毛泽东在与彭德怀大摇大摆回三军团的路上，毛泽东想起他在和陈昌浩谈话的时候，彭德怀和叶剑英又说又笑地走出总前委司令部，故谈笑风生地问道：

“老彭啊，在我和陈昌浩演戏的时候，你与剑英办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事呢？”

“我和剑英商量，北上必须有军事地图，另外原属一方面军司令部的二局现设在总前委，必须请他这位参谋长在今夜把地图、二局偷出来，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一同北进。”

“剑英的意见呢？”

“他答应想办法。”

“这就好。”

毛泽东到达三军团司令部的时候，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已经在周恩来的住处等候多时了。毛泽东扼要地讲了有关的情况之后，“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即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接着，又决定脱离险境的时间为九月十日凌晨，会齐地点是三军团。

会后已经是九月九日的深夜了，就在分头秘密布置九月十日凌晨脱离险区的具体行动的时候，毛泽东为了对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有个交代，同时也是进行一次北上路线的教育，他又亲自草拟了一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越了雪山，通过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了胜仗。消灭了白军四十九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益处。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

张闻天完成秘密布置脱离险境的任务回到三军团后，毛泽东把这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交给张闻天审阅。张看后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立即用油印机赶印，明天散发。”

就在有关部门赶印这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的时候，毛泽东低声问张闻天：

“你的任务完成得还顺利吧？”

张闻天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又简单地讲述了与李维汉谈话的经过。对此，李维汉事后做了如下记述：

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并要我回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洛甫叮嘱我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守秘密。我接受指示后，就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这天晚上，我到街上走了两趟，看看有没有发现我们要北上的动静。我见四方面军的人没有发现我们北上的意图，就放心了。

时令已步入九月中旬，雪域草原之夜的温度，宛似内地的秋末初冬，颇有几分寒意了。加之九月十日的凌晨刮起了萧瑟的大风，不仅把草地之夜的气温降低了几度，而且这呼啸的风声，无形中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气氛，又增添了不少恐怖的因素。凌晨已过，毛泽东安排好周恩来、王稼祥两位病号的转移之后，遂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走出住地，来到约定好的地方，任凭夜风劲吹，在焦急地等待着同志们的到来。

与此同时，李维汉也十分紧张，前半夜，他连眼都没顾上合一下，想着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以及如何防范的措施。谢天谢地，终于熬过了九月九日的漫漫长夜，眼看着表针指向了九月十日的凌晨，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自己的住处，站在路口等待同志们的到来。“中央机关、总政治部都走了，唯有中央政府机关还没有走出来，他们有银行、辎重，事情多。”他见“前面部队都走了，心中很焦急，就亲自跑到政府机关办公室的院子里去看，他们还在打包”。他低声地命令道：

“你们不用打包了，把东西丢掉些，要带的东西驮在牲口上，马上出发！”

就这样，中央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按照这个办法，很快出发了”。李维汉在检查过住地之后，随后也赶了上来，不久，就安全地到达巴西三军团的驻地。毛泽东小声地问李维汉：

“都到齐了吧？”

“报告主席，全部到齐。”

“好，上路吧。”

接着，李维汉带领机关干部告别了巴西，迎着瑟瑟的北风，踏上了北上的大道。

时间在无声地流逝着，但是叶剑英带的军委纵队的有关人员还没有到来。为此，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都焦急不安地在夜风中踱步等待。也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毛泽东却在暗自思考着天亮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文。这时，彭德怀走到跟前，低声说道：

“主席，大部队已经上路了，你先去杨勇的十团吧！”

“好，我在杨勇的十团等你们。”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又补充道，“老彭啊，我再交给你一项重任，一定要等剑英同志的到来！”

“我会按主席的指示办的。”彭德怀知道毛泽东在为叶剑英的安危担心，遂又说道：“主席放心，剑英同志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毛泽东说罢大步走去了。

叶剑英是如何完成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呢？对此，他自己做了如下的回忆：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会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灯睡觉的。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即吕黎平），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有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叶剑英“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他们二人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真是高兴极了，不知是谁说道：

“好！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

“不对！”叶剑英当即风趣地说，“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叶剑英带着直属队大步向前走去。“在一个岔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博古认为此时不是庆贺的时候，忙拉了一把，说道：

“参座，你还不快走。”

叶剑英立即动身，加快步伐赶路。待到他和杨尚昆等率直属队赶上三军团，已是拂晓时分了。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正焦急地等着他们的到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你们可来了！好，好！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呢！”

这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红军学校中的特科团能否准时归队。因为特科团的前身就是干部团，集中了一大批党的和军队的干部，是北出甘南，创造川陕甘苏维埃时的骨干力量。因此，他有些焦虑地问道：

“剑英同志，特科团的同志们不会出意外吧？”

“不会的，由韦国清和宋任穷带队，绝不会出意外的。”叶剑英非常理解毛泽东的心情，忙又解释道，“他们距离远些，估计会很快跟上来的。”

恰在这时，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率部赶了上来。毛泽东关心地问道：

“同志们，一路还顺利吧？”

接着，宋任穷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扼要地讲了出走的经过。对此，多年之后，宋任穷曾做过如下的回忆：

红军学校特科团在凌晨三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马上集合全团学员准备出发。出发前，我们简要地向学员们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我们还明确地告诉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于是，特科团出发了，这时李德和我们同行，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长征中，一直推行王明错误路线。这时他也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不满，向我们说：

“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当时毛泽东听了宋任穷的汇报之后，尤其是听了李德的上述谈话，遂生出一种特殊的情感，并感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真理会暂时被当成谬误来批判，但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征服犯了错误的人的。因此，他非常高兴地把手一挥，说道：

“出发！”

虽说陈昌浩没有想到党中央会突然离去，但他对叶剑英等人的行动一直是不放心的。叶剑英与杨尚昆相见之后，“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对此，彭德怀在蒙难期间，还满怀感情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剑英）摆脱了，幸甚！”

但是，由于红军学校的负责人何畏、李特均是张国焘的嫡系骨干，再加之特科团离去不能像其他部门那样，可以做到秘密出走，因此，特科团离去之前，向红军学校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递交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签署的命令：要特科团立即出发北上。据李一氓回忆：“同时也对在红军大学负责的，如何畏、李特这些人宣布：如你们愿意执行中央路线一同北上，则红军大学仍然由你们领导。假如你们有别的想法的话，也可以脱离红军大学回到四方面军去，因为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的部队就驻在附近，我们决不强留。经过短暂时间的争论，他们宣布将立即回到四方面军去。这样就各行其是了。”

特科团离去之后，何畏由于在懋功作战负伤，遂坐着担架赶到总前委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和毛泽东已率领第三军团向北挺进了。何畏还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陈昌浩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集四军、三十军和指挥部一部分领导干部来指挥部开会”。陈昌浩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最后，他声嘶力竭地问道：

“大家发表意见，他们（党中央）走了怎么办？”

李特、何畏两人主张派部队追。为此，他命令“部队做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当即请示一直沉默不语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陈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

就在李特调集骑兵的空当，陈昌浩还给彭德怀等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反对中共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不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坝’。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同时，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接着，他亲手把这封信交给李特，并目送李特带着骑兵队消失在夜幕中……

毛泽东在彭德怀的陪同下，走在三军团负责殿后的杨勇的十团中，其后就是最后跟上来的特科团了。几天以来的紧张，一夜中急行军的劳顿，似乎随着夜幕的打开，一轮朝日在东方冉冉升起，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彭德怀边走边想这两天来发生的事情，当他回忆起毛泽东处变不惊，尤其是行前还要向陈昌浩“道别”，再次看到了毛泽东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大智大勇。因此，他不无感慨地说道：

“主席，你比当年刘邦逃出鸿门宴的招数高多了。”

“我哪有什么招数哇！但我相信：智谋是逼出来的。”毛泽东淡然地答说。

“如果他们要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着他们南进吧！但是，”毛泽东有意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地说道，“我相信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这时，突然身后特科团传来了吵闹的声音，接着，部队也停止了前进。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道：

“老彭啊，可能是他们派人追来了，你我带上赶印出来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去看看。”

“不用劳主席大驾了，由我彭德怀一人前去就够了。”

“不，人家是冲着我毛泽东来的嘛。”

这时，一个通讯员骑马赶到近前，把陈昌浩的亲笔信交给彭德怀。彭阅后交给毛泽东，毛阅后说：

“打个收条给他，我们后会有期。”

毛泽东说罢在彭德怀的陪同下，大步流星地前去会赶来的李特。为惜墨存史，现摘录宋任穷的回忆以代拙笔：

李特问毛泽东同志：“现在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势汹汹，气氛十分紧张。

面对李特的无礼威胁要挟，毛泽东同志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同往常一样，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对李特晓以大义，语气平稳庄重，耐心地讲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

毛泽东同志冷静而坚定地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毛泽东同志的严正警告，使李特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享有能征善战的声威，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

最后，毛泽东同志恳切地对李特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最后一句话，接连讲了三遍。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话，语重心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少同志还清楚地记得。

红军学校特科团的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李特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对毛泽东同志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的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

毛泽东同志顾全大局，为着团结，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当场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集合特科团全体同志。毛泽东同志对学员们讲了话，讲话的内容同前面讲的大体相同，毛泽东同志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反复强调说：

“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

毛泽东终于以他的大智大勇和平地解决了这次事件。但是，当他望着李特带领四方面军的红军学员南下的背影时，心里涌动着难以言述的情感！因为他清楚：近五万名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就要因此受苦了，不知将有多少人死在草地中、雪山上，以及和强大的敌人交战的战场上……他禁不住微合了一下痛楚的双眼，遂对彭德怀低沉地命令道：

“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