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在芦花召开，史称“芦花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陈昌浩、徐向前等。由于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审视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及工作，故先由张国焘发言，向中央政治局全面介绍红四方面军的情况。
张国焘对于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有看法的。尽管他在私下里制造舆论：中央的做法是“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但是，他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同时又明白党的组织原则：中央不但有权审视任何一个方面军、一个根据地的工作，而且四方面军作为一级组织也有义务定期向中央作出报告。因此，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且又处于绝对的少数，表面上不得不服从党中央的组织决定，参加审视红四方面军历史情况的“芦花会议”。
张国焘在讲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经过之后，重点“在报告中极力美化自己，为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和通南巴（即川陕）根据地作辩解”。因为他从两河口会议起始就清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对这两件大事有看法，故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封住毛泽东等与会者的嘴。
接下来，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发言。他侧重于军事方面，大意谓：“这支队伍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以二七四团、二六五团夜战最好；平时注意军事训练，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与会者听后，一致认为徐向前的发言是实事求是的，都很满意。
最后，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发言，“扼要介绍了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的情况”。当天会议，遂告结束。第二天，由于徐向前、陈昌浩要率前敌总指挥部先去毛儿盖，徐、陈二人便未再出席第二天的会议。
徐向前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几乎天天都和朱总司令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朱总司令和他谈的顾全大局的一些肺腑之言，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他“从朱总司令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工作，我们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在征得张国焘的同意后，经中央决定抽了三个建制团过去，共三千八百人。同时，“中央又从一方面军调了些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来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总之，徐向前是一位难得的顾全大局的帅才！
翌日——七月二十二日，“芦花会议”继续开会，与会者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张闻天等相继发言，一致赞扬了红四方面军各项工作的成绩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张国焘的错误。
毛泽东发言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南通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发言还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这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无论是从红四方面军的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历史的视角回顾，都证明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发言捅到了张国焘的痛处，因此，毛泽东发言一结束，张国焘就迫不及待地起身相驳。对此，张国焘在他的有关文章曾这样记述道：
我当即起而答辩，指出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并且说明，我们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中央不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轻忧戚相关的大义？
张国焘的上述答辩显然是强词夺理。徐向前曾回忆说：“谁知，我们在前面打，后面可就搬了家，放弃川陕根据地。”事后，徐向前又做了如下客观的评述：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周恩来带病参加了“芦花会议”。他没有与张国焘辩论孰是孰非，而是按照他会前准备的提纲发了言。首先，他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长处：有胜利信心，执行命令坚决，遵守纪律，对群众能动员，这些长处是四方面军取得胜利的条件。他指出四方面军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也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例如张国焘认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是不对的，根据地的建立需要考虑到地域、群众、敌情等条件。
接着，朱德发言。他“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他发言认为，对四方面军“应以正确的估量”，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中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
张国焘深知面对多数与会者的批评，再进行所谓反驳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还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为此，他基本上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最后，张闻天做总结发言。他在肯定四方面军“很有战斗力”的同时，又严肃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是领导对形势估计上有‘左’的倾向，后当敌人分兵合击时，未能抓住敌人弱点，集中打他一路；通南巴（指四川北部之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反映对根据地的重要了解不够；退出通南巴时把所有干部、游击队通通带走也是不好的；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造成了现在的一些困难。”同时，张闻天还指出，“四方面军对待少数民族也有些问题，如在两河口把藏民的土地拿来分，引起群众反对；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实际也未弄清楚怎样才算‘联邦’，少数民族还没有发动就首先成立‘联邦’，结果必将是徒然的”。
通过“芦花会议”，张国焘越发地感到不改变中央政治局的组织结构，也就是改变他视为眼中钉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处于绝对多数的地位，他就无法通过所谓合法的手段——正常的中央会议的形式，达到篡夺中央大权的目的。同时，他也清醒地知道，一旦两大主力红军按照毛泽东等人的主张北出四川，并如愿建立了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到那时再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张国焘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为此，“芦花会议”一结束，他就采取了一项措施，利用自己出任红军总政委之机，把军事指挥大权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对此，彭德怀颇有感慨地写下了这段话：
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张国焘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行事，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手中的力量强大；他如此而为的目的，是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电本，有意隔断中央与红一方面军的联系，从客观造成他是红军最高统帅的形象。同时，他这样迫不及待地用权行令，是向中央——主要是向毛泽东与周恩来示威，变相地说出自己在中央会上想说而又说不出口的话：有兵就有权。
张国焘如此拙劣的政治表演，是瞒不过中央的。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对张国焘一言一行的政治目的，那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只是为了尽快完成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这一最大的革命利益，有意不戳穿张国焘的真面目而已。另外，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及军委的领导都坚信：红军——无论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党的军队，绝对不是个人野心家篡权的工具。再者，有中央红军之称的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拥护的，绝不会因为被收缴了密电本，就会跟着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事实上，张国焘在下边搞的非组织活动——如请彭德怀、聂荣臻等吃饭等，他们都向中央做了如实的反映。
但是，张国焘这一系列的篡党行为，不仅影响了实施松潘战役、叩开北四川大门的先机，而且也把统一对敌的意志分化了，使得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静观张国焘的表演，尽量避免张国焘所带来的负作用。病中的周恩来在北去毛儿盖的路上，还得带病与毛泽东商谈关于张国焘的问题。
“主席，国焘在芦花会议上再次赞成北上路线，你看他还会提出南下的意见吗？”周恩来焦虑地问。
对此，毛泽东是早有定见的。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有些怆然地说道：
“我认为他这次赞成北上是被迫的，或者说是一种不得不在芦花会议上做的表面文章，因为他骨子里还是要借南下把一方面军困在或饿死在这不毛之地的同时，达到他在川康一带称王称霸的目的。”
是啊！一方面军自翻过夹金山后，就一直为粮食问题发愁，同时既无兵员补充，又无弹药来源，这样下去再过几个月，冬天一到，红一方面军就不攻自垮了。这就是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所担心的事，也是力主红军尽快北出四川的主要原因。因此，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话后颇有同感地说道：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据彭德怀同志报告：国焘的秘书长黄超曾私访于他，为了说明南下是正确的，以当年孔明南下七擒七纵孟获，屡屡得手，而北上出祁山、伐北原惨遭失败为由，劝说彭德怀同志支持南下方针。”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呢？”毛泽东警觉地问道。
“理所当然地否决了欲北伐须南征的意见。同时还直言相告：那是孔明为了巩固蜀国后方之举。”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对于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对于三国时代的历史，毛泽东是深有研究的。为此，他又补充道：
“这也说明诸葛亮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战略家，蜀国若想发展，或一统天下，必须北上出祁山，伐北原，方能问鼎中原，而局促川康一带是没有出路的。”
“国焘同志还会节外生枝吗？”
毛泽东沉重地点了点头。
“他还会做些什么文章呢？”
“只有到了毛儿盖才会见分晓。”
如果说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初期，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反对中央提出的北上路线，并力主在川康一带建立根据地，仅仅是惧怕敌人、逃避战争的消极主张，那么到今天，由于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北上与南下就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实质上变成了路线之争。换言之，事态的发展，促使张国焘必须坚持南下的方针，他才能达到篡夺党权、军权的目的。因此，张国焘在由芦花向毛儿盖北进的时候，继续借口“组织问题尚未统一”，延宕松潘战役的实施。因为他明白，只要没有发起并攻下松潘，就等于没有叩开北出四川的大门。若想再坚持北上吗？只有走松潘以西的千里无人烟的原始草地。怕走不过去吗？那就按照我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办。
对蒋介石而言，张国焘延宕实施松潘战役是他求之不得的。就在“芦花会议”的前后，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召集薛岳所部少校以上军官讲话并给予犒赏之后，另召集该部师长以上军官举行会议。蒋在会上指出，根据胡（宗南）纵队情报，红军先头已抵毛儿盖，当前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行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能是两条，一条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当前在甘陕边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有进出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的企图。在会上，蒋介石决定命薛岳率部于八月上旬将第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以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以第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漳腊、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也就是敌十四万按时到达各自战略位置的时候，张国焘这位红军总政委才于七月底到达毛儿盖。到这时，红军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之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撤销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运用延宕策略，达到取消发起松潘战役的目的之后，又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出面召集军事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新的行动部署。“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所谓夏洮战役计划，就是利用敌人认为“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而出敌不意向草地进军，“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为了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徐向前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就用兵战略而言，徐、陈的提议是符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原则的。
但是，张国焘却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向且还借口便于统御，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互为犄角，配合行动。
张国焘两路分兵北上的主张，是违背集中兵力的战术原则的。但是，由于进军路线是纵穿千里无人烟的草地，且此招又出敌不意，故毛泽东等与会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另外，对于张国焘提出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大军北上，毛泽东是深谙其用心的，但他坚信红军是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跟着他张国焘反对中央，故也没有提出异议。当时，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只有一个想法：只要张国焘赞成率部北上，一切分歧都留在以后解决。就这样，军委“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皮，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与此同时，张国焘为了改变他在中央占绝对少数的格局，他到了毛儿盖以后，遂按照他的计划开始了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首先，“他举行了一个紧急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收兵”。接着，他有意“在中央的附近，做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同时他在整个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的影响，做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一方面军的动员，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于一方面军的异常恶劣的关系，全然不顾中央号召的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结果，诚如徐向前事后所说的那样：“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对此，聂荣臻做了如下记述：
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天还没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也就是在这前后，李维汉离开杂谷脑，历经千险万难，来到毛儿盖，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等的反党活动。
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感到事态严重，一致认为如不坚决抵制张国焘阴谋南下的错误方针，有力地制止其继续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行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们经过多次磋商，为了贯彻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决定在松潘县毛儿盖南面的沙窝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于八月三日二十一时致电张国焘：“请准于明日四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开会。”会议议程有两项：（一）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解决组织问题。
毛泽东认为张国焘反党核心是党与军队的关系。换言之，张国焘试图通过改变党指挥军队的原则，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进而达到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目的。其次，张国焘凭借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军队并以此为后盾，强迫中央承认“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进而达到改组中央的目的。因此，毛泽东经与周恩来、张闻天反复磋商，要张闻天预先起草一个《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强调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遵义会议决议，论述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从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求得共同北上，并再一次地力促张国焘转变与争取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反党言行给予不点名批评。
张闻天是党内的理论家，他针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历史教训，分析了目前的现实情况，有力地而又是策略地抵制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因此，《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现摘录有关党的核心地位、路线等章节如下：
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但政治局认为对于其他个别同志的不了解与怀疑党应给以明确的解释与教育。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重新指出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此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上述决议的基本精神无疑是正确的，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建党、建军思想，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局限。毛泽东为了不过分刺激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未就原则问题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仅就形势和任务发表了如下三点意见：
一、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弱了。
二、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三、领导全国革命的党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的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适用。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三点意见，周恩来是心领神会的，那就是党和红军的出路和任务是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周恩来又做了如下的补充：“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
朱德认为张国焘力主南下的目的，“就是想争官做”。并认为张国焘“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最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朱德为了说服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发言指出：“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的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对于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缺点是可以改造的。”
沙窝会议，张国焘依然是在唱独角戏。这点，他在会前就完全估计到了。因此，他越发地感到如要改变中央北上的路线，或说夺得中央的大权，必须改变他在中央政治局中的少数——六比一的地位。为此，他擅自向中央提出要九位四方面军的同志进中央政治局的提案，并要求在沙窝会议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予以确认。但是，他又担心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据理反对。所以他一直在暗自发问：
“我如何在解决组织问题的时候，迫使中央接受我的提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