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八日是个可纪念的日子。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为解决张国焘等人在军委的职务，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
但是，出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所料的是，会前又收到了陈昌浩《建议以张国焘为军委主席致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电》：
国焘、向前并转朱总：
第七团蔡电报称：坝尾、内容一带之敌均退走，大概是撤去克龙或集小堡寺，备与我战。已令其大部仍固现阵，一部佯攻，以制所部向右方克龙、克辰方面认真游击，河东尽力制敌。树到沙，电台时坏。四台已修好，今晚到马河坝工作。弟即在该地逗留，或可赶到德怀同志处。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坚决提高纪律、士气，肃反、反右。发出总的政治文件指示，以便干部、战士明白形势任务及前途。对一、四方面军行动决议公布，统一全党全军意志。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毛泽东日前提议张国焘就任红军总政委一职，张闻天就是违心表示赞同的。出他所料的是，就在开会之前，张国焘又借陈昌浩之口，向中央施加压力的同时，要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因此，他阅此电报猝然变色，严辞斥责：
“岂有此理！这是党纪所不能容忍的！”
或许是毛泽东早已想到了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故读过陈昌浩的来电之后却淡然一笑。当他见张闻天动了真气时，才从旁解劝道：
“洛甫同志息怒，党纪放在今后处理。时下，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四方面军有五万多人枪。”
两河口会议之后，周恩来就像在会理会议上自觉地支持毛泽东那样，二人已经十分默契地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了。因此，他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现在不是对陈昌浩行使党纪处分的时候，而是应当顾全大局，促使两大主力红军团结北上。另外，他在实践中还认识到毛泽东是极具策略性的，心中自有应付张国焘的办法，故问道：
“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间就要到了，主席就先说说自己的意见吧？”
毛泽东在政治上自有高明之处，那就是他能准确地洞悉对方的政治企图，并能在不同的情势下采取不同的办法遏制对方。今天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处于绝对少数的地位，在多数同志要他出任红军总政委的前提下，他再厚颜无耻，也不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且又当着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的面，为自己争军委主席。故说道：
“我们在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所维护的是党权和军权，其他权都可以送给他。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国焘可以出任总政委，但要加上一条：在他张某人尚未熟悉前，还应由恩来同志以中常委的身份帮助之。”
对此，周恩来是心领神会的。接着，他又把其他人事变动的名单拿出，请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过目，大家均无反对意见。这时，毛泽东又近似玩笑地说道：
“今天的戏，主要是看洛甫同志唱了，我等只能从旁助威和敲敲边鼓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如期在芦花召开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单一，讨论“组织问题”。因此，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仍由朱德同志担任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接着，他又说道：
“对此组织安排有何意见，大家尽可发表，最后形成文件，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下发、执行。”
张闻天讲的上述意见，会前已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形成共识，故大家均无不同意见在会上发表。因此，张闻天讲完开场白之后，会场出现了一段暂时的沉默，客观上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势：与会者似乎都在等着张国焘发言。
张国焘的本意是清楚的，那就是夺中革军委的权。换句话说，在他的观念中，军委是被老毛控制的，也就是把毛泽东指挥红军的大权夺过来，由他成为红军的最高统帅。但是，虽然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之后是实质上的军事统帅，但他并没有这样的名分，只是“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因此，张国焘是没有理由从军委常委中拿掉毛泽东的。时下，他当了红军的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他也不好非要军委主席一职。
然而，张国焘毕竟是经历了多次党内路线斗争的老手了，他知道在军委常委五人中，他和陈昌浩仍然是少数，面对毛泽东这样的对手，如果发生了分歧，毛泽东的意见仍然会以多数通过；而他这位“军委的总负责者”的一些主张照样会被否决。更何况还有这样一条：“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那他张国焘就更难独行其事了！为此，他说道：
“我基本上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组织安排，但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提拔新干部，包括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也应输入新的血液，增补新的成员。”
毛泽东当然明白张国焘的用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都在红一方面军中；而时下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中只有他张国焘一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张某人如要达到篡夺中央大权的目的，就必须改变中革军委乃至于中央委员会的比例。于是，他笑着说道：
“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好的，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尤其是基层更需要人。”
张国焘等于碰了一个软钉子，他欲要发言相驳，但一看毛泽东面带微笑的表情，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相继点头表示支持的态度，只好把这口闷气咽到肚里。
这时，周恩来趁机又把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任前敌政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等人事安排说出，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结果，大家一致通过。
最后，张闻天做总结，大意谓：大家意见一致，很好。现在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这次战役——松潘战役。同时，宣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人事变动，要求于七月十八日当天，中革军委即将上述决定通知各军团首长，通令执行。
会议结束之后，中革军委于七月二十一日下达了《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
各军首长：（机密）
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五军团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李槐代，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原第四、第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番号仍旧。四军以许世友为军长，王建安为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九军以孙玉清为军长，陈海松为政委，陈伯钧为参谋长，三十军以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李天佑为参谋长，三十一军以余天云为军长，詹才芳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三十三军以罗南辉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为参谋长。特电知照。
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
史有巧合，就在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坐镇成都的蒋介石，命令其行营参谋团制定了《关于川甘边区“歼匪”的计划大纲》。对所谓“匪情”的判断还是准确的：“现朱、徐两匪各派一部窜至毛儿盖、哈龙冈、羊角塘、班佑一带，企图袭取松潘……依据匪之过去行动，均系避实就虚，且青海南部多属软地，类皆不毛。是可判断该两匪，先各以一部分向毛儿盖、阿坝探进，其余必跟续分途北进，并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期不逞，仍回窜川北。”同时，制定了相应的作战方针：“我军以防止该匪越窜黄、洮两河，并在临潭、临夏、夏河、同仁间将其聚歼之目的，应先巩固陇南最前线之碉堡及各要点之碉堡群，并施行坚壁清野之准备，一面集结兵力于适当地点，以为待机出击之用。同时，川境抽出部队，分途追击。”而具体的兵力部署如次：
……
乙、守备部队：
一、第三军王均部守洮河沿线，自古城经临洮到岷县含。主力控制于岷县，并派一部守临潭。
二、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守天水、甘谷、武山、陇西之线，主力控制于陇西。
三、胡宗南部守岷县、西固不合经南坪至松潘沿线，主力控制于松潘。……
丙、追击部队：
一、第四十五军，以六团编为第一追击队，出懋功，向抚边、阿坝、齐哈马寺。
二、第二十一军，以九团编为第三追击队，出耿达桥，向理番、毛儿盖、班佑、桑杂。
三、新编第六师李家钰部，以九团为第五追击队，出威州、茂县，向镇坪、松潘。
四、暂编第二师彭城孚部，为第七追击队，出白草场，向镇坪追击。但各路均分两梯队，更番推进，并由彭（城孚）部负责肃清岷江东岸之残匪。……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军委负责同志，当天就读到了我军破译敌方的上述电文，深感情势严重。他们的心里都清楚：敌人不仅已经察觉我方攻打松潘的目的——叩开北进的大门，而且还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也就是说，一旦敌人完成军事部署之后，我方就失去了攻打松潘的先机。与此同时，由于敌人发生了变化，我方在两河口会议之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动。为此，毛泽东、朱德，包括病中的周恩来，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张国焘给四方面军下达作战命令。
或许是又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话了。在这前后，派往杂谷脑进行慰问的李富春、林伯渠等回到了芦花，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公然制造分裂、反对党中央的行为。也就是在这前后，张闻天获悉李维汉在杂谷脑处境不妙，张国焘等人不仅反对李维汉出任四川省委书记，而且连一个纵队的政治部主任也不让当。当张闻天收到李维汉发自杂谷脑的这份电报，大意谓：李维汉陈述自己不懂军事，无法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职务等等，以此为由，要求返回中央机关。他感到事态严重，遂手持这份电文赶到毛泽东的住处，商议解决的办法。毛泽东阅此电报，知道这是李维汉的金蝉脱壳之计，故断然地说道：
“洛甫同志，请立即给维汉同志回电，要他赶回中央接受新的工作。”
恰在这时，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快步走进屋来，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他从保卫系统获悉，张国焘借口陈赓同志在上海被捕，并在蒋介石亲自过问的监狱中逃出，说陈赓同志一定是蒋介石派到红军中的奸细，必须逮捕、法办。毛泽东听后大惊，急忙问道：
“四方面军保卫机关的态度呢？”
“张国焘已经挟持川陕省委做出了决定：立即逮捕杀害陈赓同志。”邓发答说。
“请立即给陈赓发报：要他星夜赶来中央，接受新的任务。”毛泽东几乎是命令地说道。
“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四方面军中还有一大批像曾中生、何柳华等中高级同志，被张国焘以审查为名，关押在监狱中。”邓发说道。
毛泽东叹了口气，看了看张闻天那异常愤怒的表情，说道：
“大政方针未定，中央给他张某人下死命令放人；他也不会执行的。但陈赓是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我们有权调回。”
这时室外传来了周恩来的咳嗽声，一种不祥之兆罩住了张闻天的心头，他近似自语地说道：
“恩来的到来，一定是为了张国焘的事情。”
不幸被张闻天所言中。周恩来向他和毛泽东报告了张国焘的言行，大意谓：说中央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必须彻底清算之后，红军才能取得胜利等等。对此，毛泽东是有准备的。他十分严肃地说道：
“看来光退让是不行的。我建议：在芦花即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必须把有关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关于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川陕两个根据地的大是大非问题，在会上讲一讲。”
周恩来清楚毛泽东的用意：那就是借中央审查红四方面军的有关历史问题，给张国焘等人击一猛掌，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要正确地对待中央。因此，他是赞成毛泽东这种主动出击的态度的。同时，他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又对张闻天说道：
“你，还有博古、稼祥、凯丰等同志，与昌浩同志在苏联同窗共读多年，可否利用他来芦花参加会议的机会，向他做一做工作？”
“可以，可以。”张闻天答说。
“但我更寄希望于向前同志，”毛泽东说罢看了看周恩来，“你与向前同志在黄埔军校有师生之谊，我看你是能影响他这位弟子的。”
“向前同志什么时候到达芦花？”周恩来点了点头，又问道。
“明天——也就是七月二十日。”张闻天答说。
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长期以来一直是“凭党性坚持工作”。对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出现的这种复杂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缺乏思想准备。”随着张国焘个人野心无限的膨胀，当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四方面军有些同志议论一方面军部队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为此，我严肃批评了他们，嘱咐部队要学习一方面军的长处，不准背后议论。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多年之后，徐向前的结论是：
总之，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徐向前根据两河口的决议，亲率一路部队于“七月六日从理县出发，斗折蛇行，沿黑水河北岸行进……两岸山势陡峻，小道崎岖，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茂密无间，遮天蔽日”。那时，徐向前感到“最困难的是粮食。部队路过的地方，能搜罗到的粮食差不多都搜罗净尽，即便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的”。也就是在这期间，徐向前收到中央的命令，“弟等今抵芦花，急盼兄（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迅速集中指挥”。为此，他又向芦花转进，并在黑水岸边与彭德怀相逢。对此，徐向前做了如下记述：
七月中旬，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芦花地区。彭德怀军团长得悉我军正向维谷开进，当即亲率一个团前来接应。维谷渡口的索桥遭敌人破坏，大家只能隔河相望。那里水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大清楚。我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军团长。相互招手后，我便掏出笔记本，撕下张纸，写上——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捆在块石头上，扔过河去。两岸的同志十分高兴，互相喊话、招手、致意。第二天早晨，我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河去，与彭德怀同志相见。我们谈了些敌情及沿途见闻，还商谈了部队架桥事宜。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开门见山、性格爽直的人。
徐向前因等候架桥，在亦念逗留了两天，然后向芦花前进，预计二十日到达。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一个月前，毛泽东就从李先念等人的口中，知道徐向前是一位顾大局、识大体的同志；再者，他由周恩来、陈赓等人处了解到，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发展立下了特殊的功勋；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月以来，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中唯徐向前一人没有参与不利于团结的事情。因此，毛泽东希望通过徐向前的到来，掀起一次增进两大主力红军间的了解、团结的**。
对此，周恩来与张闻天、朱德等同志是赞成的。经研究，为了表彰徐向前对创建红四方面军所起的特殊作用，由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徐向前授勋。
因此，中央及军委总部在徐向前到达芦花的当天——七月二十日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以及先于徐向前赶到芦花的张国焘、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全都出席了授勋仪式。
徐向前自大革命失败之后，一直为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努力地工作着。因此，除去他在黄埔军校的恩师周恩来外，现任的中央及军委的领导都不曾见过面。当他晚年回忆起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相见的时候，他写道：“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当他听到张闻天宣布授勋仪式开始之后，他立即双腿并拢，向着双手捧着红星金质奖章、满面微笑的毛泽东主席行了个军礼。
接着，毛泽东把这枚红星金质奖章别在徐向前的胸前，又伸出那双大手紧紧地握住了徐向前的双手。
这时，周恩来带头鼓掌庆贺。顿时，授勋的屋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徐向前紧紧握着毛泽东主席的双手，他想到的是：“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因此，当毛泽东发表过简单的贺词之后，他向着所有参加授勋的中央领导同志行军礼致谢。他看着那一副副微笑的面孔，还有那一双双深情的目光，顿时感到自己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但是，当他那激动的目光与张国焘、陈昌浩等人那强作笑颜的眼神相遇时，他禁不住地愕然一怔，似乎在自问：
“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张国焘在达到向中央夺权的目的之前，私下与陈昌浩曾经做过什么交谈，他们二人都未谈及。但是，从张国焘第一个向李富春提出并公然要李向中央反映，要陈昌浩当红军总政委；而陈昌浩两次致电中央，要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等看来，他们二人配合是相当默契的。就说这次先后赶来芦花开会，再联系陈昌浩于七月十八日要张国焘当军委主席的电报来看，起码可以证明他们参加芦花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以实力做后盾，向中央要军事指挥大权。按照他们的设想，首先要把现任中央打成执行错误路线的核心，进而再迫使遵义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机构让权。欲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审查中央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路线。但是，出乎他们所料的是，未等他们提出审查中央路线的要求，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审查红四方面军自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历史。在他们看来，中央所为不是对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负责，而是借此转移他张国焘批评中央路线的矛盾。
与此同时，张国焘十分清楚，徐向前向陈昌浩公开表明：“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的原因，是对他的领导作风有意见。时下，中央政治局就要决定开会审查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了，毛泽东突然又提出给徐向前授勋，这必然会引起张国焘的疑虑。对此，陈昌浩也觉得有点惊奇，遂于会前问张国焘：
“我和向前同志是赶来参加中央会议的，他们为什么在开会之前，单独给向前同志授红星金质奖章呢？”
俗话说得好，善搞阴谋的人，他会把人世间一切美好的行为，都当成阴谋手段来看待。因此，张国焘沉吟片时，漠然地说道：
“我个人认为，这是老毛耍的小手段，无外乎是做出一个姿态，中央是信任你徐向前同志的。当然喽，按照他们的逻辑，向前同志就会站在他们的一边，赞成他们的路线，进而达到北进的目的。”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在明天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给他们来一个主动出击！”
张国焘自然清楚陈昌浩主动出击的本意，那就是在中央审查红四方面军历史的同时，向中央发难——提出审查中央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但是，参加过多次党内路线斗争的张国焘懂得，在没有共产国际支持的前提下，只有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发难，结果一定是适得其反。因此，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
“条件尚不具备。”
“你是不是担心向前同志……”
“不！不……”张国焘急忙打断陈昌浩的话语，“沉住气，要学会后发制人。”
张国焘后发制人的意思是：先看看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再确定明天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方针。因此，在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的时候，他和陈昌浩勉强微笑鼓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出他们所料的是，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之后，不但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借题发挥，而且很快就宣布散会了。为此，他对陈昌浩、徐向前说道：
“你们在明天的会上，要把我们四方面军的成绩讲足、讲够，免得大家老看我们的缺点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