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张国焘反党活动的加剧，中央感到严重的是，他在四方面军大搞一言堂，封锁中央的消息，使广大指战员蒙在鼓里。对此，朱总司令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
鉴于张国焘篡党阴谋日渐暴露，毛泽东不得不再考虑他建议把两大主力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的用心。为此，他赶到生病的周恩来的住处，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后又说道：
“国焘时下的做法有点像曹阿瞒，想凭借手中的实力，在中国共产党内大搞挟天子以令诸侯。”
对此，周恩来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我想了许久，在即将召开的沙窝会议上，正式提出恢复红一方面军的建制。”
“我同意。鉴于朱老总随国焘主持总司令部的工作，恢复建制的红一方面军应由主席统率。”
“不！时下，我的名分越少越好。到会议上，我提名由你兼任红一方面军的司令与政委。”
恰在这时，陈赓因收到周恩来派人送给他的“暗示存在危险，叫他赶快去毛儿盖”的信，已星夜赶到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毛儿盖的驻地。他详细地汇报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搞的反党活动。对此，周恩来叹了口气，说道：
“看来，国焘不搞垮中央是绝不罢手的。”
“准确地说，他一天坐不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交椅，他就要利用手中的军队搞鬼。”毛泽东说罢不无轻蔑地摇了摇头，“恩来，看来陈赓是不能再回干部团了吧？”
由于干部团是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学校组成的，因此，中革军委决定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编成立红军学校。校长是倪志亮，政委是何畏，教育长是李特，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毛泽东考虑到张国焘决计要整陈赓，认为陈赓的工作似应重新安排。对此，周恩来是赞同的。他想了想说道：
“那就暂且在恢复后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中工作吧！”
陈赓离去不久，张闻天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抖着手中的一张纸，愤然地说道：
“真是得寸进尺啊！……”
“洛甫同志，又发生了什么情况？”毛泽东平静地问道。
“请看吧！”张闻天边说边把手中的纸递给毛泽东，“这是张国焘派人送来的要求增补四方面军的同志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
毛泽东看罢漠然一笑，又递给了周恩来：
“你看后我们再议。”
周恩来很快看完这张名单，气得大咳了一阵，接着说道：
“国焘的目的是清楚的：想通过增加九名政治局委员的手段，使他们在政治局中变为多数。这样一来，他就真的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瞒了。”
“因此，政治局必须否决他这一提案！”张闻天果决地说。
“否决是容易的。”毛泽东说罢又似自问地说道，“但是，如何才能让他下令四方面军的同志北上呢？”
“那主席的意见呢？”周恩来问道。
“我看时下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做些让步为好。”
“老毛，你……”
毛泽东冲着愕然的张闻天摆了摆手，说道：
“我所说的让步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以不动摇中央政治局的核心为前提。”
“那主席的意思，是同意增加一些名额的？”周恩来说道。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
“张国焘会同意吗？”张闻天问道。
“他当然不会同意。但是，我们每人不是也有一张嘴巴嘛，在会上可以说我们的理由嘛。”
在沙窝会议进行第二项议题——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张闻天手持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磋商后的名单，严肃地说道：
“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提升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三人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正式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同志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与会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张国焘、凯丰、刘伯承、叶剑英、陈昌浩、傅钟等因地位、心理诸因素不同，每个人的表情也不尽一样。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完名单之后，室内冷场许久，无一人发言，从而使得会议的气氛紧张了许多。张国焘听后满脸的不高兴，因为他清楚增加这样几个人进中央委员会，是达不到他本来的目的的。他于沉寂中想了许多，最后决定亲自出马，向中央政治局挑战。他在大讲了一番提拔工农干部进中央委员会的必要性之后，又以权威者的口气，傲慢不逊地说道：
“就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在坚持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
张国焘的发言内容，完全在毛泽东的所料之中。所以，一俟张国焘发言结束，他就微笑着说道：
“国焘同志所说的是有道理的，而且四方面军中的确有很多好干部。我想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进中央工作，是很慎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按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是不能吸收或增加中委的，现在是特殊情况，也考虑到了具体工作的需要，才这样做的。”
毛泽东的答辩是尽情尽理的，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同意的。但是，张国焘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借着毛泽东说的“现在是特殊情况”为由，又大加引申、发挥了一通。最后，他几乎是操着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
“正因如此，我本来的意见，是要多提一些同志进政治局的。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可以为政治局输送新的血液，而且还可以提拔有实际经验的工农干部，在中央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听后依然采取以柔克刚的策略，笑着答说：
“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不过现在是打仗，中央无需这样多的人，将来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张国焘也是有所准备的，因为他视毛泽东为最主要的对手。所以，他就在会上撕破脸和毛泽东进行辩论。他的主要论点有二：一是他前边所讲的理由，“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其二是“实施党内民主，将使党内各项歧见易于解决。例如军事行动问题，经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后决定下来，将来在执行时可以表现更大的决心与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疑阻塞了团结之路。”
对于毛泽东在沙窝会议上，如何阻止张国焘借改变中央达到篡权的目的，与会者多是泛泛谈到毛泽东坚持原则的态度，唯有张国焘别有用心地写下了这段话：
毛泽东更拒绝了我的全部建议。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讨。他反对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两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拒绝任何同志参加中央工作。……
毛泽东从未“拒绝任何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他只是坚决反对张国焘借改变中央达到篡权的阴谋。两人辩论的结果，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他说了这样一句史有所记的话：
“我提醒国焘同志：我们开的是政治局会议，而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接着，多数与会者发表了赞成毛泽东、反对张国焘的意见。最后，“会议拒绝了张国焘的这种无理要求，指出：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委员会产生的，政治局会议无权这样做，有些干部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接下来，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的名单，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由陈昌浩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最后，张闻天说道：
“下边，请恩来同志代表中革军委宣布新的红军编制。”
周恩来应声站起，蓦地感到一阵天旋地转，险些当场栽倒。他急忙双手扶住桌子，微微地合上双眼，极力控制着自己。当他再睁开双眼，一看与会者都惊愕地望着他，他笑着说了声“没关系”，遂又照着事前拟好的文件宣布道：
“为了适应北上过千里草地的需要，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在周恩来讲话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提心吊胆地看着周恩来那虚弱的神情，当他看到周恩来讲完又匆忙双手扶桌的时候，他下意识地伸出右手，挽住周恩来的臂膀，伏在耳边，小声地说道：
“恩来！你可不能病倒啊！……”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这句话的分量，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在张国焘看来，沙窝会议是以他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因为他想改变中央的目的没有实现，且又被迫同意北上的方针。自然，他由史家所称的《沙窝决议》的内容中，感到了北上方针一旦被证实是正确的以后，自己未来的下场。因此，他的情绪是极端低沉的。对此，徐向前做了如下记述：
沙窝会议之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我心里着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领导机关的粮食，眼看快要吃完。郑义斋、吴先恩他们是“老后勤”，愁得不行，向我反映，我也没办法……我想，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
这时，毛泽东的心情也是极不好的。事后，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说到原因时，他还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沙窝会议结束之后，他回到自己的住处，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像往日那样，又拿起那本有关藏传佛教的书认真地读了起来。
自红军进入藏族地区之后，毛泽东等中央、军委的领导多住在喇嘛庙中。由于毛泽东对于藏传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加之不少上层的喇嘛都到成都念过书，且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使他交了几位颇有修养的年长的活佛，在空余的时间里，经常在一起探究佛规、佛理，并从中感悟出一些为人的真谛。毛泽东进入毛儿盖之后，听说此地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活佛，绝不相信共产党信仰自由的政策。为此，毛泽东请政治部的有关同志邀请这位活佛前来面谈事后，他又听说这位活佛架子很大，不愿“移尊就教”。毛泽东就说道：“等开完会后，我一定亲自到他的下榻处，向这位活佛求教。”也或许是为了拜访这位活佛吧，今天晚上，毛泽东双手捧着这本藏传佛教的书，读得甭提有多么用心了！正当他对达赖、班禅的历史发生兴趣的时候，警卫员小陈走进来，有些神秘地报告：
“主席，有一位自称是什么活佛的喇嘛，要求今晚和您讲经、盘道。”
这些天来，毛泽东抑或是不顺心的事实在是太多的缘故，他一听活佛要找他讲经、盘道，就下意识地自语道：“难道活佛也和我毛泽东过不去？……”转念一想，忙又放下手中的佛书，边起身向门口走去边说：
“有请！有请！……”
前来造访的活佛已年近七十，鹤发童颜，一身的所谓仙气，他冲着迎候在门口的毛泽东，双手合十，没有念“阿弥陀佛”，只是说了一句“善哉！”等随毛泽东走进室内落座之后，就主动出击地问道：
“毛先生，你一生信仰什么宗教啊？”
毛泽东望着这位表情肃然的活佛，为了把气氛搞得轻松一些，很是认真地说道：
“这叫我怎么说才好呢？早年在家随母烧香拜佛，自应算是佛教了。”
“你信的是哪一家的佛教？”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以合乎理智的教说，开导人类转迷开悟，其目的在于实现净化社会的理想，以超越阶级、种族为特色。就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就一家。但是，随着佛教的发展，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又形成了不同的部族佛教。仅藏传佛教就有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等十多个派别。就说达赖、班禅所尊奉的格鲁派吧，也是由俗称黄教的噶当派发展而来。这就是活佛问毛泽东信的是哪一家的佛教的缘由。毛泽东不想与这位活佛理论佛教的源流脉承，只是简单地答说：
“就是从印度传来的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啊！”
这位活佛一听，毛泽东竟然知道佛祖释迦牟尼的名字，遂微微点头称是。
“佛家是很讲一个缘字的，既讲缘起，也承认缘灭，仅缘起就有十二支之多。我说得对吧？”
活佛愕然地看着毛泽东那坦然的表情，又微微点头称是。
“单讲一个缘字，说明佛家是讲缘分二字的。追踪溯源，我与活佛还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呢！”
活佛越听越感到惊奇，毛泽东不仅不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凶神恶煞，而且是一位博才多识且善于教化的领袖。他沉吟片时，又问道：
“后来，毛先生又改信什么教了？”
“孔圣人创立的儒教。”
“现在呢？”
“现在嘛……信马克思主义。”
“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毛泽东望着惊诧不已的活佛，忙又解释说：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人叫马克思。”
“马克思姓马，一定是中国的汉人吧？”
“不，是德国人。”
“毛泽东先生为什么改信德国人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呢？”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中国问题。”
“你认为是佛教好呢，还是马克思主义好？”
“活佛是藏传佛教的宗师，一定懂得这样的道理：宗教对信仰者而言，是不能用好与不好区分的。举例说，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源于印度，昌于华夏，扬于四海。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佛教于十三世纪在印度消亡，就进而指责印度人民放弃了好的信仰，而改信不好的信仰。”
毛泽东的这番宏论征服了这位活佛，使他知道了红军的领袖是通情达理、学富五车的雄辩家。他不住地微微点头，完全是心悦诚服的样子。少顷，他又有意地问道：
“毛先生说的在理。用佛家的话说：如果有一天马克思主义不能普度中国的众生，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一定再寻觅新的救国之理。用你的话说，那就是再寻觅一种新的宗教。”
活佛为毛泽东的态度所折服。他从毛泽东的言谈中，明白了红军绝对不是杀人放火的土匪，而是立志于救国救民的队伍。同时，他也为毛泽东的学识所倾倒。在他看来，毛泽东就是一位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不知何因，他突然想起了佛祖释迦牟尼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故感叹地说道：
“毛先生不仅是一位智者，而且也是一位慧者，在我看来，未来的中国……”
“请活佛放心，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信仰自由！”
“但你的智慧起码可以得民心，安天下。”
“托活佛的吉言，”毛泽东匆忙站起，拱抱双手，颇有几分诚惶诚恐地说道，“如果他日我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昌盛，我一定请活佛，还有藏族同胞的精神领袖达赖、班禅去京城弘法、布道！”
就在这时，警卫员小陈慌慌张张地走进来，结结巴巴地说道：
“报告！周副主席他……突然昏迷不醒，失去了知觉。”
毛泽东听后大惊，转而十分歉意地对活佛说道：
“很是对不起，你我改日再谈，我得告辞了。”
“且慢，”活佛又伸出右手在额前，道了一声：“善哉！”遂又问道，“请问毛先生，这位周副主席在马克思主义中位居何职？”
“打个比方说吧，他就像是佛教中的唐三藏，是亲自到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德国朝圣、取经的一位中国人。”
“请毛先生相信，佛会保佑他的。”
自长征开始以来，周恩来实在是太累了。白天，他要随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夜间，他又要汇集各方情报，研究敌我双方的态势，制定或修订作战方案。遇到特殊紧急的情况，他就整夜不睡觉，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一会儿，或者用凉水洗把脸，然后再继续工作。自从芦花会议之后，他除去正常的军事指挥之外，还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应付张国焘反党篡权的行为，若不是他有着超人的毅力，恐怕早就病倒了。他随军来到毛儿盖之后，由于粮食奇缺，加之他又要求自己非常严格，天天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精力和体力的消耗都达到了极限。就这样，他还凭着一种精神的支撑出席了沙窝会议，并与张国焘作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的临时下榻处，往那张木板**一躺就失去了知觉，完全昏迷过去。
周恩来这次生病，来势异常凶猛。连续几天，周恩来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高烧依然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黄染。毛泽东认为病情严重，当即指示请傅连障来给周恩来看病。但当时傅大夫的住地太远，没有办法赶到。旋即毛泽东又命令有关的卫生部门，立即请毛儿盖附近最好的大夫，前来给周恩来治病。这样，就请来了王斌、李治两位医生，几经检验，确诊周恩来患的是肝炎，且已变成网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消毒，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孔。怎么办？医生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消炎、退烧。另外，请人到六十里外的雪山上取来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以缓解肝部病情的发展。
诚如前文所述，邓颖超是带病参加长征的。一路上，她忍受肺病的折磨，还要帮着同行者，尤其是几位在长征路上分娩的女同志坚定意志，共渡难关。时下，周恩来的病势如此严重，组织上只好通知带病的邓颖超前来看望与护理。周恩来一直昏迷不醒，躺在那张木板**。邓颖超就只好在床下的地上铺一层干草，权当自己的住处。她望着人事不省的战友和伴侣，就像是万箭穿心一样的难受。她为了排解这难以捱度的夜晚，只好把周恩来脱下的那件灰色毛背心拿过来为他抓虱子。在油灯下一看，上面长满了虱子。她一个一个地找出来，用指甲把它们掐死。或许是太多了的缘故，她掐死一个，小声自语地念一声：“一个、两个、三个……”
毛泽东赶来看周恩来的病情已是深夜了。他走到门口只见警卫员小魏等守在门外，低声地啜泣着，知道周恩来的病情是相当严重的。他小声地安慰了几句，就悄然走进屋去。出他所料的是，映入眼帘的是邓颖超坐在干草铺的地铺上，一边专心地拿虱子，一边自语地数着：
“一百七十个，一百七十一个，一百七十二个……”
毛泽东一看邓颖超手中的那件灰色毛背心，知道是周恩来的。他就在这一瞬间，下意识地想起了那次会前捉虱子的往事。因此，当邓颖超数到一百七十三个的时候，毛泽东喟叹不已地说；
“这就是恩来呀！……”
邓颖超闻声抬起头来，一见毛泽东站在了屋门口，忙说道：
“主席，你……”
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沉浸在那次捉虱子的事上，感慨地说道：
“我是在说，我毛泽东容不下一个虱子的侵扰，恩来却能忍受一百七十三个虱子的叮咬，且能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此，邓颖超是一无所知的，她听后有些茫然地问道：
“主席在说什么呀？”
至此，毛泽东才恍然醒悟，他望着茫然的邓颖超忍不住地笑了，旋即又慨叹地说道：
“我从你为恩来捉虱子这件事，顿悟出一个真理来：刚柔相济，始可有成。”
如果说在漫漫的长征中，周恩来通过失败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在遵义会议上主动地请毛泽东指挥红军，并在其后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会理会议……一直到与张国焘的斗争中，都能自觉地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话，那么这同样也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格、风范、能力等方面的考察与认识的过程。而他所说的“刚柔相济，始可有成”这句话，则是他对自己、对周恩来的正确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今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的革命里程中，尽管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解放全中国的大是大非中有过短暂的分歧，但是，他们之间都能自觉地按照“刚柔相济”这一互补的原则，加强团结，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此乃后话。
毛泽东自知此时此刻不是讨论这一话题的时候，故有意转移话题，关切地问道：
“恩来的病情怎样？”
“很不好。他患的是病菌引起的阿米巴肝脓肿，死亡率极高。时下，急需为他排脓，可又没有条件开刀。”
毛泽东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走到周恩来的床头，伸手摸了摸昏迷中的周恩来的额头，有些吃惊地自语：
“好烫啊！……”
“他一直发高烧，又没有退烧的特效药。”
“那该怎么办呢？”
恰在这时，一位中年红军指挥员边说“我来也！”边背着一条湿漉漉的麻袋走进来，待他把麻袋往地上一放，凭借灯光，毛泽东认出了来者是陈赓，他有些惊疑地问道：
“陈赓，你又在搞什么名堂？”
陈赓一见是毛泽东在场，从麻袋中取出一块冰，在手中掂了掂，笑着说道：
“给周副主席送来了最好的退烧药！”
“从什么地方搞来的？”毛泽东问道。
“从几十里外的雪山上。”陈赓答说。
“谢谢你，陈赓同志。”毛泽东说罢看着陈赓把冰块敷在周恩来的病区，又感慨地自语，“这是可恶的雪山对红军唯一的好处哇！”接着，他又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恩来就交给你陈赓了，一定要医好恩来的病，不许留后遗症。出了差错，我拿你是问！”
“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陈赓说罢行了一个军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