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再克遵义后的十多天里，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相互审视、斗智的阶段。结果，蒋介石依然未识破毛泽东在“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给敌造成错觉”，进而达到“徘徊诱敌”的目的，使之又放弃“攻势防御”，作出错误的决断：“拟将匪歼灭于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蒋介石一声令下，原来按照蒋氏“攻势防御”布防各地的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立脚未稳，又匆忙遵令赶到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分四道防线攻防、进退，并采取当年在江西“围剿”中央红军的碉堡推进策略，赶修一座又一座碉堡。可以想见，按照蒋氏的要求做到“两碉间隔以目力、火力能及为度，最好每里约一碉”，是何等的困难和劳累！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静观待变之中，利用蒋介石上述错误的决断，不仅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而且还使强大的敌人分散了兵力。换言之，又为毛泽东粉碎蒋介石《关于在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创造了条件。

时下，面对四周强敌包围，就是坚决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博古、凯丰等人，也不会再主张以六路分兵、四面出击的战略原则，打破敌人这次新的“围剿”了！但是，如何采用运动战的原则打破强敌的包围，进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为红军下一步行动创造生机，人们似乎又都不约而同地期待着毛泽东的决策。

毛泽东在鸭溪、白腊坎一带达到“徘徊诱敌”的目的之后，在敌尚未完成部署之前，突然挥师向西，跳出敌人预伏的包围圈，调动立脚未稳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尾随红军之后西行，使我中央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叫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等到敌人在尾随西行相当疲惫的时候，再寻机消灭敌人，并为红军下一段的行动创造条件。毛泽东或许汲取了攻打打鼓新场战役的教训，抑或是为了各级红军指战员做到心中有数，利于调动积极性，就在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第二天——即三月十三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

（甲）依据目前情况，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

（乙）军委依此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丙）在这一战役中，各兵团后方统应向西。

彭德怀、杨尚昆收到上述《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之后，赞同我野战军向西南转移的同时，对攻打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纵队提出异议：由于“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等原因，“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

从表象看，彭杨关于不打驻节鲁班厂周浑元所部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认为：时下唯有周浑元所部未受到中央红军的重创，就其规律而言，驻节鲁班厂以逸待劳的周部一定会主动寻求与我红军决战。这样，我中央红军可在运动中消灭该敌一部。另外，毛泽东此次挥师西指，意在把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全部敌人西调，并服从于近期内三渡、四渡赤水以及后来红军的总体战略。然而如何才能促使蒋介石当即放弃《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歼灭中央红军部署》，再下令这些尚未部署完毕的各部尾追红军西行呢？是悄然向仁怀、茅台突进，三渡赤水呢？还是打一下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所部，再挥师北向，于距鲁班厂仅有几十公里的茅台三渡赤水呢？从“示形于敌”或“示强于敌”，进而迫使蒋介石改变初衷而言，显然是打一下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所部是上策。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没有采纳彭、杨的建议。

接着，毛泽东为落实上述战略方针，于三月十四日二十一时以前敌司令部名义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十五号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厂之敌以粉碎敌人的围攻，转移整个局势。各军团应立即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具体部署是：“以红一、三军团主力和干部团为右翼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取道潭厂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厂之敌左侧北及左正面；以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第十团、第十三团为左翼队，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以一个营固守分水岭，主力则出分水岭由西南协同红一军团歼灭鲁班厂之敌。”

但是，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所部第九十六、十三两个师，发现我中央红军攻打鲁班厂的意图之后，并未主动出击，迎战浩**西来的红军。相反，他们却采取了“攻势防御”的策略，匆忙集结兵力，乘夜构筑工事，做好在鲁班厂与我决战并阻我西进的准备。这样一来，我中央红军在运动中寻机消灭周浑元纵队一部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为了实现西调敌人的战略目的，于十五日“十五时，红军发起总攻，激战四小时，敌凭借工事固守，与我对峙”。恰在这时，我获悉“三元洞之敌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两个团由孔岩尾追红三军团第十团、第十三团在鲁班厂东南永安寺附近”。毛泽东等审时度势，认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避免受敌夹击，撤出战斗”。命令部队于当夜转移到茅台、仁怀、潭厂、小河地域。

我红一军团奉命派出先遣部队乘夜北上，于十六日清晨袭占茅台，并歼敌一个连。我主力部队于下午三时到达茅台。

茅台，是赤水河上游的一个小镇，因用赤水河中的水酿出美酒而闻名中外。其实，那时的茅台还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小村镇，居民不过三四千人，街道狭窄泥泞，房屋多是茅草顶的，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才住红瓦顶的房子。全村镇除去三家大的酒厂以外，还有无数个家庭酿酒厂。因此，这里的人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家家户户有很多装满茅台酒的坛坛罐罐。我红军根据规定，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尤其是茅台酒，除去给部队留一部分外，其余全部分给贫苦的工农大众。这样，我红军指战员会喝酒的，都放量地品尝起久已知名的茅台酒。有的还要装上一行军壶，准备日后解馋、过瘾。那些不会喝酒的，竟然用这美酿擦脚，借以起到舒筋活络之效。值得一记的是，李德自遵义会议之后到红一军团“锻炼”，他一向视酒如命，这次随红军进入茅台以后。遂找到最有名的酿酒作坊“义成老烧房”，抱罐痛饮了茅台酒。有人说他喝得酩酊大醉，似可相信。至于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记：“据谣传，李德喝茅台酒过量，以至于一个星期不省人事。”绝无此事。因为当晚与翌日——三月十七日，我中央红军就要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了！

也就是在我红军指战员痛饮美酿茅台酒的时候，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在茅台研究三渡赤水以及其后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提出了如下的战略构想：

由于敌人层层设防，我军难以在黔北完成北渡长江的任务。怎么办？只有出奇兵，转战到滇北从金沙江（即长江的上游）渡江北上，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欲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做到两点：其一，把集中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调往川南古蔺一带，为我红军挥师东上创造条件；其二，欲完成转战至滇北渡金沙江的构想，必须把大部滇军调离云南，使我红军在云南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地行进。也就是在这次决策会上，毛泽东首次说出这句话：

“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如何把集中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全部敌军调往川南古蔺一带呢？毛泽东提出在完成鲁班厂的战斗之后，应当迅速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为给敌人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有意做一次全军性的佯动——红军主力依然潜伏在赤水河西岸，待敌人，尤其是奉命“追剿”红军的滇军被调往川南之后，我红军再出其不意地回渡——即四渡赤水河。这样一来，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广大地区，已经没有敌人重兵布防，为我军南渡乌江、威胁贵阳，并进而把滇军主力调离云南创造条件。到那时，红军即可实现大踏步地穿越云南，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构想。

与会者，尤其是周恩来十分赞赏毛泽东这一了不起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这一由弱者调动强者的战略构想，是由不同的战役阶段组成的，这就要求在实施这一积极、主动且又有内在联系的战略构想过程中，必须做到两条：其一，佯动似真，骗过敌人；其二，我军行动机密，必须把这过人的战略招数环环相扣，不准有半点失误。而核心是两个字：“保密”。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毛泽东是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者，而周恩来则注定是这一战略构想的主要实施者。对此，黄火青曾做了如下的记评：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役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研究清楚了。然后下命令到各部队，哪个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钟才去睡觉。他的精神好，青年人都熬不过他……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周副主席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重他，但又很愿意和他接近。就像我们这样的干部，也跟他开玩笑，叫他‘胡子’。”

如果说周恩来在上海阶段，作为党中央负责军事的常委，和远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是上下级关系，曾经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创建了江西根据地，并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那么在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直到遵义会议之前，在漫长的三年时间里，则是周恩来通过失败的教训，一步一步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因此，他在遵义会议上“全力推举毛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是出自内心的。也正是由于他有这种敢于在真理面前认输的博大胸襟，才能积极支持并实施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构想。也就是自此开始，他们之间一直维系着这种奇特的工作关系：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命运蓝图的绘制导师，周恩来则是这一命运蓝图的实施人。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这部悲壮的命运交响曲，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谱写的。就这个意义上讲，伟大的长征交响曲也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谱写的。

周恩来在讲完实施毛泽东提出的战略部署的意见之后，其他与会者相继发表意见，在赞成毛泽东这一战略构想的同时，就确保实施这一战略构想各抒己见。为达到周恩来提出的高度保密的原则，一致认为：要把这一整体战略构想限定在极少数领导范围内。换言之，具体参战部队，只需掌握具体战役的部署。

接着，中革军委于三月十六日十八时发布《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该部署规定：“我野战军决于今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此次渡河，以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为渡河司令及政委。

红军秩序井然地三渡赤水河之后，在毛泽东诱敌西进、北渡长江的指示下，公开摆出北指长江的姿态，浩浩****地经古蔺妙山、金华寺进入石宝寨、大村、铁厂、皇华、镇龙山等地。这时，红军主力接到命令：立即在山沟森林中隐蔽集结，以求新的机动。与此同时，“由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向古蔺县城前进，伪装红军西进，佯作北渡长江的姿态”。

或许是“天意”，当我“伪装红军西进”的部队赶到镇龙山时，与毫无精神准备的川军一个团相遇，一听说红军主力到了，这些川军于仓皇中放了几枪，就凭借路熟逃之夭夭了！但是，这些善于欺骗上司的杂牌部队，大讲红军主力已经到达古蔺，不日即可北渡长江。这等于充当了中央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然而毛泽东并未跟随红军主力西行，渡过赤水河后就进入一个不小的树林中，“在地上摊着一张大比例尺军用地图，研究部队下一步行动”。说白了，是在研究三渡赤水河并完成诱敌西进的任务之后，如何再出敌不意地折回赤水河以东，即四渡赤水。为此，总参谋长刘伯承调来了工兵连长王耀南。毛泽东当即说道：

“总参谋长，把那个事给他讲讲。”

“耀南同志，你知道太平渡、二郎滩架的桥还在不？”刘伯承问道。

“据了解，还在。”王耀南答说。

“那好。”刘伯承接着说道，“你赶快派几个得力的人，每人带两条短枪，多带手榴弹，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一下。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

毛泽东的意图是：如果红军在一渡、二渡赤水河时在太平渡、二郎滩建的浮桥还在，我三渡赤水河诱敌西去，并在山沟森林中隐蔽集结的主力红军，即刻挥师东指，在太平渡、二郎滩实施四渡赤水河的任务。

王耀南当即“派一排长李景富带六七个有经验的老战士，骑马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侦察”。结果是：“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自己把桥看起来了。桥都是好好的”。

刘伯承听了王耀南的报告后，当即嘱咐：

“带上几十个人插小路赶到两个渡口，对几座浮桥全面检修一下。”

毛泽东听后露出了微笑，他有意地问刘伯承：

“总参谋长，在我们尚未下达四渡赤水河命令之前，我想向你问句题外话：他们的蒋委员长在想些什么？”

刘伯承沉吟片时，笑着答说：

“我想，这位蒋委员长一定是在按照主席的计划行事。”

这一个星期来，坐镇山城的蒋介石不仅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行事，而且他那忽喜忽怒的情绪也因此而变幻莫测。当他刚刚下达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消灭中央红军的命令之后，在他的观念中，从此收到前方的电文，自应是在该地区“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报。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战役还没打响，中央红军就又跳出他精心部署的包围圈，挥师西去，并在鲁班厂狠狠教训了周浑元所部。因此，他的情绪尚未变喜就又发怒，并于当日严厉电责薛岳、吴奇伟、周浑元：“此乃为我军之大耻。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各尽职责，则何颜再立于斯世？”同时严令：“周（浑元）可截击，吴（奇伟）可追击，王（家烈）可堵击，孙（渡）可追击与截击，郭（勋祺）可绕出仁怀以西追击。假使各部运用得法，努力遵令剿办，乃歼灭良机。”但是，出蒋所料的是，红军突然撤攻鲁班厂，再次挥师北指，经仁怀，克茅台，并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大踏步地向川南古蔺前进。对此，蒋氏再次陷入困惑之中，遂在他的下榻处范庄召集会议，共议中央红军向川南挺进的目的。

蒋介石立于九五之尊极位，也有着古今中外独裁者那特有的习性：君临天下，舍我其谁？因此，没等陈诚、晏道刚等人讲话，他就讲了如下这段话：

“红军战斗力仍未削减，不可轻视；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米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打游击。”

对于蒋介石的上述论断，陈诚、晏道刚等这些熟读兵法的高参，一定会有各种不同想法的。但是，在蒋氏这样自视高明的独裁者面前，谁还再敢说些不同的意见呢？另外，像陈诚、晏道刚等人都深知毛泽东用兵之妙，远在他们之上，万一出错了招数导致失败，谁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呢？好在几千年留下了这样不成文的传统：最高主宰者错了——甚至丢了江山，自有对手和人民治罪。所以，他们也就围绕着蒋氏定的调子往下唱。从而形成了以蒋氏即兴谱写的主旋律为核心，进而再赞美蒋氏英明、天才的颂歌。这种古老的颂歌唱了几千年，唱出了多少天下兴亡事，但蒋氏依然像他心中的贤哲那样——由于还有忠诚的合唱者，他还是要起劲地唱下去。

最后，和过去结束这样的合唱会完全一样，蒋介石再次以神灵的化身发布指示：“因此，决定严密封锁，再把碉堡政策拿出来。”对此，与会者晏道刚写道：“于是他指示薛岳令各纵队尾追侧击，采取在江西修碉堡围攻的办法，步步向赤水包围；并调李韫珩部由黔东进遵义，在该城周围修碉；调上官云相（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电告刘湘加强泸州上下一带长江防线，并挺进至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土城、古蔺地区修碉封锁；电龙云以孙渡部进至大定、毕节以东地区防堵，修碉封锁，并切实加强封锁横江。”

不久，蒋氏获悉中央红军“麇集古蔺东南地区”之后，又迅速把“川军刘（兆藜）、达（凤岗）、袁（如骏）、魏（楷）、周（化成）各部，在天堂、叙永、站底、赤水河镇防堵于西；周（浑元）、吴（奇伟）、侯（汉佑）各部沿赤水河流域防堵于东与南；黔军现正向此线接防，腾出周、吴两部担任追剿；孙（渡）纵队亦向赤水河镇防堵；郭（勋祺）部由茅台渡河追击”。在新的部署完成之后，他又向各部下达了《关于在古蔺东南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电令，信誓旦旦地指出：

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星夜并征集民工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最善，尤须严密坚固，并与友军确取连防，使无间隙可乘。并另控制兵力于相当地带，准备迎头痛击，并派多组别动队，遍处游击，阻其行进，眩其耳目。追击者不顾一切，以找匪痛击之决心，或尾匪追击：或派游击队绕出其前拦击、腰击与堵击；或主力赶出其旁截击。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蒋中正哿戌川行印

也就在蒋介石下达上述命令的同一天——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认为三渡赤水河的任务——其中包括把滇军孙渡纵队调出云南的设想全部完成。就在蒋氏《关于在古蔺东南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尚未就绪之际，毛泽东突然挥兵东指，悄然四渡赤水河，这样就又把敌人刚刚集中至赤水河以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为此，毛泽东遂于三月二十日十五时下达了《关于一军团先头部队控制太平渡林滩的指示》：

（甲）我军决东转经二郎滩、林滩之线渡赤水河。

（乙）一军团得电后立即派出两个先头团，每人沿途砍带可架桥竹子一根，并带全部工兵连夜兼程赶到，并急袭太平渡（今夜袭占）、林滩（明日上午）两点，抢船各架桥两座，由师长、政委分往亲自指挥。太平渡之桥限明二十一日十二时架成，林滩限十五时架成，其先头两个团主力应过河控制太平渡、林滩渡河点，向二郎滩、土城严密警戒。

（丙）一军团主力（缺三个团）于今二十日下午出发，入夜后休息，限明十五时到达林滩渡河，限明晚渡河完毕，太平渡桥则交三军团渡。

与此同时，要求红一军团留一个团在镇龙山向古蔺游击惑敌。一俟任务完成，限二十一日十八时全部赶到林滩渡河。命令特别强调：

“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接着，下达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以五军团为后卫，吸引川敌郭勋祺部向古蔺前进，掩护红军主力过河拒敌于大村以东至二十一日晚，然后迅速转移到太平渡。于二十二日上午渡河；九军团渡二郎滩；军委纵队渡九溪口；三军团渡太平渡；一军团渡林滩。”欲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胜利完成四渡赤水河的任务，电令明确规定：

“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在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事大家的精密实施下，我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四渡赤水河的使命，再次进入已经近似空无人防的黔北地区。由于我军在四渡赤水河的时候，真正地做到了“秘密、迅速、坚决”与“出敌不备”，在中国战史上创造了“蒋介石的各路大军纷纷向古蔺前进之时，我军巧妙地秘密地与敌相对而行”的战例。

如果说一渡、二渡赤水河，是毛泽东在我军处于不利的态势之下，被迫地采取由被动向主动转化的军事行为，并为再克桐梓、娄山关，取得遵义大捷创造了条件；那么三渡、四渡赤水河，则是毛泽东在静观敌变的过程中采取的主动的军事行为。因此，后者比前者更能显示毛泽东高超的且又是更为成熟的指挥天才。应当说，作为军事家在一生的指挥生涯中，且前后集中在整整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能够谱写出如此漂亮的四渡赤水的军事篇章是很难的；在毛泽东一生谱就的军事华章中，也只有转战陕北可与之比拟。但就敌我态势、地形、人情以及时间而言，四渡赤水河有着转战陕北无可比拟的难度。因此，毛泽东对一生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战例，唯青睐于四渡赤水。就是到了建国之后，他与陈毅在议政论军的时候，还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周恩来曾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演出过不少次战争悲剧，因此，他更能体会毛泽东在运动中演出四渡赤水河的好戏是何等不易！他知道像四渡赤水河这样完善的战例，在古今中外的军史中也是不多见的。事后，他多次称道四渡赤水，并说“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这是发自内心的赞美！

但是，在那时的毛泽东看来，四渡赤水河仅仅是他构想中的那盘大棋中的第一步。当他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之后，立即又进入如何走好第二步棋的运筹中。在他预伏的构想中，应当挥师南指，再次抢渡乌江，向着兵力空虚的贵阳进军。这样，蒋介石就势必东调滇军主力援黔。待滇军倾巢东下之后，我中央红军再挥师入滇，转兵滇北，渡金沙江北上，完成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为实施这步大棋，毛泽东再次采用声北击南之道：以红九军团伪装成中央红军的主力，浩**北指，造成红军北上——或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或北渡长江的态势，并以强行军的速度进抵习水的李子关、良村、兴隆场一带。同时，我红军主力“通过遵（义）怀（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为实施毛泽东南下突袭乌江、威胁贵阳的战略构想，他们要求：“各军团应乘月夜运动，在白天飞机活动时间，则区分各分队成梯队，伸长距离，加意对空伪装，逐段前进，黄昏进入宿营地，并要加强政治工作，使指战员努力争取南下先机。”

我们从上述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等人不仅完全能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而且还能准确无误地确保这一战略构想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以及我军高级指挥员是通过四渡赤水，逐步认识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努力开始实施之的。

正当毛泽东在行军途中运筹这步大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骑马赶来，有些兴奋地说道：

“主席，据可靠的情报，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四日离开山城重庆，飞到贵阳来了！”

毛泽东听后一怔，遂露出了惬意的微笑，说道：

“这可是飞来之笔啊！”

“主席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仅牵着十几万敌人的鼻子到处转，而且还把这位蒋委员长调到贵阳来了！”

“是的，是的！”毛泽东沉吟片时，“既然是飞来之笔，我们下边的文章就应当改从蒋某人做起了。”

周恩来从这话音中，知道毛泽东又有了新的文章，故说道：

“先听主席破题、开讲。”

“不！我们应当先看蒋某人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