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突然离开重庆飞往贵阳呢？这其中既有军事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考虑。而直接导致他离开山城的动因，则是中央红军漂亮地完成了四渡赤水河。

蒋介石在惊悉毛泽东重掌军事大权，并胜利完成一渡、二渡赤水河，连克桐梓、娄山关，继而又取得再克遵义的辉煌战果之后，他于三月二日偕夫人宋美龄等人由武昌飞往重庆，妄图以自己的所谓军事天才，击败刚刚获得指挥大权的毛泽东。但是，出他所料的是，毛泽东不仅打破了他精心设计的《关于在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而且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河，把他仓促制定的《关于在古蔺东南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化为泡影，同时还把疲惫不堪的十几万大军甩在了赤水河西边的川南地区。这对任何一位指挥员而言，都是军事生涯中的奇耻大辱！

但是，蒋介石有着所有独裁者对待失败的办法：一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制造败为胜的舆论——“将予取之，必先予之”；再是失败了诿过于下属——即我蒋某人的经卷是正确的，被无能的和尚们念歪了！时下，蒋介石就是认定他在山城重庆定下的歼灭中央红军的一次次部署是正确的，而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薛岳、王家烈等前线指挥官无能，被毛泽东这个“游击大王”钻了空子！

另外，从蒋介石的军事生涯来看，他是一位很讲究实效的军事统帅。把话说穿了，蚀本的生意他是从来不做的。举例来说：孙中山先生蒙难观音山，蒋介石赶往中山舰“救驾”，时虽有危险，但他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天下属孙中山，绝非是陈炯明，故决定冒险前往，从而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为他日继承中山先生的革命遗产奠定了基础；再如二次北伐——讨伐奉系张作霖，兵过济南时遇到日本出兵干涉，并造成“五三惨案”，蒋氏无力、也不想和日军兵戎相见，当即决定把所谓的北伐统帅虚衔交给冯玉祥，自己躲回南京乐观其成，等等。时下，蒋介石自重庆飞往贵阳之举，从军事上讲对他有什么益处呢？

蒋介石是很相信军事统帅的作用的。他认为十几万大军被中央红军牵着鼻子转，实是部属薛岳等人不是毛泽东的对手的缘故。如果是他坐镇指挥，就一定能够识破毛泽东用兵的计谋，并能以更高明的策略战胜之。事后追论，这点自信是蒋介石战胜各地实力派的本钱，也是终为毛泽东所败的原因。另外，他认为中央红军历经半年的转移，尤其是经过湘江血战等战役之后，已经没有太大的战斗力了。他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军事统帅，还清楚地知道：中央红军西行转移是无后方作战，其困难是很大的，再加上人生地不熟等不利的客观条件，也必然会削弱中央红军的战斗力。与此同时，在蒋介石看来，这些对中央红军不利的主客观条件，恰又是他所指挥的“追剿”部队的长处。他的结论是：只要他君临贵阳坐镇，亲自与毛泽东对垒，他是一定能够稳操胜券的！因此，他一听说中央红军悄然完成四渡赤水河之后，盛怒之下，即于三月二十四日偕夫人宋美龄、洋顾问端纳、陈诚、晏道刚等由重庆飞往贵阳。

自然，蒋介石此次贵阳之行，还有着人所皆知的政治原因，那就是实现前文所说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一个双管齐下的计谋”。具体地说，拿掉王家烈，把贵州省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如果说蒋介石作为一方的军事统帅，有着他先天和后天乃至于军事品格等方面的不足，然而他作为一代纵横家，却有着他极其高明的谋略和手段。只要回顾一下他和假左派汪精卫、真右派胡汉民等人的斗法，时人以及后人乃至于史学家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国民党中无人与其向背。因此，蒋氏战胜王家烈，用句俗话说：“这只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事！”就在蒋氏飞抵重庆不久，他就认定接连兵败的王家烈是到了下台的时候了。其一，薛岳亲率十万中央军借“追剿”红军已经跟进贵州，入主贵阳，造成了取王而代之的态势；其二，王家烈的看家本钱——黔军屡遭红军的打击，不仅成了惊弓之鸟，而且也授给了蒋氏分化瓦解的机会。蒋氏作为一代纵横家十分清楚：强夺王家烈的兵权、政权，不如请王家烈做个识时务者，主动向中央交出他手中的一切权力。为此，他电示贵州省党部书记长李仲明找王家烈谈话，提出：“蒋先生征询你的意见，希望你对贵州的政治和军事专搞一样，你愿意主军还是愿意主政？”为了使恋栈不走的王家烈早下决心离去，他又命时任武汉绥靖主任兼湖北省主席的何成浚由渝飞黔，再与王家烈商谈贵州问题。时下，他决定在贵阳指挥“剿共”的同时，彻底解决贵州省的问题，故通知有关人士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顾祝同、吴忠信等相继飞抵贵阳，共议改组贵州省府的大事。

蒋介石飞抵贵阳之后，他的行营设在乐会巷毛光宇的住宅里面，蒋与夫人宋美龄住在二楼，警卫十分严密，二楼两端的楼口都站有双卫兵。除了顾祝同、陈诚、端纳、晏道刚、吴忠信、何成浚等人可以自由上下外，任何人不经蒋的传唤都不许上去。开会时，走廊上还有武装士兵巡回走动。由此可知，蒋氏不仅惜命保生，而且也说明他对黔系，尤其是即将被拿掉的王家烈等是极不信任的！

国民党中流传着一句近似笑谈的话，大意谓：蒋介石任总司令，中华民国即为总司令体制；蒋介石任委员长，中华民国即为委员长体制；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即为主席体制。后来，又有好事者引申道：蒋介石在南京，南京即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在庐山，庐山即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一句话：蒋介石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即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上述的传言说明：蒋介石就像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者那样，一切以他自己为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因此，少为中外观瞻和关心的贵阳城，由于蒋介石的突然到来，一时成了中国各阶层人士注目的政治、军事中心。对此，蒋介石不仅是清楚的，而且他还有意借舆论把贵阳炒成新闻热点，进而再把古之夜郎国变成政治中心。为此，他下车伊始，遂向党政军各界人士发表讲演，除去大谈“抱定与红军一决雌雄的战略企图”而外，他还大讲了一番所谓“反共救国”的谬论。最后，他慷慨陈词地说：

“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红军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

蒋介石既然是一位以自己为中心的军事家，那么自他到贵阳始即为最高指挥者则是必然的。因此，不仅随他而来的陈诚、顾祝同、晏道刚等是随叫随到的高参，就连负前线指挥重任的薛岳等人也变成了侍从高参。在蒋初到贵阳的前几天里，每天都要数度召见这些侍从高参，询问毛泽东指挥下的中央红军到了什么地方。自然，审阅发自前线的那雪片似的军情通报，则更是随到随看，有的还要随时处理。由此可见，他也真是够辛苦的了！

但是，一是由于中央红军严密执行毛泽东“秘密、迅速、坚决”与“出敌不备”的原则，再是十几万“追剿”大军相互牵制、矛盾重重，且又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蒋介石始终没有得到红军行止的准确消息。所以，他到贵阳的前五天，只是根据前线发来的一些错误的情报，向各部下达了不少错误的指示。待到三月二十八日，他获悉“股匪主力三日来仍在鸭溪与潭厂线之北方地区，与我第一、第二纵队对峙。窥其企图，必将由该线突破一点，或在鸭溪附近乘隙偷窜”之后，他顿感事态严重，遂给滇军孙渡下达了《关于速到打鼓新场协剿中央红军》的电令：“务望兄部速取直径，用最快速度于本月三十一日以前赶到打鼓新场与西安寨间地区，俾得按其协剿，完成革命也。”

蒋介石刚刚给滇军孙渡发出上述电令之后，薛岳又“接侯汉佑在土城来电，知道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但他未加重视，认为遵义以西封锁线已经完成，不足为虑。三十日薛岳突接周浑元急电说，该纵队于长干山、枫香坝、鲁班厂封锁线内的倒流水地区被红军强袭，激战近日之后，红军已经继续经沙土南移，似有偷渡乌江模样”。这一情况实出薛岳所料，但他知红军果真强渡乌江的后果，因此，他不得不怯生生地向蒋介石做了如实的报告。

蒋介石听后更是吃惊不小，他一边自语“这怎么可能呢”？一边大骂薛岳是饭桶、无能！也就是从这天开始，“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耳红脸赤骂个不停”。也就是说，从这天起，蒋介石走马上任，指挥十几万“追剿”大军，与毛泽东指挥的不足三万名红军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激烈的厮杀！

或许这一个多月以来，蒋介石所部吃毛泽东声东击西、声南击北的亏太多了，因此，他用近似口头禅的话大声地询问：

“毛泽东的指挥位置在什么地方？共匪的主力在什么地方？共匪下一步行动又是什么？……”

就在蒋介石像个瞎子似的指挥十几万“追剿”大军，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忽而南，忽而北，忽而东，忽而西的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完成毛泽东示形于北——红九军团伪装红军主力北去的同时，红一、三、五军团主力已经悄然南下，就要逼近乌江北岸了！就在蒋介石命滇军孙渡所部赶到打鼓新场“协剿”中央红军的同一天——二十八日，毛泽东、朱德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电告红九军团，正式指示：“我一、三军团明二十九日继续南下争取控制乌江，执行新的机动。五军团在明十二时前在兴隆场钳制枫香坝敌人，以掩护南下。”为了继续欺骗敌人，还指示红九军团于二十九日“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出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中央红军主力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以便中央红军主力秘密迅速向南转移”。三月三十一日二时，毛泽东、朱德又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发布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命令。

为了确保南渡乌江的胜利，特任命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担任南渡乌江的先遣团，并把军团工兵连配属红三团执行先遣任务。为加强红三团的领导力量，军团特派组织部长萧华赶到乌江前线，组织实施抢渡乌江的任务。

萧华等亲率三团于三月三十一日如期赶到乌江边。放眼望去，乌江北岸的大山高约一千五百米。为了封锁红军的行踪，部队在靠近江边的山背后隐蔽下来。接着，一面派人侦察敌人江防的情况，一面做强渡乌江的准备。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兵指战员，连片刻休息都没有，就又紧张地砍伐竹子，结扎竹排。

萧华等各级指挥员赶到江边察看地形，发现“乌江对岸是笔直的峭壁悬崖，江水轰鸣着滚滚东去。江面并不算宽，然而水流湍急，礁石层出，石壁下汇成险恶的漩涡”。“经过侦察，得知对岸渡口的守敌系薛岳所部九十一师的一营人，他们是在一个月以前来到的，构筑了坚固的堡垒，把可供渡江的船只和可以登陆的道路全部破坏和封锁了。”更为严重的是，我渡江行动被敌人发现了，原定偷渡的计划必须改为抢渡。但由于乌江水流湍急，加之对面敌人火力封锁，白天的抢渡失败了！

是日“黄昏以后，天气突变。一霎时，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夜，黑得对面不见人。天色同乌江的浊水难以分辨。江水疯狂地咆哮着。这样的天气对于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的确增加了极大的困难。可是，这对敌人也起了麻痹作用”。我渡江先遣部队就是“在暴风雨的掩护下”，于当夜渡过了乌江。接着，“我军一个猛冲，就把这个营（守卫渡口的）大部消灭了，并活捉了敌人的营长”。胜利地完成了抢渡乌江的先遣任务！

在毛泽东看来，南渡乌江的成功，标志着中央红军完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如果说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采用灵活多变的运动战，从而打破了数倍于我的强敌设置的一个又一个包围圈，并在调动敌人的同时结束了被动挨打的局面，那么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之后，不仅被甩在数百里之外的敌人再也难以形成合围之势，而且兵单力弱的中央红军则完全由被动转为主动，让蒋介石统率下的十几万大军处于被动的地位。简言之，敌我双方的态势必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毛泽东分外重视南渡乌江的成功。也就是在这期间，为了使得中央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解除了“保密”原则，向有关指战员讲了南渡乌江后的战略构想。据当事人回忆说：

“三月三十一日，部队南渡乌江，正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毛泽东来到了红二师，亲自向师首长面授机宜。在路旁的一棵大树底下，摊开了十万分之一的云贵川地图，暂时作为作战办公室。毛主席手持红蓝铅笔，在地图上面画了一道从贵州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一长条大迂回的红杠杠。这是一条说明我军战略意图和进军方向的红线。在毛泽东说明了这条红线的内容和意义后，在场的指挥员们，思想豁然开朗，顿时活跃起来，都说：‘毛主席的决策真英明！’”

时下，南渡乌江成功了！毛泽东随部队渡过乌江之后，回望滚滚东去的江水，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而这得意的微笑，不但是对我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战员的赞美，同时也是对蒋介石，包括对他指挥的十几万敌人的嘲笑！

对此，周恩来也有着与毛泽东相同的心情。此刻，他作为毛泽东这一伟大战略构想的实施者，最关心的焦点是：渡过乌江之后，如何实现“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构想。因此，他又不失时机地与毛泽东会商：

“时下，滇军的主力孙渡纵队，正在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向打鼓新场行进的路上，距我们还有几百里的路程。再者，云南王龙云视军如命，他会按照我们的意愿把滇军远调贵州吗？”

“他龙云可以不服从我们的调遣，但他不能不执行顶头上司蒋委员长的命令吧？”毛泽东成竹在胸地说道。

“主席的意思是说，欲要做到让龙云听从我们的调遣，首先要做到让蒋介石代我下达命令：滇军必须尽快离开云南！”

“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将手中的烟蒂用力掷于地上，“还记得吧？我曾对你讲过，我们下边的文章，应当从蒋某人做起。”

“记得。那你的意思……”

“这篇文章分两步来做，”毛泽东边说边又点燃一支香烟，“第一步，我们利用贵阳无重兵防守的时机，让他们的蒋委员长学着唱一出‘空城计’，下令把离贵阳较近的滇军孙渡——也可以说他是当今救驾的赵云了，急调来贵阳充任勤王之师。”

“这就要求我们渡过乌江之后，挥兵直指贵阳，给蒋介石造成兵临城下的危局。”

“这还不够，”毛泽东又吸了一大口烟，有滋有味地品了一下，“同时，我们还应当提出迷惑敌人的口号：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

“好！在我军主力直捣贵阳的同时，一路刷标语，搞宣传，造成一个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假象，迫使大唱空城计的蒋介石迭电孙渡救驾！”

“对，对！完全正确。”

“那这第二步呢？”

“还是老战法：声东击西。”

接着，毛泽东指出：为把第二步声东击西的棋走活，在走第一步棋的时候，也给蒋介石施以声东击西的策略：“以一部监视息烽以北地带之敌，并伪装我军将东向”，做出东进湖南，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姿态；我军主力则经息烽、扎佐，直逼贵阳。待到滇军孙渡等勤王之师分路进到贵阳之时，我军再摆出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毛泽东说到此时有意停顿了片刻，微微地晃了晃头，说道：

“到那时，我们惊魂未定的蒋委员长，又必然下令十几万人马向贵阳以东追去。而我们嘛……”

“就可以大踏步地挥师向西，进军云南！”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茬，异常兴奋地说道。

“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似乎方才那伟人的自信于瞬间消失了，他又操着商议的口吻，小声地问道，“恩来，你看这分两步做的文章……”

“堪称是神来之笔！”周恩来说罢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他懂得越是大手笔的天才，在他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文章还没完成之前，都会表现出一种自负中那特有的不自信。为此，周恩来又说道。“请放心，由我和同志们共同实施这一战略计划！”

毛泽东听后内心激动异常，他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有些沉重地说道：

“恩来，这篇文章是四渡赤水这篇大文章中的一部分，是真正的**部分！把它写完了，收尾的文章就好做了。”

周恩来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严肃地点了点头。

蒋介石在战争这张大棋盘上与毛泽东对垒，就像是一个只会程咬金三板斧的庸手与一代棋圣对弈那样，连棋圣所掷棋子的用意都猜不透，就自鸣得意地乱走手中的棋子。不仅他这个一方统帅手忙脚乱，喜怒无常，就连给他为将为士的十几万人马也倒了霉——任其在这张战争棋盘上随意调遣！

蒋介石于三月三十一日正式获悉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消息，他一边在“电话里大骂薛岳，问他在前线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连敌人的主力趋向何方都搞不清楚”，一边又想到中央红军南下之后，必然会威胁到贵阳城，自然也就等于威胁到他的安危。怎么办？他当即又询问哪个部队离贵阳比较近。薛岳慌忙答说：“滇军孙渡纵队。”这时，蒋介石又想起两天前，他曾电令孙渡率部赶到打鼓新场协剿中央红军的事来，真是气上加气！但是，他清楚统帅的面子是没有统帅的命重要的，因此，他在大骂薛岳过后，又立即给孙渡发了速来贵阳救驾的电令：

孙（渡）司令官志舟（龙云）兄：

胜密。

甲、自本日起，匪约六百人，由后山搭浮桥两座，窜渡乌江以南地区，正午匪渡江者已有千数，尚有陆续部队。

乙、望兄部星夜兼程，经黔西限明日到达镇西卫待命。

盼立复。

中正世申贵参印

迨至中央红军遵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进抵息烽一带，以一部伪装东向，“主力则经息烽、扎佐，直逼贵阳”的时候，蒋介石顿感大事不好，急忙在自己的下榻处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出席者有：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何成浚、吴忠信、晏道刚，另外还有蒋介石新任命的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副司令郭思演等人。诚如当事人所说，蒋介石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慌与愤怒，有意装作临危不惧、非常坦然的样子，他简单地讲了一下形势之后，就又平和地说道：

“下边，请墨三给诸位介绍有关的情况。”

墨三即顾祝同。蒋介石话音一落，极会为将的顾祝同站起，扼要地且又十分得体地恭维了蒋介石几句话后，遂才做敌情报告。他着重指出：

“据息烽、开阳县长的电话，敌人的主力由乌江下游南渡，前部已过开阳县境，有进犯贵阳的企图。”

接着，与会者围绕着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各抒己见：“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一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案之中以后者公算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急。”最后，蒋介石作出决定：“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调遵义李韫珩纵队迅速南移至息烽堵截，调李云杰纵队由黔东西进占领黄平、余庆地区堵截，调孙渡纵队限期东进集结贵阳，另外电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布置东西防堵，廖磊部在南面布置防堵。”

接着，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给周浑元、吴奇伟、李韫珩、李云杰发了电令，意在防止中央红军东去，与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恰好是按照毛泽东的构想行事的。与此同时，他再次急电孙渡，命他把三旅滇军开到贵阳，拱卫省府之安。

蒋介石唯恐在孙渡率部赶到之前，中央红军已经把贵阳城包围，使他处于逃也不是、不逃也不是的尴尬的境地。怎么办？他又认真地审视了一遍顾祝同等人拟好的城防计划：令警备司令王天锡“指挥的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及警察四百余人负责城防责任，在三天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峻事；萧树经的别动队（约四百余人）警卫行营和严查户口”。蒋介石暗自计算了一下，守城人员只要坚守一天，孙渡所部即可赶到贵阳。但是，当他想到时任贵阳警备司令的王天锡乃王天培的胞弟，而王天培军长又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徐州会战之后被他处死的，因此，他决定找王天锡面谈一次。

王天锡对蒋介石任命他为贵阳警备司令一职是心领神会的，这其中不无包含对处死胞兄的一种补偿。另外，他也清楚在今日之中国，得罪蒋介石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他在受命之后还是尽职尽责，力争给蒋介石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天锡啊，三天把碉堡修好有把握吗？”蒋介石问道。

“报告委员长，只要一天一夜就可以完成。”王天锡答说。

“不能草率啰！”蒋介石复又加重语气补充道，“贵阳的得失，关系国际视听哩。”

“请委员长放心，明天天亮以前就可以修好，到时请委员长派人视察，如果还要不得，可以再修。”

“好，好，明天一早，我就和夫人亲自视察。”

蒋介石送走王天锡之后，越想这几天来的军情变化，心里越觉得不是个滋味！究其原因，这些长年和红军作战的部队丧失了应有的责任心。为此，他一怒之下，亲笔起草了一则措辞严厉的通令：

查现在大部股匪，任意窜渡大河巨川。而我防守部队，不能于匪窜渡之际及时制止，或于匪渡河之际击半渡。甚至匪之主力已经渡过，而我军迄无察觉。军队如此腐败，实所罕见。推其缘故，乃由各级主管官事前不亲身巡查沿河地形，详询渡口，而配置防守部队。及至部队配置后，又不时时察其部下是否尽职，并不将特须注意之守则而授予防守官兵。是上下相率懒慢怠忽，敷衍塞责。股匪强渡，乃至一筹莫展，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军人至此，可谓无耻之极。此次匪由后山附近渡河，在一昼夜以上。而我驻息烽部队之主管官尚无察觉，如此昏昧，何以革命。着将该主管官黄团长道南革职严办，以为昏聩失职者戒，并通令各部知照。此令！

蒋介石掷笔桌上，待侍从人员取走以后，已经是子夜时分了。在夫人宋美龄再三地催促之下，他才忧心忡忡地昏然入睡了。

翌日黎明，蒋介石刚刚起床，奉命赶修城防工事的王天锡前来报告：城防工事业已修好，请委员长查收。也或许是生命比回笼觉更为重要，就连习惯早上睡懒觉的宋美龄也匆忙起床，挽着蒋介石，在端纳、顾祝同、陈诚、晏道刚等人的陪同下，跟着王天锡到城上转了一遍，频频点头，以示满意。转回来，蒋介石特把王天锡招到自己的办公室，用王天锡的话说：“又极力给我灌了一阵‘米汤’。”

正当蒋介石与王天锡谈话之时，顾祝同神色仓皇地走进来，向蒋行了一个室内礼，连头上的帽子都忘了取下，就说道：

“报告委员长，刚才水田坝有电话来，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

蒋介石听后愕然，因为他初次来贵阳，既不知道水田坝在什么方位，也不清楚天星寨离贵阳有多远的路，遂由沙发椅上站起来，望着王天锡，故作镇静地问道：

“水田坝距离贵阳有多少路，在哪个方向？”

王天锡肃然起身，双腿并立，以下级给上级报告的标准的腔调答道：

“报告委员长！在东北角，距贵阳大约三十华里。”

蒋介石听后，据王天锡记述，他把脑袋昂起，眼珠往上翻，想了一下又问：

“距清镇飞机场多远？”

“让我计算一下。”

正当王天锡在计算到清镇飞机场的距离时，陈诚又近似小跑地走进来，有些慌张地报告：

“报告！乌当来电话，敌人已过乌当。清镇也来了电话，据报飞机场附近发现敌人便衣队，第二十五军有一部分叛兵在机场附近滋扰。”

蒋介石听后默不作声，把两手背在后面，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沉思很久，猝然止步，两只就要冒火的眼睛盯住王天锡，问道：

“不经清镇，有便路到安顺吗？”

“有！”王天锡说道，“从次南门出去，经花溪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平坝到安顺只有六十多里了。”

蒋介石表面上故作平静的样子，但声调却又是那样的低沉：

“你去准备一下，挑选二十名忠实可靠的向导，准备十二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

“委员长你……”

“不要啰嗦！快去承办。”

王天锡应声离去。他边走边暗自说道：

“啊！委员长准备逃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