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央红军再克遵义前后的七天中，蒋介石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极了！

首先，由于日本侵吞长城以南我大好河山的野心日渐暴露，平津保各界人士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公然大骂蒋介石派往北平的最高长官何应钦。何担心爱国师生再演当代“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戏剧，吓得悄然溜回南京，不敢返回北平任事。恰在这时，日本驻北平总领事借口滋事，要求南京政府派人北上谈判。因此，蒋介石在亲信面前大骂何应钦：“怕死就不要穿军服！”但是，当晏道刚向他委婉建议“做出处置，稳定一下华北局面”时，蒋介石听后生气地说：

“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到华北去和日本顶？共军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了，拿什么打日本？”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安抚刚刚由国外归来的张学良，于二月十六曰发布命令：撤销南昌行营，组建武昌行营。按预先排好的日程，三月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正式成立，他作为委员长必须莅临出席，向中外宣布张学良就任武昌行营主任、杨永泰任秘书长、钱大钧任参谋长。事有凑巧，他刚在成立大会上讲完武昌行营的三大任务：“剿匪”、“禁烟”、“推行新生活运动”之后，就收到了薛岳兵败遵义、乌江的报告，他惊得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待到他的神志完全恢复之后，又大骂不止，当即发电严责薛岳指挥无能，并称这次失败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接着，蒋介石又收到薛岳“听候处理，同时也自请处分，以求蒋介石的宽恕”的电文。由于薛岳所部是属于陈诚的派系，蒋氏当即召来陈诚，要陈与晏道刚于三月二日陪同飞赴重庆，住在四川袍哥老大又是川将范绍增（绰号范哈哈）的宅邸范庄。

陈诚是绝顶聪明的。有人说他与其说是军事家，倒还不如说他是政治家。或许是他有着非同一般军事将领的政治头脑，格外得到蒋介石的青睐。每逢蒋介石外出或约见，他就清楚是蒋校长有难事相咨询，因此，他的内心总是有点洋洋自得的感觉。但是，这次蒋介石邀他重庆之行，他的内心却忐忑不安，因为他知道担任“追剿”军总指挥的薛岳是他信任的将领，蒋氏欲要惩处这个败军之将，是一定要征求他的意见的。

陈诚是十分熟悉蒋介石的治军方略的，并对蒋氏所倡导并执行的“连坐法”是很惧怕的。

所谓“连坐法”，是始于黄埔时代的一种严厉的军纪处置，或曰是对军队的一种最为严格的节制。按其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按照这“连坐法”的规定，吴奇伟、王家烈，乃至于薛岳都难辞其罪。陈诚慑于蒋介石的**威，不能不装出一副照军法行事的样子；但是就其内心而言，他还是要竭尽全力保薛岳的，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保薛岳的同时也是为了自保——免得授何应钦等派系以柄，成为攻讦的材料。为此，他早已想好了保薛岳的“台词”：一、利用“薛岳为了掩饰败绩，特将伤亡损失的数字减少”的报告，竭力为薛岳及其属下开脱，以免受到“连坐法”的制裁；二、把一切失败的责任推到王家烈的身上，为蒋介石拿掉王家烈制造舆论。

也就在陈诚为薛岳等开脱之时，蒋介石又收到了王家烈（关于丢失遵义经过）的长电。王氏虽未敢说吴奇伟半个不字，但蒋氏从中看到了薛岳指挥无能。为稳定败军的情绪，蒋介石于三月三日下了《关于统一指挥驻川黔各军的手令》：

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的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仰各通令所属遵照。

中正手令江渝印

蒋介石一统军权，也就是在下达手令这一天，蒋就相继签发了四通电文：为防中央红军回师黔东，再渡乌江，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发给何键的《关于急调第五十三师沿乌江布防》的电文，《关于收复遵义部署》发给刘湘、薛岳的电文，《关于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围歼中央红军的部署》，《关于以风冈、湄潭为目标截击中央红军》给薛岳、吴奇伟的电文等，足以看出他当时焦灼的心态。其中，他尚未搞清敌我双方的态势，竟然下达了要求收复遵义的电令：

一、郭指挥勋祺率所部三旅，并指挥现在桐梓之黔军，限鱼日集中于大溪里、排居坊附近后，即向遵义城东北地区进攻。

二、周（浑元）纵队限鱼日集中枫香园、鸭溪口一带，即向遵义城西南地区进攻。

三、吴（奇伟）纵队仍在茶山渡至乌江城一带取攻势防御，其主力应集结茶山渡附近；另派一部向鸭溪口、枫香园，与周纵队切取联络，准备对匪无论窜向何方，不失时机取直径堵剿。

四、遵办情形，随时具报！

中正（三月三日）

我们暂不分析这通电报正确与否，以及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从这通电文可知：蒋介石不仅对再失遵义没有找出原因，而且对红军未来的动向以及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均无具体而又明确的建议，仅仅是命令所部立即收复遵义。因此，遵义四周的敌人遵命仓促部署，频频调动，未和中央红军发生接触。

但是，未经两天，蒋介石就从失败的情绪中镇定下来。他认为遵义之战失败的原因是：“此次遵义之役，乃匪取攻势，彼乘击破黔军之势，立于主动地位，得其各个击破之机。而我军准备未能充分，敌情亦未详晰，茫然应战，是立于被动地位，故致失败。”为此，他向薛岳部连以上军官发出训令：“凡于敌军取攻势，我军准备未完之时，必以撤至预备阵地，虽取守势，亦立于主动地位……总之，无论进退，皆有主动之地位，非必以退为被动也。我军以后追剿，无论大小部队之动作，皆有充分时间之准备，时时可立于主动与攻势地位。”

与此同时，他想到了毛泽东于遵义会议之后重掌兵权，这在他看来，又在黔、滇、川再次形成了他与毛泽东的对垒局面——以他指挥的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围剿”毛泽东指挥的弱小的中央红军。当他想到当年在江西惨败的历史，遂有着一种“灭此朝食”的复仇心理。然而当他想到“围剿”失败的原因，又禁不住地生出一种不寒而栗的特殊心态。他为了汲取昔日失败的教训，或者说是不要在他刚刚出山之际就又打败仗，思之良久，遂亲笔给薛岳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毛既已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处处立于不败之地；勤修碉堡、稳扎稳打，以对付飘忽无定的流寇，至为重要。

再者，他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空军每日的空中侦察，尚摸不清已经进入遵义的毛泽东做何打算。为此，他一边研究有关的情报，一边与陈诚、晏道刚等随侍商讨对策。他们研究的结果为：“察其企图，不外以下两种：甲、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原来目的；乙、先求与我周（浑元）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但是，在未最终确定毛泽东的动向之前，蒋氏决定暂取攻势防御，并于三月五日给薛岳、周浑元发了《于暂取攻势防御》的电文：

一、吴（奇伟）纵队明日仍在乌江南岸，暂秘其行动，一俟匪情明，如匪果向西窜，则吴纵队主力用最快行动，星夜兼程，即向黔西西南地区挺进，不得延误片刻；若匪果与我周纵队在枫香园附近接触或对峙时，这吴纵队亦用最速方法，渡江北岸猛进，寻匪侧背围剿之。

二、周（浑元）纵队明日决在长干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攻势防御。如匪不敢向我进攻，仍在枫香园停止，则我军可逐步前进。先诱其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否则，匪如向黔西窜去，则周纵队亦应取最速行动，向黔西之西北地区兜剿。

三、周、吴两纵队，自接此电时，应即多组别动队，以一排或一连为组，速向黔西之西北与西南地区活动，并沿途埋伏截击。其沿途各地点，应由各纵队指挥详细规定，尤应注重夜间行军与夜间袭击，为要。

蒋介石坐镇山城重庆，为部署新的“追剿”中央红军事绞尽脑汁。他最关心的是毛泽东在想什么。因此，他每每接到电话或电报以后，就几近习惯地脱口而出：

“有毛泽东的消息吗？”

是啊！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之后，他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做些什么呢？

诚如前文所述，再克遵义大捷“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因而，中央红军进入遵义之后，都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庆祝这空前的大胜利！

遵义，在毛泽东的政治、军事生涯中，都是一座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因此，他不仅会为二进遵义所激动，而且还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遵义会议”。多年之后，他曾对自己的爱女李敏说过如下这段话：

有一次爸爸给我讲起遵义会议时，他说：那时，你妈妈等我等了好久。当我回到房里还未坐定她就问。我想给她卖个关子吧，可我的心里也高兴，总也绷不住。人一高兴，话就多起来。我背着手在房里踱着步，慢慢地说：“这个会议，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会开完啦，你怎么样？”爸爸笑笑答道：“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这寥寥数语，在妈妈的脑海中却掀起了狂涛巨浪，一颗悬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落位了。

在这欢呼胜利的喜庆日子里，有一位个头不高，却显得十分硬朗的红军女干部，手里提着一瓶茅台酒，快步走在遵义的大街上。她就是刘英。

刘英自长征以来，很少有机会见到她所敬仰的老乡兼老上司毛泽东。当她听了遵义会议的传达并获知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的消息之后，内心真是高兴极了！中央红军再克遵义并庆祝胜利的时候，有几位红军女干部知道刘英认识毛泽东，遂凑钱买了一瓶茅台酒，请刘英转送给毛泽东，祝福毛领导红军打更多的胜仗。就这样，刘英健步如飞地向毛泽东的临时下榻处走来。

不巧，毛泽东吃过早饭之后就开会去了，住处只有快要分娩的贺子珍。刘英把手里的茅台酒往桌上一放，说道：

“那这瓶酒就交给你吧！”

贺子珍望着这瓶茅台酒感到有些惊奇，忙问道：

“刘英大姐，你从哪儿弄来的这瓶茅台酒？”

刘英如实地讲了这瓶酒的来历。贺子珍听后拿起这瓶茅台酒，一边看一边有些感动地说道：

“这不是一瓶普通的茅台酒，它所代表的是红军姐妹们的一片心啊！”

“不！”刘英分外郑重地修正道，“我临来之前，姐妹们对我说：它代表着全体红军的心。同时，它还向主席表达这样一种愿望：希望主席领导我们打更多、更大的胜仗！”

贺子珍微微地点了点头，随手又把这瓶茅台酒放在桌上。她转过有些笨重的身子，十分用心地从上到下打量着刘英，搞得刘英有些不好意思，茫然地问道：

“子珍，你不认识我了？”

“认识，认识。”

“那你……”

“我还想再仔细地看一看。”

“我有什么好看的？”

“有啊，有啊！”贺子珍看着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的刘英，亲热地问道“刘英，你猜主席说你什么了？”

刘英越发茫然了，遂又摇了摇头。

“他说啊，刘英是我的小老乡，也算得上是个女中豪杰，还到苏联留过洋，可惜的是，她的爱人林蔚同志过早地牺牲了，她至今……”

“子珍！”刘英有些凄然地打断了她，遂又低下了头。

“不要难过！”贺子珍把头一昂，“他说了，我一定给小老乡刘英当一次月下老人！”

“主席是在和你说笑话。”

“不！”恰在这时，毛泽东一步跨进屋来，“小老乡，我这个月下老人，已经给你物色到一位了！”

“是谁？”刘英惊奇地问道。

“洛甫同志。”

“不！不……”刘英边说边要离去。

“你做么子去？”毛泽东伸手拦住刘英。

“我，我……”刘英嗫嚅地答不上来。

“坐下，你的心思我全都知道。”

刘英在赴苏学习期间就认识了张闻天。那时，刘英是学生，张闻天是有名的红色教授，刘英对张闻天的学识与为人是非常仰慕的。或许正是出于这种仰慕的心情，她自视自己的条件有点“配不上”张闻天。另外，刘对张的个人生活也略有耳闻：张闻天在苏联期间，曾和一位俄罗斯姑娘结为伴侣。这对刘英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心理障碍。因此，她一听毛泽东给她物色的人是张闻天，几近本能地说出“不”字来。自然，这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你的心思我全都知道”的内容。

毛泽东是一位很心细的人，他发现张闻天自从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之后，尤其是在起草《遵义会议决议》期间，经常是为了工作忘了吃、忘了喝的。他觉得这样下去，一定会把张闻天的身体拖垮的。怎么办？他与周恩来等人商量，建议给张闻天配一个既是工作助手、又是生活帮手的人。于是，他提出了小老乡刘英为第一候选人，并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同。另外，那时的中央秘书长的职权是很小的，近似一个大秘书的工作。因此，毛泽东又提出新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应去加强红一军团的领导工作，空下来的秘书长职务由刘英接任。对此，周恩来也认为这是人尽其才，或说是知人善任之举，故也表示赞同。在这种前提下，毛泽东又进而想到为小老乡当月下老人的事。今天，他一看刘英的表情，知道这位小老乡没有思想准备，遂又把话题一转，说道：

“好，捆绑不是夫妻，我毛泽东更反对包办婚姻。接下来，咱们谈革命工作好不好？”

刘英仍然没从尴尬的境地中走出来，有些难为情地点了点头。毛泽东一本正经地说道：

“中央作出决定：由你接任小平同志任中央秘书长。”

“不行！不行……”

“行！”毛泽东把手重重地一挥，表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再说一遍：你可以不同意和洛甫同志的婚事，但你必须帮着他处理好日常的工作。”

“我……服从组织决定。”

“这才是好同志嘛！”毛泽东露出了笑颜，“今天在我这儿吃过中午饭，下午就去洛甫同志那儿报到。”

“我听主席的。”

这时，毛泽东一眼看见了放在桌上的那瓶茅台酒，顺手拿起，看了看，有意玩笑地说：

“这一定是小老乡送给我喝的喜酒，对吧？”

“不对，不对！”刘英忙辩解说。

“那是么子酒哇？”毛泽东认真地问。

“是庆功酒！”贺子珍从毛泽东的手中夺过这瓶茅台酒，“再说得具体点，是刘英妹子代表大家送给你的庆功酒。”

“庆功酒也是喜酒嘛！”毛泽东看着不好意思点头的刘英，“你也要代表我谢谢同志们，我们上下一心，争取多打胜仗！”

翌日清晨，毛泽东吃过早饭之后，急忙赶往张闻天的住处出席重要会议。他刚刚走进庭院，就听见刘英在高兴地念数字：

“我军再克遵义，前后七天，毙伤敌人四千四百余人，俘虏三千余人，缴枪两千多支，子弹十万多发，真是了不起的大胜利！”

张闻天听罢放下手中的电文，信服地说道：

“指挥打仗，还是老毛有办法！”

“我哪有什么办法！仗，还不都是大家打的。”毛泽东边说边走进屋来，他一看刘英那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有意打趣地说道，“小老乡，我给你谋的这桩差事还称心吧？”

刘英真怕毛泽东当着张闻天的面说保媒的事，故急忙摆手摇头说：

“称心，你……你可别……”

“放心，”毛泽东微微作笑地点了点头，“小老乡，我会做得恰如其分的。”

张闻天站起身来，看着毛泽东和刘英的样子，不解地问：

“是什么事啊，搞得这样神秘？”

“是光明正大的事，”毛泽东故作严肃状，“时下，中央秘书长大事不多，主要是帮你收发文件和准备会议，刘英同志足以胜任。”

“不行，我干不了……”刘英忙说。

“行！你干得了。”张闻天有些憨直地说。

“小老乡，洛甫同志都同意了，你……”

“我服从命令。”刘英说罢走进里屋。

接着，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走了进来。张闻天宣布开会之后，遂拿起桌上的电文说道：

“任弼时同志发来密电，报告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彻底破坏，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完全中断了。因此，今天会议的第一项内容，就是讨论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如何恢复上海的地下党呢？又如何沟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呢？与会的所有同志都知道：中共中央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方针大计，尤其是关于党中央的人事变更，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但是，遵义会议的召开、决策以及党中央的改组等，恰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的。这就要求党中央尽快向共产国际通报，并得到批准。对此，毛泽东更是清楚其重要性。因此，他又积极提出如下方案：

“我的意见，先派得力的干部回上海恢复党的组织，然后再沟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陈云同志、潘汉年同志都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最后，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一致同意派潘汉年离开中央红军，潜回上海，完成这一重任。关于潘汉年如何潜回上海的，有着各种不同的传奇说法，现摘李一氓同志的回忆以代拙笔：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党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地位。会议完毕后，潘汉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联络。据潘汉年同志和我说，由于路不熟，话不通，旅行是困难的。当时就由红军逮捕了一个贩卖鸦片的商人，和潘汉年同志一同关在监狱里，由潘帮助同时释放，这样才由贵州到了上海，搭上了苏联船，到达莫斯科。

如果说，张闻天在长征开始前夕，因为对最高“三人团”所执行的军事路线的不满，用他自己的话说：“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我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在长征出发前即合作起来。”“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那么经过再克遵义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张闻天从战争的实践中更加相信、佩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与指挥才能，认为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斗更有把握。因此，他找周恩来等同志商议，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

诚如前文所述，周恩来通过惨痛的失败教训，一步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并在遵义会议上“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当张闻天提出要换博古的时候，周恩来曾直言“当然是毛主席”。时下，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打了这样漂亮的大胜仗，也就更证明毛泽东有着超人的军事天才。所以，当他听了张闻天的建议之后，遂欣然同意。

在欢庆再克遵义大捷的日子里，由张闻天提议、周恩来赞成，与会者一致同意把前线的军权交给毛泽东。因此，三月四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了如下命令：

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这一新的设置和任命表明，中央已经把前方指挥战役的大权交给了毛泽东。换言之，从此毛泽东可以名正言顺地指挥红军和敌人作战了！自然，周恩来仍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也就是在这期间，我情报部门截获了蒋介石于三月三日给刘湘、薛岳的《关于收复遵义部署》的电令。毛泽东根据蒋氏欲将我中央红军消灭于乌江以西的企图，向中革军委提出将计就计的策略：以红九团在桐梓、遵义地区阻滞黔北方面的追敌，并有意把川敌引向东面；同时，我红一、三军团挥师西上，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寻找战机，打击由西面奔袭遵义的周浑元纵队。这虽说是人所皆知的“声东击西”的战术，但毛泽东自信是能够骗过远在重庆且又焦躁不安的蒋介石，并一定能够打击奉蒋氏之命，由西而东奔袭遵义的周浑元纵队。

另外，毛泽东自宁都会议起就再也没有和老搭档朱德一起领衔出征了。虽说他们两人自遵义会议之后，一直都在并肩作战，但重大的军事决策，依然是要向政治局报告，再由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而今，在张闻天的提议下，他又恢复了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又像当年在粉碎第三次“围剿”以前那样，与朱德一道签发作战命令，这就确保了他的指挥才能的发挥。因此，他的内心感受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

中革军委批准了毛泽东的“声东击西”的部署。他带着那瓶刘英送的茅台酒，来到了朱德的下榻处，双手擎举在额前，说道：

“土城之战时，我是用茶水欢迎你朱老总的。明天——也就是三月五号，我们两人又要一起率部出征了。为了朱毛不再分家，我们两人先干一杯！”

朱德是非常理解他的这位老伙计的心情的，当即打开茅台酒瓶塞，倒在两个碗中，自己带头捧起一碗酒，动感情地说道：

“为预祝你我旗开得胜，干！”

“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