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遵照毛泽东“挥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建议，分三路纵队由扎西东指：“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一部为左纵队，向摩泥前进；军委纵队和红一军团另一部为中央纵队，向石厢子以东前进；红五、红九军团为右纵队，掩护野战军主力向东转移。”是日晚二十时，朱总司令电令红军各军团，明确指示：“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在前进中应准备与薛（岳）敌‘追剿’支队遭遇，并相机占领古蔺城。”

但是，正当毛泽东准备自扎西动身，随中央纵队再渡赤水河的时候，他接到报告说：卫生部长贺诚拒不执行精简整编的决定，仍坚持要民夫挑着那台X光机出发，希望他能说服这位卫生部长服从命令：扔掉这台X光机。

毛泽东知道这台X光机是红军中唯一的先进设备，是德国制造的，且又是上海地下党组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上海运抵中央苏区的。实事求是地说，这几年来，它不仅为受伤的王稼祥动手术提供了依据，而且就在红军突围转移的前夕，还为负伤的陈毅动手术拍过片子。简言之，它在红军医院中立下了不少的功劳。贺诚作为红军的卫生部长，他深知这台X光机在抢救伤员中的作用，他不同意精减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时下要求红军做到组织精干，行动方便，而带着这台笨重的X光机，就一定会拖卫生部门的后腿。毛泽东沉思良久，决定亲自出马，劝说贺诚。

贺诚一见毛泽东来了，感到大事不妙，遂抢先阐述X光机的重要性。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说贺诚放弃自己的意见，最后他说：

“贺诚同志，将来全国解放了，还缺少个X光机吗？蒋介石为我们准备好了，你去接管就是了。”

贺诚一听毛泽东的口气，似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但他仍不同意把它沉江或砸坏，决定把这台X光机送到杨家寨一户穷人家里掩藏起来，希望有一天再打回来，让它再继续为红军伤员服务。

但是，毛泽东由此想到：让红军指战员了解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怎么办？唯有在红军中加强政治工作。

接着，毛泽东随中央纵队离开了扎西。但他决定在大踏步东去的行军中，与周恩来、王稼祥等详议政治建军的大事。

由于我中央红军再渡赤水的行动，实在大出那些想过完春节再相机“围歼”中央红军的敌人所料，因而在我红军回师东进的路上未遇到强大敌人的拦阻，自然也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二月十四日，我中央红军先后进抵古蔺营山、摩泥、黑泥哨等地。二月十五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了《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其作战方针为：

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定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为实施这一战略目标，我中革军委对各军团做了如下规定：以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由回龙场经亚铁场到太平渡上游的顺江场地段过河，准备取道回龙场、江场直往桐梓；以军委纵队、红五、红九军团为中央纵队，由白沙经丫叉、鱼岔到太平渡，在此渡过赤水河后，根据情况再决定前进路线；以一军团为左纵队，由松林经白沙、锅厂坝、镇龙山、石夹口到悦来场、林滩地段渡河，并相机占领土城以后，取道东皇殿、温水、新站迂回往桐梓。

毛泽东自井冈山开始，就十分重视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待到他发表有名的《古田决议》，应当说有关政治建军的理论是比较系统了。在毛泽东看来，自五次反“围剿”以来所犯军事路线错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忽略了政治工作。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复出之后，对红军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使广大的指战员都明白为什么打仗。时下，红军就要再渡赤水河了，为了把中央的这一战略意图化为全体指战员的自觉行动，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又于二月十六日亲自主持起草了有名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个文件不仅贯穿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而且也是准备二渡赤水、消灭敌人的动员令，现摘记如下：

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我们更必须求得部队的休息与整理，百倍地加强我们的政治工作，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巩固我们建立新苏区的决心与信心，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缩编我们的战斗单位，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我们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于百万云贵川的工农劳苦群众正在饥寒交迫的中间过着非人的生活。拯救他们，发展与组织他们的斗争，号召他们起来，加入红军，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是我们全体同志的神圣任务。严肃我们部队的纪律，加强我们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是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条件。……

由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中央红军行动，因此，中央红军的任何动向，都必须通报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要求他们予以配合。时下，中央红军暂时放弃了由泸州、宜宾一线北渡长江，挥师东指，再渡赤水，重占遵义，这就要求中革军委及时给予通报。也就是在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的同一天，中革军委分别电示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大意谓：

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地区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川敌的十二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响应作战。

也就是在这之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为确保再渡赤水的胜利，共同审定并交由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在该指示中再次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并对红军的政治工作做了详尽的阐述。接着，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红一、三军团发出再渡赤水河的电令：“第一军团应进到太平渡及其以东源河岸地域并在太平渡、林龙河，如太平渡确有黔敌一部则消灭之，乘势夺取渡河并特别注意捉拿俘虏，查明土城敌情，其先遣团须预先控制渡河点进行架桥……第三军团应进到顺江渡附近，其先遣团应预先到顺江渡控制渡河点并于明日架好浮桥，三军团主力则于明晚（二月十八日）赶到渡河。”

由于毛泽东主动采取了这一系列出敌不意的机动战术，使得长期被动挨打的中央红军第一次获得了主动权。与此同时，不仅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而且还迫使敌由主动变为被动，被红军牵着鼻子走。中央红军离开扎西整整一个星期，且就要发起二渡赤水的战役，敌人依然不清楚我中央红军的战略动向。可是毛泽东心里清楚：“川敌在赤水（城）、古蔺、两河口一带，有一个旅向黑泥哨前进中，距我一、三军团四天路程，距五、九军团三天路程；黔敌三个团可能在复兴场、土城一带；周浑元部两个师十七日已到毕节，十八、十九日可到仁怀……”有鉴于此，遂于十八日又下达了《关于我军速渡赤水的指示》。该指示明确要求：“须在明（十九日）后两天以最迅速最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二十夜及二十一上午全部渡河完毕。”

就在发布《我军速渡赤水的指示》的当天，我红一军团二师已经控制了赤水河边的太平渡，并在太平渡的沙溪口、九溪口、凤溪口、老鸦沱和二郎滩等地相继架起了浮桥，并渡过了一个团。因此，确保了主力部队能提前渡过赤水河。

红三军团赶到赤水河边二郎滩的时候，黔军有两个团已先我赶到求水河东岸，并控制了制高点，为我红三军团架桥、渡河都带来了不少的困难。由于我红三军团先遣团机智、勇敢，再加上黔军这两个团早已“闻红军丧胆”，故我红三军团经过战斗，也准时渡过了赤水河。

自土城之战二渡赤水河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广大的红军指战员看到了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由避敌转移变成了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与此同时，被突然打乱所谓“追剿”部署的敌人也惊呼：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恍惚，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中央红军在发布《关于我军速渡赤水的指示》当天——二月十八日，薛岳所得到的情报还是：“红军已经放弃入滇计划折回黔北，但实情不明。”

薛岳何时才获悉中央红军的方位呢？是在红军完成二渡赤水的当天——二月二十日。同时，他还收到了第三“追剿”支队罗醒尘的一份电报，是红军一出纳员投敌后写的一份材料。由于这份材料直接影响着薛岳在下一阶段用兵，现摘抄如下：

（一）红一军团到扎西以后，已回向海坝、营盘山、麻寨堡、白沙河、宝庄一带，将向东急进，其余各军团也在后跟进。（二）红军总兵力虽不详，但沿途减员，在遵义、扎西各地有补充，却无装备；且新兵多逃亡，已将战力最弱的红八军团番号撤销，扩充红五军团，各军团连新兵算上有两万多人。（三）红军不继续西行原因不详，可能与前堵后追，加以地障重重，长江、金沙江难渡有关。（四）红军二月中旬以来，已提出作战要求：打倒王家烈，消灭周浑元。……

薛岳自从听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重新出山，掌红军帅印之后，他就本能地感到向黔北挺进的红军，必将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有根本的改变。或许是条件反射的原因，他又想起当年随陈诚在江西“剿”共惨败的往事，因此，他虽然人在贵阳坐镇，但心早就随着红军的行踪由黔北而川南、而滇东。正当他焦急地询问迟滞扎西的中央红军转向何处时，忽又接到上边的电报：红军挥师东指，再次渡过赤水回到了黔北。他惊得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薛岳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他自然清楚近二十万“追剿”中央红军的部属，必将因此而又重新调整部署，被动地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边跑冤枉路。莫说将如何确保这近二十万人马的军火给养的供给，就是在雨雪交加的冬天，且又在到处都是穷山恶水的川南、黔北调动部队，也足够指战员头疼的了！即使这近二十万人马，很快尾随而至赤水河以东的黔北地区，可到时中央红军又会转移到什么地方？这又是一个谁也无法猜测的未知数。对此，他不得不暗自惊呼：

“毛泽东厉害！”

薛岳惊呼“毛泽东厉害”的同时，又不得不考虑自己该如何处置这无法估量的一大难题。同时，他作为前敌总指挥，又很自然地要考虑未来“追剿”红军的责任。当他想到蒋介石经常诿过于部属之后，他又禁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了他日不代蒋氏受过，甚至做蒋氏的替罪羊，唯有预先向蒋氏呈报有关的实情，由蒋氏亲自裁夺。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重返黔北的消息以后，他没有像薛岳那样感到惊慌失措。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是在他的所料之中！这是因为他近四年以来，吃毛泽东这种声东击西、忽南忽北的亏太多了的缘故。当他听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复出的消息之后，他几近本能地想到了会有这样的局面出现。尽管他并不知道毛泽东会出奇制胜地挥师东指，再渡赤水河。

既然蒋介石想到了在交战的棋盘上，毛泽东一定会使出几步绝招，因而，他想的是如何应对毛氏走出的这步再渡赤水河的大棋。换言之，我蒋某人在川南防堵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失招了，下一步棋——也就是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之后，要预测毛泽东有可能再走出哪几步棋来，力争做到防患于未然。他独自一人待在南京那间不大的作战室里，望着那张时时都在变换作战符号的军事地图出神。后又请来他可信赖的高级参谋人员，共同研究对策。蒋氏在听取了部属的意见之后，遂得出如下结论：“红军北渡西行均遭阻拦，黔北穷困，不可久留，回师向东一定是再图去湘西与该地红军会师。”为此，他要薛岳主要遵照这一方略制定作战计划。不久，他就收到了薛岳的处置报告，要点如下：

（1）第四纵队王家烈部，以何知重率第一师及侯汉佑师火速由赤水撤回两滩（吼滩、二郎滩）扼守东岸，进行堵击；魏金荣部（即犹国才部三个团）速由习水撤回桐梓，蒋在珍师及柏辉章师主力速集桐梓、松坎之线布置堵击。

（2）第二纵队周浑元部谢溥福、萧致平两师，由镇雄取捷径渡赤水河，跟踪东追；万耀煌师在该纵队主力之后东进。

（3）第三纵队孙渡部停止跟踪尾追，由川南古蔺入黔，进占大定待命执行堵截任务。

（4）为增加前线兵力，命吴奇伟率第一纵队由贵阳驰援遵义进行堵截。

（5）以新拨入贵阳绥署指挥序列的第一路总指挥上官云相部第四十七、五十四两个师（裴昌会、郝梦龄任师长）由川南纂江速开松坎迄桐梓布防。

蒋介石仔细审看了薛岳制定的这份堵截中央红军的报告，他认为就目前而言，也只能如此而已了！这是因为他清楚黔军惧怕和红军交战，由他们来扼守桐梓、娄山关、遵义一线公算较小。但是，他认为可借中央红军之手消灭黔军实力的同时，也可进而削弱中央红军的力量。为了在此堵截战斗中最大限度地消灭中央红军的实力，遂在薛岳的报告基础上又做了些锦上添花的补充：根据情况的变化，“特抽川湘军一部拨归薛岳指挥，加强堵截兵力：以黔东的李云杰部率第二十三、六十三两师编为第五纵队集中镇远；以黔东的李韫珩部率第五十三师编为第七纵队开往遵义；以川南刘湘部抽出九个团归郭勋祺指挥，编为第六纵队入黔跟踪追击”。蒋介石再次审阅了这份报告，他的结论是：“虽然是仓猝应战，但以为围攻军队已处于绝对优势，这样就可扼阻红军。”故大笔一挥，交由前敌总指挥薛岳去遵办了！

但是，蒋介石似乎忘记了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完成他上述的作战部署是需要时间的。而在这相对的空间中，毛泽东又必将作出新的文章来。

毛泽东不仅看到了蒋介石被动部署需要时间，而且他还知道敌人内部利益不相一致，政出多门，且指挥系统紊乱等问题，这必然会造成相互扯皮，兵力分散，这也就等于给了中央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所以，他一俟中央红军再渡赤水河完成之后，便又开始部署袭占桐梓、抢占娄山关，进而攻占遵义的战役。

遵义是黔北重镇，也是通往川南的必经之地。但是，由川南经黔北进入遵义，又必经桐梓与娄山关。因此，毛泽东视桐梓为进占遵义的大门，娄山关是二门。换言之，欲重占遵义，必先夺取必经的大门桐梓、二门娄山关。他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或给敌人造成中央红军在攻防上的错觉，遂制定了如下声北击南，目的在于夺取进占遵义的大门——桐梓的作战部署：

首先，毛泽东决定自长征以来就担任殿后任务的红五军团以及红九军团为后卫，并以红五军团的第三十七团向北方发起佯攻，把敌人，主要是把奉命南下的川军的注意力引向北面。与此同时，还命令三十七团以一个团的兵力，牵制川敌三个旅九个团的兵力，使之无力南下援救占据桐梓、娄山关一线的黔军。接着，命令“红一、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经东皇、图书坝、九坝向桐梓西北地区前进；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由临江渡、回龙场经沙坝场、花秋坝、兴隆场向桐梓西南地区前进”。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夺取桐梓、娄山关，进而攻占遵义是一盘大棋。也就是说，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攻占桐梓之后，乘敌败中惶乱之际，我军应乘胜夺取娄山关和遵义。但是，在未攻占桐梓之前，再天才的军事家也只会有笼而统之的战略意向。至于详细的战役部署，只有等到攻占桐梓后视情而定。为此，毛泽东决定亲自找红一军团的林彪、红三军团的彭德怀谈话，在征询他们二位军团长意见的同时，确定攻占桐梓的战役部署。

毛泽东是非常重视初战必胜的。换句话说，在桐梓、娄山关、遵义这三位一体的战斗中，桐梓之战是初战，它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后边两次战斗。由谁来统一指挥红一、三军团夺取桐梓呢？他想了许久，最后决定交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并严令“为争取先机，我一、三军团应日行七十里左右，用四天行程逼近桐梓，期于二十五日会攻桐梓”。

在毛泽东这盘大棋上，会攻桐梓虽是初战，但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似无太大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夺取天险娄山关则是关系到能否进占遵义的关键。换言之，红一、三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下攻下桐梓之后，如何部署？由谁来指挥红一、三军团乘胜夺取娄山关？由于不知夺取桐梓后的敌我态势，因而不可能提出具体的战斗部署。但是，在他分析了林彪与彭德怀的指挥经验后，似倾向交由彭来统一指挥。为了做到心中有数，或者说为了确保未来攻占娄山关，他来到了彭德怀的临时下榻处。令他惊愕的是彭德怀正在潜心地读书。他有些好奇地说：

“士三日不见，自当刮目相看。我们的彭军长能在戎马倥偬中安心读书，真可谓是大大的进步了！”

彭德怀对毛泽东是十分尊重的。他一见毛泽东走了进来，忙站起身来，用右手指着自己左手中那本变了色的书，按照习惯的称谓，十分客气地说道：

“主席，我这进步要归功于你送给我的书。”

毛泽东听后愕然，忙又问道：

“哦，我送给你的是么子书呀？”

“一本是我手中的《‘左派’幼稚病》。”彭德怀说罢又从军用书包中取出一本同样是变了色的小册子，“还有这本《两个策略》，都是主席送给我的。”

毛泽东听后恍然醒悟，“我记起来了，记起来了……”遂又想起他送给彭德怀这两本书的往事来了……

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一员战将。但是，他在与彭德怀共同的战斗生涯中，认为彭最为欠缺的是马列主义。当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毛泽东与中央局在打赣州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用彭自己的话说：他是“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事后彭认为“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博古、李德相继进入中央苏区，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后，彭德怀对博古等人“左”的这一套基本上没有认识，他只是奉命打仗而已。对此，早已失去指挥大权的毛泽东认为彭是觉悟问题，只要努力学习就会提高。为此，他决定送给彭德怀一些书看，借以提高他的马列主义水平。多年之后，彭德怀写下了这段话：

在这（与十九路军谈判）以后大概一两个月，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樟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无需彭德怀说明，他就知道彭德怀看这两本书，是在进一步认识博古等人所执行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从另一方面说，彭也是在一步一步地从理性上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为此，他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遂又说道：

“今天再重读这本《‘左派’幼稚病》，一定会有不少的想法吧？”

彭德怀概略地讲了一下自己的读书体会，也感慨系之地说：

“能真的把马列主义的书读懂，可也真不容易！到今天我才明白你写的这句话：‘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听了之后十分高兴。接着，他又与彭德怀谈起了夺取桐梓之后，如何再乘胜攻占娄山关，进而占领遵义的事情。彭德怀快人快语，当即说道：

“桐梓、娄山关、遵义，实际上是一顿饭分三次吃，我以为最不好吃的是第二口饭娄山关。”

“对，对！你我所见略同。”毛泽东露出了惬意的笑容，“老彭啊，夺取桐梓之后，你要把进占娄山关的想法及时告诉我，给中央下决心提供可靠的依据。”

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的指挥下，于二十四日攻占桐梓。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彭德怀与杨尚昆向中央报告：“据俘虏称，娄山关仅有柏辉章的三个团。据窃听电话悉：杜少华旅在娄山关南五里之黑神庙。建议‘我们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并指出，估计敌可能参战兵力在四团以上，第一、第三军团应于二十六日拂晓向黑神庙攻击，‘干部团应跟上，在下面做预备队’。”

至此，毛泽东已定下决心：攻占娄山关的重任交由红一、三军团，并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