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许，红一军团二师跑步返回增援，到达白马山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连续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我军阵地。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王稼祥、李富春等赶回土城镇，由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这次紧急政治局会议。自然，毛泽东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角。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复出之后提议打的第一个战役。他的美好愿望——“不仅对红军的士气是一个鼓舞，而且对阻我红军北上的川军也是一个下马威”完全地破灭了！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就像古今中外的大军事家那样，在战局于我不利的条件下，仍能正确地提出我军变被动为主动的办法。这也就是毛泽东比其他人更为高明的地方。
首先，毛泽东扼要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使每位与会者都明白：由于会战之前对敌情侦察、判断有误，我军主动发起的这次土城之战，已经朝着有利于敌人的方面转化。接着，他又果断地指出：“原定由赤水北上过长江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了。为了打乱敌人的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川敌恋战，我军应甩掉笨重的包袱，改为轻装，迅速向川南转移，伺机再实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当务之急是：迅速结束土城战役，出敌不意地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去。
自从猴场会议以来，举行重大战役必须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已经形成制度化。自然，发起土城战役也不例外——由毛泽东提出并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这就等于说：土城战役的成败由政治局负责。参加今晚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对土城战役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当毛泽东发完言之后，与会者都深表赞同毛提出的决策，会议很快就转到如何实施这一决策上来。值得一提的是，会议之前，博古却说了一句反映他真实思想的话：
“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从博古这句话可知：他不仅不承认自己犯了军事路线错误，而且对毛泽东仍然耿耿于怀。
但是，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懂得“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理，更何况当务之急是如何实施毛泽东提出的“迅速结束土城战役，出敌不意地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去”这一决策。因此，会议未受影响，很快形成如下决定：
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中央红军除以少数部队狙击敌人外，主力应分三路纵队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红一、红九军团和军委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上干队为右纵队，统归林彪指挥，由猿猴场渡河，转向古蔺以南前进；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及第五师为中央纵队，由土城下游浮桥过河，取道角子头、三角塘及头场坝前进；红五军团、红三军团直属队及第四师为左纵队，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由土城上游浮桥渡河，取道头场坝向太平渡前进。为轻装前进，中革军委决定把一部分大炮沉入赤水河。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右纵队改向叙永、古蔺间的两河镇方向前进，中央纵队、左纵队经古蔺以南向川滇黔三省边界的扎西地区前进。
接着，为落实渡赤水的决策进行了分工：“朱德、刘伯承连夜返回三、五军团传达这一决定，并留前线指挥撤出战斗；周恩来负责在二十九日拂晓前在赤水河架好浮桥；军委纵队政委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负责安排军委纵队和三、五军团的渡河顺序，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负责政治动员与思想说服工作”。开完会，已是深夜。毛泽东又指示作战科草拟渡赤水的行动部署。待到周恩来签发这份行动部署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九日三时了。
打胜仗难，打败仗后安全撤出战场更难。下边，仅就周恩来“负责在二十九日拂晓前在赤水河架好浮桥”为例，扼要叙述一下一渡赤水河是何等的不容易！
赤水河，“以长江支脉为源头，从合江起沿川、黔、滇边境蜿蜒南行。河水奔腾湍急，宽处三百多米，窄处约二百米，要在一夜之间架起能渡数万人的浮桥，谈何容易”！但是，周恩来深切知道背山迎敌的严峻现实，当即把各军团的工兵干部召集一起，下达了架桥的任务，安排了每项县体工作，规定了完成架桥的时间。当他听完架桥部队的困难以后，“首先命令各工兵连在沿河收集船只，向土城居民收购架桥的器材，他自己带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和作战参谋，亲自勘定架桥点，最后选择在浑溪口架设浮桥”。有关这夜周恩来领导架桥的情景，当事人做了详尽的记述，为惜墨存史，现摘记如下：
当夜，天空晴朗，星光闪亮。这是一个使人焦虑、极其紧张的夜晚，前沿阵地，枪声不断，炮声隆隆；赤水奔腾，波涛滚滚；关系全军安危的浮桥，十分艰难地架设着……彻夜未眠的周恩来同志三次带我到架桥现场督导，又三次派我去检查进展情况，向他汇报。必须按时限架好浮桥，才能争得主动。时间就是胜利，分秒必争，工兵部队立下军令状，全力以赴。在当地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很快收集了十几只帆船，编排在河面上，沉锚停固，形成一条线，然后用竹竿连接，绑在船沿上，再铺上木板，搭成板桥。刚到东方鱼肚白的时刻，一座能供三并行通过的浮桥，终于出现在浑溪口赤水河上。当周副主席目睹这一情景时，喜悦的心情驱散了黎明前的困倦！稳操主动的胜券呈现在眼前。
与此同时，陈云同志带着卫生、供给部门的同志们，奋不顾身地把阵地上的伤员全部抢运下来，做了妥善的安置，把笨重的物资决然抛进滔滔的赤水河里。叶剑英同志彻夜精心计算，安排各部队渡河的时间与先后顺序。李富春同志亲自到各单位进行紧急动员教育。他们在二十九日凌晨四点多钟，分别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听后频频点头，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他坚定地说：
“好！开始准备渡赤水河。”
天将拂晓，周恩来与叶剑英站在赤水河南北两岸，亲自指挥红军抢渡赤水河。我红军指战员以三人齐头并进的队形，踏着浮桥快步渡过赤水河，又大踏步地向西前进了！但是，太阳已经高高悬挂在东南方的天空了，负责指挥红军撤出战斗的朱总司令还未出现在浮桥的桥头，这可急坏了毛泽东！他接连派出通讯员赶往边打边撤的战场，但仍然没有朱总司令的消息。不久，他从前线撤下来的同志口中，方才得到有关朱总司令的准确消息。
朱总司令连夜赶回前沿阵地，向有关指挥员传达了土城会议的精神。接着，他又赶到红四团阵地，指挥部队有条不紊地撤出战场。他作为红军的总司令，且又是有着二十多年戎马生活的老兵，深切知道统帅对于稳定军心的特殊作用。因此，他不顾杨成武、王集成等团领导的哀求，坚决走在最后边。他的沉着、镇静极大地鼓舞了负责殿后的指战员，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毛泽东一直站在桥头，翘首远望，他终于看见了朱总司令大步走来。或许是过分激动的缘故，他竟然大声喊道：“快拿酒来！”当他得知指挥渡赤水河的同志身边都没有酒时，又匆匆让人倒了一大碗热茶水，双手擎举在额前，冲着朱总司令说道：
“我以为这次朱毛要分家了呢！结果，我们又相见了。我以茶代酒，请喝下这碗热茶水！”
朱德双手接过这碗热茶一饮而尽，顺手又把茶碗交给警卫员，乐呵呵地大声说：
“老伙计，我不早就对你说过了嘛，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好！你的福大、命大、造化大，天不灭朱，天不灭我红军。”毛泽东边说边挽着朱德的臂膀，又大声说，“来！朱毛不分家，我们一起渡赤水河！”
太阳还没转到正南方，我军委纵队和三、五军团在浑溪口，一、九军团在元厚场，全部安然地渡过了赤水河。按照规定，我红军预先赔偿了老百姓用以建造浮桥的船只，因此，当即放火烧毁了赶建的浮桥。
郭勋祺率部赶到赤水河边，只有望着汹涌澎湃的赤水河兴叹！他唯恐匆匆渡河受到红军的攻击，遂下令停止渡赤水。多年之后，郭勋祺曾怀着不安的心情对老朋友——时任二野司令员的刘伯承说道：
“过去战场上的对抗，我很惭愧。”
“你呀！”刘伯承把手一挥，笑着说，“明打不算，不要介意。”
后来郭勋祺在刘伯承、陈毅等的帮助下，为解放大西南立下了特殊的功勋；建国后，曾任四川省交通厅厅长等职。此乃后话。
但眼前土城这一仗，郭勋祺胜了，他深得蒋介石的好评，被晋升为模范师师长。
坐镇南京的蒋介石，从众多的所谓捷报中发现了一份令他吃惊的报告，那是一个名叫田丰的红军团政委被捕叛变后写的交代材料，从中了解到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的情况：“共军内部在遵义有井冈山派与苏俄派斗争非常厉害，井冈山派只谈主动硬干，坚决反击国民党军，苏俄派则空谈理论避重就轻，斗争结果毛泽东的井冈山派胜利，但内部分裂，军心不稳”等。对此，尤其对“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行动，引起他（蒋介石）很大的注意。他一方面认为红军内部意见有分歧，幻想红军会不统一，会各据一方；一方面觉得更应加紧围攻，不可轻敌。为适应中央红军渡赤水河西去的军情，随即调整战略部署：以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以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主任，负责对付中央红军；以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及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蒋介石在分析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的几种活动可能，遂又对第二路军作战序列重新划分，并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西去的第四天——二月二日，下达了《委任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电》。
兹令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薛岳为剿匪军第二路前敌总指挥，吴奇伟为第一路纵队司令官，周浑元为第二路纵队司令官，由龙总司令选定一员（孙渡）为第三路纵队司令官，并以王家烈为第四路纵队司令官。……
土城之战后，刘湘深知蒋介石重赏川军、电责黔军的用意有二：其一是离间川、黔两省实力派的同时，蒋暗示刘湘必须听我蒋某人的，否则王家烈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其二是要川军，尤其是进军川南、黔北的郭勋祺等部队要全力“进剿”红军，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达到削弱川军实力的目的。对此，刘湘绝不中蒋介石这一石二鸟之计，他指示潘文华、郭勋祺等部属：倾全力扼守长江，拒红军渡江北上。对此，郭勋祺等也心领神会，他率部于一月三十日“进入土城，得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并未北上，于是借口休整部队，停止前进”。后奉命渡过赤水河，“继续尾随红军，相距一天行程，由东向西，再由西向东，由川入黔，再由黔入川，跟随红军四渡赤水，但没有再与红军作战”。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由统归林彪指挥的右纵队改向叙永、古蔺间的两河镇方向前进，中央纵队、左纵队经古蔺以南向川、滇、黔三省边界的扎西地区前进。二月二日，“右纵队红二师进攻叙永城不克，即撤出战斗，继续西进，于四日同中央纵队、左纵队会合”。二月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中央纵队来到川、滇、黔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处的一个渡口，当地人叫“岔河”，旧地图上标明为“鸡鸣三省”。对此，周恩来曾做了这样的注脚：在“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这个地方，党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张闻天自从撤出遵义之后，他除去参与有关战争决策的政治局会议之外，还要利用行军休息的间隙，起草关于遵义会议的决议——即《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因此，他此时要比其他负责同志更为辛苦。另外，他在行军途中常与博古为伴，发现这位党的领导人情绪低落，除去偶尔谈谈往事或对遵义会议的不同认识外，别无话说。再者，博古于军事一道是外行，在失去李德这根拐棍之后，对瞬息万变的战争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在张闻天看来，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这岂不是他自动地放弃了党的领导。但是他再一想博古自遵义会议之后的地位——尤其是党中央决定取消最高“三人团”——等于剥夺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决定权，他很难再领导全党了！张闻天几经思索之后，遂决定找毛泽东单独谈一谈改换党的领导问题。
毛泽东当然清楚在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再继续充任党中央的领导是有困难的。但是，遵义会议对此并未做出有关决定，他这时的身份唯有服从党的决定。另外，他也清楚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党中央的工作重心是指挥战争，而这项中心工作的领导权主要操在他和周恩来的手中，博古及其极少数同情者是无法干预的。换言之，就是不更换博古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也不影响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难过的只是博古，他在实质上失去领导权后产生了失落感。
时下，张闻天“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对此，毛泽东作为战略大家，当然清楚张闻天找他谈这件事的本意。
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毛泽东也清楚自己目前是不能接任博古的领导工作的。时下，谁是最佳人选呢？在毛泽东看来是张闻天。一、他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是第二把手；二、他在共产国际也是通得过的；三、他积极批评博古等人的军事路线的同时，真诚支持毛泽东出山指挥红军。因此，他就明确地认为：“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让洛甫做一做看”。
毛泽东心里虽然已经有了定盘，但他仍然没有当即明确表态要张闻天代替博古，而是说和周恩来商量一下再说。
当周恩来听说张闻天提出要变换领导之后，他的第一感觉是：“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因此，他认为张闻天变换领导的提议是正确的。其次，他本能地认为接替博古的人选“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因此，他当即说了这句话：
“当然是毛主席。”
但是，毛泽东微微地摇了摇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笔者推想，周恩来完全清楚毛泽东的用心。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这件事情，还带有感情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做法，张闻天当时是没能够理解的。待到延安整风时期，他才真正认识了本质，并讲了这样一段话：
“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自己的严重错误。”
对于让洛甫接替博古的领导工作，毛泽东说服了哪些人，包括不包括周恩来？因当事者没人谈起，又无史料记载，笔者只能做以上记述。
是日——二月五日，中央常委在“鸡鸣三省”渡口的水田寨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关于这次中央领导的改组，周恩来曾做过如下的述评：
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那个时候名称也不是那么固定的，不那么严格的，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做常委嘛。那个时候没有书记处，毛主席总是采用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所以，组织路线并没有完全解决。
博古对于由洛甫取代自己的位置是想不通的。但是，他是一位组织观念很强的领导，既然中央常委作出了决定，他就应无条件服从。再说，那时的中央权力并没有像后来那样集中，那样的大。在历经遵义会议后的博古看来，中央的权力实际上就是他负责的那几副装有中央档案、印信公文等的挑子。所谓向张闻天交出“负总的责任”的权力，也就是移交这几副挑子。在他看来，似乎并无多少值得留恋的。
但是，这时的凯丰还是坚决反对改组中央主要领导的。当他听说中央常委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的消息之后，立即赶到博古的住处，问清了情况之后，指着那几副挑子，很有情绪地说道：
“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博古微微地摇了摇头，低沉地说道：
“大局已定，不好再讲什么，中央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的。”
中央在“鸡鸣三省”稍事休息之后，鉴于“各路敌军逼近川南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原定在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难以实现，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按照中央的这一决定，中央红军迅速脱离川敌，于二月九日先后到达扎西地区集中。“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据此，中央红军各军团于二月十日进行精简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二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由于这次精简和整编进一步充实了连队，使红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大为加强，为而后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同志于二月八日随中革军委纵队进驻扎西镇，并在这里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检讨土城战斗时，毛泽东发表了具有说服力的讲话，摘要如下：
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们没有歼灭川敌，反而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的教训有三点：第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三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越打越多；第二，轻敌，对四川刘湘部队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第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第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教训，今后力戒之！……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河，摆脱了尾追之敌，改变了被动局面，红军果断地改为轻装，甩掉了笨重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从这一点来说，又为胜利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新上任的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常委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接着，张闻天在扎西军委纵队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该决议，提出当前的任务是：“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
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斗争，中央决定派红军五师政委徐策、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鸿泽等人组成川南特委，并从中央红军中抽调几百人在石坎子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策应红军作战。在红军主力渡过长江北上之后，仍留原地，开展斗争。
但是，蒋介石通过不同的渠道，发现了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他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因此，他“急调滇军孙渡纵队由镇雄、毕节向扎西南之大湾子推进；川军潘文华部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红军北进，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地区向古蔺、叙永追击”。蒋的企图是把中央红军聚歼于长江以南扎西地区。
面对国民党军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黔边境，但尚未到达并形成对红军包围的时候，我试图从扎西挥戈北进，出其不意地北渡长江又变为不可能。怎么办？遂又向中央红军提出了新的进军难题。
敌变我也变，这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所遵循的一条用兵原则。但在实战中，能把这一条用兵原则运用自如的军事家却是很少的。正当大家议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的时候，毛泽东审时度势，走出了一招不仅出我多数红军指战员所料，而且也令敌人大感惊奇的绝棋：挥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毛泽东的理由是：一、敌人的主力被我调至川、滇、黔边交界处，赤水河以东黔北已经变成敌人最为薄弱的地区；二、利用敌人的错觉——视我红军北渡长江，突然挥师东指，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求有利的因素，变被动为主动，换言之，我们即可从消极避战变为主动调动敌人；三、在主动调动敌人的过程中，“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又从不利的态势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从扎西突然掉头东进，遂又开始了二渡赤水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