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中央红军攻占湖南的通道之后，蒋介石就忙于调兵遣将，希冀在湘西实现他的“请君入瓮”的口袋阵。但出他所料的是，中央红军没有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相反，却突然挥师西指，直下贵州的黎平，这就打乱了他的军事部署。

蒋介石站在那幅标有各种符号的军事地图下边，痴痴地望着黔东山城黎平，暗自思索着中央红军下一步的去向。出黎平南下是广西的北部，那里到处是崇山峻岭，且桂系派有重兵把守。他微微地摇了摇头，遂排除了中央红军南下的可能。出黎平西进是贵州的腹地，也是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贵阳的所在地，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里绝不适合红军落脚与发展，因此他又暗自否定了这种可能。出黎平沿黔东北指，即是与湘西毗连处，也就是红二、六军团的根据地。他认为中央红军出通道袭占黎平，很可能是红军搞的声东击西。换言之，中央红军袭占黎平，示敌西进，等到蒋介石放弃在湘黔布好的口袋阵之后，再突然沿着黔东北上，在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的。为此，他再次向何键、薛岳等重申了在湘黔交界张网以待、请君入瓮的战略，切勿中计。

对此，何键的内心是矛盾的。首先，他希望中央红军西出贵州，千万不要再折回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样一来，湖南地盘上只有湘西“闹红”，相对而言就比较好办一些。同时，他又担心蒋介石借故把他的嫡系部队调离湘境，脱离他的指挥，逐渐被蒋氏所蚕食。恰好这时，红二、六军团奉命策应西出贵州的中央红军，由湘西挥兵东指，已经兵临常德、桃源城下，并直接威胁益阳和长沙等市。他“一再电请蒋介石将第十九师李觉部、第十六师章亮基部、第六十二师陶广部调至湘西沅陵集结，布置进攻红二、六军团”；为防蒋氏猜忌，遂命令“其余湘军第十五、六十三、二十三、五十三等四个师由刘建绪率领跟踪追击”中央红军。接着，何键收到蒋介石重申在湘黔交界张网以待、请君入瓮的战略指示，遂借口“进剿”红二、六军团，于十二月十七日电令刘建绪增调两师。为向蒋介石说明增调两师的缘由，于十八日向蒋氏发了如下这则电文：

奉化、南京、南昌委员长蒋：

顷据罗旅长……各电及常德刘司令运乾、蔡县长大章连续电话报称：桃源于筱午被贺、萧股匪攻陷，罗旅被截断，两团长负伤，现匪围攻常城甚急，势难固守。等语。窃贺、萧乘虚进犯，职早引以为深虑。只以职辖部队正在专力进剿朱、毛大股……匪现乘我援兵未集，猛攻常城，若即进一步分兵扰我益阳、安化，则糜滥更大。职负地方重寄，事先明知其故，而力不从心，及情急势迫，则已误事机，顾此失彼，心痛至极。现一面飞电徐（源泉）总司令迅令在澧部队向临澧、鳌山夹击，一面令郭（汝栋）师已到长沙之两团及飞调十九师一部，与省会警备部队，兼程开常援剿，一面令陈渠珍师迅出大庸，断匪归路。到如何将该匪根本歼灭，并谋湘西之整理与巩固，俾免进剿之顾虑，容俟筹拟，呈候钧核，示遵。

蒋介石阅此电文，自然知道何键的真实用心，一是为了谨防中央红军的声西击北之计，再是为了整肃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他明令遵其所请。但是，由此使他更坚定了以刘（建绪）代何（键）治湘的决心。

蒋介石作为一代军事家，他绝不会把赌注下在一个方面。为此，在他安排好了坚守湘黔口袋阵之后，他又不得不考虑中央红军撤守黎平之后，突然向黔北进军——并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这时，他久已期望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双管齐下计谋，再次浮现在脑海中。自然，第一个闪现在他眼前的实力派人物即是贵州省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

王家烈是贵州桐梓县人，父亲是在乡设馆执教数十年的穷教书先生。他早年为出人头地，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在清末民初的军阀混战中由大兵逐级升迁，待到一九二二年才升为团长。在其同乡周西成出任贵州省省长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的时候，又晋升为师长。随着他的地位的改变，其政治野心越来越大，结果，他和顶头上司周西成的矛盾也就日趋尖锐。

这时，蒋介石为了吞并云贵两省的割据势力，巧妙地运用纵横之术，屡屡挑起贵州内部与滇黔两省之间的战争。就在周西成阵亡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名义任命副军长毛光翔接替贵州省省长兼第二十五军军长之职，王出任副军长。不久，爆发了李宗仁、张发奎联合倒蒋的战争。蒋介石为削弱毛光翔的势力，特委任王家烈为国民军讨逆指挥官。从此，王与蒋发生关系，后因“剿共”卖力，深受蒋的赏识，当面夸奖他“剿共很有成绩”，赏与迫击炮十六门、子弹二十万发。而后，王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取毛光翔而自代，出任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因军界滋事，贵州爆发了争权夺利的内战。最后，王家烈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重掌军政大权，但贵州的倒王军事集团并未诚服。原属毛光翔的几个师长仍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犹国才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此时，王家烈的防区只能管辖黔南十几个县和黔东几个县。

这就是中央红军袭占黎平时的贵州情况。

从上述的经历可知，王家烈能成为贵州王是和蒋介石的支持分不开的。但是，王家烈独揽贵州军政大权之后，“唯我独尊，终日沉溺酒色，尽情享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他老婆万淑芬（铜仁县人）乘机干预军政，很快掌握了八个团的兵力，并往返于南京、两广之间，到处活动，大量安排万氏家族和同乡，形成铜仁系。这样，铜梓派与铜仁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而王家烈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税收多如牛毛，军队成了‘双枪兵’。”当时，人民作了两副对联讥讽王家烈的统治：

王纲随地（王指王家烈）

万恶滔天（万指万淑芬）

理讲诸公、狼公、狈公、饕餮公，公上加公。公心何在，公道何存，无非借公谋私利；

团防总局、饭局、赌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

横额为：军阀万税。

对此，蒋介石是知道的，故一提起王家烈他就摇头，大有识错、用错人之慨！

但是，最令蒋介石伤心的是，王家烈掌黔政不久，他认为“犹国才、蒋在珍作乱，蒋介石不调他二人离开贵州”，是有意在他身边安的钉子，为保持在黔境的地位，“只好将贵州土产鸦片烟运出，通过两广换回武器补充。因此，王曾经同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后来，这个密约被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盗出去，向蒋告密”。为此，蒋介石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忘恩负义的王家烈轰下台！

时下，中央红军业已袭占贵州的黎平，王家烈被迫向桂、湘、滇发出《建议各军不分畛域“进剿”红军》通电，郑重指出：“唯是该匪乘虚突袭，事实不免百密一疏。除电请各友军不分畛域进剿，俾便联合早将该匪扑灭。”同时，他又于十二月十八日向蒋介石发出求援电：“查该匪号称十万，若今日久蔓延，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中所部进剿堵截外，并恳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感祷。”与此同时，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也致电蒋介石请命出兵，“追剿”入黔境的中央红军。

蒋介石看着这一份份电报，自然清楚他们各自的目的。他为了破坏陈济棠、李宗仁、王家烈暗中倒蒋的三角联盟，当即电令陈济棠原地待命，不可越境西进。李宗仁一看蒋氏已经洞悉请命出兵的宗旨，遂婉言辞谢王家烈所请，只派兵跟踪到黔桂边境交界处。这时，蒋介石已经暗中命令薛岳借“追剿”中央红军之名，以奇袭的方式占领贵阳，为王家烈下台奏响前奏曲。

但是，蒋介石深知薛岳所部欲想名正言顺地占领贵阳，必须在镇远一带发动围堵中央红军的战役，借红军向黔北进军之机，薛岳所部可突然挥师向西进军，这样就可出其不意地直下贵阳。为此，他收到王家烈求援电的当天——十二月十八日即给薛岳下达了“关于到镇远截击中央红军”的电令：

据报，现匪主力由黎平向剑河、榕江逃窜。黔军力弱，恐难防堵，希督励所属，克日迅由晃县、玉屏直趋镇远，以期一举歼灭。除电何（键）总司令知照外，希速照办具报。

蒋介石在定下突袭贵阳、逼迫王家烈倾全力与红军在黔境拼杀的一石二鸟之计后，他又把视线投到红军朝黔北进军的路线上。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由南而北走向的乌江，这是阻止红军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他心里清楚：集湘桂及中央军之精华，都未能阻止红军抢渡湘江，仅仅靠战斗力极差的“双枪兵”——黔军想把红军挡在乌江以东，没有一点可能性。但是，如在乌江预设下堵截红军的战场，无论是对削弱中央红军的战斗力，还是对打击黔军的实力，都会起一定的作用。于是，他暗自定下乌江所谓防堵战。只要中央红军向乌江进发，他立即实施这一作战计划。

接着，他的视线又投向了黔北。这儿不仅是贫瘠落后的山地，而且还有赤水、习水等江河，向北流入黔川两省的分界线长江。如何阻止红军在此落脚，重建根据地呢？靠王家烈的黔军吗？他暗自做了否定的回答；靠薛岳的中央军吗？不仅地域、乡情对中央军不利，就说作战所需的供给线也太长，旷日持久，中央政府难以为继。怎么办？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长江以北的川军。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早有图川的计划，只是因为四川诸实力派反对，中央军一直被婉拒川境之外。时下，中央红军一旦在黔北难以立足，就一定会北渡长江，与徐向前所部红四方面军会合，借以求得在川境的发展。果然如斯，不仅薛岳所部九个师可以顺理成章地跟进四川，陈兵川陕交界的胡宗南所部也可借口进川。到那时，就自然而然地把割据多年的四川归入中央政府。为此，他召来了业已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询问有关的情况。

贺国光接任参谋团主任不久，遂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选配班子的同时，起草参谋团的章程。仅就参谋团的缘起，他就斟酌再三，方写出如下这段令蒋介石满意的文字：

赤匪祸国，业已八年，迭经国军围剿，将其主力袭破；迩来分股逃窜，势乘强弩之末；剿匪军事，已至最后阶段。就整个而言，消灭中国赤匪，不成问题，可抱乐观；但就局部而言，徐匪——向前——盘踞川北；朱毛股匪，图窜川南；川省形势，颇趋严重。中央为促进剿匪成功起见，不得不侧重川局，此行营参谋团之所由设也。

参谋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四川剿匪作战上，运筹、指导、督察之特设机关；并负有督促、指导与剿匪攸关之政治设施之责任。……现中央为统一军权，集中力量，以便节制指挥起见，仍责成刘（湘）总司令负四川剿匪全责。并派本团入川，予以充分协助，明定赏罚，以资策励。此种赞助，无非使剿匪军事，进行顺利；至对于四川各军，一视同仁，抱定公平、诚恳度，毫无彼此厚薄之分。……

蒋介石在审定参谋团守则序言时，尤对“须知剿匪始可以救国，安内始足以攘外”这两句大表赞赏，认为贺国光深知领袖之由衷。但是，蒋介石今天却认为贺国光有点麻木不仁，未能猜出找他来的目的。为此，蒋不得不把话讲白：

“一、立即入川，要使川人——尤其是使你的同窗刘湘放心；二、要视黔北剿匪态势的发展，请刘湘派出精锐陈兵长江北岸，既可南出黔北之地协助‘围剿’，又可阻共匪北渡长江；三、密切注视徐向前所部的动向，切勿让其与朱毛所部会合。”

贺国光听后恍然大悟：蒋介石在追堵中央红军这盘大棋上，已经先于滇川黔实力派走出了数步一箭双雕的好棋。对此，他深为敬佩。最后，他有些诚惶诚恐地说：

“请委座放心，我一定会全面贯彻您的旨意，完成您的构想。”

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遂又以考察的口吻问道：

“贺主任，我下一步该走哪个棋子？”

贺国光一听这口气，知蒋是有意在考问他。往常，他会利用自己的聪明，让蒋再大显一次领袖的高明。但是，他今天却认为蒋考他的目的，是看他入川后能否完成托付，故大着胆子答说：

“现共匪出黎平向黔北方向前进，应该命王家烈派黔军陈兵乌江西岸，阻共匪渡过乌江向黔北发展。”

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遂下了相应的作战命令。接着，他为贺国光入川饯行，当谈到乌江防堵战时说道：

“就看这位王家烈主席如何走这步棋了！”

王家烈的这步棋很不好走！这是因为他走出的这步棋牵动着与此有关的三个方面：进入黔境的中央红军，尾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的蒋记中央军，以及黔境各自为政的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等四大派系。

王家烈对于进入黔境的中央红军是很怕的。一方面，他们曾与贺龙的红三军、萧克的红六军团交过手，不仅被打得一败涂地，而且连贵州的各族百姓都站在红军一边，起劲地反对黔军；另一方面，他深切知道桂、粤、湘三省的军事实力都比黔军强许多倍，他们集三省军力之合，外加薛岳负责“追剿”的中央军九个师，都未能遏制中央红军长驱西进，他仅仅靠一个四分五裂的第二十五军与中央红军对垒，真是好比以卵击石，自不量力！当时，王家烈的真实想法是：

“红军主力到贵州来了，共产党要占据我的地盘，要阻挡他们，我无力办到。”

王家烈对于尾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的蒋记中央军也是很怕的。诚如前文所述，王家烈因参与陈济棠、李宗仁三省联防，暗中反蒋，被蒋视为“眼中钉”，蒋氏久存欲去王而后快的念头——自然是为了通过“攫取贵州，从而控制西南各省”。再者，薛岳所部有九个装备精良的师，若想消灭黔境各霸一方的第二十五军，那真是易如反掌！王家烈的真实想法是：

“中央军乘追击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想拒绝他，也不可能。前思后想，心绪非常烦乱。在当前形势下，我只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狙击红军，使其早日离开黔境。”

与此同时，王家烈还有一个想法：“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早已洞悉其奸，分电制止。因此，王家烈联系的结果是：“广西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同意派其第七军率覃联芳、周祖晃两个师开到贵州都匀、榕江策应；广东第一集团军陈济棠同意派其第二军推进到广西浔州，必要时进到柳州策应。他们说，若再远离其各自的省境，就感觉自己后防空虚，无法办到了。”怎么办？他思之良久，遂初步做了如下防堵中央红军的计划：

将黔北（乌江由回龙场折向西，故在北岸）的防务交与侯之担负责，乌江以南的防务由我和犹国才负责。我本人担任贵州东南路的指挥作战，以便到不得已时向广西靠拢。

王家烈深知遵义地理位置的重要，他赶到遵义与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会晤，传达蒋介石对此次防堵中央红军入黔后的指示。为在黔境统一军令起见，遂与侯之担商定，在遵义设立一个临时机构——第二十五军军部行营，并委派江国潘为遵义行营主任。接着，王家烈又匆匆赶回贵阳，静观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的进军动向。

但是，当王家烈稍许平静之后，他又开始揣摩中央红军西进贵州的目的：是借道还是久留？所谓借道，即红军进入黔境之后直出黔北，一是继续向北涉过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是中途突然挥师东去，与湘黔交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所谓久住，即在贵州地盘上建立根据地；王认为后者可能性有，但不如借道的可能性大。即使在贵州创建根据地，也以黔北的可能性为大。按照他的这一思路继续推演下去，无论是借道还是久留，薛岳的中央军都会尾随红军进入黔北地区，对他所控制的黔南一带构不成太大的威胁。这样一想，他的精神压力似乎又小了许多。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开始思索如何借中央红军入黔之机，削弱或消灭他在黔境的另外三大对手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待他的这一腹案成熟之后，遂向有关人士发出电告，大意谓：“大祸已迫在眉睫，目前几万红军快到黔边，后有十多万国民党中央军跟踪而来，大家都应放弃前嫌，共谋应付……”或许是都认识到了倾巢之下没有完卵的原因，分裂有年的实力派表面上又有了共识，同意在贵阳、镇远间的一个公路交叉点小镇马场坪召集“围剿”中央红军的作战会议。

王家烈赴会之前，“根据蒋介石的电令和红军进迫黔省的紧急情况”，为其自身利益着想，遂做如下部署：

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率第七、十五两团，并指挥都（匀）、独（山）、荔（波）、平（塘）民团和榕（江）、下（江）、黎（平）、永（从）民团，开赴永从、黎平、老锦屏之线，严密防堵；

第二旅旅长杜肇华，率第五、六两团进驻天柱，协同湘黔边区“围剿”司令部参谋长王伯勋，并指挥黎、锦民团，于瓮洞、远口、天柱、锦屏之线，严密布防，清江河“围剿”指挥部陈叔武、民团指挥王道帜，负责清江河防务；

第一旅旅长李成章率第二、三、九各团由思南、印江开赴施秉集中待命。

王家烈在马场坪开会的地点是一家院落的厢房。有意思的是，前来开会的军长、师长下榻的**都摆有鸦片烟具。出席会议的有王家烈、犹国才、蒋在珍、何知重、柏辉章等驻守黔境的军师两级长官，以及一些列席人员。王家烈在讲完所谓套话之后，遂又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共军突围西进，已到湘黔边线，很可能就在日内侵入黔境。我守土有责，应尽力消除这场灾祸。军委会电令本军要竭力拒堵和围击，不让共军西进或北上。我军有一部分已胶着在沿河、松桃方面防堵萧（克）、贺（龙）部。现在只有团结对敌，共同保护桑梓。特邀各位来此共同商量，制定良策。”

黔军的四大派系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贵州抢地盘、争霸主，—个比一个在行；但是他们一听要和红军作战，都心惊胆战；再一听后边跟踪而来的，还有蒋介石的中央军九个师的兵力，他们又都暗自念起了小九九，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各自为政的大兵长官们前来出席会议，与其说是商定对付红军与中央军的对策，还不如说是来摸王家烈的底牌，以便回到防地好安排自己的出路。他们听了王家烈的开场白之后，一个比一个说得好听，但几乎都说了这样一句话：

“一切听王军长的！你就下达作战任务吧。”

王家烈当然清楚这句话的内涵是：快把你对付红军及中央军的底牌亮出来吧！于是，他很有分寸地说道：

“下边，请我军的参谋处长宋志坚汇报共匪行进的情况，以及薛岳总指挥所部的跟踪态势。”

宋志坚遵命“把当时收到的红军西进到达地区和薛岳兵团的尾追情况汇报后，继续说，黔军已动员的有第一师（何知重）、第二师（柏辉章）、教导师（侯之担），并略述三个师的活动状况”。这时，已被委任二十五军总指挥的犹国才感到没有讲到他的属下备战情况，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不客气地打断了参谋处长宋志坚的汇报，说：

“保护桑梓是应有的责任，会前大家已经交换过意见，一致表示绝对服从军部的统一计划，还是请宋（处长）先把军部作战计划方案说说。”

王家烈明白犹国才的这番讲话，是说出了其他派系想说的话，因此，他未等其他与会者发言，就又笑着说：

“宋处长，你就开宗明义地说吧！”

参谋处长只是军长的助手，在讨论战情或部署作战的军事会议上，他又变成了军长的传声筒。所以，这位宋志坚处长一听王家烈的口气，遂把话锋一转，讲了如下这段话：

红军号称十万，要北上抗日，江西、湖南、广西三省有雄厚的兵力和强固的封锁线，但是没有堵得了；贵州素无准备，人心异常恐慌，怎样才能招架得住，这是一方面。军委会和薛岳转来的电报，命令黔军要防堵，要追击，要围歼……势不能不妥谋应付。军部初步计划是：把全省区划为四个作战地区，任命四位指挥官，在军部统一指挥下，实行分区负责，执行坚壁清野，统筹使用该地区的一切力量。犹国才的部队远在盘江以西，建议速开到安顺集结，将来看情况使用；蒋在珍的部队迅速推进到绥阳、湄潭，策应侯（之担）师封锁乌江和守卫遵义；柏（辉章）师已开镇远，阻止红军西进；何（知重）师为总预备队，位于贵阳、马场坪间；其余部队就地准备待命。

与会者听完上述军事部署之后，都清楚王家烈的真实用心是：借追堵红军和防范薛岳的中央军之机，削弱与他平分贵州地盘的其他三派势力。但是，由于犹国才的部队远在盘江以西，无被红军消灭之虞，对此，他装出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既不获罪于王家烈，也不得罪蒋在珍；侯之担的教导师位于遵义至四川一线，属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地位，既然王家烈作出要蒋在珍师策应其部的决定，他就谢天谢地了；与会者中唯有蒋在珍心里有一堆意见，会后他曾对亲信说过如下这段话：

“军部划分作战地区，叫各路各行筹划补给，其目的是要犹（国才）我两部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对我们抱的是隔岸观火的态度，以为一经明令划分作战地区，就把追堵的责任加在我们的头上了。我坚决反对这个诡计，你任命我当指挥我不推，以后不能打仗那是军部不补给的责任。薛岳部队一入黔，就不会轻易离开，那才是个心腹之患。”

蒋在珍虽然看出了王家烈的用心，但在这种会上，尤其是搞政治的人是不会直言上述意见的。他很巧妙地讲了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一切悉听军部指挥，地方行、财政应即交还省府，今后一切补给，请军部、省府统筹配发。分区负责，统筹使用地方一切力量，已成过去，不应再行。……蒋介石对非嫡系统治下的部队，是采取“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的手段，我们今后应怎样应付？……

接着，其他的与会者有意避开蒋在珍的发言，大讲“对红军不要硬打，得让路就让路，保存实力为上”等等。王家烈一听这些犯忌的话语，遂宣布结束会议。会后，他因自己的目的未能达到而郁郁不欢。但是，当他回到省会贵阳不久，遂获悉中央红军出黎平攻占剑河之后，又分兵两路西进，一部业已进抵镇远，一部向黄平进发，令他惊得不知所以。但是，当他从内部获悉薛岳向镇远推进的目的，不是意在解围，而是有意奇袭省会贵阳的消息后，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禁不住地自问：

“这一切的一切……我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