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蒋介石、王家烈上下密谋防堵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的时候，周恩来于黎平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九日，以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与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了《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的行动部署》。

在此《行动部署》中明确指出：“野战军大致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可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在剑河一带我野战军兵分两路，以“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的任务，以后则沿着清水江向上游前进”。以“三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岑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地域。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应迟滞之”。接着，“野战军到达上述指定地域后，于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为此应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及由东面可能来追之湘敌及中央军”。其目的是向乌江南岸挺进，寻机抢渡乌江，占领遵义。

为完成上述战斗任务，军委对湘西的红二、六军团，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明确提出策应的战斗任务：红二、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当湘敌所抽调之部队已北援时，二、六军团应立向永顺西移动，以后则向黔境移动，以便钳制在铜仁之薛敌部队及在印江、思南之黔敌部队”。红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

为了汲取中央红军突围、转移之前不进行政治鼓动工作的教训，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等人草拟了“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交由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以总政治部的名义签发。该训令对中央红军下一阶段的任务做了如下明确的指示：

党中央明确地决定，我主力红军当前的伟大任务，是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区，并号召全体战士以一切力量争取这一决定的实现而奋斗！我主力红军在“转移作战地区创立新苏区根据地”的总方针下，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行军与作战，从艰苦奋斗中突破了敌人重重的封锁与防御，打破了敌人在湘粤桂等地区一切堵击截击的企图，而达到了贵州，现在继续的向着已经逼近的目的地——川黔边广大地区——前进！

西出贵州，北渡乌江，攻占遵义，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总方针确定之后，实施这一计划的干部就成了决定的因素。因此，毛泽东建议由周恩来与新上任的总参谋长刘伯承谈一次话，详细交代作战任务。但是，周恩来认为自己是最高“三人团”成员，由毛泽东与刘伯承谈话更合适。毛泽东笑着说：“一、名不正，言不顺。时下我只是一位向军委提建议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向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发号施令的权力；二、你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从南昌起义始，伯承同志就是你的参谋长嘛！总之，这话一定由你来谈。”

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说的在理，但他转念一想，遂又提出由博古和刘伯承谈话为好的建议。

毛泽东自然知道周恩来的用意：借以缓解当年博古下令解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矛盾，便于未来指挥战争。因此，他微笑着摇了摇头，又补充说道：

“谁和伯承同志传达任命我不管，但必须由你向新上任的总参谋长交代北渡乌江、攻占遵义的作战任务！”

对此，周恩来没有再提出异议。

刘伯承是红军中有名的战将。陈毅同志曾以“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来赞誉颇具儒风的军事统帅刘伯承，这是知人论军的评价。刘伯承自苏联习军归国尤其是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无论是在制定红军规则，还是在培养红军中下级指挥员等方面，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宁都会议之后，刘伯承接任红军总参谋长之职，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自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刘便成了这位红军太上皇的幕僚。不久，他因不肯苟同李德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那套“左”的战略与战术，遂发生了矛盾，并遭到李德的辱骂。刘操着俄语斥责李德：“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结果，刘伯承被免去总参谋长，调红五军团任参谋长。他无怨无悔，与红五军团长董振堂同志相配合，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殿后任务。

刘伯承作为一代儒将深知：在此时受任总参谋长一职，是含有临危受命之意。但是，当他听说黎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西出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并在川黔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之后，他认为红军又有了希望。因此，当博古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赶到第五军团的驻地洪州司，向他传达黎平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和中革军委的任命时，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接着，他赶到周恩来处报到，接受新的任务。周恩来以商量的口吻说道：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决定北渡乌江、西进遵义，为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想听听你的意见。”

对此，刘伯承没有直接批评最高“三人团”的错误，而是向周坦吐自己的肺腑之言：“必须改变分散用兵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于乌江一线，才能确保北渡乌江的胜利。”接着，他又指出：“为了确保红军西进贵州，严令贺龙、萧克所部必须在常德地区积极活动，真正起到钳制湘西敌军的作用；为使我中央红军在川黔广大地区重建新的根据地，也一定要明令红四方面军主动进攻，使川军难以分兵南下。”最后，他不无为难地说：

“当年，我曾在川黔一带参加过军阀征战，知道乌江水流湍急。当我接任总参谋长的同时就曾自问：靠什么把这数万名红军指战员渡过乌江去呢？”

周恩来明确指示：“红军现已袭占剑河，我已电令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直驱乌江南岸，并决定由你统一指挥中路。”最后，他也有些为难地说道：

“你说靠什么把红军送过乌江北岸去，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不过，毛主席和我很认真地说：伯承同志是四川的一条独眼龙，他一定能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刘伯承出任总参谋长之后，首先要求各军团在制定作战计划之前，必须做到知己知彼。为此，我红军又像当年在中央苏区那样，充分发挥侦察员的作用。在红军进占剑河以前，“先派出便衣侦察队，打扮成‘生意人’，有刻图章的、照相的、卖鼎罐的，进入了剑河县城”。另外，这些非同一般的“生意人”，遇到贫穷的苗族同胞买鼎罐时，就十分客气地说道：“这鼎罐你们喜欢就买去，没有钱也不要紧，过两天我们再来取钱。”这样一来，红军侦察员就和当地的苗族同胞成了好朋友，自然将剑河县城中的一切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加之侦察员有意迎合百姓说红军是天兵天将下凡，如何如何地厉害，从而使得本就害怕红军的守敌及官员更是怕上加怕，因此，他们还没见着红军就弃城逃走。我红军也就未放一枪进入了剑河县城。

或许是应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句老话了。毛泽东在离开剑河县城的时候，感到从精神到体力都有了明显的好转。因此，他有担架不坐，有马也不骑，穿上贺子珍在黎平刚为他补好的毛线衣，和警卫员们又说又笑地朝着乌江的方向大步走去。太阳就要转到正南方了，前边有一个不大的苗家村寨，毛泽东很有兴致地大声说：

“咱们来一个竞走比赛，看谁先走到村寨边，后到的，罚他做午饭。”

警卫员们知道毛主席的身体不好，谁也不主动地应战。但是，大家前进的速度的确加快了许多。就要到村寨边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红军战士簇拥在一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就像是农村看戏法那样。毛泽东好奇地挤了进去一看，只见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妈妈和她的小孙子倒在路边，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冻得就要奄奄一息了。毛泽东忙问：

“这是怎么一回子事啊？”

一位战士忙答说，他们已经问过这位老妈妈，她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都被地主抢光了。她的儿子在前几天又被抓丁当了兵，一家人没法活下去。她和儿媳妇分两路四处讨饭。因为天气太冷，从早晨到现在还没吃一点东西，又冻又饿，就跌倒在这里了。战士们也没有多余的衣服，不知该如何处置这件事情。

毛泽东一听二话没说，立即从身上脱下那件刚由贺子珍补好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来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送给那位就要冻饿死的老妈妈。他一见那位老妈妈欲要站起，匆忙蹲下，紧紧抓住老妈妈那冰凉的双手，亲切地说：“老人家，您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毛泽东说罢看了看老妈妈那激动不已的表情，又用贵州方言重复地说道：

“老妈妈，您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

这位老妈妈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大兵，更没见过关心穷人死活的长官，因此她千恩万谢之后，一迭声说着“红军”，领着自己的小孙子蹒跚地走了。

或许这件事对毛泽东的刺激太大了，也或许是他认为这是教育战士的最好教材，他当场讲了如下这段话：

“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绝不是这位老妈妈一家的遭遇，而是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正是要从水深火热之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拯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同志们！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惊涛骇浪的天险乌江，还有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我们要勇往直前，在大风大浪之中踏出一条路来！”

事有凑巧，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纵队政委的陈云同志正好也在场，他目睹了全过程。或许这件事对他印象太深了，他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

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笔者的描写与陈云的记述有一条被单之差。这是因为笔者依据的是毛泽东警卫员的回忆。

也就是在这前后，傅连暲同志骑着马行进在狭窄的山路上，突然马失前蹄，连人带马跌到山下的河中，马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傅被摔在浅滩上喝了许多水，当时昏迷过去。傅得救了，但放在马上的毯子和被子连同马一道被水冲走了。毛泽东听说之后，忙把自己仅有的一条毯子拿出，请警卫员给傅送去。傅见到毯子如见毛泽东，他怎么也不肯收下。这时，前来慰问的张闻天同志说道：

“主席给你，就收下吧！这是什么时候，还客气什么！”

傅连暲无限感激地收下了毛泽东送来的毯子。

与此同时，王稼祥向毛泽东通报了如下情况：黎平会议之后，博古在李德的鼓动下仍想推翻黎平决议，坚持沿黔东向北进发，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另外，某些人听说黎平决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心里不舒服，并在下边搞非毛活动。毛泽东听后显得十分平静，似乎是他所料中事。他沉吟片时，问道：

“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呢？”

“是凯丰同志。”

凯丰，原名何克全，是江西省萍乡市人。大革命时期，他赴苏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是王明小宗派集团中的骨干成员。一九三○年初冬回国，先于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评价，遂与王明等人发难，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和周恩来。在他们的苏联恩师米夫的支持下，通过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博古相继捧上台。不久，凯丰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并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前夕，他任团中央书记。就在黎平会议结束不久，他敏感地觉察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正在结成反最高“三人团”的小集体，而周恩来已经从“三人团”中分化出去，逐渐站在了毛泽东他们一边。为此，他主动找博古、李德研究对策。

说来也很有趣，红军在按照李德的军事路线打败仗的时候，无论在多么难走的山路上行军，李德与博古都不曾说过一个“难”字。而今，红军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抢渡乌江、攻占遵义，李德就指着身旁的悬崖峭壁大发牢骚：

“这就是游击大王毛力主北渡乌江、西进遵义的第一个恶果，把数万名红军指战员送入这样的绝境！”

李德的牢骚在博古的心中引起了某种共鸣。他一听说第一个恶果就下意识地问道：

“那第二个恶果呢？”

“把三万余名红军置于乌江背水一战的绝境！”李德说罢冷笑了一下“到那时嘛……”

“会置之死地而后生吗？”博古担心地问。

“那就要问问你们中国的上帝——老天爷会不会保佑红军了！”

博古似乎又失去了主张，他望着老同学凯丰，近似自语地说：

“那该怎么办呢？”

“你们利用‘三人团’在军事上的最高权力，否决黎平会议有关红军战略方向的决定！”凯丰说罢看了看李德的表情，又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

“可黎平会议……”

“博古同志，”凯丰未等博古把话说完就断然地说，“明眼人一看即知，那是老毛演的项庄舞剑把戏！”

“这我清楚，”博古把头一昂，“老毛想否定我们执行的国际路线，那是办不到的！”

“博古同志你太书生气了！”接着，凯丰分析了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周恩来近来发生的变化后，又说道，“关键的棋子是周恩来，因此下一步棋成败得失，全在周的身上！”

博古与李德经过缜密的研究，遂决定在红军抢渡乌江之前和周恩来进行所谓摊牌式的谈话。

这天傍晚，博古把周恩来找来一本正经地说道：

“恩来同志，我和顾问李德同志的意见：必须召集紧急会议，重新审议北渡乌江、西进遵义的战略方向！”

“照这样说来，你们还是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了？”周恩来严肃地问道。

“是的！这不仅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们‘三人团’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

对此，周恩来肯定也想过了。但是，他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只是用反问的口气说道：

“你和李德顾问恐怕更担心的是后者吧？”

“你难道愿意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吗？”博古说罢看了看表情凝重的周恩来，又以近似威胁的口吻说道，“你应该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吧？”

“我当然知道！”周恩来终于暴怒了，“可我想得更多的是三万多名红军的生死，中国革命的存亡！”

博古一听愕然，再一对照自己的境界，甚感羞愧。他无言以对，匆忙告辞离去了。

毛泽东认真地听了上述争议之后，陷入了沉思中。他知道产生问题的关键是：红军突围转移之前，中央把军事指挥大权授给了最高“三人团”。换言之，如果要确保黎平会议决定以及今后与最高“三人团”相悖逆的军事计划的执行，中央必须收回授给最高“三人团”在军事方面的权力。但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不仅有党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且还有威信很高并握有实权的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他们三人万一追究解除最高“三人团”指挥权的理由，又该做何答复呢？如果提出最高“三人团”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周恩来会赞成吗？中央政治局中又有多少成员会投赞成票呢？再者，从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天起，中央进行人事变动，都必须预先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而今，由于中央红军突围转移，随红军转移的党中央已经和共产国际失掉了联系，如果博古、李德以及凯丰等人借口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拒绝召开人事变动的中央会议又该怎么办呢？……对此，毛泽东实在是拿不准。

但是，火气正盛的王稼祥却没有毛泽东这样多的顾虑。他认为中央红军走到今天，责任完全是最高“三人团”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事到如今，他们，尤其是博古和李德不仅不总结失败的教训，接受大家的批评，反而还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权威，继续坚持自己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把红军引向更大的灾难中，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怎么办？他坚持召开中央会议，彻底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自然，他也想到了与此有关的其他人事变动。这就是他找毛泽东交谈的原因。

“老毛，”王稼祥严肃地说道，“我了解博古，他是一介书生，军事上又完全听命于李德，还把这位洋军事顾问捧上太上皇的宝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这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可在我们党中央还被奉若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毛泽东说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顺着王稼祥的话题说道，“翻一翻中国的战史，有哪一个取胜的战役，是不会说中国话的洋人指挥的呢？”

毛泽东这番话语在王稼祥的心中引起了共鸣，他终于失去了政治家那应有的忍耐性，遂断然地下了结论：

“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早在宁都会议之前就是这样想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不仅没有得到改观，反而愈演愈烈，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还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与迫害。他在三年多的逆境中认识到：真理被当作谬误是常有的事。与此同时，真理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暂时被谬误所战胜。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的觉悟。如果操之过急，他个人被谬误打倒事小，三万多红军——还有未来中国的革命就会遭到很大的损失了！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急于和博古、李德交锋的真正原因。今天，他听了王稼祥的结论之后，又试探性地问道：

“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想了很久了，”王稼祥大有破釜沉舟之慨，“只有把他们轰下台，由老毛你来指挥红军。”

毛泽东知道王稼祥说的是肺腑之言，但他并没有附和着王说下去。他沉吟片时，又不无担心地问道：

“会有多少人赞成你这种意见呢？”

王稼祥自然也清楚毛泽东这句话的内涵，他想了想，遂说了这样一句话：

“事在人为嘛！”

毛泽东赞成王稼祥说的“事在人为”，这是因为最高“三人团”所执行的军事路线，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而军事路线这件可为又必须为的大事靠什么呢？靠人为。但是，毛泽东深知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不能出面。因此，他仅仅是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而已。

王稼祥理解毛泽东的处境，在政治斗争中，投鼠忌器也是必要的。他想过许久了，这件做“人为”的人的工作，已经责无旁贷，或说是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另外，他作为总政治部主任深知，欲要改变最高“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单靠中央政治局委员还不行，必须发动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现身说法，才能给博古、李德以致命的一击。为此，他首先找了聂荣臻同志。

聂荣臻由于脚化脓了，坐担架行军，有时还跟着中央纵队行动。诚如他自己事后所说：“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他通过痛苦的思索，逐步形成了坚定的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可“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可以想见，王稼祥和聂荣臻越谈越投机，大有一拍即合之意。很快，他们二人得出如下的共识：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说到必须召开一次高级会议的事情，王稼祥清楚：那一定是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要召开这样的会议，单靠他这位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不行的，还必须和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会商。

王稼祥与张闻天进行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交谈，是在黄平附近的一片橘林中。两副担架一字儿摆好，王稼祥和张闻天头靠着头，望着满树金黄的熟透的橘子，进行着深入的交谈。但是当说到该怎么办的时候，他们二人又陷入了长时间的凝思中。突然，一阵寒风吹来，一个硕大的橘子脱枝落下，刚好砸在了张闻天的头上。王稼祥惊得抬起头，关切地问道：

“洛甫，砸疼了吧？”

“刚好起到清醒的作用。”张闻天顺手拿起这个橘子剥开，把橘瓣递给王稼祥，“吃吧！”接着，他把橘皮送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品着。

“你怎么吃橘皮？”王稼祥惊诧地问。

“橘皮入药，可以治病。”

“你有什么病？”

“害了苦中思甜的大病！”

王稼祥恍然大悟，遂又把话题扯回到“怎么办”上来。他怅然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是到了苦中思甜的时候了！你是常委，是有权向政治局建议的，我们总不能像叫花子打狗——边走边打吧？”

“我想过了，仗这样打不行，我看还是要老毛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强。”

“我也同意。”

“你和老毛谈过了吗？”

“谈过了。他担心：他们会交权吗？”

“这由我来做。找个适当的时机开会，由中央来决定。”

王稼祥和张闻天谈过话后，立即给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打了电话，转达了张闻天同志的意见。令王稼祥高兴的是，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高级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正当此时，他们突然接到通知，大意谓：请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赶到猴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愕然问道：

“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呢？”

毛泽东笑了笑，似成竹在胸地说道：

“我看他们还是要否决黎平会议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