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我方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师哲等人。

毛泽东虽然在莫斯科留居一个多月了，但自为斯大林祝寿之后，他们之间仅仅通过几次电话，却一直未能谋面晤谈。因此，他们这次相见的时候一定是十分热情的。另外，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年之前就与斯大林相识，并给斯大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可以想见，斯大林对周恩来的到来也一定是热烈欢迎的。说到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当事人有着各种回忆问世。笔者依据中苏双方的有关材料作如下说明：

据俄方的记录，在互致问候和进行简短的一般性话题交谈后，举行了以下内容的会谈。

斯大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组问题涉及现有苏中协定，另一组问题涉及满洲、新疆等地的日常事务。我想，最好不从日常问题开始，而从讨论现有协定开始。我们认为，这些协定需要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认为，可以保留。现有协定，包括条约在内，都应修订。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原则。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条约也就过时了。请就友好同盟条约发表意见。

毛泽东：我们还没有制定出条约的具体草案，只有一些初步设想。

斯大林：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相应的草案。

毛泽东：鉴于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借助于条约和协定来巩固我们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的反响。友好同盟条约应把确保我们两国繁荣的一切因素固定下来，还要含有必须防止日本侵略行动重演的规定。因为我们关心我们两国的繁荣，所以不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会试图进行干扰。

斯大林：对，日本人还有骨干，他们肯定会重整旗鼓，尤其是在美国人继续奉行他们今天的政策情况下。

毛泽东：我指出的两个方面，从根本上把我们将来的条约同现有条约区分开了。以前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讲友谊，现在情况变了，有条件建立真正的友谊和合作。除此之外，如果说以前是讲合作抗日，那么现在则要讲防止日本的侵略。新的条约应当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问题，而最重要的问题将是经济合作问题。

……

接下来，毛泽东与斯大林进入具体问题的谈判。对此，俄方的记录有详细的记述，与我方的记录只有措辞的不同，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另外，有关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的经过和内容，周恩来亲自执笔写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一份电报，作了客观而真实的记录。

一月二十二日斯大林同志约集谈话。毛主席说明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是亲密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帝之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相勾结的其他国家之重新侵略。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说明现有两类问题要解决：第一类为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铁路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第二类为个别请求问题，如军事问题、空运团问题等等。当谈第一类问题时，斯大林对中苏条约应该是一个新条约的意见已经肯定下来，并对雅尔塔协定问题说可以不必管它。对旅顺口问题，斯大林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确定归还，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提到大连，斯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铁路，我们因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故当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五十一对四十九）及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联同志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五十对五十），并另提双方代表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举例如第一期局长为苏联人，副局长为华人，第二期则改为局长华人，副局长苏人。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明我们所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大概的规定。关于借款问题，因须从今年一月算起，我们问可否缩短成四年，斯答很困难。关于第一类问题大致谈定后，即决定中苏双方由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进行具体会谈，后在会谈时苏方加入葛罗米柯、罗申，我方加入王稼祥、李富春。关于第二类问题，军事及空运团，当商定先由刘亚楼与布尔加宁研究材料，其他各项则另定商谈程序。

笔者审阅了俄方的记录，也认真地拜读了周恩来写给中央的上述报告，都证明中苏双方会谈我方的主角是毛泽东。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笔者曾读到过一些所谓的专著，信笔写道：由于毛泽东不善谈判，致使中苏会谈出现了僵局。在这样的前提下，毛泽东只好请天才的外交家周恩来到莫斯科，终于打破僵局，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意）。笔者不想推断这些作者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样写，如稍有一点外交常识真正了解周恩来外交风格的人也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据俄方的记录，周恩来在听了苏方莫洛托夫插话后也开始发言。请看如下记录：

莫洛托夫：在两个有关国家进行合作和共同管理某个企业时，一般都规定双方对等参与和轮流担任领导职务。在旧的协定中，铁路管理工作归苏方。但在今后，我们认为需要规定轮流履行管理职责，如可以两三年轮换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应该撤销中长铁路的现有理事会和铁路局长职务，代之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并规定委员会主席和铁路局长职务由中国人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提出建议，这个问题需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讲共同管理，那就要轮流担任领导职务，这样才更合逻辑。至于协定有效期限，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是否需要改变双方的投资比例，代替现有的对等条件，把中方投资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一？

莫洛托夫：这会违背现有的双方对等原则。

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结束，驱车回到姐妹河别墅已经是深夜了，但是他依然沉浸在亢奋之中。在他看来，由于他与斯大林商定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原则，以及有关解决旅顺口问题、中长铁路问题、贷款问题等，所以他高兴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今天晚上与斯大林同志的谈判，是我来苏联一个多月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评价是准确的。因为，从此新中国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并确立了新中国的外交格局。与此同时，他从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去看，说明毛泽东的外交策略是相当高明的。为此，他也非常激动地说道：“主席，我认为今晚取得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主席带领我们在外交战线上打了一个大胜仗！”

“这个大胜仗的得来，我们应当感谢斯大林同志。”毛泽东把话题一转，又讲起了会谈中有关贷款的事情，“应当说，斯大林还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他知道我们困难，三亿美元的贷款只收百分之一的利息，是相当优惠了。”

“是啊，他们贷给东欧民主国家的款，是收百分之二的。”周恩来说罢近似玩笑地说，“我记得在会谈中，斯大林还半开玩笑地问主席：怎么样？你们如果有钱，我也可以改收百分之二。”

“当时主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聪明地摇了摇头。”王稼祥也凑趣地说道。

“我当然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了！”毛泽东说罢又习惯地数起手指头，“对三亿美元而言，多百分之一就是意味着一年要多拿三百万美元的利息啊！”

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简言之，参加会谈的和没有参加会谈的，都为毛泽东在这次谈判中取得这样的胜利而高兴！

毛泽东终于从亢奋中平静下来。接着，他又操着另外一种口气问王稼祥：“我们的王大使，根据你的经验，我们下边的戏还会遇到麻烦吗？”

“绝对不会再遇到麻烦了！”王稼祥信心十足地说，“苏联人都懂得，只要斯大林同志与主席定了调子，谁也不敢出一个弦外音。请主席一百个放心，下边的戏会越唱越好！”

接着，毛泽东把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分工：毛泽东负责全局，同时还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以周恩来为首，组成条约起草小组；王稼祥除去协调、联络和苏方的关系外，还要负责有关俄语文本的翻译。最后，毛泽东郑重其事地说道：“春节就要到了，看来我们这些人又要留在莫斯科过春节了。我希望我们的王大使能为我们这些身在异国的同志，过一个地道的中国春节！”

从一月二十三日起，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周恩来出面与苏方谈判条约和各项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苏方对该草案无原则修改”，双方“对此条约无任何争论，即作成定案”。中苏双方如何宣布一九四五年的条约协定失效的办法呢？经协商，“决定采用两外长换文的办法，亦为我方起草，苏方无修改通过。”至此，毛泽东出访苏联最重要的任务——缔结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只剩下履行签字手续了。

相对而言，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周恩来等在谈判其他协定的时候有过不少的反复。对此，周恩来在亲笔写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详细的记述：

关于中长路及旅大协定，我们在第二次会谈时提出三个新的重要意见，第一个是中长路已经过六次波折，照目前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了，这对中苏两国的团结会更加有利。斯大林同志对此意见，当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实行。第二个是如果对和约三年尚不能缔结，应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及中长路归还中国，斯表示同意。第三个是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政府接收，斯亦表示同意。谈后，即由我们担任起草协定。

毛主席在第一次谈话时即已说定中长、旅、大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我们原提案乃在第一条将苏联表示放弃对于租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的权利及对于大连和中长路的权宜并交还中国写成协定主文。后来苏方修改文如二月五日电告者，将远东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的事实及从新处理中长路旅大诸问题的可能性写上，然后分条规定对三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中长路是说至迟三年无偿移交一切权利财产，对旅顺口是说至迟三年苏军自该地区撤退，并有偿移交上述地区设备，对大连港则俟和约缔结后处理，而大连产业今年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在协定外并有议定书，第一项原为无时间条件苏军得在绥满间运兵及运军需品，后改为如在远东发生战争威胁时始得实行，其他两项是有时间性的。我方对苏联修正案及其议定书已表示同意，国内在同意后亦应本条约原文解释和宣传。

对于周恩来的外交风格以及谈判进展，毛泽东是十分满意的！当他看完拟议中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后，非常高兴地说：“恩来，照这样的速度进行，我们在莫斯科过春节的时候，是可以痛饮它几大杯了！”

或者说应了“乐极生悲”这句古话了！就在留住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准备过春节的时候，王稼祥大使双手呈上一份电文，非常沉重地报告：“主席，总理，这是少奇同志转来的陈毅同志的报告，请您二位审阅。”

这是一份有关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上海电厂的电报。毛泽东很快阅毕这份电文，一边递给身边的周恩来，一边怒拍沙发的扶手，猝然站起身来：“蒋某人伤天害理，丧尽天良啊！”接着，在室内快速地踱着步子。

周恩来边看电文边蹙就愤怒的眉宇，最后，他看着电文沉吟有顷，小声地问道：“主席，你看怎么办呢？”

毛泽东似乎在这快速踱步中已经想出了应急的措施，遂驻步室中，以命令的口气说道：“一、电告少奇同志，请他急电陈毅，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上海几百万人民摸着黑过春节！”

“同时，还转告少奇同志，中央一定要作出全权承诺，不惜一切支持上海恢复发电！”周恩来补充道。

“二、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空军！在没有自己的空军之前，我建议向斯大林提出：请苏联支援我们一批飞机，用于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的防空。”毛泽东说道。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再次补充道，“我看今天晚上，稼祥同志就可以把主席的意见转给苏方。”

或许毛泽东想起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话了。这时，他又想到了影响全国经济的上海的金融市场，假如不法资本家利用敌人轰炸上海电厂的时机，有组织、有计划地大搞所谓“红盘”开市，在春节期间再来它一次金融危机，对新政权的影响将是很大的。为此，他又命令：“请再电告陈云同志，一定要做好反击上海不法投机商制造‘红盘’开市，确保上海人民过好春节！”

所谓上海电厂被炸史称“二.六”事件。该事件的缘起与经过是这样的：蒋介石获悉毛泽东、周恩来相继赴苏访问之后，他清楚毛泽东通过与斯大林谈判，将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与苏联结盟，借以加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从另一个方面看，必然会削弱蒋记“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影响。但是，他从自己的失败中感悟出这样的从政经验；无论背后有多么强大的盟国做靠山，国内的经济出现了问题就一定会倒台。他历经深思熟虑决定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难得的机遇，在春节前后搞乱上海的金融。其手段有二，一是通过轰炸上海的电厂，把一个霓虹灯充斥的不夜城推向沉夜，借以扰乱上海人民的心；二是通过所谓“红盘”开市，搞乱上海的金融，进而导致全国的经济危机。为此，他首先下达了轰炸上海的命令。

一九五○年二月六日中午，蒋机分四批袭入上海的上空，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千百间密集的民房烟火冲天，五百多无辜居民被炸死。然而轰炸中心目标显然还是美商杨树浦发电厂，这个供应着上海百分之八十电力的心脏部门被反复轰炸，遭到毁灭性打击，机器炸坏，工人死伤甚多，造成全市性停电。”可以想见，上海陷入了解放后最大的一次混乱。

陈毅市长立即在市府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抢修、抢救和各种应急措施，调整防空火力部署，并即刻将情况上报中央以及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当他获悉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全力支持上海，并提出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上海几百万人民摸着黑过春节的口号后，陈毅市长再次召开紧急会议，他一方面向上海人民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一方面又如实地讲出所存在的困难。他说：“时下的上海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由于电厂被炸，全市一片漆黑，交通堵塞，有很多大工厂被迫停工，人民没有水喝。更为可气的是，潜伏的敌人趁机造谣，流氓阿飞到处抢劫，大大小小的不法投机商借机抢购囤积，搞得人心惶惶，似乎上海的天真的变了！同志们，要挺起胸脯说：上海的天没有变！上海永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接着，在陈毅市长的主持下，上海市委进行分工，采用军事的手段强行落实如下事宜：

立即通知各区，限三小时内，将一切照明和发电设备都动员出来使用；组织全市驻军和警察，自今晚轮流上街，严密警戒，坚决打击一切不法之徒。同时，立即把现有的高射火力调到法商电力公司警戒，作重点保护。

当天夜里，陈毅待在办公室，守着汽灯，一边接收发自各区的情况通报，一边给中央起草报告。天亮了，他又披着一件黑色大氅，“不顾劝阻，冒着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乘敞篷吉普驶往杨树浦发电厂。眼前一片瓦砾，管道断裂，钢梁曲扭，整夜未睡的工人们正在清理废墟。”大家一见市长亲临现场慰问，都流着泪说：“我们晓得，现在发电第一！”陈毅听后二话没说，就“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沿着炸歪的梯子爬到数丈高的锅炉顶，察看输送带破坏程度，计算恢复部分发电最快需要多久”。空袭警报响了，陈毅和工人们蹲在防空壕里继续研究情况，他大声问工人们：“工人弟兄们！争取四十八个小时恢复部分发电行不行？”

“行！”全体工人同志答说。这时，一位老工人无比愤怒地说了这句有名的话：“请陈市长放心！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

这位老工人说的这句话，变成了陈毅同志的一句口头禅。同时，也变成了反轰炸斗争中的一句最响亮的口号：“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

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获悉这句口号之后，他的内心立即涌动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潮！由此，他更加坚定在未来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必须相信、依靠中国的工人阶级。与此同时，他又收到中央财委的报告：国内外的投机商利用上海停电，断水之机，决心在春节期间搞垮上海的金融。为此，他越发地种下了对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的难以化解的仇恨！也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他对身边的同志说：“如果上海在春节前没有修复电厂，上海的老百姓在春节前没有买到年货，我们在莫斯科也不过春节！”

毛泽东再次陷入极大的痛苦中！王稼祥、师哲等同志为了让毛泽东能过得高兴些，再次调来一些电影请毛泽东观赏。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只看反映在俄罗斯历史中有影响的人物传记片。斯大林听后曾感慨地说：

“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

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开国领袖。换言之，他绝容不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类事情！但是，就在这期间，苏方无意做了一件刺激毛泽东民族自尊心的事情。那时，苏联文化部为欢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大剧院演出芭蕾舞《红罂粟花》，特别点名请毛泽东光临。毛泽东问道：“这个剧是什么内容？”

“听说是描写旧中国妇女不幸遭遇的。”师哲答说。

“我对芭蕾舞剧没研究，也不感兴趣，你们去吧。”毛泽东不愿看俄国人编的中国舞尤其是反映旧中国妇女不幸遭遇的芭蕾舞，推辞不去。

最后，经研究由陈伯达全权代表前去看芭蕾舞《红罂粟花》。没想到，陈伯达看了一半就返回了姐妹河别墅，向毛泽东报告这部舞剧是侮辱中国人的。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道：“难道在莫斯科真的有这种事情？你向周恩来汇报了没有？”

“我刚回来，还没向总理汇报。”陈伯达答说。

“你原原本本向恩来汇报，由他来处理此事。要记住：中国人民永远不可辱！”

这就是真正的毛泽东！

毛泽东自到达莫斯科以后，就知道苏联官员都惧怕斯大林。在此前后，调来担任翻译的孙维世也住在姐妹河别墅，经常代毛泽东先接电话。一次，她用俄语刚刚问候对方是谁，就吓得惶恐不安，连说话都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您是斯大林……同志，我、我这就请示毛主席……”她一手捂住听筒，依然是十分害怕的样子，用汉语说道：“毛伯伯，斯、斯大林来电话了，问您有什么要求吗？”

孙维世接电话的情景，全都收入毛泽东的眼中，他淡然地对孙维世说道：“请代我转告斯大林同志，谢谢他，我一切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孙维世说罢挂上电话，取出一方手帕边擦额头上的汗边说：“我的妈呀！可把我吓死了。”

“维世，你是苏联人吗？”毛泽东不高兴地问。

“不！我是中国人。”

“我看你已经不是了。”

“为什么？”

“苏联人怕斯大林，你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也怕斯大林呢？”

“这……”

“这叫有失国体！”

毛泽东向孙维世讲了有关国格高于一切的道理后，又感慨道：“维世，你要记住，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要是怕我了，你可一定要向我提个醒！”

英雄的上海工人阶级终于取得反轰炸的胜利，在春节前夕发电了！与此同时，在中财委陈云同志的领导下，上海人民也击败了不法资本家搞的“红盘”开市。总之，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大获全胜！

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历经十多天的艰苦谈判，终于在二月十四日举行签字仪式。这天上午，中国代表团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克里姆林宫，苏联代表团在斯大林的带领下早已迎候在位。“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正中间，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端坐在签字桌本国国旗一旁，分别全权代表两国政府，郑重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签字仪式之后，周恩来发表演说，他指出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指出：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利益。”他的讲话博得一阵阵掌声。

签字仪式之后，斯大林举行招待会，热烈地款待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兴致勃勃地举杯，向毛泽东祝酒，并说：“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

来而不往非礼也！毛泽东欣然干杯之后，也举起酒杯回敬道：“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款待和真心帮助，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盛大的招待酒会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对斯大林说道：“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就是告别宴会，希望斯大林同志您光临。我们希望您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您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

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后的斯大林，已经被推上世界领袖的地位，所有来访者大都是前来“朝圣”的，很难做到所谓移樽就教。今天，毛泽东向他发出邀请之后，他也直言说道：“我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习惯。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过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

是日晚九时，王稼祥大使夫妇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勒保尔大厦举行宴会，一是答谢斯大林等苏联官员热情款待，再是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政府代表团送行。由于斯大林破例出席欢送毛泽东，宴会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中苏友好的热烈气氛。

毛泽东就要离开住了两个月又一天的姐妹河别墅了，一种异样的情感扑入心头。他知道前来服务的苏方工作人员，不是斯大林身边的就是供职于克里姆林宫的。行前，他请周恩来向这些苏方工作人员发了礼品。因此，当毛泽东登上就要离去的轿车的时候，这些苏方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地失声哭了！……

毛泽东告别了姐妹河别墅来到了火车站，他向苏联送行的同志发表了临别演说。笔者摘录如下这段文字，算作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总结：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大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