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是不成功的。其根源在于斯大林不想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也不想借毛泽东访问苏联之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对此，毛泽东是很不高兴的！一是从全球大局出发，新中国从政治到经济都需要苏联的帮助；再是还没有给斯大林做寿，还有继续转圜的时间余地，因此，毛泽东权且把这种情绪放在心底，准备参加为斯大林祝寿的活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集会，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前来参加庆典的有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来自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团。毛泽东出席了这一盛典，并被安排坐在斯大林的身旁。当斯大林把这位来自中国的毛泽东介绍给与会的来宾时，莫斯科大剧院中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接着，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发表了如下这则热情洋溢的祝寿献词：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这次有可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斯大林同志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邦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毛泽东这篇不足四百字的祝词写得十分漂亮，对斯大林在共产国际运动中的贡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均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毛泽东讲上述这番话是真心的，绝无实用主义的成分；同时也可以想见，斯大林听了毛泽东这番精彩的颂扬，也是由衷地高兴的。因此，毛泽东的祝词不仅被与会人员一次次掌声所打断，而且也赢得了斯大林的欢心。也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祝贺会期间，斯大林多次转过脸和毛主席说话。”但是，毛泽东此次苏联之行，并不是单纯来为斯大林唱颂歌的，因此随同人员“发现毛主席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沉浸在欢乐之中，而是沉默寡言，庄重静思，但又不失礼节”。
祝寿会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泽东坐在一个包厢里。而这个包厢是过去沙皇专用的包厢。演出结束之后，全体观众起立，回转身来，有节奏地高声喊着“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中或者说毛泽东亲眼看见苏联人民对他是这样的尊重，便举起双手向群众致意。同时，他清楚苏联人民对自己领袖斯大林非常爱戴，因而他放声高呼：“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由此，又引发了与会人员的热情，一时间全场的口号声、欢呼声、掌声连成一片，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为斯大林的祝寿活动结束之后，欧洲各国党的代表都陆续地回去了，唯有毛泽东还留在莫斯科，希冀再和斯大林重开谈判，商谈废除一九四五年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新中国再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是，沉浸在颂歌声中的斯大林似乎没有这个意思，让毛泽东留在姐妹河别墅“坐冷板凳”，这对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而言，无疑是受到了一次屈辱。因此，毛泽东的情绪不好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斯大林终于从颂歌声中平静下来，约毛泽东举行会谈。但是，圣诞老人并没有在圣诞节日的前夕给毛泽东带来什么喜讯，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似更有准备，他只谈一般性的军事援助和贷款，不再提中苏友好条约签订问题，这更加使毛泽东失望。
根据西方人的习惯，他们历来是把圣诞节和新年连起来过的。也就是说，从圣诞到新年是例行的假日。就其常理，斯大林很难在这样的假日里再与毛泽东举行新的会谈。毛泽东又要继续在莫斯科坐一个多星期的“冷板凳”。让一位国家元首在异国他乡无所事事地待一个多星期，也只有斯大林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自然，毛泽东那受了外交屈辱后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诞辰。也就是说，十二月二十一日为斯大林贺过七十大寿之后的第五天，就应该为毛泽东过五十六岁的生日了。可是，心情压抑的毛泽东却把自己的生日忘却了！或许是受了为斯大林祝寿的影响，抑或是毛泽东的随员对自己领袖发自内心的爱戴，他们不仅没有忘记毛泽东的生日，而且还想利用过生日的机会让毛泽东高兴一下。
然而，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的随员，大都从西柏坡起就跟着毛泽东。所以，他们都知道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定的规矩：不许给领导人祝寿。用随员的话说，“搞不好我们要挨批评。”经过商议，由年纪最小的警卫员李家骥请示毛泽东：“主席，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这时，毛泽东正在看报，他听后有点不解地反问道：“你说是什么日子？”
“是您的生日。”
“噢，我已忘了。怎么，你想搞点名堂？”
“我不想搞名堂。我们准备在莫斯科给主席过个家庭生日。”
毛泽东一听十分警觉地怔了片刻。李家骥忙又解释说：“就和在家一样，吃点面条、点心等，热闹一下还不行吗？我们不搞特殊，也不让苏联人知道。”
“你这小鬼，鬼点子不少，这不是搞名堂是什么？那好吧！我只同意一半，光搞面条，不加点心，不能造成影响，绝对不能让他们（指苏联人）知道。”
“主席，那样太单调，你吃面条，我们也都吃面条吗？”
“噢，你们想借给我过生日改改口味，那就听你们安排吧，不过还是注意简单些。”
就这样，毛泽东在参加隆重庆祝斯大林七十大寿之后的第五天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过了一个如此简单的别开生面的五十六岁的生日。这不仅说明中苏两党不同的作风，也说明毛泽东有着古今中外最高执政者所没有的自律精神。仅此一点，也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毛泽东毕竟是一位政治家，就是在随行人员为他过家庭式的生日的时候，他想的依然是如何打破与斯大林的会谈僵局，为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争得一些利益。所以，李家骥多年以后作了如下的回忆：“这天晚上，虽然搞的都是中国菜，还有毛主席平时爱吃的红烧肉，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毛主席沉默寡言，情绪不高，好像仍在思考问题。”
世人皆知，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政治家，对有意无意非礼我国的一切行为都是不能原谅的。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气氛中，毛泽东处处表现出了不辱使命的大政治家所具有的胆识和风格。
斯大林自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可他对毛泽东的到来还是非常重视的。在他的日程表上，虽然在新年前后并无与毛泽东继续会谈的安排，可他还是要亲自打电话以示关怀。另外，他还委派苏共中央的负责人专程来姐妹河别墅，询问毛泽东需要苏方提供哪些服务。一次，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了姐妹河别墅，寒暄过后，很自然地谈起今年春天他作为斯大林的代表访问西柏坡的事情。最后，他客气地问道：“毛同志来到莫斯科，想吃点有什么特色的食品吗？”
自打米高扬走进姐妹河别墅的客厅，毛泽东始终彬彬有礼地和米高扬交谈。唯独当米高扬问到想吃苏联特色食品的时候，毛泽东却猝然变得严肃起来，断然地答说：“我想吃莫斯科的活鱼。”
米高扬听后一怔，当即变得有些难为情起来，客气地说道：“很抱歉，莫斯科只有冰冻的鱼，没有活鱼。您还可以再点其他的食品嘛！”
“没有活鱼，其他的东西一概不要。”
米高扬像是做错事的小学生那样，讪讪地说罢“我告辞了！”转身走了出去。
这时，受命调来为毛泽东当翻译的戏剧家孙维世被搞糊涂了，她望着毛泽东用他那特有的目光送米高扬离去的样子，不解地问道：“毛伯伯，您为什么要吃莫斯科的活鱼呢？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吧？”
“是的！”接着，毛泽东讲起了一段故事：去年春节，米高扬受命飞到西柏坡，代表斯大林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在这期间，好客的军民砸开滹沱河的冰，为他捕了几条大鲤鱼。可他不仅不领情，反而指着已经冻死的鱼说：我们苏联人不吃死鱼。最后，毛泽东颇有情绪地说道，“我明白了，苏联人可能真的是不吃死鱼，因为他们吃的是鱼罐头”。
“他也太不懂我国人民的一片心了！”孙维世不满地说。
“更重要的是，他是瞧不起我们。”王稼祥补充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只好学着蔺相如使秦的办法，回报他一颜色。”毛泽东似乎出了一口窝囊气，脸上露出了一丝笑颜。
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只吃活鱼，不吃死鱼的故事，李家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笔者就不再累述了。
再如柯瓦廖夫等人奉命来姐妹河别墅看望毛泽东，询问需要苏方做些什么。诚如师哲所回忆的那样，毛泽东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并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自然，毛泽东说这番话的真实用意是：想通过柯瓦廖夫等人之口向斯大林反映我方的不满。但是，那时的斯大林完全被神化了，莫说像柯瓦廖夫这样级别的干部了，就说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敢轻易向斯大林报告这类事关国与国的大事。由此可见，神化领袖人物的做法，不仅会把领袖本人引入歧途，更重要的是要贻误国家的大事！
毛泽东在留住莫斯科期间，他绝不是住在姐妹河别墅里一味地生斯大林的闷气；相反，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依然在关注并指挥国内有关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毛泽东是人民解放军的统帅。毫不夸张地说，解放全中国的重大战役都是在他的指挥下进行的。就说他在留居莫斯科期间，他依然在指挥我四大野战军向全国进军。其中关于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决策，就是毛泽东在莫斯科几经反复后作出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四野司令林彪给毛泽东发来了有关解放海南岛的战役设想电报。这时的毛泽东尚在赴莫斯科的途中。等到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不算愉快的会谈之后，他于十二月十八日给林彪发去了一份长电，不仅对四野各部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出了详尽的部署，而且对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等问题也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基于攻打金门岛失利的教训，又对解放海南岛有关渡海作战下达了命令：
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进攻，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没。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华）赖（传珠）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我们从上述这则电文中可知，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全面地解决了渡海作战应注意的问题。林彪等根据上述电令的精神，制定了详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并提出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方针。对此，毛泽东在认真地审阅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之后，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复电林彪，在“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外，又进一步作出更为重要的指示：要求参战部队“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言外之意，解放海南岛战役一定要慎之又慎。
十二月十六日，斯大林在会谈中拒不答应废除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但他同意与新中国通商，并准备签署有关贸易等方面的条约。为此，毛泽东把第一次会谈内容电告中央。接着，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以他、周恩来、朱德的名义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给毛泽东回电。略谓：
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借款、航空两协定已有成稿，通商协定亦可将我们输出苏联货物及从苏联输入中国货物的种类和大体数量提出，贸易部长亦可同恩来同志去莫一次。因恐天气不好，并准备一个月时间来回坐火车。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毛泽东清楚新中国所处的地位：不仅蒋介石利用海、空军暂时的优势封锁我沿海大中城市，而且西方以美、英为首的帝国主义想方设法，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为了打破国内外敌人的封锁尤其是经济封锁，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所以，刚刚为斯大林贺完七十大寿的毛泽东读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的来电之后，于翌日十二月二十二日又亲自给中央发了《关于准备对苏贸易条约问题》的电报。略谓：
据稼祥说，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与此同时，身在异国的毛泽东时时念及国内的情况。他指示林彪：“关于城乡、公私、工商、劳资等相互关系，比重问题，已托邓子恢同志向你转达……关于军队参加生产问题，请回汉后统筹办理。”有关“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一九四九年就要过去了，在新年将至的所谓年关之际，毛泽东不仅想到了工农大众的生活，而且对上海不法资本家计划借“红盘”开市反攻倒算很不放心。为此，他对所谓上海工商业家的困难提出了疑问，并于十二月三十日给主管经济的陈云发去电报。略谓：
上海市委亥江致中央电称，上海有许多大型中型工厂负债甚多，难于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等语。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样大的困难，政府是否已允许贷款及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你的看法如何，盼告。
毛泽东自十二月十六日安抵莫斯科到准备在姐妹河别墅过新年，整整半个月了！由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谈判出现了僵局，无论是中国的新华社还是苏联的塔斯社，均没有发表有关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消息。这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各种猜疑。其中，英国的通讯社突然造谣惑众：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这个消息就像是一枚重型炸弹，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
面对敌人的谣言，苏联人着急，中国人也着急；斯大林着急，但毛泽东并不那么着急。因为，他相信否极泰来或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为此，他正在思忖借此做一篇漂亮的文章。
聪明的王稼祥不仅深知毛泽东的想法，而且他还想出个办法：请毛泽东在莫斯科公开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一、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苏友好；二、还可以迫使斯大林重开谈判。对此，毛泽东是赞成的。他沉吟片时，问道：“斯大林会同意我出面辟谣吗？”
“我想他一定会赞成的。”王稼祥说明理由后又说，“我这就通过外交途径转告斯大林。”
王稼祥离去之后，很快约见了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说道：“莫洛托夫同志，您知道英国发表的消息吗？”
“知道了，但不知你们的毛泽东主席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莫洛托夫有些尴尬地说。
“我们的毛主席认为这是国际上的敌人在挑拨中苏两国的关系。他希望贵国能提供方便，他要出面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人民辟谣。”
“好，很好！我们一定提供这样的方便。”
就这样，苏联方面在莫斯科新闻中心为毛泽东安排了记者招待会。毛泽东利用这个讲坛不仅向全世界人民辟了谣，而且还再次促使斯大林下定决心重开谈判之门。由于这次记者招待会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现恭录如下：
塔斯社莫斯科二日电：塔斯社记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的访问记。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
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问：您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毛泽东在莫斯科的答记者问，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谣传不攻自破。这不仅说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而且也说明了毛泽东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对此，斯大林一定会认为：毛泽东的记者招待会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作为一代纵横大家，又必然会看到毛泽东此举的真正目的是：利用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说明他此次苏联之行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换言之，如果斯大林再避而不谈废除一九四五年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继而再与毛泽东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那就等于在向西方美、英帝国主义说明：苏联还想借助于昔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直言之，所谓的中苏友好只是一句空话。这不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益，而且也必然会损伤他这位共产国际领袖的形象。笔者推想：斯大林读过毛泽东的答记者问后，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好厉害的毛泽东啊！……
斯大林几经思索，与莫洛托夫等人协商，最后请莫洛托夫等出面与毛泽东相商解决办法：“毛泽东同志，我是奉斯大林之命前来拜会您，主要是征求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的意见。”
毛泽东一听莫洛托夫的话音，再一看陪同莫洛托夫前来商洽的米高扬的表情，知道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奏效了。他不卑不亢地说道：“如果中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就势必要涉及旧的条约，也就是贵国在一九四五年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条约，不知斯大林同志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斯大林同志希望先听听您的意见。”莫洛托夫说。
对于签署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了。因而他沉吟有顷，很有条理地讲道：“第一种方案：我认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利益。由于中苏关系在新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高兴。这样，我们可以在国内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同时，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这样，也就等于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米高扬在一旁近似敲边鼓的说道。
“第二种方案，”毛泽东又接着说道，“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就没有必要再到莫斯科来。”
“还有第三种方案吗？”莫洛托夫问道。
“有！”毛泽东说罢微微地点了点头，“双方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外长也没有必要到莫斯科来。”
“第一种方案好，”莫洛托夫说罢又补充道，“这样，周恩来外长可以来莫斯科。”
毛泽东深知外交无小事，像事关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这样的大事，如果事前没有商量定或斯大林点头，莫洛托夫是不敢随意表示意见的。为此，他问道：“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否是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是的！”莫洛托夫说罢又问道，“毛泽东同志，您能告诉我们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吗？”
毛泽东听后暗自计算了一下，接着近似自语地说：“如果说我的电报元月三日到北京，周恩来外长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这样算来，一月十九日就可到达莫斯科。”
莫洛托夫听后也默默地想了一下，点了点头说：“从一月二十日到月底还有约十天的时间，谈判和签署有关的条约足够了。”
“这样算来，我于二月初就可与周恩来一道回国了。”毛泽东就像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可以收兵转战其他的战场了。
“毛泽东同志，”米高扬很客气地问道，“在周恩来外长到莫斯科这段时间内，您希望我们做哪些安排呢？”
“主要是到各地看一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毛泽东巧妙地运用国际大势中的突发事件，利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办法，终于打破了僵局，“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条约”。为此，毛泽东分别于一月二日、一月三日给中央发去电报，商洽《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等问题。
毛泽东深知国情大势，为了新中国的安定和周恩来等同志的安全，他要求周一行“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同时，他建议中央，“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接着，毛泽东与苏方商定有关周恩来访苏的时间、随行成员等具体问题之后，他还就谈判内容等事项于一月五日电告中央，略谓：
（一）周带十七人左右来此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一月九日晚车由北京开车一点，亦已告知此间当局。（二）包尔汉、邓力群及伊犁贸易部长似以恩来到后两三天内即一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到达即一月十九日到达，请即决定告我。包、邓等来此所需交通工具，须由此间派飞机，还是由现在新疆之空运团指派一机担任，亦请决定电告。（三）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你们所指出的各点都是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既然是谈判，就需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恩来动身后，请中央继续研究，随时以意见电告。关于贸易方面的材料，如果有五天内来不及准备好的，亦可于恩来走后继续准备，随时电告。
简言之，毛泽东虽然远在莫斯科，但是有关周恩来出访苏联的大小问题，都是在他的电示下完成的。
毛泽东在与莫洛托夫、米高扬等的洽谈中，曾就毛泽东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两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庄等处。又谈到和苏维埃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等。为此，毛泽东利用周恩来到达前这段较为空闲的时间，在莫斯科市进行参观和访问。
首先，毛泽东于一月十一日拜谒了列宁墓。
一月的莫斯科是冰雪的世界。毛泽东一行在苏方代表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的中心红场。他驻步红场中央，远眺巍峨壮观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凝重端正的报喜教堂、彼得大帝以前莫斯科历代帝王墓地的天使大教堂等建筑，似看到了斯拉夫民族悠久的文化历史，以及俄罗斯帝国那辉煌的过去。这时，他作为一位诗人和哲学家，一定会触景生情，想到中国的故宫和天安门广场；自然，他作为一代大思想家又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彼得大帝的时代结束了，俄罗斯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创建了比沙皇更为强盛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国的皇帝也早已退位了，可中国却付出了比苏联多三十年的时间才创建了新中国啊！这难道就是因为中国的故宫比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建得更早、修得更为巍峨壮观的原因吗？……
列宁墓原是木质结构的。一九三○年始改为花岗石和大理石建筑。据介绍：“陵墓结构与色调肃穆、凝重，外面镶嵌贵重大理石、黑色和银灰色的拉长石、深红色的花岗石、云斑石，红色代表革命旗帜的颜色，黑色表达人民的永远悼念之情。”列宁墓一半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墓顶是平台，是供斯大林等领导人在重大节日检阅用的地方。毛泽东在布尔加宁、米高扬的陪同下，踩着黑色的大理石台阶缓慢地进入陵墓中心纪念大厅，工作人员把毛泽东献的花圈敬放在列宁陵前，然后默哀、三鞠躬，向列宁表示最为崇高的敬意！
毛泽东一生中十分敬仰列宁。可以这样说，在他凭吊列宁墓前，从没有对列宁主义有过半点的怀疑。但是，他清楚列宁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主义用于俄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是带着敬慕之心来拜谒列宁墓的。但是，他作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仅创建了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且还缔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一旦站在列宁墓前将会发出何等的感念呢？他自己当然不会说，所有的写书人也都不曾触及这样的事情，但是笔者认为：毛泽东一定会有很多联想和感慨的！
事后，毛泽东的警卫员李家骥曾回忆道：毛主席对我们说，大家都应学习列宁的革命立场和精神。接着他又谈到列宁的遗体问题。当时，他说：“列宁的遗体保存得很好，这说明苏联的科学技术很先进，保存遗体主要为了让人们看后受教育。从个人看，人一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保存遗体也就没有必要了。”
毛泽东的上述看法是正确的。从政治上看，毛泽东的看法是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相一致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深知作为开国领袖的责任重大。因此，他在莫斯科参观有关景点之外，仍在集中主要精力处理国内的内政和外交大事。
毛泽东出访苏联的主要目的，是为新中国创造一个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空间。因此，他一方面要“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继续指导国内与越南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要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争过来。前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处理，后者就必须借助于同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苏联来解决。为此，他与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进行了会晤。有关此次会晤的内容，毛泽东于一月七日早上六时给周恩来与党中央发去专电《关于就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安理会的合法地位发表外交部声明》。现摘录如下：
建议我外交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去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延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说，如果中国发了这个声明，苏联准备采取一项行动，即如果蒋延黻还留在安理会为中国代表（据称还要当安理会今年的主席），则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维辛斯基以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中国外交部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我并说，我的电报一月七日到北京，中国外交部周恩来外长署名的声明可能在一月八日或一月九日发出去。我问他，此项声明电除发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外，是否还需要同时发给苏英美法等安理会会员国？他说，可以发，苏联根据中国的电报就可以行动。此事他声明是以外长资格征求我的意见，我已正式表示同意。请你于接电后迅为办理，争取于九日恩来动身前发出此项声明的电文……此事办理情形望告，并告以一月九日是否来得及发出。
毛泽东或许感到这件事情对确立中国外交格局有着很大的影响，就在发去上述专电的当天深夜十二点，他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名义拟就致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以及有关国家的电文。该电全文于一月八日在《人民日报》上登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接着，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于一月十三日来到姐妹河别墅，与毛泽东继续商谈，他“建议我国向联合国去电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紧张，苏联支持我国声明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唯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电报”。毛泽东同意维辛斯基的建议，有关“代表团首席人选请中央考虑电告，待恩来到此商决”。
这时，周恩来已经动身来莫斯科。中央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商定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出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毛泽东收到电报之后，又与我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商谈：“中央议派章汉夫同志为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规格是不是低了一些？”
“按国际惯例，各国驻联合国大使基本上是副部长级，而章汉夫同志也是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就规格而言并不低。”王稼祥如实答说。
“汉夫同志在国际上的影响，是不是还不够大啊？”
王稼祥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想法：为了在联合国树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需要派一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领导人出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由于王稼祥是一位组织原则极强的同志，他认为自己不可以与毛泽东一道商议这类大事，于是策略地说道：“我个人的意见，等总理在中途某一个大站休息的时候，请他给主席挂长途电话，你们在电话中商定。”
一月十八日，周恩来驱车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车站。王稼祥奉命赶到迎接，并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周恩来。因此，周恩来在该站与毛泽东通了电话，商决了我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一事。对此，毛泽东在发给刘少奇的《关于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电报中说：“今日下午四时半与恩来通电话……觉得章汉夫资望方面有不够之处，可做副手，出席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以洛甫（即张闻天）担任为适宜……周恩来说，高岗、富春都认为洛甫可充外交代表，唯未事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请你于发表之同时去一电给洛甫，说明因时间关系不及征求他同意，请他谅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虽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任命，但作为主席毛泽东认为需履行一定的手续，并通过媒体向中外宣布。为此，他在该电报中又明确指示：“政府委员会完成任命手续可待将来第六次会议为之。如你认为有必要，可于明天（十九日）邀集政府各副主席及各党派主要负责人一谈。”同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了一个致联合国的电报，如中央同意请于明天（十九日）发出并公开发表”。由于周恩来即将到莫斯科，毛泽东认为应用副部长李克农的名义发表如下这篇文稿：
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秘书长赖依先生，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代表团：
一九五○年一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外长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项照会，已承赖依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首席代表。我并请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留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并参加工作。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李克农
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
由于美、英西方诸帝国主义国家无理干涉我国内政，以简单多数为由，否决了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权利，继续让台湾霸占着安理会的席位。自然，奉调入京的张闻天等同志也未能登上联合国的讲坛。但是，我们由此可知，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为打开国门，让世界各国了解新中国，付出了何等多的心血啊！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指挥国内四大野战军的作战。他一方面关注第三野战军进攻舟山群岛准备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又在为第四野战军修订海南岛作战方案。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为第一、第二野战军解放西藏巧作部署。
由于金门岛战役全军覆没，毛泽东对解放海南岛分外重视，他要求四野林彪等一定审慎用兵。当他收到邓华司令等的电报，认为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以后，他当即电复：“不要勉强，请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另外，他在研究了四野有关海南岛作战方案之后，认为有忽视政治手段的倾向，又作出如下指令：
（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琼崖纵队司令兼政治委员）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意其变化。（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新年伊始，毛泽东收到彭德怀关于进军西藏的电报，认为“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在毛泽东的心中，“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另外，“如果今年四月中旬至九月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一九五一年才能进军。”这与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是相违背的，自然毛泽东也不赞成推后解放西藏。他认为“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既然第一野战军由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有很大困难，毛泽东当即决定：“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换言之，向西藏进军的任务交由第二野战军完成。为此，他于一月二日发出《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指令电：
（甲）请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一月上旬）至四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四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收到毛泽东的电令之后，立即会商进军西藏的问题，并确定由张国华率十八军等部队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毛泽东在收到西南局于一月七日有关进军和经营西藏的方案之后，于一月十日下达了《关于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有关部署。略谓：
（三）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四）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五）关于中央负责之一部分侦查工作，请聂（荣臻）令二局注意办理为要。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速度的加快，新解放的地区远远超过了老的解放区。因此，毛泽东在留居莫斯科期间，他不仅要关注新区的政权建设，而且还要稳妥地进行土改。由于江南和边陲省份民族成分、经济结构、社会制度的不同，因此，有关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也不尽相同。例如华东地区，他认为：“土改准备工作中改造区乡政权极为重要，并须如期完成，否则不可能进行土改。”对何时开始进行土改，他认为在今年冬季进行为宜。为此，他又指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必须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颇紧，必须十分抓紧督促才能完成。”具体说来，“在今年一二三月农闲时间华东各省普遍开一二次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完成区乡政权的改造，作为土改先决条件之一，这是极重要的，否则即不能进行土改。”为此，他在莫斯科向华东局、中南局和西南局等相继发出了指令性的电报。
说到新区的土改，主要是关于富农政策的修订。由于江南、华南地区的富农，多与大中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中小资本家和手工业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搞不好，会影响城市金融的稳定。为此，毛泽东在国内一直关注这一问题。他来到莫斯科之后，还就富农问题与斯大林交换了意见。对此，他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作了如下记述：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富农看成是严重的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
但是，毛泽东并没完全接受斯大林关于富农的意见，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尤其是江南富农的实际，提出了在土改中必须进行修改富农政策的意见：
“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何等的实事求是。而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是毛泽东克敌制胜、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指导思想的精髓！
另外，毛泽东为了推动新区土改的顺利进行，他在莫斯科期间曾赞同江青去新区看一看。为了惜墨存史，现恭录毛泽东于一月四日凌晨四时发给刘少奇并转江青的电报。略谓：
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今天的读者看了上述这则电报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感想，开国领袖毛泽东自律精神是何等的严格啊！
毛泽东在等候周恩来的期间，还挤时间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笔者推想，当他驻步冬宫，参观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经过时，他不仅会想到巴黎公社的起义，而且他还会想起自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难。然而，他毕竟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啊！当他返回莫斯科不久，二十日周恩来率团到达了莫斯科。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要他出访苏联，配合毛泽东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电报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工作中去了！但是，当他再收到毛泽东专电，叮嘱他为确保安全，一定要严格保密纪律。指示中央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任何人不得泄露他出访的消息之后，内心涌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潮！与此同时，他又很自然地想到蒋介石派遣万能台、炸毁毛泽东专列的案件。为此，他请来了李克农：“炸主席专列的案件有什么进展吗？”
李克农报告说，我有关部门通过空中电波，截获了来自台湾的情报，得知台湾方面派来一位高级特务，在北京负责指挥；同时还获悉，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是通过一个小姐和他联系。周恩来听后问道：“查到这位小姐了吗？”
“查到了。”接着，李克农又报告，“我们通过外汇银行等系统，查到了原辅仁大学一位学艺术的计小姐，她过去不仅与外国人同居，而且最近她还常去天津，到专办外汇业务的银行，取由香港寄来的外币。”
“她与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分析，这位计小姐很可能就是那位中间人。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暂时把她控制起来了。”
“查到潜伏台的方位了吗？”
“查到了，就在南池子一带。但是，这里都是大杂院，不知这部与台湾联系的潜伏台藏在谁家？我想，只要这位计小姐去送活动经费，潜伏的万能台就暴露了。”李克农看着沉思不语的周恩来，又说道，“当然，我们也做了这样的分析：万一这位计小姐和潜伏台是通过其他人联系呢！”
“很有这种可能！”周恩来断然说道。
“为此，我们也做了这样的安排，通过化装侦查，缩小潜伏台的方位，最后再出奇兵，一网打尽！”
“我看这种方法比较可靠！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在主席回国之前，必须破案！”
周恩来就要赴苏联访问了，他作为一国总理不能不想如何让人民过一个欢乐的春节。为此，他又与中财委主任陈云交谈：“陈云同志，春节就要到了，远在莫斯科的主席，很是关心上海的‘红盘’开市啊！”
“总理到了莫斯科，请转告主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充足的大米、棉花和煤，敌人妄图用这两白一黑在春节和我们较量，他们的失败是肯定了的！”陈云说罢又提醒道，“主席已经有一个多月不在国内了。很快，中外也就知道总理到了莫斯科，这在敌人尤其是台湾的蒋介石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是啊！春节就要到了，从历史上看，节日又是重大事件的多发日。”周恩来说罢显得有些沉重，“对此，我走前会向中央报告的。要各个部门提高警惕，注意防空袭，防火灾，防一切敌人捣乱破坏！”
周恩来准备完毕之后，于一月十日凌晨，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东与斯大林及苏联政府谈判。代表团成员有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子等。他们历经十天的时间，于一月二十日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政府有关官员的欢迎。周恩来在车站发表演说，郑重指出：“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和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接着，他在王稼祥大使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姐妹河别墅，与久别的毛泽东相见之后，又向毛泽东报告有关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但当他们讲到和苏联政府进行会谈的时候，毛泽东仍存有疑虑地说道：“斯大林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他并没有讲新条约内容的实质。因此，我们只能备而无患，后发制人。”
“苏方有没有可能先提出一个草案呢？”周恩来问道。
“我看极少可能。”
“据我所知，”王稼祥从旁说道，“苏方官员是很难见到斯大林同志的。通常情况，是在斯大林讲出方略之后，莫洛托夫、米高扬这些同志才开始研究条约的内容。”
“稼祥说得是对的，”接着，毛泽东说道，“从我与斯大林不多的几次接触中，他是灵魂，绝对不参与具体事务的商谈。因此，我和斯大林会谈过后，谈判和制定条约就交由恩来去办了”。
“我会在主席的领导下，尽心尽力地完成这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列宁逝世二十六周年纪念大会。是日晚，毛泽东与周恩来又进行了会商。最后，毛泽东举重若轻地说道：“从现在起，我们都安心地睡它一个好觉。明天也就是一月二十二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