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飞抵重庆的前夕，整个山城已经变成劝蒋复出的大舞台了！
但是，蒋介石清楚：他能否重登所谓的九五之尊的宝座，首先必须借毛泽东的手，彻底消灭白崇禧所掌握的桂系集团，使得桂系失去与他讨价还价的本钱，打消白崇禧以李退白进而换取蒋氏复出的目的。恰在这时，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挥下发起了广西战役。请看如下敌我双方决战的军事态势：
湖南、广东两省解放之后，退入广西的白崇禧所部经过强行抓丁和编并地方部队，很快恢复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其兵力为五个兵团十二个军约十五万人。加上由广东逃至粤桂边界的余汉谋残部在内，总兵力近二十万人。由于这些部队均为残兵败将，其战斗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白崇禧为了讨得蒋介石的欢喜，进而换来一顶所谓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乌纱帽，决计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摆出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的决战架子。
根据毛泽东消灭白崇禧集团的战略部署，我第四野战军首长认为：广西作战的关键是取大迂回动作，首先切断白崇禧残部退云南、退雷州半岛、退钦州的道路，尔后再依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并据此于十一月四日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在广西境内聚歼桂系集团的部署，即：“以西路军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迂回百色、果德（现平果县），断敌入滇退路；以南路军第四兵团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由阳春、阳江等地西进郁林（现玉林县）、博白之线，阻止白部经雷州半岛逃向海南岛，尔后视情况向南宁或钦州方向发展；以中路第十二兵团的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待西、南两路军断敌退路后由湘桂边南下，围歼白崇禧集团于南宁、果德地区。另外，以第四十九军沿湘桂路两侧跟进，担任剿匪和维护交通任务。”中央军委于六日批准了上述部署。
蒋介石虽然并不完全清楚即将开始的广西决战的战略意图，但是他从双方兵力部署的态势依然知道：白崇禧集团就要在发祥地广西被毛泽东聚歼了！因此，当白崇禧的劝进使者吴忠信、洪兰友等于十一月七日向蒋介石报告“以李退白进而换取蒋介石复职的方案”的时候，蒋介石于翌日八日作出如下答复：
一、蒋介石同意复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
二、李宗仁出国之议此时不能提，一提就表明蒋、李不能合作，蒋甚至怀疑李在出国后，将进行反蒋活动。
这样一来，白崇禧所提的方案实际上被蒋介石否决了。自然，白氏想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部长的美梦也到此结束了。
接着，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挥下，发起了聚歼白崇禧集团的广西战役。我三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桂系残部发起猛攻，迭创白部守军，迭克广西重镇。一句话，广西全境解放已经为时不远了！
坐镇山城的蒋介石审时度势，又通过各种渠道向李宗仁发出信号：请其主动邀请蒋介石复出“总统”，自己回任副“总统”。
李宗仁虽然“感到广西失守在即，西南残局已无希望，环顾神州，竟然没有他的落脚之地，不禁黯然神伤”。但是，他依然对蒋介石复出耿耿于怀，每当听到要他主动“让位”的消息，他都要搬出“法统”这面大旗，回击蒋介石想复任“总统”的违法行为。
李宗仁毕竟是一位十分现实的政治家。他面对国共两党在大陆争夺天下的这盘残棋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一旦桂系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桂系的发祥地广西落入毛泽东之手，哪儿是他的退路呢？蒋介石比他有先见之明，一年前就把台湾预作退守之地；而他这位靠主和起家的代“总统”，又一手推翻了北平国共和谈，从南京退守桂林、广州、重庆、昆明、海口、南宁……到今天已经没有了再退之地，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啊！这时也只有这时，他认为出国治病才是离国他去的最好借口，也是自己最好的一条退路。他下了决心：就是到了美国，也绝不交出“总统”之权！
白崇禧虽是国民党中数得着的军事家，但是他在政治上只能是一个势利小人似的政客。当他听说李宗仁准备飞赴美国治病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南宁，向他的老搭档李宗仁建议：“德公，可否在政治上先做一番部署，再行出国？”
李宗仁完全清楚白崇禧说这句话的真意：由他请蒋介石复出，换取白崇禧的地位。所以，他无比愤慨地说：“依照宪法规定，我缺席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不需要做什么布置。”
白崇禧也明白李宗仁说这番话的意思：绝不允许蒋介石复任“总统”；同时白也清楚李宗仁如此动怒的原因：李、白这对桂系的核心领袖人物是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了！为此，白崇禧只有叹而摇首，悻悻然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老搭档李宗仁无言而别了！
李宗仁就要离国赴美治病了，历经三思，决定于十一月二十日离邕赴港，行前发表书面谈话：
余此次出巡西南各省，意在视察各地军政情形，原拟行程完毕，即行遄返中枢。唯自海口返南宁后，胃病复发，十二指肠有流血征象，精神至感疲惫，因决于本日赴港，转美检查，从速施行手术，否则对于身体健康，可能发生极严重之影响。目前局势严重，不敢自逸，余决以最经济之时间，致力于体力的恢复，俾今后得以全部精力与我军民共同战斗。在治疗期间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锡山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由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
蒋介石一看李宗仁决计不交出“总统”大权，遂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一致拥蒋复职，并派朱家骅、洪兰友飞赴香港，把如下这份中常会决议带给李宗仁：
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况之艰危，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仍切望李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阅罢上述国民党中常会决议，知其核心是“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他针锋相对地郑重声明：“告以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央常委会决议所制约。”朱家骅、洪兰友只好打道回府。从此，李宗仁再也没有与蒋介石谋面。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为“总统”一案却打了十多年的笔墨官司。
蒋介石飞抵山城不久，我人民解放军就打响了广西战役。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前委为了保障野战军主力进军广西时的侧后安全，并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决定以位于湘鄂西地区的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军及湖北军区独立第一、第二师共九个师的兵力，在湖北省军区首长统一指挥下发起对宋希濂部作战。求歼其主力于鄂西地区”。接着，我“第二野战军首长决定以第五兵团附第十军按原部署直出贵州，以第三兵团主力首先会同第四十七军等部在湘鄂川边地区围歼宋希濂部，尔后再西出江津，与第五兵团作战”。这样，我第二野战军就突破了入川的东南大门，为解放重庆扫平了障碍。这样一来，蒋介石把重庆作为“陪都”的梦想就破灭了。
蒋介石历经痛苦的抉择，终于作出决定：在不久的明天放弃“陪都”重庆。但是，蒋氏在大陆的下一个落脚点选在什么地方呢？他对着军事地图一看再看，最后决定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并把昆明预作下一个“陪都”。同时，他清楚在这样一败再败的颓势下，下令让卢汉服从是做不到了，他思来想去，决定请张群飞昆明，亲自说服卢汉服从所谓的大局。
这时，卢汉正在加紧和中共联系，伺机在适当的时候举行通电起义。因此，虽说卢汉与张群相处有年，且有着很深的私谊，但是他们为了各自的前途，又在昆明展开了一场不露声色的政治角逐。
蒋介石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先决问题，是要卢汉把云南省政府和绥靖公署等军政机关迁移到滇西的大理和保山，腾出昆明来给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机关盘踞。
卢汉对于蒋介石喧宾夺主、鸠占鹊巢的阴谋诡计，自然是不肯接受的。他考虑到如果硬性拒绝了蒋介石，将使蒋断然对云南施加军事压力，把蒋军开到昆明，这对云南的形势是非常不利的。为此，他采取了讨价还价、拖延时间的办法和张群折中。他先是告诉张群说：“这样一个大问题，不能随便自己裁决，必须广泛征求各方面公意，将来进行起来也才不致发生阻碍。”张群走后，卢汉召集各军政机关首脑开会，传达了蒋介石的决策，并讨论西迁问题。同时，在报纸上公布了把省府迁往保山、绥靖公署迁往大理的消息，并放出空气说：西迁不能全部去，要精简机构，大量裁员。一时人心惶惶，对西迁一致表示反对。卢汉即据此回复时在重庆的张群。
十一月十五日，解放军解放贵阳，并向重庆进攻。蒋介石急于布置退路，叫张群不断催促卢汉西迁。卢和张在长途电话上争吵了几次，最后一次卢汉竟把听筒砸下，置之不理。十一月下旬，张群再度来昆明，结果，二人不欢而散。张群只好飞回重庆，向蒋介石复命。
这时的蒋介石已是四面楚歌了！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蒋介石依然没有一点困意，在长子蒋经国的陪伴下在院中踽踽踱步，暗自想着下一步重庆陷落共军之手后棋的走法。他走啊走，漫无目的地在院中走过来又走过去，最后他终于停下了脚步，或看看那一株株无言而立的夹竹桃，或听听远方隐隐传来的隆隆炮声，给人一种形影相吊的凄然之感！
“父亲，”蒋经国终于打破了这无声的僵持，低沉地报告道，“宋希濂所部溃不成军，这重庆就要落入毛泽东之手了！”
对此，蒋介石比蒋经国还清楚。他听后久久没有说什么。有顷，他无限苍凉地说道：“电告我的好学生宋希濂：请他不要恋战，速来山城，跟着我们去成都。”
“他让人转告父亲：决心以身殉国。”
蒋介石听后就像是受了电击一样，身子禁不住地晃了一下，然后他对着夜空怅然长叹，几度哀鸣：“我的好学生！……”
“方才，胡宗南所部被共军压迫在川西，向父亲请求退却的方向。”
“咳！这或许是天意啊……”蒋介石悲怆地摇了摇头，近似自语地说，“十五年前，我驱兵赶着朱、毛红军由川西北上；而今，他毛泽东又在同一个川西，派重兵赶着胡宗南所部南下”。
“那我就按照父亲说的那样，电告胡宗南，让他沿着当年毛泽东长征的路线南撤。”
“告诉他，如遇到由桂西入滇的陈赓所部的拦截，就让他率部退往缅甸等地。”
蒋介石在长子蒋经国的劝说下，终于由漆黑、寂寥的院中回到了下榻处。但是，由于他依然没有睡意，只好倒在客厅的沙发上默然自思。恰在这时，毛人凤十分意外地走了进来，从他的表情分析，似有什么喜事。可是这时的蒋介石不相信会有什么幸运的事问津，仍按照自己的思路问道：“人凤，重庆还有多少在押的共产党？”
“报告‘总统’，”毛人凤双腿并拢，为讨蒋介石的喜欢，叫了一声“总统”，“仅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渣滓洞就关押了四百多人，但不一定都是共产党”。
蒋介石明白毛人凤这句话的意思：对尚不能确认是共产党的人员作何处置？对此，他冷漠地说道：“可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坚决反对我蒋某人，煽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拥护毛泽东。”
“是！”毛人凤下意识地答说。
“人凤，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所以，在我们撤离重庆之前，只有干脆一起杀掉！”
“是！”
就是在蒋介石这句“口谕”之下，几百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北京已经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他们倒在了血泊里……
这时，远远传来了雄鸡报晓的鸣唱。蒋介石无可奈何地说道：“山城就要天亮了，人凤，还有什么消息报告吗？”
“有！”毛人凤突然像打了吗啡针似的来了精神，“我收到潜伏在北平的万能台报告：毛泽东近期出访苏联。”
蒋介石听后一怔，思索片时，蹙着眉头问道：“人凤，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在毛泽东去苏联的路上，制造一起轰动全球的新皇姑屯事件。”毛人凤说罢取出一张公文纸，“总统，这是我设计的刺杀毛泽东的方案。”
蒋介石接过方案，很快阅毕，随手丢在了桌上，说道：“我看方案可行，唯担心这个段云鹏。上一次，就是因为他缺少牺牲精神，没有杀死何思远。”
“这次不同，段云鹏受潜伏在北平的万能台的领导，一旦获悉准确的情报，我们再派行动人员前往。”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记住：这次一定要开个大价钱，悬赏刺杀毛泽东的敢死队。”
就这样，毛人凤刺杀毛泽东的计划通过空中电波，被我安全部门破译，由李克农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从此，敌我双方又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批给公安部的材料之后，立即请来了公安部长罗瑞卿，严肃地说道：“罗部长，主席非常重视你们的报告，当天就作了指示。中央认为案情重大，要我约你谈一次。”
首先，罗瑞卿报告：这个情报，是通过我们的反特监听台从空中破获的。其次，经过有关部门多次研究，一致认为北京有敌人的潜伏台，而且与台湾的上层起码是保密局一直保持联系。最后，他才说道：“这是一件蓄谋已久的政治大案，对手一定也是十分狡猾的。为此，我要求有关部门，一是保证主席出访的安全，再是尽快破获这一大案。”
周恩来再次审阅了公安部有关这一案件的材料，他指出：“从台湾保密局发给他们的指令‘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的专列’看：一、轻者说，我们保密工作不好，泄露了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消息；二、敌人在北京不仅有潜伏台，而且还有能参与爆炸的组织。”
“我同意总理的意见。”罗瑞卿有些沉重地说：“据我们分析，像这样的大案，台湾很可能还要派人来北京，组织实施这一严重的爆炸计划。”
“那案情就更复杂了！”周恩来沉思良顷，问道：“瑞卿同志，你们计划如何落实主席的指示呢？”
“集中精力，首先侦破敌人设在北京的潜伏台。”
“有些线索了吗？”
“有！但是，由于我们的侦破手段比较落后，一时还查不出潜伏台的方位。”
“那就多派出一些同志，在北京的不同的方位进行严密的搜索。”周恩来说罢看了看罗瑞卿微然点头的表情，又说道，“同时：不要人为地把视点限定在北京，一定要把侦破的范围扩大”。
“我们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另外，从一般规律去分析，这类案情是单线联系，因此在办案的过程中，切勿打草惊蛇。”
正当敌我双方进行严密斗智的时候，毛泽东一边准备赴苏联访问的有关材料，一边又着手解决所谓西藏问题。为说明有关西藏问题的由来，容笔者扼要地回述几笔：
西藏，从元朝就归入了中国版图。近百年以来，英帝国主义分别于一八八八年、一九○四年两次发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并在西藏上层统治者中培养亲帝国主义的势力，竭尽挑拨之能事，破坏西藏与祖国的关系，制造西藏内部不和，使同是格鲁派（亦称黄教）始祖宗喀巴弟子，同是西藏宗教领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失和。为此，九世班禅移居内地，在青海省玉树圆寂，其转世传人十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仍然驻青海省不能返藏。对此，自民国起始历届统治者都未能解决西藏问题。
早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就谈到了西藏问题，他说：“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当我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的时候，毛泽东于是年八月六日致电彭德怀司令：在解放兰州和大西北的战斗中，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和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有关领导组织当地宗教界人士到塔尔寺，向留驻在此的班禅行辕官员，转达毛泽东对班禅大师的关怀。不久，班禅大师回到塔尔寺，适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于当天十月一日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达了对共产党、对人民领袖的热爱。同时，还颂扬人民解放军“义师所至，全国腾欢”，指出“今后人民康乐可期，国家复兴有望”，并表示盼望早日解放西藏。
毛泽东与朱德读过班禅大师的贺电之后，均认为班禅大师是真诚的，理应立即回电。但是想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他们二人一致认为：我们党的政策，只能是有利于藏族人民的团结，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为了不使驻守拉萨的达赖喇嘛产生其他的想法，决定暂缓给班禅大师回电。
不久，西藏有名的格达活佛派人进京，向朱德总司令进献哈达，并献上当年朱德留给他的那面红旗，真诚地请求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粉碎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阴谋，尽快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百万农奴。
格达活佛是藏族很有影响的宗教领袖。早在红军长征路过甘孜草原的时候，就曾动员藏族同胞拿出青稞，献出马匹，支援缺吃少穿的红军指战员，与朱德、刘伯承、贺龙等结下了很深的战友之情，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副主席。当他听说红军就要北上的消息以后，又急忙动员藏族人民再次献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和马匹，对朱德总司令说道：“这十几匹马，还有它们背上的粮食，就算是我们藏族人民对红军的一点心意吧！”
朱德紧紧抓住格达活佛的双手，分外激动地说：“格达活佛，礼实在是太重了！半年以来，你为了解决红军的给养，动员群众吃野菜，把青稞、豌豆省下来支援红军。仅活佛主持的白利寺，献出的‘拥护红军粮’就有青稞一百三十四石、豌豆二十二石；支援红军的军马十五匹，牦牛十九头……”
“总司令，快不要说这些了！红军和我们藏民是一家，你们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又要上路了，把这些马、粮食带上，日后会有用的。”
“那……我就代表红军收下了。”接着，朱德总司令双手把一面红旗交到格达活佛的手里，“请把这面红旗收好，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这时，在一旁围观的红军战士都禁不住地说道：“格达活佛，你真是我们红军的活佛啊！……”
红军上路了，格达活佛看着远去的红军，他禁不住地挥舞着手中的红旗，放声唱起了自己编的《送别歌》：
红军走了，寨子空了，
寨子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
高山是红军的臂膀。
红军啊，你们给我留下了金石的语言，
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引下成长……
朱德很快从回忆中醒来，他双手捧着当年亲手赠给格达活佛的红旗，激动地说道：“请转告格达活佛，我朱德，还有所有的红军，都没有忘记他的恩德！请再转告格达活佛，毛主席非常关心藏族同胞的解放和自由！……”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与朱德商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份给班禅大师的复电。由于这份由毛泽东、朱德联名的电文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藏族的政策，现恭录如下：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毛泽东朱德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同一天，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电报：
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就要出访苏联了，在他成行的前夕不仅要向党内通报，而且还要向党外的合作者打招呼。自然，在这之前还必须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毛泽东不在国内期间的有关问题作出相应的决议。首先，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明：“今天，主要讨论有关我出访苏联的问题。事前，已经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正式通报。简而言之一句话，由于此次祝寿带有火力侦察性质，所以随我出访的都是一般工作人员。如果我侦察的结果比较理想，我再电告中央，由恩来同志率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下边，请恩来同志讲一讲我出访期间的安排。”
周恩来从皮包中取出一页公文，几尽照本宣科似的念道：“中央书记处决定：毛泽东主席自十二月六日出访苏联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同志代理中央军委主席；我代理全国政协主席。”
周恩来宣布完毕之后，毛泽东十分郑重地补充道：“应当明确：中央军委依然是恩来同志主持日常工作，有关各野战军的作战任务，以及事关全局的战略方针，都要及时地向我通报。”
接着，刘少奇指出：根据形势的发展，云南、四川两省起义的条件逐步成熟。很可能在毛泽东主席还未到达莫斯科之前，这两个省的问题就解决了。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道：“历史经常在嘲弄逆潮流而动的事。就在我们的毛主席走出国门的时候，蒋介石将会从成都逃往台湾。可以预见，这是他向大陆作最后告别的时候！”
“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干这种逆潮流而动的人事！”毛泽东心情有些沉重，“请电告伯承和小平同志，他们这两位老四川应该知道这两句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陈云同志，有何见教哇？”
“我既不是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是看不见光明的悲观派，据我估计嘛，”陈云有意停顿了一下，“很可能主席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谈得正高兴的时候，上海的投机商会借着春节‘红盘’开市之机，再次向我们发起进攻！”
“预则立嘛，”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陈云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会再次打退上海投机商的进攻！”
“我还有一种担心：正在成都部署撤退的蒋介石回到台湾以后，他会很快获悉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周恩来说罢看了看与会者的表情，“我想，他会利用这个时机大做文章的。”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以藐视的口吻说道，“他蒋某人无外乎派飞机轰炸和特务捣乱。前者，要告诉华东尤其是上海、南京、厦门等地的同志，他们离台湾较近，谨防蒋某人派飞机狂轰滥炸；至于派特务嘛，恐怕只要台湾没解放，蒋某人就一定要往大陆派。”
周恩来是一位极端负责任的总理。毛泽东就要动身赴苏联访问了，可是我们的公安部至今尚未破获国民党设在北京的万能潜伏电台。也就是说，毛泽东的专列依然有被炸的危险。为此，他请来了罗瑞卿和李克农，一道研究确保毛泽东专列的安全问题。首先，罗瑞卿报告：最近，我们从空中截获的情报可知，台湾严厉指示潜伏在北京的万能电台，务必在最近几天完成任务。为此，周恩来以命令的口气说道：“罗部长，请通知有关的部门，一定要分人分段沿铁路值勤，确保铁路沿线万无一失。”
“我已经向铁路沿线下达了这样的命令。”罗瑞卿答说。
“一定要严密封锁主席动身的时间及乘坐的专列。”周恩来说罢看着罗瑞卿、李克农深沉点头的表情，“为了确保主席的安全，你们二人都要参加护送主席出境。万一中途发生了情况，由瑞卿下车处理，克农继续护送主席前进。记住：一般情况，不要通报主席，免得影响主席出访的情绪。”
十二月六日晚，毛泽东与前来送行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握手道别，然后登上了开赴苏联的专列。
周恩来站在站台上，非常严肃地对罗瑞卿、李克农说道：“我等着你们二人顺利归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晚九时，一列火车自西直门火车站发出，穿过沉沉的长夜向着东北方向驶去！
这就是毛泽东出访苏联乘坐的专列客车。
在这专列客车的中间，有一节美国生产的车厢，内部装修十分考究，设有卧室、办公室、客厅、卫生间以及秘书室、工作人员室。一进那间客厅，感到是那样的豁亮，放有一张大桌子，周围是一圈小凳子，一边还放有一个沙发，真是够气派的！毛泽东登上专列，就像当年来到一个新的战场或新的驻地一样，默默地“侦察”了一下环境，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旋即又问道：“这不是蒋介石他们造的吧？”
“不是！他们还能造出这样高级的专列车厢来？”
“是哪国产的？”毛泽东问。
“美国。据说这是美国政府送给蒋介石的。”
“蒋某人坐过没有？”毛泽东又问。
“一次也没坐过，就成了我们的胜利品了。”
“其他人坐过没有？”毛泽东继续又问。
“据说就宋美龄坐过一次。”
毛泽东又走到会客室，打量了一下环境，下意识地点着一支香烟，他一边蹙着眉头一边在缓缓地踱步沉思。总之，他没有一点困意。
这时，罗瑞卿和李克农从另外一节相连的车厢中走来，二人一唱一和地说道：“主席，听总理说，天天坐火车，是件很辛苦的差事。”罗瑞卿有意地说。
“我坐过逃难的火车，真是辛苦极了！所以，养精蓄锐是重要的。主席，请休息吧！”李克农又忙补充道。
毛泽东看着走到跟前的罗瑞卿和李克农，就像是两个大警卫员似的，有点不解地问道：“你们二人怎么都在我的专列车厢中呢？”
“是为了把主席安全送出国境。”罗瑞卿答说。
“一定是我们周到的总理安排的吧？”
“也是也不是。因为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为主席的安全着想。”李克农巧妙地答说。
“那也用不着都来嘛！”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吐向空中，“蒋某人知道了一定会说：毛泽东怕死！”
“他蒋某人才怕死呢，连吃饭都怕厨师下毒。”李克农说。
“不说这些了，还是请主席休息吧！”罗瑞卿说道。
毛泽东终于走回了设在专列车厢中的卧室，熄灭了那柔和的灯光。
罗瑞卿和李克农走回自己乘坐的车厢不久，就收到了来自天津的紧急电话：护路人员在路轨中间发现了一枚手榴弹。罗瑞卿当即指示天津有关的部门，不要声张，等他下车处理。就这样，罗瑞卿只身从天津下车，护送毛泽东出国的任务就落在李克农一人的肩上了。这些天来，我安全部门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出动了大量的办案人员，但终未查出敌人设在北京指挥爆炸毛泽东专列的潜伏台。为保卫毛泽东能安全出访苏联，我“公安部门组织很多人在铁路两侧站岗，从北京至满洲里，动用三个军的兵力把守桥梁、涵洞，进行警卫。他们手持武器，甚是威严”。对此，毛泽东曾经提出异议，认为不必搞得这样兴师动众。然而作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他只能做到万无一失，把毛泽东安全地送出国境。因此，他如此兴师动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毛泽东的专列就要出国了，李克农大有如释重负的样子来到餐车，看着毛泽东一个人坐在一张餐桌上拿着刀、叉，很不习惯地吃西餐。毛泽东近似玩笑地说道：“克农，你们为什么要孤立我啊？”’
“您是主席嘛，当然就得一人一桌了。”李克农笑着说。
“坐下，”毛泽东指着对面的一张凳子，“给我做伴，一边教我吃西餐，一边谈国内的情况。”
李克农应声坐在了毛泽东的对面，边熟练地吃西餐边说：“主席，您需要什么情况，就只管问。”
“告诉我，蒋某人能像我这样坐着火车吃西餐吗？”
李克农从话音中听出，毛泽东虽然坐上了赴苏联访问的列车，但他的心还在关心国内的大事，尤其是有关解放大西南的进展。为此，他很是风趣地答道：“说不定啊，老蒋比主席还神气，再过一天，他就有可能坐在飞机上吃西餐了！”
“真的？”
李克农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向毛泽东报告：随着我第二野战军挥师进入川、黔、滇等地，相继解放贵阳、重庆等西南重镇，极大地震撼了西南诸省的实力派，他们在兵临城下的大势下，为着个人前途计，不仅悄然进行横向联系，共同探寻自己的出路，同时还通过各种关系，尤其是我派驻西南的地下党的老关系与我联系，希冀保住自己的地位。其中，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卢汉等地方实力派已经决定通电起义。最后，他又笑着说道：“据我刚才得到的最新情报，云南的卢汉不晚于十二月十日通电起义。请主席想想看，蒋某人还不在这之前就从成都撤退？”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遂又大口地吃起了他并不爱吃的所谓俄式大菜……
诚如李克农所说的那样：蒋介石真的就要坐在飞机上吃西餐了！由于蒋介石此次自成都飞往台湾，标志着蒋氏在中国大陆军政生涯的终结，所以有必要补述几句：
蒋介石自重庆逃到成都以后，住在中央军校内。重庆既失，成都无险可守，再加之贺龙亲率第十八兵团向成都进逼，解放成都只是时间问题了！另外，蒋介石已经没有可供指挥的实际军事实力了，可他依然希望云南作为他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保留一块大陆的反共基地。就在毛泽东于十二月九日乘专列在满洲里驶出国门的时候，蒋介石再次派遣自己在四川唯一可资信赖的盟兄张群作为全权宣慰史飞往昆明。
也是在这一天，卢汉在我党的策动下决定通电起义。当他独自思索如何行动才能确保起义顺利成功的时候，他想起了避难香港的龙云为他谋划的“设鸿门宴”方式。他几经周密地思考，遂拿起电话通知有关的人员来卢公馆开会。因为是借口欢宴张群莅临昆明，因而蒋介石派在云南的军政要人全部到会。就这样，包括张群在内的所有的军政要员全都成了阶下囚。最后，卢汉又命令发布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全军全国的起义通电。接着，他又下令通过云南省电台向全国播发通电起义的全文。略谓：
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夙已归心，仁者终于无敌。抗战八年，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迤，革命原有历史，响义何敢后人……人民革命洪流，实已席卷地下，解放全滇，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绝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遏阻……
汉主持滇政，忽忽四载，效傀儡之登场，处孤孽之地位，操心危而处患深，左支吾而右竭蹶，怀威胁之多端，实智穷而力屈，既负滇人，复负革命……时机未至，不惜委屈忍耐，权为应付；时机已至，不惜任何牺牲，解放云南。兹以坚决之行动，尽应尽之义务，但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
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并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所宣布之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及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对川黔滇康宣布之四项办法，暂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至于汉个人，只求云南解放之完成，即当引退而待罪。如有反动势力为害乡邦，汉当率领三迤健儿负弩前驱，迎头痛击，完成人民解放大业。
蒋介石一生没被对手的枪炮声吓倒，也没被群众的呼喊声所屈服，然而他的确被卢汉通电起义的文告声震慑了！他气得一边大声骂道：“这就是我在大陆最后一个可信赖的人！”一边把桌上的收音机摔在了地上。
蒋经国闻声走了进来，小声地问道：“父亲，你怎么了？”
“我一切很好。”蒋介石很快恢复了所谓的镇静，他小声地问道，“快告诉我，四川的情况怎么样了？”
“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也宣布叛变投共了。”
“完了，全都完了……”
“父亲，看来大陆已经没有我们父子的立足之地了。”
“是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飞机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父亲，我们就这样走吗？”
“不！绝不！咱们家乡有句俗话：打不过你也要挠你两把，让你也好过不了。”
“父亲的意思是……”
“除去派人炸毁成都的军工设施以外，命令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向昆明进击！同时，还要派大批的飞机轰炸昆明！”
就在这当口，侍卫人员报告：卢汉给刘文辉发来电报，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成为“人民政府第一大功臣”！同时，还发现中央军校附近出现“可疑人物”，认为有可能是刘文辉的便衣队。最后，这位侍卫说道：“总裁，快从军校后门逃走吧！”
“不！我从大门进来的，还是从大门出去。”蒋介石在侍卫面前仍不失其领袖的姿态，他说罢和蒋经国走出了中央军官学校的大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下午二时，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向台湾飞去。“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就这样，他永远地告别了养育他的大陆河山！……
毛泽东是在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专列上收到卢汉起义的通电的。他作为中国当代的大政治家，知道云南起义将意味着蒋家王朝在大陆的最后覆灭，因此非常高兴。为此，他在专列的办公室中挥笔写下《关于云南省国民党政府军起义给卢汉的电报》，并通过专列上的通讯传给北京，由新华社播发：
昆明卢主席勋鉴：
佳电通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并望通令所属一体遵行下列各项：
（一）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
（二）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四月二十一日布告与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刘邓两将军的四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
（三）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
（四）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计，似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专此，并希裁复。
毛泽东朱德
十二月十一日
说到云南起义，史家都会记述所谓卢汉“义放”张群一事。当卢汉扣张群于昆明后，中共最高当政者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曾经有过以张群换张学良的打算，其中避居香港的龙云更希望借还张学良以光明记入史册。由于卢汉于起义的当天十二月十日就把张群等人放走了，故未能实现上述走马换将的设想。可是，卢汉为什么要放张群呢？
张群是卢汉的顶头上司，也是卢汉的恩人。时人皆知，卢汉能够取龙云而代之，完全是因为有张群为之撑腰。时下，张群做了卢汉的阶下囚，自然也就等于卢汉给自己出了一道“捉曹操容易放曹操难”的题。为此，他决定派人向张群说项，劝其跟随自己通电起义。但是，张群却讲：“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救了。蒋先生过去的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做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接着，他又给卢汉写了一封亲笔信，请说客代转。
卢汉拆阅了张群的信件，这是一封追述他们之间友谊的信。卢汉读后百感交集，恍如昨日，情系于心。这时，传统中的所谓“义”主导了卢汉的一切，尤其当他想到关云长义放曹孟德的故事，遂决定释放张群，并派人把张群送上飞机。就这样，张群自由了，而张学良继续身受囹圄之苦。
毛泽东自满洲里出境之后，就登上了苏联迎接他的专列。因此，车内的一切设备包括服务员、饮食等都是地道的俄式的。也许这专列正是为俄国人造的原因，为应付西伯利亚严冬季节的寒冷，车厢内的气温高达摄氏二十八度，热得人们只能穿一件单衣。但是，列车外面的气温却低到零下四五十度，冷得人们只有靠各类耐寒的皮衣生活。
毛泽东是一位提倡随乡入俗的人。可是，他自己却是一位相当顽固的不改固有习俗的人。另外，他与一般坚持固有文化传统的人不同的是，还能说出一套为何不改固有习俗的道理来。举例说，当他们坐在俄国人造的专列里，每人都拿着俄国出产的餐具刀和叉，有点笨拙地吃着俄式大菜的时候，同行的人大多感到好玩，最多品评一下俄国饭菜的味道。可是毛泽东就不同了，他不仅要把中俄不同风格的饭菜进行比较，而且还要说出孰长孰短的理论来。
“主席，是不是搞点吃的？”随行人员请示道。
“好啊，我们又要吃洋饭了。”毛泽东显得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就要吃西餐了，你们喜欢吃吗？”
“喜欢，不过西餐不如中国饭菜好吃。”随行人员一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说道：“如果主席不习惯吃西餐，还可以搞点中国菜，我们的厨师也准备了。”
“不行啊，准备了也不能吃我们的，还是吃他们的吧，这也是个礼节嘛。”
但是，当毛泽东一走进餐厅，不仅对着面前的西餐品评不止，而且看着手中的刀叉也引发出了一番感慨：“你们说吃饭是用刀叉好呢，还是用筷子好呢？”
“筷子好。”随行人员大都这样说。
“为什么是筷子好？”
随行人员一下被问住了。毛泽东看了看，有条有理地讲道：“我也认为筷子好。第一，经济。不用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不愿意买用一根树枝或一根竹子修一下就是一双筷子，而且还反映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精神。第二，大众化。中国老百姓都用它，富人不用，他们用的是象牙筷子，和我们说的有区别，除少数民族外，绝大多数汉族人都用筷子，连日本人也用筷子。第三，轻便好带，不怕丢失，不用防盗。你们说是不是筷子好？”
可以想见，随行人员的答案是一致的：“主席说得对，还是中国的筷子好。”
毛泽东历经十天的旅程，在苏联人的精心安排下，于十二月十六日中午十二点进入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等走上车来欢迎。由于毛泽东在旅途中间犯过头痛病，再加之莫斯科天气寒冷，苏方决定在车站举行隆重而又简短的欢迎仪式。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所以他还是发表了如下书面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毛泽东被安排住进姐妹河第二别墅。
据说姐妹河第二别墅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居住的地方。这是一座三层小楼，掩映在高高的白杨树林中。毛泽东住在一层，中间是宽大的客厅，西面是办公室，东头是卧室。毛泽东走进卧室一看，遂下意识地蹙起了眉宇，接着用手按了按为自己准备的豪华的睡床，又看了看那高级的被褥，皱了皱眉头说：“我睡不了这种沙发床，把我用的东西和书拿来！”
毛泽东说罢似乎感到自己的情绪有问题，又俯身按了按摆在床头的鸭绒枕头，笑着说：“这能睡觉？往上一躺，头都看不见了。”
“主席，我们把**的垫子掀开，铺上木板就行了。”随行人员说道。
“行！可不能麻烦人家。”毛泽东想了想，“你们可以请我们大使馆的同志解决。”
就这样，毛泽东在访苏期间睡的是“人造”木板床，铺的和盖的也都是他由国内带来的棉褥子、白床单、灰毯子、毛巾被和荞麦皮枕头。
这就是出访苏联的毛泽东啊！
根据中苏双方预先安排好的日程，毛泽东于下午六点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当然明白，所谓礼节性的拜会实质上是第一次正式会谈。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次所谓拜会中大致可知这次出访苏联有几成胜算。因此，毛泽东对这次拜会是相当重视的。
同样，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到来也是十分尊重的。往常，斯大林会见外宾，一般都在客厅中静候客人前来“朝圣”。今天，他带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站在门口，整齐地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斯大林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认真地端详毛泽东的面孔，亲切而又高兴地说：“毛泽东同志，你很年轻嘛，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毛泽东本着礼尚往来的传统，也客气地说了几句。接着，双方介绍完陪同会见的成员后，斯大林又对毛泽东赞不绝口地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能得到斯大林如此的称颂是很少见的。但是，毛泽东却从斯大林上述称颂中感到有一种先生给学生打评语的味道，因而他心里有着一种难以言述的感觉。为此，他也讲了如下这句话：“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并不理解毛泽东欲说还尚未说出口的话意：这些年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支持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进行了无情的打击，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他当即打断了毛泽东的谈话，按照他的意旨继续说道：“毛泽东同志，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接着，毛泽东在斯大林的陪同下步入会谈的会场。斯大林像以往会见外宾那样，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位子上，苏方官员坐在他的右边，毛泽东及中方的随员则被安排坐在他的左边。这样一种排座次的方式，是不平等的或者说是大国沙文主义式的。这对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来说，自然很不愉快！但是，时下的毛泽东也只能客随主便，双方开始了第一次中苏正式的会谈。
说到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的这次会谈，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的中国同志特别是翻译师哲作了回忆。笔者查对了俄方公布的《斯大林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有关的原始记录，同时征询了我国研究毛泽东的一些学者的意见，写出如下这段会谈的经过和内容。当然，笔者也对毛泽东、斯大林当时的心态作了个人的推测与描写。
毛泽东对世界“战”与“和”的大势，是有着自己的定见的。但是，他清楚斯大林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而且还有着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的经验。为此，他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国际和平。
据俄方公布的记录，毛泽东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总的局势。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在您——斯大林同志这里弄清楚这样一个大问题，即如何才能使国际和平有保障和能保障到何种程度的问题。”
对此，斯大林说：“在中国，因此在进行争取和平的战争。和平问题，苏联也最关心，虽然它已经有了四年的和平时间。至于中国，现在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立起来，因此它不想打仗；美国虽在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在欧洲，人们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谁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进犯中国？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就会有保障，不只是五到十年，而且是二十到二十五年，还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据说，斯大林作出上述推断，一是根据东西方国家实力的比较，再是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需时间的规律。对此，毛泽东是赞成斯大林这一结论的。
毛泽东此次出访苏联最重要的任务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为此，早在刘少奇出访苏联期间，就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明确答复：“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这个条约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也许是为了促使新的中苏友好条约能顺利地签订，毛泽东在火车站发表讲演的时候就有意地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毛泽东听完斯大林关于和平的谈话后把话题一转，有意说道：“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似有准备，当即作了长篇发言。由于这段发言左右了毛泽东出访苏联的计划，现摘录如下：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弄清楚，是应宣布保留现有一九四五年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声明将作出一些修改，或现在就作出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这个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在苏中之间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这个条约的最主要的条款（即关于库页岛、南萨哈林、旅顺口等问题的条款）。这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英的同意。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在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修改一个条款，也会给美英提供法律上的口实，进而提出修改条约中有关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因此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可以表面上保留现有条约，而实际上作出修改，即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口的驻军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将撤出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这样的行动可根据中方的要求来完成。
至于中长铁路，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表面上保留协定的有关条款，而实际上根据中方的愿望作出修改。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对这个办法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读者看罢上述这段讲话，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不同意废除一九四五年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没有意思与毛泽东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换言之，苏联将根据过去与旧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在新中国维持过去的一切所谓侵略性的特权。
对此，作为一代大政治家的毛泽东就更清楚这一点。诚如师哲等人回忆的那样，会谈开始之后，斯大林曾问毛泽东：“你们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一个什么东西？”毛泽东风趣地答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毛泽东所说的“好看”，是指苏联要正式废除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在全世界面前与新中国堂堂正正地签订新的条约；毛泽东所说的“好吃”，是指新条约要有实际的内容，解决苏联对中国的贷款、贸易和贸易协定以及其他问题。但是，斯大林定调式的谈话在毛泽东看来，既不“好看”，也不“好吃”。笔者推想，毛泽东在听了斯大林上述这番讲话之后，一定会暗自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如何才能完成苏联之行的大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