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行于二月十七日夜启程回国。由李富春、王稼祥等组成新的代表团，留在苏联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贸易协定。毛泽东一行在归国途中访问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城市，与工人、科学家等进行了座谈，了解了许多有关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情况。二十六日，进入国境；二十八日，在长春参观后到达沈阳；稍作休息，遂于三月四日一行返抵北京，受到刘少奇、朱德等人的迎接。
如从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算起，差两天就三个月了！可以想见，有多少内政外交大事需要他亲自处理啊！虽说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然而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央政治局、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出访苏联的情况。
毛泽东在讲到中苏缔约的历史意义的时候，他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当他听取了党内外有关领导同志的发言后，他又进一步作了较为全面的说明：
“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同志们刚才提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它是国际主义的。”
接着，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近三个月中，依然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残存大陆的国民党的军队，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换言之，未来的军事战场仅仅剩下了进军西藏、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局部的几个地方。因此，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转移：那就是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说到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主战场，在毛泽东看来又包含着如下的内容：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中城市的经济管理，以及利用苏联贷款和专家，创建国营大型企业等等。为此，毛泽东回国之后，召开有关会议，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在党内形成了共识：昔日，进行革命战争，主战场在农村；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主战场是城市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所谓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战线转移，就是要把握好城市的金融和市场。仅就上海这半年多以来的较量看，说明要完全、彻底地战胜上海的不法商人，还需要像打淮海战役那样，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分几个阶段进行。或许解放初期在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实在是太复杂了，毛泽东多次提醒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同志：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更何况躲在台湾的蒋介石贼心不死，靠着高喊反攻大陆过日子呢！
正当毛泽东运筹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战线转移的时候，出乎他所料的是，他收到了一份华北军区的送呈件，略谓：时下军队出现了一些十分严重的倾向，急需要纠正：“（一）集中力量搞生产，放松了剿匪任务；（二）工具未准备好，劳动量过度；（三）管理松懈，引起战士逃亡；（四）生产动员时片面强调分红，对增加国家财富和减轻人民负担的精神强调不够。”毛泽东看罢感到问题很是严重，当即批转全军，要求各部“参考并纠正自己部队中的偏向，是为至要”。
接着，令毛泽东更为震惊的是，他亲自审阅下发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一切部队机关不得经营商业。但是，自从他访问苏联归来之后，“迭据各地报告，某些机关、部队、学校，仍有借口生产，从事商业经营者；亦有不经当地国营贸易机关，而直接在市场抢购大宗物资者；更有不顾政府法令，进行投机活动者”。这件事情不得不使毛泽东暗自思忖：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成立不到半年，他出访苏联才只有三个月，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势力开始侵入了新中国的肌体。这样下去，不要太长的时间，仅军队经商不但使人民的军队变质，更为严重的后果，那一定是亡党亡国！为此，他召集会议研究对策，遂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名义下发《关于严禁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指示》。略谓：
（一）国营贸易机关是负责调节供求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任何机关、部队、学校不得从事商业经营。过去机关、部队、学校所设商店，应移交给国营贸易机关，收回资金，或自行结束。机关、部队、学校的消费合作社，只能在各该机关、部队、学校内部经营消费业务，并须遵守合作法规。
……
（五）对于违犯以上各条规定之任何单位，当地政府均有权视其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征购、没收等应得之处分。其关系重大者，可冻结其物资或现金，报请上级处理。……
时间转瞬过去近五十年了，历史又是惊人地来了一次所谓的“轮回”，且竟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搞了一次全党、全军堂而皇之的大经商，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如果读者再看一看毛泽东当年制定的上述法规，难道还不使全党、全军中那些热心办商业的同志深思嘛！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家，他清楚全国向经济战线转移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初期，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制造事端，采用杀人放火、投毒爆炸等手段，搞得各条战线都时无宁日！为此，他下大气力抓了社会治安这件大事。例如，在他回国不久，就向李克农等了解有关破获密谋爆炸他出访专列的经过。
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李克农等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投入了紧张的破案工作。
根据事后侦知，毛人凤手中有两张所谓王牌：一是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即前文所称万能潜伏台；再是经过美国专门训练并直属保密局领导的秘密武装东北技术纵队。而万能潜伏台的台长计兆祥又是这一案件的关键人物。
计兆祥，是国民党自北平撤退前夕，由保密局毛人凤亲自布置的潜伏特务。毛氏根据“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当即把仅仅为中尉的计兆祥提为上校，任命为北平潜伏台的台长。由于计兆祥受过专门训练，是一个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于一身的职业特务，所以毛人凤称他所领导的电台为万能潜伏台。计兆祥为了获取重要情报，住在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他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住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大杂院里。由于这个地方昔日是王公要员的居住地，今天又有不少高干住在这里，因此成了防范禁地中的真空地带，客观上为计兆祥从事特务活动提供了方便。在李克农亲自领导下，我有关部门经过一段周密的调查之后，计兆祥的身份终于败露了！为此，李克农亲自主持召开破案会议，讲道：“潜伏电台就设在计兆祥的屋内，现在就要破案，但要统一认识，不能只抓一个计兆祥，要打歼灭战。”
李克农下了逮捕计兆祥的命令，我安全部门的同志一起出动，一部分同志持枪包围了计兆祥住的大杂院，一部分化装成街道查户口的，叫开了计兆祥的屋门，只见室内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打开电灯，两间厢房近似家徒四壁，也看不出什么地方能藏着一部电台。这时，计兆祥不慌不忙地说：“同志，我家里有什么犯忌的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
也就是在这时，我一位入室负责搜查的同志抬头一看：屋顶上是花纸糊的天棚，就其新旧来看，糊了没有太长的时间。他纵身一跃，跳到那张八仙桌上，伸手一捅，双手接住了一只皮箱，打开一看，是一部相当现代化的收发报机。
这时，计兆祥吓得一哆嗦，当即就瘫在了地上。
接着，计兆祥被带到李克农的办公室里。李克农严肃地问道：“你就是号称万能台的台长计兆祥吗？”
“是！长官，我交代。”计兆祥答说。
“立即给我接通台北。”李克农边说边指着桌上缴获的那部电台。
“给谁发报？”计兆祥胆怯地问。
“给你的顶头上司毛人凤！”
“您……认识毛局长？”
“岂止是认识！知道吗？你们最早的电台，还是我们帮着你们建立的。那时，毛人凤还没有进入这个领域呢！”
计兆祥从李克农的话音中猜出：审讯他的人绝不是等闲之辈，一定是和戴笠、徐恩曾等有过交往的中共情报人员。他在这样的对手面前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听从命令，在李克农的办公室给毛人凤发了这则电文，略谓：
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你向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
毛人凤收到这样一份电报，那也算是中国情报战线的一段趣闻。不久，他为了炸毁毛泽东回国时乘坐的专列，又用飞机于夜间空投了两名所谓东北技术纵队的特务。他们的下场也不佳，刚一落地，连同他们携带的美制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特制炸药等一起成了我公安人员的战利品。
就这样，李克农等完成了毛泽东批示的任务：“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自然，毛泽东乘着他的专列安全地回到了北京。
遗憾的是，只有狡猾的小狸猫段云鹏等少数人漏网。但是，段贼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五年之后，他在我公安部门的跟踪下，终于在由香港潜入广东时落网，被我专政机关处以极刑。
然而，时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上述一切。他为了确保归国途中的安全，曾给刘少奇、高岗发了一通专电，明确指示：“请高岗同志通知上述各地负责同志保守秘密，每处只要少数负责干部迎接招待，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尤其不要公开发表消息。”因此，他看了李克农的上述报告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也是在毛泽东回国不久，他收到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有关报告：据公安战线上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反动派在从全国溃退前夕，曾有计划地在大陆潜伏政治土匪二百余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六十万。另外，他们还在许多地方预留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忠义军”、“光复军”等反动军事组织，其人数也不下数十万之多。国民党反动派逃到台湾之后，又不断派遣间谍、特务潜入大陆。这些反动势力无孔不入，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其活动十分猖獗。
毛泽东在战略上向来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因此他看了这份敌情报告之后，曾在一次治安会议上不无藐视地说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看起来，蒋家王朝的大厦被我们推倒了，这清理垃圾的工作还蛮困难哟！”
“是啊，我们还是保持冷静的头脑为好。”朱德赞同地说，“据我收到的各地的情报来看，江南数省尤其是主席的家乡无湘不成军的湖南，还有我的家乡天下已平蜀难平的四川，仅散兵游勇、反动的会道门、土匪恶霸，就不下百万人枪！”
“老总，你看，”毛泽东取来一份材料，“这是小平同志发来的电报，是恩来刚刚转给我的。老总家乡的袍哥、土匪还是很有些势力和地盘的。当然，我的家乡湖南尤其是湘西，多少年来都是土匪的天下。”
就在朱德接读邓小平发来的电报的时候，周恩来严肃地说道：“更为可气的是，蒋介石贼心不死，经常派遣小股部队，打着反攻大陆的旗号，袭扰东南沿海数省，搞得渔民出不了海，百姓也不安心春耕生产。”
恰在这时，哮喘病犯得十分厉害的李克农走了进来。毛泽东一看上气不接下气的李克农，爱责地说：“病得这样厉害，就应该住院治疗嘛！我和恩来不是对你作了专门指示嘛，你怎么还带病坚持工作呢！”
“主席，我能休息吗？”李克农边说边取出两份电文，“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敌人密谋刺杀陈毅同志、叶剑英同志的情报。”
毛泽东接过这两份电报迅速阅毕，又分转给周恩来、朱德，待周、朱二人看罢电报之后，他十分严肃地说道；“恩来，老总，我们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一个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集中镇压反革命，这对巩固新生的政权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为此，中共中央于三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到北京的两个星期之后，第一次下达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为了使读者较为真实地了解当时的情况，现摘录有关的段落：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捕获这些匪众后，必须严加追问，以便捕获其首要和组织者处以极刑。如果我们部队来不及镇压，匪众早已星散者，亦须派部队和得力干部前去出事地区严加清查，力求清出匪首和组织者，加以处罚，不得敷衍了事。
（二）在我们统治地区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极刑……
（三）在剿匪地区，对于土匪过去的犯罪行为，只要他们投降，改邪归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对于继续抵抗我军的土匪首领，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窝藏与勾结土匪的豪绅地主，继续抵抗、不愿改邪归正的惯匪，应加以严厉处罚。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对于参加土匪部队的一般群众，则令其改过生产。
……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方面电告陈毅、叶剑英二同志，请他们务必注意安全；另一方面要求罗瑞卿、李克农亲自坐镇领导，一定要逮捕由台湾潜入上海和广州的刺客。有关刺杀叶剑英的案件，已经为电影《羊城暗哨》提供了素材。关于刺杀陈毅的案件容笔者作扼要简介：
蒋介石不甘心上海“二.六”轰炸与所谓“红盘”开市的失败，指示毛人凤派遣职业杀手朱山猿潜回上海，在“五一”前后完成暗杀陈毅、曾山以及一批知名人士的目的。据潘汉年领导的有关部门，通过我们掌握的敌人电台的报告：上海的大新、永安、先施、新新四大公司的老板，也都在他们的暗杀之列。为此，陈毅命令潘汉年等同志，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保护好上了暗杀名单的知名人士。至于他自己的安全，却笑答：“朱山猿，仅仅是一个洪帮小头目，有什么了不起？他这次潜回上海，毛人凤给他开了多大的价钱？”
“据来自内线的消息说，十万银元。”潘汉年答说。
“让他落空！”陈毅藐视地一笑，“谁胜谁负，那咱们就和他斗斗看吧。”
接着，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组织实施逮捕朱山猿的行动计划。不久，我们侦知：与朱山猿接头的人姓赵，是潜伏在上海周围的“两江纵队”的头头，且早已在我们的控制之中。陈毅成竹在胸，问道，“汉年同志，你们打算怎么办？”
“一派主张抓赵捕朱；一派主张派人打入姓赵的‘两江纵队’之中，通过摸清内部情况，一网打尽。”
“有打入赵部合适人选吗？”
“有！是一位从旧警察部队中反正过来的。可是，有的同志怕他被朱山猿策反过去。”
“这个反正过来的同志表现怎样？”
“不错。在协助我们办案中立过功。”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主张派他打入赵部。”
接着，潘汉年把这位反正的同志打入赵部，很快摸清了朱山猿的情况：他是毛人凤亲自委任的上海特别行动组长。除去暗杀陈毅等知名人士外，还秘密联系、指挥上海一带的潜伏组织。不久，这位潜入赵部的同志又获悉：朱山猿决定在“五一”前夕行刺陈毅同志。为此，我公安人员化装成各种小商小贩，人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朱山猿布置刺杀任务的会场，一网打尽了参与此次刺杀案件的所有敌特人员。朱山猿也在上海人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日子里被捕入狱。不久，我专政机关召开公审大会，对朱山猿执行枪决，真是大快人心。
毛泽东对待人民的敌人是毫不手软的！可是他对待人民和朋友却永远是敬重的。也就是在他出访苏联回到北京不久，秘书告诉他：早已到京的仇鳌先生打来电话，向他表示问候。他听后很是感叹地说：“没想到解放了还这样的忙，连见老乡长的时间都安排不出来！”
一天，他通知秘书：“找一天晚上，帮我准备一桌地道的湖南风味的饭菜，我要请仇鳌先生。同时，还要借此请几位老乡长来中南海聚谈一次。”
毛泽东曾于八月底电邀仇鳌与程潜等一道北上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国是。这时，仇鳌已经隐居故乡汨罗山村，他给毛泽东回电辞谢；“亦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由此可知，他是学着古代圣贤的样子，功成身退，淡泊自守。程潜回乡之时，毛泽东又致信仇鳌：“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先生来京欢叙。”仇鳌读罢毛泽东的来信，真可谓是情意拳拳啊！他当即决定从故乡林泉中走出，稍作准备，登车北来。不巧的是，这时的毛泽东正为出访苏联忙得抽不出身来，只好请秘书田家英代表自己去车站，与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欢迎仇鳌先生的到来。
仇鳌进京之后，真可谓是旧地重游。当他在李维汉等的陪同下看罢他熟悉的景点之后，为新中国带来的新气象所感动。为此，他曾赋诗述怀：
天回地转客里明，万户行门旧帝京。
高阁红旗翻晓日，交衢小队舞新声。
黄袍梦醒销荣惑，紫盖人归识太平。
阅尽兴亡乔木在，中塞古柏亦峥嵘。
今天，前来中南海赴毛泽东宴会的是三位湘籍老人，他们是符定一、章士钊和仇鳌。按年龄算来，符定一是长者，因此，毛泽东亲自上前搀扶，而章士钊与仇鳌只好交由秘书代劳了。为此，他真诚地说道：“行严老，亦山老，只好委屈你们二位了，按照家乡的规矩，我只能搀扶最为年长的符老了！”
仇鳌一见毛泽东那亲切的样子，再一听毛泽东这尊老的话语，真是感动极了！他忍不住地说道：“多年不见，当了主席的润之还是老样子啊！”
“亦山老，这就叫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我毛泽东这辈子是改不了啦。”
毛泽东搀扶着符定一走进餐厅，指着主宾的座位，说道：“符老，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我的很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今天，请您坐上座。”
“这怎么可以呢！”符定一诚惶诚恐地摆着手，“你是一国主席，自应由你坐上座啊！”
“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毛泽东边说边把符定一扶到上座坐下。接着，他又客气地说，“行严老，亦山老，你们二位当陪客，我坐末席，给你们三位斟酒。”
符定一看着毛泽东为他们三位斟酒，一种说不出的情潮在心底滚动。他沉吟片时，说道：“今天，我们三个老湖南来赴会，吃是次要的，主要是想听听润之谈谈国家大事。”
“我赞成符老的意见，”仇鳌急忙附议，“润之啊，你主讲，我们三个老人听。”
“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章士钊也说道。
“这下可难住我了！说老实话，今天一是见见我的三位老乡长，再就是想听听你们对国家的意见。”毛泽东说。
毛泽东与三位老人争执了一会儿，章士钊打圆场地说道：“我提议：并行不悖，先由润之讲。”
章士钊的提议得到了符定一和仇鳌的赞同。毛泽东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很是感慨地说：“我离开湖南二十多年了，做了一些什么事呢？”他指着自己的头，“把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今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他指着自己的脚，“就是要解决我们脚下的问题。”
毛泽东这些话在不同的场合讲过不少次了，但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却是第一次听说，感到是那样的新鲜。另外，由于毛泽东讲话十分幽默，因此把三位老人全都逗笑了。接着，毛泽东又讲道：“什么是我们脚下的问题呢？那就是要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中山先生自称余致力革命凡四十年，他解决了吗？”
“没有。”章士钊说道。
“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弟子蒋介石呢？”毛泽东问道。
“他是孙先生的叛徒，怎能践行孙先生的主张呢！”仇鳌说。
“你们现在推行的土地改革，不就是在践行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吗？”符定一说道。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
“据我在西柏坡看到的，把耕者有其田变成现实，我看还是比较容易的。”符定一边说边看着认真听他讲话的毛泽东，“因为，把地主的土地一分，就解决了。可是，要实现居者有其屋，这可就难了！”
“是很难啊！”毛泽东有些沉重地说道，“这就需要大家，当然也包括你们三位，多给政府出主意。唯有群策群力，才可以把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祖国建设好”。
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圈，又绕到听取三位老人意见上来了。他们三位老人各自谈了大半个世纪来的沧桑之变和见闻，都一致认为言者易、行则难。最后，毛泽东把话锋一转，十分沉重地说道：“莫说让五亿人民有吃有喝难了，就说中央准备成立一个文史馆，我想请符老出任馆长，行严老当副馆长，都不知道二位老乡长愿不愿从命？”
“我看润之的提议是知人善任。符老，行严，你们二位就接任吧！”仇鳌赞成地说。
符定一是赞成中国共产党得天下的，但是，他因年事已高，从来没有想过做共产党的官。他想了想，说道：“好在文史馆长不是什么官，只要是老而贫的文人就可以充任。行严，可以接任吧？”
章士钊自青年时代就从政，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可以说对于官场是深有了解了。他赞成符定一的观点，淡然地答说同意。但是，出乎他们三人所料的是，毛泽东却说；“仅文、老、贫还不行，必须要有才、德、望才胜任。”
三位老人深知毛泽东这句看来简单的话的分量，因为就从所谓“文、老、贫”，“才、德、望”这六个字中廓清了人民的领袖和昔日帝王的区别，遂均表示同意。
毛泽东宴请三位老人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安排功成身退的仇鳌的工作。为此，他以商量的口气问道：“亦山老，您想留居北京，还是想回湖南呢？”
“我是有病之人，想回湖南安度晚年。”仇鳌答道。
“如果亦山老回湖南，我想请您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可以吗？”毛泽东问道。
“不！不行……”
“先不要说不行嘛，”毛泽东望着摇头的仇鳌，“您去挂个名嘛！人常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你只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起身就走嘛！”
仇鳌明白了，毛泽东是为了给他一份领薪水的闲差，故欣然接受了。至此，毛泽东的任务完成了，他指着桌上的酒菜，说道：“看，光顾了说了，都忘了吃了。来！一起下箸。”
……
毛泽东作为一代军事大家，深知军事民主是取胜于敌的法宝。因此，他在组织实施任何一次大的战役的时候，都需要最广泛地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才掷下手中制胜于敌的棋子。
远在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就曾为解放海南岛制订有关的作战方案并与四野所属参战部队电文往返，几经修订，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伤亡，尽快歼灭逃到海南岛的桂系残部，早一天解放我国第二大岛屿海南岛。
毛泽东于一九五○年一月十日下达攻占海南岛的作战方案之后，我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兼政委叶剑英主持召开了渡海作战会议。与会的兵团、军两级首长认为：结合海南岛的敌情和地形等情况，“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因此提出“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换言之，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尔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
毛泽东仔细地研究了这一战役指导方针，当即作了如下批示：“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
毛泽东访苏归来之后，他又亲自过问我渡海兵团实施的四次偷渡作战的成败。当他获悉这四次偷渡大获成功并使岛上的我军增加了约一个师的兵力，为主力部队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之后，遂批准了渡海作战兵团的战役部署：以第四十军六个团、第四十三军两个团组成西、东两路军，分别在鲤鱼港东西一线待命起渡，以第四十三军一部为第二梯队跟进；以琼崖纵队第一总队、第四十军偷渡，登岛部队进到临高以北接应西路军登陆；以琼崖纵队第三总队、第四十三军偷渡，登岛部队进到海口地区接应东路军登陆。
四月十六日十九时，我渡海兵团以东西两路大军从雷州半岛南端并肩南渡。途中，担任掩护任务的火力船与敌军舰炮战通宵，掩护主力航渡，并获得成功。二十三日，我军解放海口；三十日，我军解放榆林；五月一日，海南岛全境解放。我军以四千五百余人的伤亡取得歼敌三万三千余人的辉煌胜利，写入我军渡海作战的军史之中。
在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同时，我第三野战军业已做好了解放舟山群岛的准备工作。“蒋介石鉴于海南岛守军被歼，为了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命令国防部调集载重十五万多吨的舰艇四十四艘，从五月十三日开始，指挥舟山群岛守军实行秘密撤退。”为此，我军没费多大气力，于五月十九日全部占领舟山群岛。
由上述两个战役可知，不仅应验了毛泽东提出的“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的预测，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积纳了我军将士的聪明和才智。
我军进军西藏的战略大计，毛泽东也是在莫斯科确定的。为执行毛泽东交给的进藏任务，“西南局和西北局决定以十八军、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组成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并积极准备入藏所需的干部、给养和武器等。但是，由于川西土匪猖獗，严重地影响了进藏的准备工作，不能如期完成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自四月中旬开始进藏的任务。为此，经过审慎研究，中央提出了冬季入藏的进军计划。
敌变我也变，毛泽东同意推迟进藏的时间。但是，毛泽东清楚“攻心为上”的战略，对解放西藏将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他再次审定中共中央就进军西藏的战略方针并告知西南局等部门，明确指出：“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基本准备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同时，还指出：“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继续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但是，如何才能起到“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呢？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青海、四川、西康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等渠道，采用广播、同西藏地方官员接触、通信、派人劝和等多种方式，向西藏地方当局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另一方面由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有影响的领导人出面从宗教信仰入手，真诚地做达赖喇嘛的工作；希望通过有影响的佛教领袖人物入藏，劝说达赖喇嘛以国家统一大局为重，切断与英美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系，为和平解放西藏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九五○年二月，西南局派出同西藏上层有广泛联系的志清法师（也称密悟大师），赴藏劝说达赖同中央谈判。由于各种原因，受阻于金沙江畔。同年五月，西北局派青海劝和代表团入藏，团长为青海塔尔寺当才活佛（达赖长兄晋美诺布）、副团长为青海隆务寺夏日仓活佛、大通县先灵活佛。然而代表团进到西藏聂荣宗境，也为西藏地方当局所阻，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而夏日仓、先灵活佛的活动则受到限制。因此，通过佛教高僧入藏劝和的意愿无法实现。
就在这时，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担任部长的大头人夏格刀登和富商邦达多吉等人，都表示赞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愿意像当年支持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解放军进藏。夏格刀登向其在藏军中的朋友写信，劝其认清形势，不要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吴忠和天宝给昌都时任总管说：“西藏地处边陲，近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欺凌，造成人民极大痛苦。本军希望与藏族同胞携手，共谋解放，望阁下转告达赖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西藏的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商。”邦达多吉有庄园在金沙江以西，他向其所属百姓捎信，告知在解放军渡江时不得对抗，同时，还向在昌都的朋友进行了宣传。
格达活佛为了落实党中央、毛泽东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的方针政策，他想亲自去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包括达赖喇嘛的工作。可是，他时任西康省副主席，又是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大会的特约代表，必须征得有关部门的领导同意。为此，他一边给朱德总司令去电报告解放后的藏族人民的新生活，一边打马赶往成都，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说明情况，希望能批准他入藏。恰在这时，西南军政委员会收到了毛泽东、朱德的电报，邀请格达活佛务必进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二届大会。所以，邓小平一见风尘仆仆的格达活佛，就非常热情地说道：“毛主席、总司令联名发来电报，请你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他们不仅要当面感谢你当年对红军的恩德，而且还要亲自听你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
“我的意见已经电告总司令了。”格达活佛为了说明自己的来意，非常诚恳地说道：“一句话，我愿为和平解放西藏亲赴拉萨，向达赖喇嘛宣讲党的民族政策，用佛心感化他们，使他们认清英帝国主义的野心。”
“格达活佛，”贺龙从旁相劝，“我看这并不矛盾嘛，等你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总司令以后，再动身去拉萨也不迟嘛。”
“可西藏的形势令我不安，我希望从拉萨带回吉祥如意的好消息，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格达活佛执意坚持着。
最后，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人的名义致电中央，请示格达活佛何时去拉萨。他们建议，在和平解决西藏的过程中，“进行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才能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实现可能。”因而他们同意格达活佛入藏游说达赖喇嘛接收和平条件。
毛泽东看罢这份电报，请教与格达活佛相识有年的朱总司令。
朱德十分了解格达活佛。早年，格达活佛在拉萨学习佛经八年，在西藏上层是很有影响的，而且还和达赖喇嘛有着不错的私谊。如果他真的到了拉萨，对和平解放西藏一定会起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和朱德都同意格达活佛暂不来北京出席政协会议，先去拉萨游说上层。
很快，格达活佛收到了党中央的回电，他十分激动地说：“感谢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我的信任，我一定用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西藏的上层，用佛心感化达赖喇嘛，让他们知道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欺骗，应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来。”
“你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现实往往又是非常残酷的，因此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刘伯承深沉地说道。
“为了本民族的解放事业，万一出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好人。谁杀害了我，老百姓就会反对他们，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
格达活佛义无反顾地说罢上述这段话后，取出两条洁白的哈达，深情地对刘伯承、贺龙说道：“刘主任，贺司令，请你们进京开会的时候，代我格达敬献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说我格达的心是向着祖国的，西藏人民的心也是向着祖国的。”
刘伯承与贺龙伸出双手，接过这两条哈达。站在一旁的邓小平感动地说道：“贺龙同志，请为格达活佛配备最好的军用收发报机，以便与我们随时取得联系。”格达活佛告别成都又回到了甘孜，经过不长时间的准备，又踏上了赴拉萨的征程。但是，他到了昌都不久就失去了联系，使得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为他担心。格达活佛的命运如何，容后再述。
我们从格达活佛入藏这件事情可知，毛泽东的心一直牵挂着西藏百万农奴，希望他们快些从英帝国主义的蒙蔽下醒来，走上民主新西藏的康庄大道！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心系各族人民呢？他来自于人民，和人民有着血肉相依的特殊关系。因此，他一生最高的奋斗目标就是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或许毛泽东太热爱人民了，他搬进中南海以后，最感痛苦的是离开他热爱的人民远了！过去，无论是在井冈山还是延安和西柏坡，他天天生活在人民之中，感到是那样的充实。时下，中南海的红墙把他和人民分隔开了，他再也不能去百姓家串门、聊天了！怎么办呢？他唯有经常地拆阅群众的来信，从信中了解人民的心声。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寄自全国的群众来信几乎堆满了他的写字台。他自从回到菊香书屋，一有空就十分认真地看这些群众来信，简直达到了乐此不疲的境界。他看啊看，看得是那样的有兴趣。与此同时，老解放区的人民思念自己的领袖，把家乡的土特产寄到中南海，希望毛泽东能够再尝一尝这不同风味的东西；而新解放的人民，为了感谢人民领袖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也把自己最好的礼品寄到中南海，表一表自己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这天，他正在用心地翻阅群众的来信，警卫人员双手抱着一些东西走进菊香书屋，往桌子上一放，高兴地说：“主席，你看这是什么？”
毛泽东微微地抬起头一看，是两只江苏的板鸭，两只金华的火腿，还有一包新鲜的海米。他不高兴地问：“这是谁送来的？”
“全国各地人民寄来的！火腿，是浙江翻身后的老百姓为感谢共产党，专门寄来的；板鸭，是江苏的贫下中农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把亲手制的板鸭送给主席的；这海米嘛，是沿海的渔民精心挑选的。”
“你这是听谁说的？”
“这些信中写得清清楚楚，主席看过就知道了。”
“信，我收下。这些礼品，交给办公厅主任尚昆同志处理。”
“不行啊！”
“我说行就行，立即退给尚昆处理。”
事有凑巧，就在这当口，田家英提着一个不大的袋子走进来，他把袋子往桌上一放，高兴地说道：
“主席，这是杨主任让我交给你的。”
毛泽东一看桌上又多了一袋东西，猝然之间，他把眉头皱了起来，生气地说道：“今天这是怎么啦？你们这个杨主任是不是有意让我违犯党的纪律啊！”
“主席，您先别生气，”田家英怔了片时，忙解释，“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您先看看嘛！”
“不看！全都给我退给你们的杨主任。”
“主席，使不得啊！”田家英动感情地说，“您不看，我怎么向这位吃了大半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啊！”
毛泽东一听感到这其中有文章，他怔了一下，问道：“家英，这是怎么一回事？”
田家英从袋子中取出一条毛围巾、一双毛手套，还有一封信，双手放在毛泽东的面前，声调低沉地说：“主席，你看了她写给你的信就明白了。”
毛泽东拆开这封来信，取出信纸，认真地读了起来。信中写道：
我出生于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躲债。一家十一口人，病、饥无钱治，先后死了九口，只剩下我和母亲……
以后，我来到北平，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解放前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杀人放火，粮食一天三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北平解放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四九年春天进了北京。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街道居民参加游行，幸福地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地流下了热泪。
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我要把自己的这一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
随着这封信的内容，毛泽东的脑海中渐渐地浮现出一位勤劳的中年妇女形象；不知何时，这个勤劳的中年妇女形象，又化作了千百万个不同年龄的妇女形象，占据着他的脑海屏幕，幻化出各种各样的悲惨的画面……有顷，他又捧起那条兔毛的围巾和那双手套，看着看着，两眼渐渐地湿润了……
田家英十分了解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尤其是受苦最为深重的中国妇女间的深厚感情，当他看见毛泽东双手捧着来信和礼品而久久不说一句话的时候，他知道毛泽东那大慈大悲的心肠被打动了！为了不使毛泽东过分沉浸于这种情感之中，他有意小声地问道：“主席，这条围巾和这双手套……”
“我收下了。”毛泽东低沉地问道，“这封信和这两件礼品是谁转来的？”
“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田家英答说。
“请把这刚刚送来的金华火腿、江苏板鸭、山东海米转给王冶秋同志，请他或局长郑振铎同志转给这位女工。”
“是！”
田家英说罢走到桌前，小心地把火腿、板鸭和海米收起。他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突然听见毛泽东说道：“等一下，我要给这位女工写封感谢信。”
毛泽东说罢提笔展纸，给这位女工写了封感谢信：
丁张秀清女士；
去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件奉上，尚祈哂纳为幸。
毛泽东
一九五○年五月十九日
据丁张秀清回忆，五月二十一日，郑振铎在北海团城上接见了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你送给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你身体好。”
接着，郑振铎指着桌上的两只火腿、两只板鸭和一大包海米，还有毛泽东写的那封信，又说道：“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
丁张秀清看着毛泽东送给她的礼品和亲笔写给她的信，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高兴地流下了热泪。她十分激动地说：“请您转达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我一定转达。”郑振铎说罢又以商量的口吻说，“主席的信给我们收藏吧！”
“不给，我舍不得！”丁张秀清指着桌上的礼品，“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自然，郑振铎不会要礼品，但是，他作为文物局长只好把这封信拿去拍照，然后把原件又退给了这位女工。
抑或是毛泽东太热爱他的人民了，也许是跟着他打天下的各级干部太敬仰自己的领袖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各种颂扬毛泽东的诗、画和文章越来越多，令毛泽东非常不安，总想找个机会表达一下自己这不安的心情。也就是在毛泽东筹划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前夕，田家英双手捧着一份公文走进菊香书屋，往写字台上一放，有些为难地说道：“主席，沈阳政府报来了一份文件。”
毛泽东听后一怔，放下手中的笔，沉吟有顷，问道：“噢，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一定要报给我呢？”
“是这样的，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像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决定嘛！大不了，再报给东北局书记高岗同志就解决了嘛。”
“主席，您还不知道，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一座主席您的铜像。”
“什么？”毛泽东听后大惊，“他们要在纪念塔上铸上我的铜像？”
“对！他们在报告上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八寸站像四幅，寄给他们。”
“一幅也不给！”
毛泽东说罢感到问题严重了，他打开这份公文报告，一边看一边用毛笔批示。历史留下了如下这段重要的批示：
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在报告的上端大笔一挥，写下：“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毛泽东看罢这份沈阳市的报告并批示完毕以后，用力把这份报告一推，严肃地说道：“原件退回！”
“是！”田家英双手拿起了这份报告。
“告诉有关部门，这是明目张胆地违犯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读者看了毛泽东上述的批示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那时的毛泽东是何等的谨慎啊！”如果稍为年长的读者把这一批示，再与后来“**”中各单位大树毛泽东挥手指方向的立像，以及不惜一切争着做毛泽东像章等事联系起来，就更令人深思了！笔者抛开这前因后果不说，单从文化源流上讲，中华民族是有着这种传统的啊！而这种传统一旦被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必将带来空前的灾难！
除去西藏外，中国大陆基本上解放了！在毛泽东看来，有两大课题摆在新中国的面前，必须逐步解决：一是广大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再是几百万作战部队的复员。为此，毛泽东亲自电告各大区的负责同志来北京，出席中央讨论军事、土改等问题的会议。
说到部队复员，毛泽东认为“应积极地提出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回乡后应服从区乡政府领导，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而不可乱来”。但是，数以百万计的部队战士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复员，在完成土改后的地区还要使他们重新分得土地，这是何等难的一件大事啊！为此，毛泽东认真审核了各大野战军复员的数量和方案，又亲自召开了一次又一次复员会议，总算比较圆满地做到了留的安心，走的高兴，回到家乡后都有土地种、有饭吃，且又确保了我军战斗力没有下降，为即将爆发的朝鲜战争积蓄了足够的战备力量！
说到广大新区的土改，一是分两步走：春耕期间先减租，今冬和明春再土改；二是起草土地法草案，整训参加土改的干部。可以想见，在一两年内在全国完成“耕者有其田”的任务是何等的不易啊！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年多的时间里，对内完成了国家的基本统一，组建了为各方人士所接受、所欢迎的中央人民政府；对外实现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与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新中国建立了永垂不朽的历史功勋！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将移动的一步大棋，那就是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确定整体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统一全党、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共同意志，他准备在近期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以，他又把全副精力用到起草有关文件上来了。就在毛泽东计划如何把全党的工作重点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朝鲜半岛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美国公开发表声明：一旦韩战爆发，美国决不会坐视不管！接着，又向全世界宣布：如果韩战爆发，美国政府将根据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提交联合国讨论，并要求联合国派部队参战，帮着南韩打北朝鲜。一时间，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成了全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中心。
对此，偏安台湾的蒋介石就像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在蒋介石看来，一旦爆发所谓韩战，亚洲的局势就会发生变化。换言之，随着韩战的发展，亚洲的所谓均势必然被打破，美国人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台湾问题了！因此，他急切地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就我的本意而言，我恨不得南韩与北韩明天就开战！”
对此，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也分外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一天，他拿着有关的材料走进菊香书屋，心事沉重地说：“主席，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毛笔，停止有关文件的写作，打量了一下周恩来的表情，似乎猜到了周恩来要报告的事情。但是，他还是问道：“是发生在国内的事情，还是来自国际上的消息？”
“准确地说，二者都有。”
“国内的事，我们非解决不可。”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蹙着眉头又说，“至于国际上的事情，离我们远些，可以从缓解决。”
“可是国际上的事情要逼着我们表态呢？”
“谁有这样的胆量？”
“请主席看后再议。”周恩来说罢取出两份电文，放在毛泽东的桌上。
毛泽东审阅了这两份电文的内容，又轻轻地放在桌上，他一言不发，只是蹙着眉头大口地吸着烟。从他这少有的表情可知，这两份电文是有相当分量的！
“主席，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紧张，一旦爆发战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对此，毛泽东当然知道这其中的分量，因为这不仅仅是涉及南北朝鲜的事啊！他沉吟良久，断然地说了一句无可奈何的话：“人家要打仗，我们管不了。我们时下能够管得了或说最关心的一件事，那就是必须集中精力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唯有如此，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才能挺起腰杆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话是对的。但是，身为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必须预做准备。为此，他又问道：“一旦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怎么办？”
毛泽东当然清楚周恩来这句话的本意：南韩在美国的支持下越过三八线怎么办？万一打到鸭绿江边又怎么办？同时，毛泽东还想到，随着朝鲜战争的变化，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又必然蠢蠢欲动。从一般规律去分析，美国在支持南韩的同时，必然要武装日本和台湾，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他想了片时，低沉地说：
“我们只能到那时再议。时下，我们必须开好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政协二次会议，让全党、全国人民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
……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真总结了党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确定要做好土改、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为此，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发言；同时，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长篇报告。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但是，“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毛泽东在解释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战略思想之后，又说明了为什么不要四面出击的原因：“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为此，他向全党发出号召：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六月九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又投入到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去了。因为他清楚，“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然而，要在全国实现上述三个条件，又必须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他要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中心。为此，七届三中全会一结束，他就亲笔起草《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的发言稿。
但是，朝鲜半岛日趋紧张的局势和西藏问题，一直困扰着毛泽东，使他不得不分心研究有关事态的发展。一天，他在听取了周恩来汇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筹备情况之后，有些沉重地说道：“恩来，朝鲜半岛的局势就像是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那位跑到台湾去的老对手蒋某人，恐怕又要蠢蠢欲动了吧？”
“岂止是蒋某人蠢蠢欲动啁！”周恩来十分感慨地说，“残留在大陆上的一切反动派，尤其是东南沿海各地的地主、渔霸，他们又在盼等蒋介石反攻大陆了！”
“真是可笑之极！”毛泽东不无鄙视地笑了笑，“蒋介石在大陆掌权的年代都救不了他们的命，如今老蒋跑到台湾去了，这些人反而把他当成救命稻草，是何等的愚蠢啊！”
就在这当口，朱德走了进来，毛泽东边请总司令落座边问：“老总，格达活佛有消息了吗？”
朱德微微地摇了摇头。
“老总啊，我和恩来正在商议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现在先由你主谈西藏问题，然后我们三个人再作决定。”
朱德听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之后，表情凝重地说道：“一句话，和平解决西藏是不容乐观的！近来，西藏上层极少数分裂分子，向不少国家派出了所谓‘亲善团’，目的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寻求支持独立。”
接着，周恩来又严肃地指出：自去年九月以来，“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扩充‘政教护卫军’一万人，并加强了同印度等国的联系，寻求政治支持和武器援助。还写信给美国政府，要求它们帮助西藏加入‘联合国’及抗议中国军队的‘入侵’。十一月，西藏地方政府又派‘亲善使团’分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及北京进行公开活动，以表明‘独立’（由美国合众社加以宣布），阴谋分裂和背叛祖国等等。”接着，周恩来郑重说道：“除去达赖喇嘛等上层少数企图搞西藏独立以外，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帝国主义也在编造历史，以期实现侵占我国神圣领土西藏的野心。”
“英帝国主义的野心是一定要碰壁的！”毛泽东愤然地说，“另外，我从来往的电报中获悉，西藏当局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部署。”
“是的，”朱德起身走到军事地图前，拿起教鞭边指点边说，“在北部，他们将藏军一部置于阿里、黑河地区，妄图阻挠解放军南下；在东部，他们又指使窜入康北的国民党军残部在甘孜、竹庆地区，阻止解放军西进；同时，他们把英式装备精良的藏军部署在昌都和金沙江西岸，企图阻止解放军从康西、青南和滇西北进藏。”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对于武装解决西藏这些敢于闹独立的藏军是胜券在握的。但是，他一想到这些藏军多是拿着武器的农奴，就不忍心下令兵戎相见。为此，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希望和平解放西藏。时下，他听完朱德有关藏军阻我解放军入藏的部署，感到完全靠政治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此，他以藐视的口吻说道：“恩来，你看他们已经摆出了和我们决战的架势，我们不打一下或者说他们在军事上不失败，是不会接受中央的和谈条件的。”
对此，周恩来是赞同的，他在讲述了有关情况之后，又很是沉重地说：“看来，我们的善心不一定能感化他们。”
对此，朱德也是完全同意的。他听后沉吟片时，又不无担心地说道：“由此推断，格达活佛的善心也未必有善报。”
格达活佛的命运不幸被朱总司令所言中。当他来到昌都，向有关上层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希望全体藏族同胞欢迎仁义之师解放军的时候，一个名叫福特的英国特务盯上了格达活佛。几经接触，福特为了阻止格达活佛去拉萨游说达赖喇嘛赞成和平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宴请格达活佛的奶茶中投下了毒药，从而使得这位热爱祖国，拥护统一的格达活佛壮志未酬，长别于世。由于这个英国特务和当地的藏族头人严密封锁，使得格达活佛惨遭杀害的消息暂不为外人所知。因此，也就越发地增加了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对格达活佛命运的关切。
一九五○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是讨论落实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议题，而重点又是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的发言。他向与会的党内外同志指出：“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同时，他还向准备过三关的同志们发出号召；
“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