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竑、屈武携《国内和平协定》飞返南京之后，毛泽东就把全部精力转移到部署渡江战役——以及指挥其他战役方面来了！
四月十七日，毛泽东为了使陈兵江北的我军做好发起渡江战役的准备——且必须争取渡江一举成功，遂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谈判至十五日（卯删）已告一段落。十六日至二十日（卯哿）是给南京考虑决策时间。在此时间内，我军应将一切必须攻占的北岸及江心敌据点全部攻占。二十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南京是否同意于二十日签字，决定于美国及蒋介石的态度，因此把握不大。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二十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二十日以后真能渡江。假如我军真能于二十二日（卯养）渡江成功，则协定仍可能于二十三、四、五等日签订。故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二十二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诚如前文所述，我军早已包围山西重镇太原，由于国共两党重开北平和谈，一是出于策略——为表示和谈的诚意，再是万一和谈能够取得成功，减少敌我双方的牺牲，毛泽东曾电令太原前线指挥部，暂缓发起总攻。时下，毛泽东认为南京方面签字把握不大，再是他预估“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为造成兵临城下的危局——或加重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毛泽东于同日——四月十七日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电令徐向前等同志：“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根据毛泽东的通盘考虑，我人民解放军于四月二十日——发起渡江战役的同一天向太原守敌发起攻击。
毛泽东一向重视舆论的作用，为了向中外介绍国共谈判情况以及提出《国内和平协定》的经过，自然也是为了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制造舆论，他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语调和缓的新闻稿。该稿指出：“协定全文为八条二十四款，不但采纳了南京代表团方面的意见，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亦从旁积极提供了意见。中共代表团于十五日的双方会议上宣布，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期限，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于协定上签字，须于四月二十日以前表示态度，四月二十日为签字日期。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南京代表团派遣黄绍竑代表及屈武顾问飞南京，向南京政府请示，现正等候南京的答复。”该新闻稿的言外之意是：中共对和谈是诚心诚意的，如果南京政府在四月二十日拒绝签字，破坏和谈的罪责在南京政府。自然，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不仅是正义的，而且也是被迫而为之的行为。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还有一枚最重要的棋子，那就是云集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民主人士。在举行和谈期间，他请周恩来多次向这些民主人士介绍和谈情况，征求他们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意见。就说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吧，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再次向在北平的部分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作了《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
今天可以说，如果诸位赞成这次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的话，不论和也好，打也好，我们有信心、有力量使它一定实现。我们要尽可能用和平方法来实现，但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用战斗也一样要把它实现。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南京代表团和我们固然是有距离，但他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的，即国民党的失败是一定的，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一定的，他们承认错误，承认失败，因而愿意交出政权，交出军队。不过，南京代表团虽有此认识，南京政府却还没有这个认识，至于广州、溪口就更不用说了。
今天的革命，决不能再如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历史经验证明，革命如不能进行到底，则一定失败。今天我们决不能再蹈此覆辙。
这八条二十四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再不过江，连南京代表团都说，江南人民实在受不住了。所以不能再延了，再延就太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了。当然，打过江后，如果他们又愿意签字也可以。总之，门是开着的。
无论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还是周恩来向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作的上述报告，都是完成道义上的舆论准备，都是向中外尤其是向全国人民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雨季到来之前发起渡江战役是正义的。
由于李克农不仅掌管着南京代“总统”李宗仁与其政府和谈代表团的电台，而且还有打入蒋介石、李宗仁身边的内线报告，因此毛泽东对南京、溪口的情况了如指掌。当他获悉南京政府“对八条二十四款或可忍让，但对渡江问题须郑重考虑；还说，黄（绍竑）代表因血压高不能于二十日前返回北平”，以及顾祝同飞至溪口朝圣，蒋介石看罢《国内和平协定》之后拍桌大骂“文白（张治中）无能，丧权辱国”之后，他认为南京的李宗仁签字的可能微乎其微，遂在与总前委以及各渡江指挥部经过一天的电文密商的基础之上，并于翌日——四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的电令。摘录如下：
……
（二）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进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至于粟（裕）张（震）方面要求提前于十六日起攻占江北及江心据点，也是必需的，我们早已同意了。
（三）总前委主张待渡江任务完成后，以陈（锡联）谢（富治）三兵团出徽州沿浙赣公路东进；以宋（时轮）郭（化若）九兵团监视芜湖、南京，主力位于南京以南；以陈赓四兵团接替九兵团在芜湖的任务，并准备加入攻南京；王（建安）谭（启龙）七兵团、杨（勇）苏（振华）五兵团的任务照原规定不变等项，我们认为目前可以照此预拟施行。待粟（裕）张（震）方面渡江后所遇敌情变化明了以后，如需有所变更，再按情况临时改变。
（四）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虽然毛泽东清醒地感到以“和”定全局的棋走到了尽头，代之而走的必将是以“战”定胜负的新棋，可他为了在走“战”棋的过程中，预先布下局部“和”棋的路数，遂利用等待南京政府答复这不多的时日里，继续做暂留北平的南京和谈代表的工作。例如，他请周恩来妥为安排，参与和谈的“中共代表分日轮流请代表团同人聚餐，晚上有时还有文娱活动”。这是因为毛泽东清楚在这不寻常的几天中，南京代表团大多数成员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情绪是动**不安的”。当事人曾回忆道：“从南京来时，大家已预料到，任务异常艰巨，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看到《国内和平协定草薯》后，就更认为完成任务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仍然希冀于万一。一种普遍的失败感弥漫于代表团同人心间（少数人如章士钊先生等除外），不仅是焦灼地等待着南京的答复，同时还盘算着今后的行止，何去何从，每个人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毛泽东终于用高度紧张的工作送走了十九日的深夜，又迎来了最为关键的二十日的黎明。这天，他既没吃早饭，也不让准备午饭，一问就说不饿，或说再等一等，搞得值班的卫士不知该如何是好。是日下午三时许，周恩来由城里赶到香山双清别墅。卫士们一看是周副主席到了，就如实地汇报了毛泽东一天一夜未吃未睡的情况。周恩来一听皱皱眉头，说道：“这怎么能行啊？我去看看。”
卫士随周恩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机灵地问道：“主席，周副主席来了，是否弄点饭吃？”
周恩来反应非常快，接着卫士的话音忙说道：“对，快去，正好我没吃。”
就这样，卫士高兴地赶到厨房，除去请厨师炒几个菜外，卫士还亲自动手为毛泽东、周恩来擀了面条。毛泽东边吃边说：“这个小鬼很会做面条。在西柏坡时我曾看到他做面条，味很香。我还说一定吃你的面条。今天果然吃上了。”
卫士看着毛泽东、周恩来是那样香甜地吃自己亲手擀的面条，内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饭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继续研究国共谈判和渡江作战问题。当他们议到南京政府很可能不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时候，周恩来非常气愤地说道：“他们不签字，就按原来意见办，二十日是最后期限。我们共产党人历来说了算数的。”
“对！”毛泽东把手中的筷子往桌上一摔，“就这么办。你做好具体准备，我亲自起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二十日晚，是《国内和平协定》签字的最后期限。善解人意的周恩来知道：此刻也是暂留北平的南京和谈代表最为难挨的时候。为此，他匆忙告别香山，叮嘱卫士照顾好毛泽东的休息之后驱车进城，又与中共和谈代表赶到六国饭店与之约谈，借以纾解他们的焦灼情绪。对此，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和谈代表团深以为谢。这种茶会式的约谈结束之后，张治中心情很是沉重地送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离去。他们相偕边走边谈，内容自然是关于南京政府拒绝签字之后，我人民解放军必将发起渡江战役等话题。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恩来有意问道：“文白先生，依你看，我们渡江要多长时间？”
张治中戎马一生，但从未与中共的部队交战，因此，对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不甚了解；另外，他清楚蒋介石为阻止解放军渡江，在江南一线设重兵布防的情况，他沉吟片时，根据一般的战争规律，讲道：“宁、沪、杭地区国军有四十多万军队，防线也有几个月的准备，工事坚固，又有海、空军配合，你们没有五至七天的时间怕渡不过去。”
周恩来听后一笑，似乎是在说：“请等着看吧！”遂与张治中等代表握手道别。接着，又驱车赶往香山双清别墅，出席预定召开的书记处会议。
这天夜里，坐镇香山别墅的毛泽东依然没有休息，但他并不是在焦灼地等待南京政府对《国内和平协定》的态度，而是在起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时至午夜了，李克农等和往常一样，首先把李宗仁、何应钦联袂拒签《国内和平协定》的电文送达香山，然后再抄送南京和谈代表团。毛泽东阅罢这则长达两千余言的电文，尤其是如下这段话：“该项协定全文，均充满以中共武力控制全国之意味；一则曰‘人民解放军’开进，再则曰‘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和平协定，实际为欲政府承认中共以武力征服全国”后，他当即通知卫士叫来秘书叶子龙：“过一会儿召开书记处会议，你准备一下。”
据当事人回忆：“大约半小时左右，五位书记又聚首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内，同时叶剑英、聂荣臻等也到会。周副主席把国民党拒不签字，我们准备渡江的意思讲了一遍，毛主席肯定了周副主席的上述意思并把刚刚起草的进军令向与会领导念了一遍，征求各位意见。朱老总用他那沉重的四川口音说：‘我们前线的须攻占的指战员早就鼓足了劲，做了准备，就好像弦上的箭，只待发出。’少奇、弼时等也都表示完全同意进军令，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毛泽东一边大口地吸烟，一边认真地听大家的意见，时而还站起身来缓缓踱步沉思。最后，他轻轻地拍了一下桌子，以坚定的口气说道：“好，马上发出去，电令总前委午夜打响渡江战役。”
书记处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又像过去那样，习惯地趴在桌子上认真地看起地图。据卫士的回忆，他“就像前线指挥员一样，再次检查一下打响前的准备工作，毛主席再次审视一遍双方的态势和打响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他时而用红蓝铅笔比画地图，时而两眼盯着地图不动。过了好一阵，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两眼微闭。因太疲劳而睡着了？不是。此时的毛主席不仅没有睡意而且非常兴奋，他在思考问题，或许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提前打响了并迅速地推演着战役的整个过程”。
钟声敲响了十二下，预示着我二野、三野的渡江部队相继发起了渡江战役。这时的毛泽东“有些坐立不安，除了处理电报，他一会儿坐在沙发上凝视，一会儿来回踱步，他仿佛看到了战士们英勇地战斗，好像听到了激烈的枪炮声，他的心和前线的指战员紧紧地连在一起”；同时，他虽然坚信渡江必然成功，但内心却不停地自问：“我数十万渡江大军进展如何？……”
我陈兵江北的部队接到毛泽东的命令之后，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两个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于二十日晚首先在安徽枞阳至裕溪口段突破敌人长江防线；接着，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西起江西九江市东北的湖口县，东至江苏江阴县，长达五百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毛泽东终于在二十一日黎明获悉渡江成功的消息。据史记载：“二十一日早上，我军突击集团第四梯队四个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已占领了长生、闻新、紫砂、黑沙等江洲，接着突破鲁港至铜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并向纵深进攻。当毛主席得知我军已打过长江时，高兴地站起来，连说：‘好，好！’”
毛泽东起身走出办公室，绕着院中那个水池缓缓地踱着步子。接着，他又做起被卫士们称作“毛式”体操。但是，从那面目表情上可知，他依然在思索着什么。有顷，他走回办公室，坐在桌前，拿起笔正要起草有关的命令，身边的卫士心疼地说：“主席，您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了！”
“能取得像渡江这样的胜利，再两天两夜不睡觉也值得。”毛泽东微笑着说道。
“那……您该吃早饭了。”
“不饿。”
“可主席这两天只吃了一碗面条啊！”
“一碗面条换来渡江的胜利，值得。”毛泽东说罢又命令，“请通知乔木同志，立即播发《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因为它标志着蒋家王朝覆灭的开始，同时也是解放全中国新的起点。毛泽东在纵论了全国的大势之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如下命令：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到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很快从渡江成功的态势所获得的胜利喜悦中醒来，因为他清醒地知道：渡江成功并不等于渡江胜利，因为我人民解放军将要在长江南岸，也就是敌人苦心经营的阵地上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其残酷性是可想而知的；再者，虽说毛泽东已经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但是兵力如何使用、“和”“战”如何结合等还需要作统一的部署；另外，毛泽东还十分清楚：江南，尤其上海是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利益所在，他们面对蒋家王朝的失败将会采取什么态度呢？如果联合出兵干涉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甚至阻止向江南进军怎么办？等等，他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应对自如。因此，这时的毛泽东不是轻松了，反而更加沉重了！这也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又继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之后，又一天没有吃饭和睡觉的原因所在！
是毛泽东料事如神呢？还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本性的反映？正当毛泽东独自坐在桌前处理有关电文的时候，他突然收到粟裕、张震发来的电报：有两艘外国军舰侵入扬州东南的三江营口岸第三野战军防区，妄图阻止我军渡江，一艘被我军击沉，一艘被击伤，请求中央军委处置方略。毛泽东读罢这则电文之后，有很多答案立刻在他的脑海中浮出，可他清醒地知道：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局面，甚至是诸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出兵干涉，我军决不能中断渡江。因此，他当即复电如次：
你们所说的外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亦可能是真的，不管真假，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并应一律当做国民党兵舰去对付。
接着，毛泽东相继收到了我军胜利渡江的消息：“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子时前）该路三十五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这一路现已占领贵池、殷家汇、东流、至德、彭泽之线的广大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上述战役说明：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胜利已成定局。为此，毛泽东于子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庆祝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两兵团渡江胜利的电报。接着又为新华社写《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和《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新闻稿”。当他写完这两篇新闻稿之后，二十二日的朝阳又抹在了双清别墅的窗上。恰在这时，周恩来匆忙走进来说道：“主席，南京代表团接到通知：要他们飞返南京。”
毛泽东一听掷掉手中的毛笔，非常着急地说：“恩来，快去说服他们全部留下！”
张治中等代表收到李宗仁、何应钦联袂发来的严拒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复电，已经是二十一日凌晨了！张治中连夜召集代表团全体会议，“约略讨论之后，就匆促地照抄一份送给中共代表团，这是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的事”。不久，街上到处喧嚷着“号外”、“号外”之声，张治中等急买“号外”一看，“百万雄师已于二十日深夜在荻港、二十一目凌晨一时在江阴先后渡江成功，长江天堑已被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踩在脚下”。当张治中再回想起头一天回答周恩来有关渡江的问话，唯有喟叹不已！
张治中等人心里明白：“和谈至此宣告完全破裂，政治谈判让位于军事斗争。到这时候，代表团同人转而考虑今后行止的问题。”正当他们讨论善后事宜的时候，四月二十一日晚十二时又接到李宗仁、何应钦卯马电：“共方本日广播毛、朱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悉。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就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谐，俯仰无愧，谨先奉慰，诸容面馨。”接着，张治中又改而主持讨论是回南京还是留北平的问题。对此，当事人作了如下回忆：
当时代表团同人大致分三种态度：一种是绝大多数人的主张，认为和谈失败回去，绝不会有好结果，徒作无谓牺牲，毫无意义，还是认清形势，辨明是非，留在北平，静待形势发展，再为和平努力。邵力子和章士钊两位代表早已心中有数，不作回去的打算，邵老连爱人都带来了。工作人员中有些已盘算着到华北革大学习，弃暗投明。另一种人，由于种种因素，颇有顾虑，或想回南京，或想回新疆或其他地方，没有明确肯定的表示。最后一种，主要是首席代表张治中，他天真地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来的，和谈既已破裂，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同时，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理应回去“复命”。别人不回去可以，他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不能不回去“复命”。无论在会上会下，乃至和中共代表谈话，他都反复强调所谓“复命”。二十二日，他要我复电南京，请于二十三日派机来平，预定二十四日回去。同时通知中共方面查照。
周恩来获悉上述消息，尤其是南京方面将于四月二十三日派飞机来平接南京代表之后，他当即请李克农通知宁、沪方面的地下党的同志，务必把张治中的亲属全部送到北平来。这招棋对安定张治中留平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乃后话，略。
周恩来驱车赶到六国饭店，与张治中等代表谈话，表示恳切挽留。他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然为南京政府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亦可能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协定还是用得着的。”至此，张治中还是重复他所谓“复命”的理由。最后，周恩来非常恳切地指出：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他说到这里看了看张治中那为难的表情，又十分动情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张治中熟知历史，也了解蒋介石的为人，因而这句话对他的震动是非常大的。事后，他回忆道：“词意恳挚，温和而又坚决。而中共的其他各代表也对我们代表有同样的表示，并说：‘过去在南京、重庆和谈破裂后，我方代表并不撤退，以保留和谈线索，现在挽留你们，也是同样意思。’这时候，我的心情陷于极度的苦恼与矛盾中：不回去吧，我是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和谈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回去吧，中共的挽留是诚意的和善意的；而且脑子里也确实幻想着一旦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在无可奈何之中也只有暂时留下来了。”
也就是在周恩来挽留南京代表的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从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给朱德总司令的信中获悉：侵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地的两艘军舰是英国的。他阅罢来信立即给总前委、粟裕、张震等发去电令：
（一）兹将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来函一件转给你们；（二）英国人要求我军对于英舰两艘营救被击损之英舰（紫石英号）船员一事予以便利，我们意见在英舰不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条件下，可予以营救之便利；（三）对于英国人要求该二舰于营救事务完毕后，仍须开往南京护侨一事不能同意，应令该二英舰向下游开去。但如该二英舰不听劝告，仍开南京，只要不向我军开炮及不妨碍我军渡江，你们也不要攻击他们。
翌日——四月二十三日，南京派来了专机，出乎张治中所料的是，他一家九口全部来到了北平。这不仅坚定了张治中暂留北平的决心，而且还促使他与蒋介石永远决裂，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特殊的功勋！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一天继续向南京挂长途电话，找遍了熟悉的官僚之家，竟然没有一人接电话，他禁不住发出了这样的自问：“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
南京于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从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中国大地上宣告结束了！毛泽东听后异常兴奋，瞬间，作为军事战略大家的毛泽东猝然让给了诗人的毛泽东，就是在他获悉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的消息之后，他挥毫写下了一代绝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几十年来，诗坛关于这首七律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说。但是，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回忆：毛泽东对这首七律并不满意，他写完之后，经过再三吟诵，遂弃之身旁的纸篓里。田家英将其拣出，用心拜读，认为是一首气贯长虹、大气磅礴的诗篇，遂将其保留。直到一九六三年田家英取出装裱，毛泽东看了看，才又记起是自己的诗作。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对古典诗词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且对自己诗作的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的！此乃诗坛佳话一则，记如上。
然而当诗人的毛泽东再度还原为军事战略大家的毛泽东的时候，他不能不自问：“已经自南京撤退的李宗仁还有签字的可能吗？留居溪口的蒋介石又将如何面对南京的陷落呢？……”
李宗仁发出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电报之后，遂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困苦之中！
二十一日清晨，尚未起床的李宗仁就接到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梯队四个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于夜间起渡，打退国民党舰只与炮火的拦截，迅速在南岸建立了滩头阵地，现正向纵深发展。李宗仁听后决不相信那固若金汤的江防设施会如此不堪一击，当即决定于是日上午在“总统”府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号召所谓的全国军民同共军作战到底。
对此，黄启汉急忙劝阻道：“德公，你发表这样的讲话好不好呢？我觉得还是不讲的好。”
“我不怕得罪共产党！”李宗仁有些心虚地说道。
“这不是怕得罪或不得罪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德公你在舞台上刚扮演一个白脸，现在马上又来唱花脸，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保持着一个‘和平的总统’不好吗？”黄启汉一看摇首喟叹的李宗仁，又进而说道，“要发表这种讲话，为什么不由何敬公或白健公去讲，非要德公你讲不可呢？”
这时，侍奉在侧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也忙插话道：“是呀！让他们去讲好啦。何必样样都拉到你身上来呢？”
接着，李宗仁迭连收到人民解放军渡江大获成功的消息，他那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湖猝然掀起了狂澜。他清楚，江防一失，他企盼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就彻底地破产了！就连他这位代“总统”的官邸所在地南京，也就要让给人民解放军了。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他怎能不思绪万千且又不堪回首呢！……
李宗仁自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北平南来参加副“总统”竞选，整整一年又一个月零一天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这位末代“总统”的心境比当年李后主好不了多少，所不同的是，他戎马一生，难以给后人留下苍凉的诗词。诚如史学家所形容的那样：“为所谓党国尽忠吗？他不仅要继续受幕后蒋介石的制约，而且还要代蒋介石受过，承担国民党在大陆覆亡的历史责任。接受毛泽东善意的劝导而留在南京不动吗？莫说他无力打碎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传统文化枷锁——取义成仁，决不投降，就连蒋介石安插在他周围的特务，也会对他采取断然的措施。”结果，他随着“主和”思想的逝去，遂又逐渐地关上了所谓的“降将”之门；摆在他面前的就只有和中共较量——为所谓党国殉葬一途了！
李宗仁行伍出身，自然看重军事实力。二十余年来，他就是仰仗着桂系军事集团而生存而发展，而坐上代“总统”的宝座。然而时下的桂系的核心人物黄绍竑再次舍他而去；留居北平的刘斐等人未来的行踪难以预料，白崇禧所借重的李济深公然站在中共一边；就连桂系中那些二三流的人物刘仲容、刘仲华、黄启汉等人想些什么，他也无从知晓！平心而论，桂系中唯有白崇禧是反共到底的，但白氏手中那点军队又能支持多久呢？这反共到底的底又是什么呢？李宗仁想来想去，真的有点不寒而栗了！
恰在这时，夫人郭德洁近似抽泣着问道：“南京还能待几天？我们该怎么办呢？……”
虽说郭德洁被南京上层某些达官要人讥讽为“乡下姑娘”，但李宗仁心里清楚，她也有着和宋美龄一样的想当第一夫人的念头。这些年来，她跟着李宗仁历经无数次胜利的惊喜和失败的悲苦，终于圆了当第一夫人的美梦。可出乎她所料的是好梦不长，遂又被解放军渡江的枪炮声惊醒，这怎么能使她不伤心呢！
李宗仁为了安抚妻子，淡淡地说道：“为了安全起见，你先飞回桂林去吧！”
接着，李宗仁请黄启汉陪着郭德洁等眷属飞返桂林。然而这时的黄启汉已打定主意投靠人民，不再跟着李宗仁走下去了，遂推说自己的家眷在上海，需要到上海去一趟。事已至此，李宗仁也不勉强属下，改由秘书黄雪邮陪郭德洁等眷属飞返桂林。
石头城已经隐隐听到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声了！李宗仁于是日上午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应对战略。最富讽刺意味的是，李宗仁这位代“总统”依然不是面对现实，而是继续唠唠叨叨讲他与蒋介石这一年又一个月零一天的恩怨：“蒋先生生性便是极端狭隘的人，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他所以要把汤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另建一个小朝廷。”可以想见，与会者谁会有心听他大讲与蒋介石的是是非非呢！
白崇禧为了转移话题，再次提出，既然南京不保，东南半壁也很容易落于中共之手。他主张“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他指挥的约四十万华中部队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进入西南”。为论证他提出的战略正确，遂又底气不足地说：“抗战八年，我们就是按此行事的。武汉失守，湘赣不保，我们还可以退守四川，经营西南半壁江山嘛！”
李宗仁乃至所有与会者是同意白崇禧提出的退守四川、经营西南的战略的，这并不是白崇禧有什么过人之处，因为与会者都知道这一战略的发明者是蒋介石。换言之，欲要落实这一战略方案，必须由蒋介石下达命令。另外，何应钦等还清楚，蒋介石在退守西南之前，还有一个引诱美、英等国出兵干涉的守上海而不守长江的战略意图，故谁也不明确表态。对此，李宗仁也知其欲言而不语的真谛，遂主动建议：“能否执行健生的计划，皆取决于蒋先生的态度，我建议明天——也就是二十二日，在座的诸位一道飞往杭州，听听蒋先生的意见。”
这就是被李宗仁事后称之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座的与会者又无计可出，也只好遵命行事了！
事有凑巧，李宗仁在同一天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约其在杭州举行会谈。虽说这和他定的杭州之行的计划不谋而合，可他由于吃蒋介石的亏、上蒋介石的当太多的缘故，竟然下意识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蒋某人约我赴杭州的用意是什么呢？……”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支持李宗仁和谈的目的是拖延时间，等待长江汛期的到来，借此天赐的时机重整旧部，并寄希望国际猝发的事端，继续和毛泽东在神州大地一争天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毛泽东早已洞察蒋介石的一切，决不给蒋以喘息之机，毅然发动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役，这就完全打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接下来，蒋介石就要执行守上海而弃长江的战略计划，能否协同共防，主要看李宗仁与手握重兵的白崇禧的态度。这就是蒋介石约见李宗仁的第一条原因。
其次，就在李宗仁与何应钦断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同时，蒋介石“为使李宗仁安心主政，尽其职守，不致动摇与逃避起见，决定约其定期面晤，切实商定办法。而其原则有二：（一）彻底坚持剿共政策，不能再有和谈。（二）应使政府不能再与共党中途谋和，否则等于自杀”。
再其次，和谈破裂之后，江防一线被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突破，形势急剧逆转，用蒋经国的话说：“父亲仍坚持原有主张，为使李宗仁能全权负责主政，不致动摇规避起见，乃于本日邀约李宗仁与何敬之、张岳军、吴忠信、王世杰诸先生在杭州举行会谈。”
对此，李宗仁一无所知。但白崇禧为他出的腹案却是：以退为进，用所谓“摊牌”的举动，逼迫蒋介石彻底交权。
李宗仁和蒋介石的会谈是在杭州笕桥航校举行的。一见面，蒋介石就故作轻松地问道：“德邻，你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这句寻常的问话，的确刺伤了李宗仁的自尊心，因为在他看来，主战的蒋介石“胜”了他这位主“和”的代“总统”。他几乎是下意识地答说：“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过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蒋介石说罢取出一份电稿，又说道，“这是一份通电，准备由我们二人联名发出，声明共产党毫无诚意，和谈已经破裂，中国国民党政府昭告内外，将继续作战到底。”
李宗仁不曾料到蒋介石有此一手，他为达到自己杭州之行的目的，也转弯抹角地说：“我是为和谈而来的，如果继续作战，最好还是总裁复职。”
蒋介石也未曾料到李宗仁会来这一手——对联名通电不置可否。诚如程思远先生事后评述的那样：“蒋那时注意到美国人的态度，无意复职，只好说‘今天只研究政策，不谈任何人的进退问题’，从而把会谈中心转移到党政联席上去。这样，蒋既不能强迫李宗仁签字联名通电，而李宗仁企图与蒋介石‘摊牌’之议也就胎死腹中。”可以想见，蒋、李这种推诿扯皮式的会谈是难以继续下去的！
蒋介石和李宗仁相较有一个很大的长处，那就是蒋氏不仅善于把握对手的心理活动，而且还能想出利用人事矛盾制胜对手。他清楚李宗仁昔日是靠着白崇禧手中的军队逼宫夺权的，而今所谓说出的坚决取去之心，依然是因为身旁有个白崇禧。他为了尽快结束这僵持的会谈，严肃地说：“为了尽快统一思想，我和德邻到另一间房里继续商谈些事；诸位在此，先对党国目前的危局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李宗仁也自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二人走进旁边一间不大的客室，刚刚坐定，就一反以退为进的策略发起了进攻：“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绝不上李宗仁的当，依然固守既定的战略：无论你李宗仁如何明确要求权力，我此时此刻均避而不谈。他反复说：“不论你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李宗仁与蒋介石相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在权力之争中爱面子，决没有达到蒋氏那样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经常明知蒋装假，又不愿当面给蒋下不了台，把事情弄僵、弄糟，这就给蒋介石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人情空子可钻。请看李宗仁事后这段记述：
蒋先生说话的态度，真是诚挚万分。我如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一口答应。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不为己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
结果，李宗仁不仅勉为其难地继续行使代“总统”的职权，而且还与蒋介石郑重商谈，一致决议四事如下：
（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
（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
（三）在军事方面，何敬之将军兼任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
（四）采取紧急有效步骤，以加强本党之团结及党与政府之联系。
所谓的“杭州会谈”就这样以蒋介石完全的胜利结束了！对此，白崇禧就像是吃了一只苍蝇，遂借口回武汉部署江防，当天乘专机飞去了。自然，李宗仁也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婉谢何应钦一同去上海的邀请，怆然飞返南京。
是日傍晚，李宗仁的座机安抵南京，“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街，如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民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作撤退的准备。”
当晚，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奉召来谒李宗仁，汤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
入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李宗仁凭借多年的战场经验知道：“共军正在加紧进攻郊外据点，我军亦在掩护撤退。”李“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
四月二十三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李宗仁起飞。李“洗既毕，略进早餐，乃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备车往明故宫飞机场。总统府随员三十余人亦乘吉普车随行，渠等多通宵未睡，面色惺忪而紧张”。
车抵机场时，专机已打开发动机。李等进入座机，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斯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浓”。驾驶员入机请示飞航目标。李宗仁说：“先飞桂林。”飞机即转翼向西南飞去。从此，南京对李宗仁而言就不堪回首了！恰在这时，李宗仁不仅想到了毛泽东，而且也想起了坐镇溪口的蒋介石，感情复杂地暗自说道：“看你在溪口还能稳坐几时！……”
四月二十三曰，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之后，蒋介石清楚地知道：这不仅是他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结束，同时也是他留居溪口三个多月的幕后指挥生活的终了。是日深夜，他坐立不安，忽而眺望故乡山峦夜影，忽而巡视蒋氏祖产丰镐房，大有“窃念家园虽好，未可久居”的悲凉情感。有顷，他为了冲淡一下这怆然的氛围，叫来了孙子和孙女，故作笑颜地问道：“溪口好，还是南京好？”
“南京好！南京有汽车洋房，有夫子庙、中山陵……”孙子和孙女们七嘴八舌地答说。
守侍在侧的蒋经国一听孩子们的答话，再一看父亲那不悦的表情，忙补充道：“南京好，溪口也好。这儿有雪窦寺，有溪水，还有你们喜爱的水牛。”
蒋经国一语道出了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心里话：“南京好，溪口也好。”但是，从今天起，南京已不是他蒋某人的龙盘虎踞之地了！就说他分外热爱的故乡溪口吧，也不由地产生了“今朝离去，何时复回”的情感！或许是性格使然，他沉吟良久，几乎是下意识地对孙子和孙女说了如下这句话：“记住你们父亲说的话：南京好，溪口也好；做爷爷的还要告诉你们一句话：溪口是我们的，南京也是我们的。”
孙子和孙女并不完全知道爷爷说这句话的真实寓意，只是像过去那样，习惯地随着蒋介石的话说道：“对！都是我们的。”旋即离去休息了。
蒋介石虽然早已皈依基督，但他的脑海中还存在着深厚的中国式的迷信色彩，尤其对佛家的“报应”、“轮回”之说，对所谓“童稚之语无戏言”是十分相信的。这晚，他一听孙子和孙女答说“都是我们的”，使他于苍茫之中相信还有重新入主南京之日。因此，他那被重铅密封的心扉又打开了一道希望之光。
但是，蒋介石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却从来不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迷信上。南京失守，上海也危在旦夕，他不相信汤恩伯有固守上海的指挥才能。溪口落入中共之手也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他格外沉重地说道：“经儿，把方良和孩子们送往台湾暂住。”
翌日——四月二十四日上午，蒋经国遵父命，“决计将妻送往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忧，得以尽瘁国是”。遂在慈庵处理有关离开溪口之事务。中午，蒋介石端坐首席，为儿媳、孙子、孙女赴台湾吃饯行饭。饭后，他逐一和孙子、孙女吻别，并祝儿媳方良一路平安。接着，他又低沉地对蒋经国说道：“把船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蒋经国“当即请示此行的目的地点，父亲没有回答。当时只好准备一艘军舰，听候命令”。为此，“下午妻儿飞台，遍地烽烟，未往送行，此心亦有所不忍也”。
蒋氏父子刚刚送走眷属，遂又获悉太原被中共部队攻占的消息：“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向城桓发起总攻。晨五时三十分以一千三百门大炮轰击城桓，二十、十八、十九三个兵团等部相继于六时十分至七时四十分之间，从东南西北四面十二个突破口登城突入城内，将蒋阎守军分割围歼。至上午十时，全部战斗结束，全歼太原公署”所属各部。自打围困太原以来，“共俘九万七千余人，毙伤三万三千余人，投诚五千三百余人，总计十三万五千余人。”自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孙楚以下绝大多数将领都做了解放军的俘虏。对此，蒋介石这位败军之帅再次遭受一次重大的打击！
或许是失败太多太多的缘故吧，蒋介石很快又恢复了败军之帅那特有的理智。当他想到南京、太原相继被中共部队攻占的时候，除去用祸不单行聊以**外，也唯有仰天长叹：“苍天负我！”但是，当他想到自己从二次北伐奉系张作霖以来，二十余年都想消灭阎锡山的晋军，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时下，毛泽东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仅仅用了四个多小时就解决了问题，他除却难以置信外，也越发地找不到“这是为什么”的答案了！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蒋经国“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下午三时，蒋经国伴父亲“拜别祖堂，离开故里，乘车至方门附近海边，再步行至象山口岸登舰，何时重返家园，殊难逆料矣”。
登舰后，蒋介石才说出要去的地方：“到上海去！”虽说蒋经国早就知道父亲的行踪是保密的，事前也绝少告诉下属，但是当他听说“到上海去”后，他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惊。对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段话：“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盖共军已经渡过长江，上海情势非常危急，此时到上海去，简直是重大冒险。但是父亲对于这些毫不介意，因为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责任，就顾不得自身的安全，而定要在最危险的时机，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了！父亲一生冒险犯难，又岂独此而已哉！”
诚如史家所云：“蒋经国用了那样多的溢美之词颂扬自己的父亲，但他并未完全猜对蒋介石此时此刻的真实心理。”蒋介石戎马倥偬一生，深知在危难之时最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一生未步恩师陈英士惨遭暗杀的后尘，行动诡秘是很重要的原因。再者，蒋介石这时到上海去，也绝非像蒋经国吹嘘的那样“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责任”，而是有着其他难以言述的原因。
如前所述，蒋介石退保淞沪的目的，是为了诱引英、美诸国出兵干涉，把中国的内战国际化。恰在此时，人民解放军在大举渡江的时候击沉英舰“紫石英号”，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并说这是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同日，英国保守党头子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击侵犯人民解放军的英舰是所谓‘暴行’，要求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这在蒋介石看来，是上帝赐予英国和美国出兵干预的良机。所以，他决定乘军舰驶往上海观变，代表业已飞回桂林的李宗仁行使“总统”的外交权力，借此把即将开始的所谓淞沪保卫战引向国际化。
另外，蒋介石绝不会把宝完全押在英、美出兵干涉上，万一他把所谓淞沪保卫战引向国际化的计划失败，他也准备了万全之策，那就是弃长江防线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保卫淞沪一线。就在蒋介石乘舰驶往上海的海途中，汤恩伯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作战会议上泄露了天机：“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总裁命令的，总长也要服从这个命令。你们来看，这就是总裁的手令。”接着，汤恩伯宣读蒋介石的命令：
“上海存有价值三亿多美元的黄金、白银，命令吴国桢请假，改由陈良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负责利用大批轮船将全部金银抢运台湾。在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运完后，准汤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阻止‘共党’海上追击。如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到台湾，则唯汤恩伯、陈良是问。”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蒋介石乘军舰驶往吴淞口，下午一时到达黄浦江之复兴岛。接着，他又单独召见了汤恩伯，要他和毛人凤等人在最短时间里，完成抢运金银的任务。汤恩伯奉命赶回淞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开会，讨论抢运物资事宜。并作出如下决议：
1．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银元，扫数运往台湾；
2．机器设备、车辆、纸张及暖气设备等物资，都运往台湾；
3．棉纱、布匹，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管理；
4．所有招商局及民生公司等的轮船，除留一部分军用外，其余都交由物资局调用；
5．帆船及大小木船三千多艘，其中约有一千五百多艘不能驶往台湾，暂留作军用外，能驶往台湾的，都交由物资局调用：
6．所有护运工作，都由交警总局负责，由该局派两个总队专司护运；
7．上海市政府派民政局局长陶一珊协助物资局局长江杓处理公务；
8．上海资本家的物资，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会同上海市政府民政局检运，监视工作则由稽查处负责处理。
但是，蒋介石在公然召开的会议上却讲的是另外一套。用蒋经国的话说，父亲总是恳切坦白地告诉他们：“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应付危难。”
这就是蒋介石此次上海之行的言和行。
也就是蒋介石抵达上海的当天，遂获悉李宗仁决定不去广州，改飞桂林的消息。他担心李宗仁在桂林组织政府，继续以和平大义号召西南诸省，使蒋、李公然对抗，这不仅会削弱国民党已十分虚弱的实力，而且还必然加速蒋家王朝在大陆的覆灭。为此，他当即采取了两项措施：一、请设在广州的中常会中的元老出面劝驾，务必把李宗仁请到广州；二、使用金钱离间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关系。对于前者，蒋经国是理解的；对于后者，他不无疑惑地问道：“李、白自幼同学，共事有年，在此危亡之际，白会舍李跟我们走吗？”
在蒋介石的眼里，白崇禧是一个见利忘义的政治小人，并赞同“再嫁的寡妇”之骂名。另外，蒋介石还清楚白崇禧在桂系集团中排名老二，可从不把第一把交椅李宗仁放在眼里。去岁桂系演出的逼宫戏，最积极者不是李宗仁，而是白崇禧，白氏希望李上台后总揽全国兵权，借以满足他的权欲。历经三个多月的较量，白的这种希望化为泡影。白转而责李宗仁软弱，并由拥李变为憎李。因此，蒋介石胸有成竹地说道：“在此李、白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候，我们继续用黄金收买白崇禧，让他为我们促李宗仁离开桂林去广州，这是最为理想的策略。”
蒋经国听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十分钦佩父亲看人用人方面高人一筹的本事。但是，他转而一想，又不安地问道：“李宗仁会听白崇禧的吗？李若赌气不去广州，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李宗仁一定会听白崇禧的。因为李宗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不能离开白崇禧单独行动。他不管和白有多少矛盾，最后总是以同白妥协而告终。”蒋介石说罢沉吟片时，又补充说，“当然，时下的李、白还没到分道扬镳的地步，还会向我提出一些类似出国、交权的条件。”
蒋介石当即下达命令：拨给白崇禧三万两黄金，作为华中部队的军需。
蒋介石这一招真灵，对此，当事人程思远作了评述：
四月二十八日，我到武汉晤白崇禧时，白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转变：一面急于想通过军用电话同蒋介石建立直接联系，希望蒋命令蒋军沿着浙赣铁路布防，切不可向沿海地区后撤；一面激烈批评李宗仁三个月来完全不听他的话，以致陷于今日无所作为的境地。他对李邀他返桂林商讨和战大计一事，起初并无任何反应。后来经一再苦劝，才勉强有此一行。他一到广州，受了顽固派的包围，终于起了压李去广州为蒋卖力的决定性作用。总结这三个月来的事态发展，蒋、李、白三角关系的演变，断不是出于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蒋在李、白之间进行了分化工作。这一点连李宗仁也被蒙在鼓里，毫不察觉。
正当蒋介石在上海秘密布置新的大屠杀之际，继江阴要塞官兵起义之后，原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二十五艘舰艇在南京芭斗山江面起义，并驶抵下关。蒋介石听后暴跳如雷，大声命令：“立即派出轰炸机，将其全部炸沉！”
这时，蒋经国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悄声地问道：“父亲，一旦上海发生意外怎么办？”
蒋介石听后突然狞笑不止。有顷，他有些得意地说道：“只要我们把上海的金银和物资全部运走，那就请毛泽东来接收上海这个烂摊子吧！”
至此，蒋经国完全明白了父亲的用意：运走上海的金银和物资，不仅是在台湾重新崛起的物质基础，而且还为共产党接管上海埋下了一颗重型炸弹。因此，他于敬佩蒋介石败中取胜的谋略的同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到那时，高喊反对我们的上海人天天喝西北风的时候，他们就会转而反对毛泽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