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完成渡江作战以及攻占南京之后，毛泽东立即通过新华社向中外宣布：“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接着，毛泽东在继续指挥、部署渡江后各种战役的同时，还要关注南京等江南新解放城市的接管以及随之而来的涉外事件。
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大家，他清楚千里长江防线的突破以及南京的攻占，仅仅是我军阶段性胜利的标志，而衡量敌人是否彻底败亡，还需要完全、干净、彻底地消灭国民党残部所有的有生力量。为此，毛泽东根据敌军纷纷向浙赣线及杭州、上海撤退的情况，迅速批准总前委调整进攻部署：
令渡江东集团和中集团主力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小股敌军钳制，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大湖四侧之线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地区疾进，切断宁杭公路，完成战役合围，歼灭镇江、南京、芜湖地区南逃之敌；以中集团一部迅速向杭州挺进，第八兵团部率第三十五、第三十四两个军担任南京、镇江地区的警备任务，第十兵团的第二十九军东进取苏州，向上海方面警戒，解除西集团第四兵团之沿江东进任务，改为与第三、第五兵团并肩向浙赣铁路挺进，追歼逃敌，控制浙赣线，确实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歼灭包围之敌，同时，以第三兵团的第十军担任安庆、芜湖等地的警备任务。
我胜利横渡长江的各部人民解放军接到命令之后，“不顾疲劳，不待辎重到达，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等困难，向指定地区兼程疾进。四月二十六日，中集团之第九兵团主力及第七兵团一部通过广德，东集团一部进抵天王寺、宜兴一线，并在溧阳以西、以南地区歼敌一部。二十七曰，东集团第二十九军进占苏州，东、中两集团主力一部会师于吴兴，将由芜湖、南京、镇江地区南撤之敌第四、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五十一、第六十六等五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山区。中集团之第七兵团主力沿安吉、武康之线向杭州挺进。接着，我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经两日战斗，于二十九日将敌八万余人全部歼灭”。与此同时，我西集团主力向敌发起追击战，“先后歼敌第六十八、第八十八、第一零六、第七十三军等各一部，残敌纷纷向福建、浙东逃窜。我军即控制了义乌至东乡段四百余公里的浙赣线。西集团的这一行动，不仅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粉碎了敌人在浙赣线组织顽抗的企图，而且扩大了预定的战役范围，为下一步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胜利完成百万雄师过大江，并攻占南京之后，在进军全国的战略性质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那就是集中军事力量首先夺取大中城市，然后再以城市为中心解放江南广大的农村。因此，毛泽东在作出追歼江南逃敌，完成对上海军事合围的同时，还必须集中全力做好接管大中城市的工作。也就是在我军攻占南京的当晚，“南京留平代表团已与南京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及市参议会议长陈裕光讲好，要他们联络各界，负责维持城内治安，防止破坏，静候解放军入城接收。”同时，毛泽东收到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的电报：“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马青苑为主任委员，吴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金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翌日——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电令总前委：“请你们迅即令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受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被任命为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率领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
毛泽东作为一代大政治家，不仅熟悉中国的历史，而且也及时掌握随时随地发生与变化着的情况，为了使得长年跟着他在农村打天下，却没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军队能够完成接管城市的任务，他学着当年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等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都对自己的部属约法限制的样子，遂亲自起草并以他与朱德总司令的名义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告，宣布约法八章：
（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七）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周恩来阅罢这“约法八章”，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接管江南大中城市的纲领，当即郑重地说道：“好，十分及时！建议我们的电台立即广播两到三天。”
“我赞成！”朱德又加重语气补充道，“今后，凡是解放上海、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都要重播几次。”
“好！我立即批给乔木同志，请他执行。”毛泽东说罢遂走到桌前，提笔在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上作了如上批示。
“主席，”周恩来严肃地提出，“下一个战役是上海，除去确立具体的战役方案，恐怕从现在开始，就要下大气力制定好接管这座既是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又是我国近代无产阶级集中的大城市的计划。”
对此，毛泽东是赞同的。他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夕和初期，就曾数度来到上海，对我国这座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是非常了解的：这里是诸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我国的主要基地，猬集着各种反动势力，政治情况复杂，为了达到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于今后建设之目的，同时，还要为接管江南诸大中城市，以及管好全国经济积累经验，他沉吟片时，很是深沉地说道：“接管计划固然重要，但执行计划的班子则更为重要。由于上海是我国工业重心所在，不法资本家一定会在经济战线上和我们进行较量。为此，我认为陈云同志应该入关、升帐了！”
对此，中央书记处尤其是在上海、武汉、重庆等江南大城市战斗过多年的周恩来非常同意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接着，毛泽东又说道：“未来上海的市长，早在西柏坡时就选定了陈毅同志。我认为，如要接管好上海，还必须给陈毅同志配备既熟悉上海、又懂经济的干部。我看，这项任务就交给恩来了。”
对此，周恩来心里有数，并早做好了安排。他立即电示香港工委，要多年在上海工作、战斗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位同志动身北上，来北平接受任务。
虽说毛泽东为我军制定了“约法八章”，但是，数十万计没有见过大城市的解放军，一旦占领像南京这样大的城市，违纪事件是一定会出现的。举例说，我三十五军进入南京之后，由于广大的指战员对美国的仇视，竟然未经请示擅自闯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宅，与司徒雷登发生了纠纷，并招致美国政府的抗议。对此，毛泽东感到问题十分严重，遂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四月二十七日给粟裕并告总前委、刘伯承等发电指出：“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其经过情形速即查明电告，以凭核查。”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由此，毛泽东想到上海是外国人集聚的大城市，又是各帝国主义利益的所在之地，如在接管过程中发生意外，将会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为此，他在批评三十五军侵入司徒雷登住宅的同时，又给总前委等发去电令：
（一）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促进去，陷于被动。（二）美国驻上海军舰为避免引起纠纷，有于二十六日下午撤退至长江口外之传说，是否如此特征。（三）如果美舰撤退，杭州又受威胁，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四）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促进入上海，请粟（裕）张（震）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致毫无准备地仓促进去。（五）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偕陈毅告别合肥来到南京，踏着满地狼藉的纸张进入蒋介石、李宗仁发号施令的“总统府办公室”。从这天开始，陈毅这位未来的上海市长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接管上海的工作。接着，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在部署好挺进浙赣线的行动后，遂于四月二十九日率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由桐城进入南京市。说到当时形势的紧迫，任务的繁重，从刘伯承一行进南京的经过可窥一斑。
四月二十九日，刘伯承一行奉毛泽东的电示，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对面的码头。“在苍茫的暮霭中，扬子江畔一片沉寂。道旁的店铺，几乎家家大门紧闭。偶或也有门扉半掩的，但很少人出入，显得十分萧条。被敌人丢弃的破车烂炮触目皆是。稍远处，黛色的群山渐渐失去光亮，间或传出凄厉的枪声和转瞬即逝的信号弹光。这一切，表明蒋军残余尚未肃清，南京城并没有安宁。”刘伯承的随员坐着徐徐驶向南岸的轮渡，兴奋地望着灯火闪烁的南京市区，期待着快些踏上“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形胜之地。但是，“由于临行仓促，事先未及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过江后，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乘坐。”当司机询问开往什么地方的时候，刘伯承的警卫员突然拍着额头大叫：“唉呀不好，还没有叫人号房，这么大的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哪里开呢？”
同行的所有随员闻声愕然，唯有刘伯承听后呵呵大笑，近似玩笑地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他说罢看了看大家那期盼的表情，就像发布作战命令那样果断地说道：“叫司机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
就这样，陈毅在伪总统府迎接了刘伯承。两位老战友在这样的地方相会，兴奋得大笑不止。但是，当他们谈到如何接管好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之后，又都露出分外沉重的表情。因为他们清楚：从现在开始“收京入沪”的军事斗争已经让位给接管城市、搞好经济建设了！换言之，他们已经从百战沙场走向十里洋场，并成为南京、上海的一市之长了！那时，就连不少友好之士都发出这样的疑问：“将军战则善胜矣，治民理财之道通否？共产党在马上得了天下，治天下能否长久？”对此，陈毅也曾公开讲过这样一段话：“进上海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共产党员要意识到这一点才是聪明的。”简言之，一场比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更为艰难的城市大战开始了！
毛泽东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政治战略家，他相信陈毅、刘伯承这两员需将，一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指挥好这场新型的接管城市的战斗。因此，他的战略视野依然放在采用军事的手段夺取上海的胜利上。在这期间，他明令指示：“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个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但是，当他获悉我军已经攻占苏州之后，他又于四月二十九日发出电令：“我军既已占领苏州，似宜在苏州停止，让昆山、太仓、嘉兴暂时留在敌手；我军应在常熟集中重兵，密切监视上海情况，防敌经海路逃跑。一经发现敌有从海上逃跑的象征，立即攻占吴淞，控制浦江出口。但须事先严戒部队，到吴淞后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至要至要。”
宁沪杭地区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的防区，中原重镇武汉则是桂系白崇禧的地盘。毛泽东一是鉴于我第四野战军刚刚完成平津战役，近期难以迅然挥师南下，进逼湖北长江北岸；再是为了利用蒋、桂在权势方面存在的矛盾，进而达到拉桂、打蒋的战略目的，多次与白崇禧等桂系军事将领进行秘密谈判作出希望和平解决两湖、两广的姿态。但是，时下在北平的和谈失败了，桂系的天平又猝然向着蒋介石一方倾斜，毛泽东根据敌变我亦变的军事原则，于四月二十八日向林彪、罗荣桓等发出《应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的电令：
（一）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但是，我四野主力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汉口附近，接收汉口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因此，白崇禧和中央联络的电台暂时仍不割断，萧（劲光）陈（伯钧）前线亦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在此意图下，如果滠口秩桥不十分重要，不十分难于修复，最好暂时不去抢占。但是如果滠口铁桥十分重要，被敌破坏后十分难于修复，则可以早日去抢占。但是抢占滠口后，白崇禧即可能放弃汉口汉阳两城，萧陈及中原局应准备早日接收汉口、汉阳。此事究以如何处置为适宜，本日已与林彪同志当面谈过，由林彪同志负责考虑答复，请萧陈及中原局向林再提供意见。……（四）无论怎样，萧陈及中原局应当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以免敌人退走，仓促接收，毫无准备。
正当毛泽东全身心地指挥消灭国民党残敌和接管江南各大中城市的时候，很感突然地获悉他的诗友柳亚子先生因举手打管理人员，受到周恩来严肃批评的消息。由此，毛泽东不仅揭开了柳亚子写诗呈他的原委，而且也使他不得不思虑如何抚慰这位老友的方法。另外，由于诗界对柳亚子先生与毛泽东的和诗素无定评，容笔者简介如下：
柳亚子，原名慰高，又名人权、弃疾，字安如，一字亚庐。他于一八八七年生于江苏吴兴。早年投身革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后组建诗坛有名的南社，成为一代诗坛盟主。不久，加入同盟会，后转入国民党。曾历任国民党江苏省执委会常委兼宣传部长，后又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候补委员，始与柳亚子相识。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并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与积极拥护三大政策的柳亚子先生时相过从，二人在论政的同时也常常谈诗说文。这段交往给他们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柳亚子先生在诗作中唱的“珠江粤海惊初见”、“粤海难忘共味茶”，就是记述他与毛泽东这段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
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毛泽东愤于革命的失败，不仅提出了“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论断，而且还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开往井冈山，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业已与蒋介石决裂的柳亚子先生闻后唱出了“神烈烽头墓草青，湘甫赤炽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在那种白色恐怖笼罩的岁月里，他竟然在两列宁诗下自注：“孙中山，毛润之”。这足以看出他对毛泽东的敬重。之后，他还写过数篇怀念和颂扬毛泽东的诗词。诚如世人所知，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期间，柳亚子先生得与毛泽东久别重逢，欣喜之余，曾写了一首七律《赠毛泽东老友》。他在诗中唱道：“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而毛泽东向柳亚子抄赠旧作《沁园春.雪》。几日后，山城，乃至于全国很快都在放声歌唱“北国风光”！自然，在这期间他们二人还有许多有历史意义的交往，因多有专文行世就略而不述了！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非常关心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通过地下党组织设法把他们辗转送到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创建工作。柳亚子于二月二十八日和叶圣陶、陈叔通、马寅初等由香港北来北平。柳亚子于三月二十五日随诸老到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当晚，毛泽东设宴颐和园益寿堂答谢。自然，在这种场合两位老友只能表示胜利的喜悦。不久，毛泽东收到柳亚子那首《感事呈毛主席》七言律诗，一直不解诗出何意，更不明白诗人为何唱出“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的诗句。今天，他方恍然大悟，是事出有因的：
柳亚子入住颐和园之后，有关部门为他配备了一位警卫员负责安全，选了一名副政治指导员做管理员，负责他的生活。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忙于国共和谈等国家大事，顾不上前来问候，他作为国民党元老遂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另外，柳亚子生于江南，一直过着舒适的生活，很难体谅刚刚解放的北平的供给情况。一天，他提出要吃炒青豆，要吃鲜黄瓜。这位管理员认为“这类菜要等到七月才能上市，现在尚早，便以为没有，就没有买回来吃上。因而，惹得柳先生有气，询问之间就打了管理员一记耳光”。诚如当事人所记：“柳先生此举，并不单单表示对管理员个人做法的不满，而是一种情绪的反映。他曾对工作人员讲，‘如果再没人管，就吊死在颐和园’，‘是让他坐了冷板凳了……’给人以寻短见的印象。”同时，他给毛泽东写了那首诗，借诗表示他内心的不满。
不久，这件事情惊动了周恩来。当他听说柳亚子在颐和园发生的这些事情之后，便说：“我要去见他，要批评他。”
有关周恩来批评柳亚子先生的情况，当事人赵桂来作了记述：
这一天，周副主席预先通知说，他要在颐和园听鹂馆饭店摆一桌饭，他和邓颖超请柳先生夫妇，还请我和颐和园另一位同志出席作陪。
在预定吃饭的时间，周副主席和邓大姐提前来了。在听鹂馆的一处休息室，他先让我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再讲一遍，还问了一些细节，显然在核实材料。周副主席在处理问题，作出结论之前，总是要了解核实事实的基本情况，才肯进行处理，决不只靠汇报处理问题。
周副主席特意告诉我说：“我不会陪他们吃完的，这里有邓大姐在，你们陪他，饭后要送他回寓所，保证安全，不要发生什么事情。”
一切都在正常进行，宴请的主人来了，客人也依时到达，大家热烈寒暄，邀请入座之后，周副主席首先举杯，祝柳先生夫妇愉快健康。而干杯之后，还没举箸品尝蔬菜之际，便说起了柳先生与管理员之间发生的那件事情时，周副主席严肃地说：“柳先生，这件事情你做得过分了。我们的朱德总司令，影响大不大，职务高不高，可他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一个警卫员、管理员。没有，没有动过一个手指头！打人，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对战士应当和气。”
周副主席虽然讲得很严肃，但很克制，很有分寸。当说到在颐和园上吊、寻短见等情绪时，周副主席生气地说：“你这是旧社会封建迷信那一套，在这里是使不得的。”柳先生认真地听着，却一句话也没有说。是抵触、是反省、是愧悔，难以猜测。
周副主席转而又以诚恳的庄重的语调，向他说明，我们进城时间不长，正在作出种种安排，“希望你多多保重，今后有的是工作让你做”。
说罢，周副主席站起来说：“柳先生、冯女士，我还有急事先走一步，由邓颖超同志陪你们。”
说完，与柳氏夫妇一一握手，告辞而去。
我送周副主席走出门外，周副主席又对我说：“柳先生的生活，你们要照顾好。这里不是陕北，也不是西柏坡，要到高级市场去买。到东单菜市场去买菜，到东安市场买水果。”
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之后，一方面感到周恩来对自己这位老朋友批评得对，处理得十分全面；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再忙也应当关心一下自己的这位特殊的诗友。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毛泽东是胜利者的领袖，一举一动，绝不仅仅是礼贤下士的问题，而是关系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因此，他的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另外，他清楚柳亚子先生的出身和政宦经历，在国民党那里，别说打管理员一记耳光，就是从身旁开除也是理所当然的。加之，他不仅是国民党的元老，而且还是有名的南社的盟主，这些年来，何人敢像周恩来这样当面批评他？因此，毛泽东又顿感自己也有着某种责任。当他再想到柳亚子先生不远万里从香港北来议政，筹建新中国之后，又禁不住地取出柳亚子那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翻阅，是受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愫支配？突然诗神叩开了他的灵感之门，他提笔展纸，一挥而就，写成了如下这首有名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饮茶粤海未能忘，
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写罢这首七律之后，内心依然感到余意未尽，似有许多话要对柳亚子先生讲。恰在这时，他收到了粟裕、张震联名写来的电文，“报告逃向杭州被我逼入郎溪、广德山区之敌五个军已大部被歼灭，以及肃清郎溪、广德残敌和占领杭州的部署，并提出要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为此，他只好把这种对老友的情感暂时让位一边，又集中精力研究有关的军事部署。为此，他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的命令：
艳晨电悉。（一）歼灭诸敌甚慰。（二）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占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和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三）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海上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也是在同一天——四月三十日，毛泽东针对国外，尤其是英国对紫石英号军舰被击毁一事掀起的反共叫嚣，愤笔写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这篇雄文不仅以雄辩的事实驳斥了国外敌人蓄意的造谣和恫吓，而且也为未来新中国的外交制定了如下路线：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毛泽东这时已经提出了五项和平外交原则，是值得研究新中国外交史的专家大书一笔的。
五月一日，毛泽东为了解决老友柳亚子先生的心病，是日中午专程赶到颐和园看望。不巧的是，柳老已经午休了。随侍人页通报柳亚子，说毛主席来看他了之后，毛泽东就站在热烘烘的院子里站着，静候老友柳亚子的出来。用当事人的话说，值班员告诉说“柳先生很快就出来见”。然而，这个“很快”可就费时间了，左等也不见出来，右等也没有动静，随侍人员急得要值班员进去再催一下。毛泽东急忙向值班员摆一摆手，说：“你还不懂。人家是高级人士，见客了，要穿好衣服，还要戴好帽子，还要在镜子面前这么照一照。”他说着，用手比划着，头还那么动了动，做出照镜子左右端详的样子，动做好笑而有趣。“要收拾好，打扮一番。哪能像你，一蹦就窜出来了。要等着，等着，不要急嘛。”
然而时间长了，随行的警卫班的青年战士就有些不大安稳，免不了这里走走，那厢看一看，甚至还弄出些声，尽管是轻微的。毛泽东连忙指着西厢配房台阶，小声说，“坐下等着，不要乱动。”
对此，随行人员很不理解。据当事人回忆：“又过了好一阵，柳亚子先生和其夫人冯佩珠终于出来了。他们果然穿戴整齐，举止优雅斯文，彬彬有礼。柳先生西装革履，大热天了，还扎着领带；他的夫人身着旗袍，略施脂粉，端庄大度。他们两人来到毛主席面前，并排站到一起，然后一同向毛主席行鞠躬礼……他们那腰，猫得很低，足有九十度以上，显出对毛主席的尊重之中，又多了几分虔诚。”据笔者推论：恐怕还有地位改变后，且有着难言之苦的老友相见那特有的情绪！
接着，毛泽东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柳亚子的双手，从握手的力度可知，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
说到毛泽东专程到颐和园拜访柳亚子先生，以及他们问的谈话内容，也有着各种版本流传后世。
据当事人回忆，柳亚子见到毛泽东亲自来访十分激动，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道：“独夫民贼蒋介石终于垮台了！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人民解放军伟大！”
毛泽东深知老友说这番话的各种含义，也顺着柳亚子的话音笑着说道：“我再加上一句：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同意吧？”
“同意，同意！”柳亚子听后心中久存的块垒完全化解，遂指着院中，“润之，请进，你我在此品茗交谈，不也是一种快事吗？”
查柳亚子先生的日记，这天记道：“午餐后假寐，二时即醒。忽毛泽东偕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讷来访，先至心情略淡，旋来于益寿堂后轩谈诗甚畅……”
接着，毛泽东与柳亚子相偕游有名的长廊。时下的毛泽东已经不是指挥雄兵百万的三军统帅了，完全化作一位纯粹的文化人兼史学家，与一代诗坛盟主柳亚子进行文化心理的沟通。当他们看见长廊中的那一幅幅画作的时候，一定会在品评我国民间画师笔下艺术的同时，还会想到他们那不求功名的风节。自然，他们置身这皇家公园之中，也一定会触景生情，发些文人那特有的感慨。据史记载，柳亚子曾说：“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立她的乐园，真是无耻！”
对此宏论，毛泽东是赞成的。但是，当他想到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遂又讲了这样一段话：“你说得好啊！她用建设海军的钱，建了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这也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总比他们挥霍了好吧！”
柳亚子用心品评毛泽东的这番议论，顿感有着超出常人的见解。为此，他唯有啧啧称道。
接着，毛泽东与柳亚子提出要去看仁寿殿，由于没有准备，遂改为看龙王庙。这样一来，毛泽东与柳亚子又泛舟昆明湖上，他们二人随意地议论着那独具特色的话题。
柳亚子说道：“中山先生临终前留下一句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尚未成功。你们几起几落，终于取得了胜利。应当说，这是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
“先生所言极是！”毛泽东也颇有感慨地说道，“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人民革命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这其中是有很多教训可以汲取的。”
“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知道共产党迟早是要胜利的，这是肯定的。”
“你作为我的老朋友，可以讲一讲这是为什么吗？”
“我认为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合乎民意，全国人民，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国民党员都拥护支持，我看，这就是你们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说句老实话，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样快，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就渡江成功，不到三天就占领了南京，我真的不知道润之你用的是什么妙计？”
“我也说句老实话，”毛泽东笑了笑说，“过去舞文弄墨的时候，我也曾认为打胜仗就得像诸葛亮那样，用借东风、空城计；后来，我投笔从戎了，方知打仗没有什么妙计。”
“那你靠什么打这样多的胜仗呢？”
“孙子兵法讲的知己知彼四个字，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一条，那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让我说，这就是我毛泽东用的最大的妙计。”
“人民？……”柳亚子若有所思地自语。
“对！这是胜利之本。”毛泽东平心静气地说，“先生想想看，一百万军队要渡江，我们既无兵舰，又无轮船，怎么办呢？靠人民，用土办法，我们就有了几万只木船、木排筏子，在我们的大炮掩护下，很快就把三十万大军运到了长江南岸。有意思的是，像这样大的行动，蒋介石竟然不知道，你看有何等的奇妙啊！”
“我明白了，你们掌握了民意，就等于得到了民心啊！”
“这才是真正的妙计啊！”毛泽东望着微然颔首的柳亚子又风趣地说道，“我还可以告诉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真正的妙计，也是从蒋介石的失败中学来的。”
两位诗友谈古论今，兴致不减。当柳亚子说起当年身受政治迫害的往事时，毛泽东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
诚如当事人所记：“两只游船，一前一后，很快划到昆明湖南侧的龙王庙上岸。但是，龙王庙也不清静，这里也挤满了游园的群众。他们不知怎么也知道毛主席来了，站在岸边，台阶上，坡坎上，期待着，而更多的游园群众，仍然在向这里拥来。”怎么办？“游人太多了，我们的工作，又缺乏充分的准备，唯恐拥挤出了问题。毛主席也同意，只好放弃了看龙王庙的打算，便从附近的南小门出了颐和园，乘汽车返回香山驻地。”
毛泽东在如此繁忙的时日里，抽出大半天的时间看望受了周恩来批评的老友柳亚子，应当说是破例行事了！但是，诚如他自己在与柳亚子握别时说：“今天没有看好。”遂于五月五日的上午，“派秘书田家英去颐和园接柳亚子先生到香山寓所叙谈。其间，谈论了南北朝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隋朝诗人薛道衡《昔昔盐》、宋朝诗人苏轼《题惠崇春江晓景》等诗篇，并论及其中‘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等名句。中午，毛泽东宴请柳亚子，作陪的有朱德、江青及女儿李讷、秘书田家英。毛泽东将上述诸诗句题写在柳亚子《羿楼纪念册》上，并作一题记：‘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毛泽东与柳亚子这段交往，不知被多少诗家论及。但是，当我们把他们这段不寻常的交往放到当时那特殊的历史中，以及在其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件中去剖析，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是那样的珍重昔情旧谊，而且也由此透视出了毛泽东是何等谨慎地处理与民主人士的关系！
毛泽东在做老友柳亚子先生工作的同时，依然把主要精力用于解放全国的军事部署以及接收南京，准备接收上海的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大事上。就在他约见柳亚子的前夕——四月三十日，收到总前委转来的电文，“报告三十五军未经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外交事件等”，他感到问题十分严重，遂于五月三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告总前委及有关人员：
从三十五军在南京数天内所犯无政府无纪律错误行为看来，你们过去在准备渡江时期，对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许多事项（例如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似乎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如果过去已有规定，三十五军故意违犯，则除检查该军工作做出结论通令各军外，应向各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犯……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由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
外事无小事。对此，我们常年在农村打天下的指战员是缺乏这方面的常识的。或许中央考虑到我人民解放军无办理外事方面的经验，遂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议定：由黄华赶赴南京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着手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南京外事问题。
黄华原系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既是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的弟子，又是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同学。因此，当司徒雷登获悉自己的弟子黄华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之后，遂派傅泾波于五月六日前来拜会。
据史记述：傅泾波、黄华在燕京大学同窗于“一二.九”运动的前夜，分手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十几年来，他们二人走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些年来，黄华虽然没有机会与傅泾波打交道，然而他却完全清楚，这位老同学早已追随所谓的恩师司徒雷登，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全身心地为美国效力。在他看来，傅的这次来访一定是亲受司徒雷登指派，或曰是代表美国利益的。因此，他作为中央委派负责办理外事的官员，在没有了解傅泾波的全部来意之前，只有采取“听”的态度。
傅泾波的身上毕竟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再加上这些年来的耳濡目染，他很是相信所谓“人情”的。说句实在话，司徒雷登指派他来造访黄华，也是包含着“师生之情”和“同窗之谊”的。两位老同学寒暄过后，傅泾波便主动地告诉黄华：长年生活在中国的司徒雷登，已经逐渐了解到美国过去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是错误的，现在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时下，司徒雷登已获得美国政府国务卿艾奇逊的同意，留在南京与中共进行外交接触。最后，他特别作了说明：“司徒大使已表露一九四六年美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修改，这是司徒大使表示谦让的第一个台阶，希望给予足够的重视。”
黄华自然明白傅泾波讲的上述这番话的真实含义，同时，他也十分清楚，上述讲话还包含着投石问路的性质。对此，他只表示：“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接着，黄华把与傅泾波会谈的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并特别请示：能否与司徒雷登会面？
毛泽东在接到黄华报告的同时，又通过其他途径收到了另外一份外事情报：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于月初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只有对解放区各级政府给以事实上的承认，才能在维持领事关系的基础上有效保护西方的利益，否则，便可能对于在中共控制地区的侨民和西方利益带来有害影响。美国务卿艾奇逊接到司徒雷登的报告后，是日指示驻有关国家的外交和领事人员与驻在国外交部商讨此事。艾奇逊强调，不论是主动表示将给予承认或通过官方声明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中共寻求承认的措施将受到欢迎，所有这些做法均不可取；有关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应结成‘共同阵线’。”毛泽东将这两份报告加以认真地比较与分析，明确地感到：一、英国与美国在对待中国共产党，或曰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态度上开始发生了分歧；二、美国政府与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对华政策上也有微妙的变化。对此，毛泽东清楚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的胜利，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华政策上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他抓住这一关键的时机，重点解决与美国的外交问题。为此，他于五月十日电示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二）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割断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四）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六）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或许是我军攻占南京及江南各中小城市发生问题过多，抑或是他们从毛泽东一系列的电令中感到了已经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总前委给中央发了一件十分重要的电报：
根据南京经验，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就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做好，加以上海、杭州于部尚在长江北岸，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因此，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为此建议：1．七兵团应照粟（裕）张（震）命令迫近杭州，先以有力部队截断敌之退路，尔后派人与守敌谈判投降，推延一点时间，以便自己作入城准备。2．推迟进占浏河时间。3．华东局、三野前委及七兵团加紧进入上海、杭州的准备，限期完成，以免仓促被动。
毛泽东读罢这则电文，引出很多感慨！昔日，没有攻占大城市的时候，竭尽全力创造一切军事条件去占领；时下，攻占大市的军事时机完全成熟了，可又必须因为政治准备不足而推延。然而军事的发展往往又是超出常人所料之外的，一旦驻守上海、杭州的敌军猝然撤退怎么办？在如此动**不定的特殊岁月里，像上海、杭州这样大的城市是不能出现真空的。他历经几天的深思熟虑，遂给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发去了《推迟占领杭州上海的时间》的电令：
（一）总前委陷辰电悉。（二）谭（震林）王（建安）吉（洛，即姬鹏飞）已迫近杭州，不知来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内除周涵率少数人为后卫尚未退走外，军队、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城内治安由临时组织的民警维持。在此种情况下，谭王吉似可以不即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以救济委员会名义出现）、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请粟张决定。（三）上海在辰灰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做准备工作。在辰灰以后，则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十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地应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三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一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作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乙、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张注意。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伟大号召的时候，就曾明确地指出：“党和军队的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他还指出“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然而，从三十五军接收南京的经验来看，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广大的指战员，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能适应大城市的环境的。至于说到学会管理大中城市，则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在我军占领南京以及即将夺取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时候，绝没有我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时的喜悦。相反，他的心情不仅是相当沉重的，而且在发布有关指令的时候也是相当谨慎的。他明白一种全新的“战争”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世人皆知，毛泽东是一位敢于向对手、向困难挑战的大政治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有着政治远见的大预测家。为了适应迅即攻占、接管大城市这一新形势的到来，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就有意布下了如下的几步大棋：
首先，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提议，选陈云为未来总揽全国经济战线的帅才。诚如前文所述，他在西柏坡亲自向陈云交代了任务。随着渡江战役的临近，他又亲自审阅中央致东北局的电令：陈云应速来中央工作；随着南京的解放，全国经济突然出现通胀的形势，毛泽东再请周恩来亲自电示东北：希望陈云及早动身来北平。五月三日，毛泽东收到陈云的电报：“由于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东北局今日起讨论，故五月十日前可到北平。”至此，毛泽东才算放心。
其次，毛泽东要求从接管北平、天津的工作中积累有关的经验。举例说，天津是华北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自打一月十五日解放后，虽说社会秩序恢复较快，但生产恢复却很慢，而且还出现了一些预想不到的困难。“这除了战争造成的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等因素外，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薄一波曾向中央报告：“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五十三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百分之三十。”由于许多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没有着落，这自然是极为严重的问题。那时，毛泽东正全力运筹北平和谈与渡江战役两件大事，当他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很自然地又想到南京，尤其是上海、武汉等工业城市解放之后，一旦发生像天津这样的情况，且又拿不出解决的办法，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为此，他召开专门会议，决定刘少奇到天津去，在解决如何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问题的同时，也为接管南京、上海等江南大中城市积累经验。
刘少奇在天津、唐山等地作了整整一个月的调查研究，除去解决了一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外，他还进一步认识到恢复国民经济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刘少奇曾讲：“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以前我们不懂，这次去天津，与产业界和地方工作同志谈了一谈，才感到这项工作很紧急。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
对此，毛泽东是赞成的。同时，他还亲自修改、批准了刘少奇起草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事后简称中财委），还任命陈云为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在他的关照下，很快着手组成了领导全国经济恢复以及重建的中财委领导机构，为不久的将来战胜上海等地的不法资本家的经济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虽说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对未来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出了一整套的方针和政策，但是，由于敌人在溃退之前进行疯狂掠夺，使得本已摇摇欲坠的城市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另外，再加上劳资关系处理不当，以及潜伏特务、黑社会势力肆虐活动，都给城市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此，毛泽东又及时地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工作的政策，即“四面八方”政策。所谓四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即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济工作的纲领，对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经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城市工作，尤其是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没有经验的。向美国学习吗？除去社会性质存在着差异以外，那时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仅不会帮助我们恢复国民生产，而且还要使用军事和经济的手段对我们实行制裁，妄图把我们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为了面对国内经济的严峻形势，同时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就要实行的各种制裁，毛泽东于五月四日亲自给斯大林发去了求援电，他说：“现在我们有两大任务：军事任务与经济任务。解决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我们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有经验和有必要的力量。但解决第二个任务——并不比第一个任务次要，为前途着眼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请您满足我们的请求派遣苏联专家给我们。”
毛泽东在作出上述带有战略性的部署之后，他的目光依然在对着就要解放的上海。他一边命令未来的陈毅市长立即赶往丹阳——接管上海的巨大准备工作的大本营，一边请周恩来调熟悉上海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同志由香港北来，接受中央新的任命。说来也巧，就在陈云入关“升帐”的前后，他们三人也赶到了北平。
据许涤新记述，他们三人安抵北平之后，先住在老战友李克农的住处，相继与李维汉、廖承志等见面。接着分头活动，许涤新拜会老领导——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当时，叶剑英对他说：“大革命失败，广东的干部损失惨重。我不久就要离平到华南去。干部现在成为我的脑子中的大问题，你看香港有什么人才可吸引到广东来？还有你自己，能不能回广东去？”
许涤新向叶剑英解释自己北来的任务之后，遂又把“港工委”的“财经委”的几位同志开列出来交给叶剑英。由此可知，当时接管城市的干部是何等的缺乏！
周恩来于一天夜里十时，在颐年堂与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人谈接管上海的工作。他强调：“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你们要把我的这个意见，告诉陈总（即陈毅）。”他并告诉他们，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许涤新则任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翌日下午，他们三人去香山看望毛主席。对于这次接见，许涤新作了记述：
下午二时左右，由王拓同志陪同我们上香山。龚澎刚从香港来，改穿了解放军军装，要求同我们一道上山。车子走得不快，到香山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我们首先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同志接见我们。因为在重庆谈判时龚澎当过他的翻译，他看到龚澎如此装饰，笑着说：“你穿上军装，不是变成一名男子汉吗？是不是？”汇报香港工作，主要是由汉年说的。毛泽东边听边点头。当时正是英国紫石英号在南京肇事之后，所以他问起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回答，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前，港英当局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要把李任潮（即李济深）留在香港；后来我军大举渡江，直接解放了南京，他们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我们公开举行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他们不但没有干涉，而且让一些“大平绅士”也来参加。毛主席笑着说：“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他们是不会把棋走死的。现在我军乘胜追击，上海已在我们的包围之中。”我们请他指示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他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现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至于具体的政策可以按恩来同志给你们的指示办理。”毛主席情绪很好，在谈了总的指示之后，又对各人谈了几句。他问我：“你不是劳动大学易培基的学生吗？”我答：“是。”他又说：“你们三人都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可以说是老上海了，应该把接管工作做好啊。”我刚上香山时，心里有两种感觉：一是高兴毛主席能接见我们；二是担心毛主席会提出一些我们回答不了的问题。但是，经过一个多小时谈话之后，这种紧张的情绪就消失了。
如何才能做到在上海“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现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呢？毛泽东在接见潘汉年等三人之前——五月八日，就下达了“尽量将市区守敌调至外围歼灭，以避免在市区大打”的电令：同意粟（裕）张（震）关于冻结上海物资，截敌逃路的部署，并指出：“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很有必要的。”接着，粟裕、张震于五月十日下达了淞沪作战命令，上海外围战于五月十二日正式打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