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三日一早，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手持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赶到六国饭店，交给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并通知南京国民党代表团：今晚九时正式举行和谈会议。
张治中匆匆阅毕，心情十分沉重，他的“第一感觉是全篇充满了招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实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啻是‘招降书’、‘判决状’，和他们那种‘划江而治’、‘平等和平’的主观幻想固然相差十万八千里，即就我想象中的条款来说，也实在觉得‘苛刻’了些。固然，和谈是以毛先生元月十四日所提的八项做基础，而且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梦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一旦会出现。现在是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怎么办？他“马上召集各代表、顾问和秘书长开会，加以研究”。
虽说南京国民党和谈代表的思想基础不尽相同，但他们看完《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之后的感觉却与张治中类同：那就是即将开始的和谈是没有希望了。因而，他们依照多年从政的经验，个个木然以待，谁也不主动开口打破僵局。一时间，室内的空气凝重了许多，压迫得大家喘气的声音都似大了些许。最后，张治中分外沉重地把方才的感觉说了一遍：“那好吧，我先谈。说句老实话，我是一口气读完的。第一感觉是，全篇充满了招降书和罪状的口气，第二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
“我也有文白先生的感觉。”章士钊听后心里有了底数，遂坦然地说道，“这个草案在国民党中的顽固派看来，不啻是招降书，是判决状。单从措辞上看，我也觉得实在是苛刻了些。”
这时的黄绍竑的心态是超然的，尤其他在毛泽东邀谈之后，对和谈的前景就更加悲观。因此，他操着近似调侃的口吻说道：“岂止是苛刻了些啊！这和那些主张划江而治、口口声声叫嚷要平等和平的人来说，实在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哟！”
刘斐是一位冷静的军事战略家，他取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发来的那五条和谈指示，与《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两相对照，诸一比较，最后他说：“对于即将开始的和谈，我这位代表是没有信心的。”
邵力子决计不回南京了，而且他的夫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已经飞到了北平，没有了所谓的后顾之忧，故坦诚其言：“请诸位再研究一下这份草案的内容，其基本精神，并没有远离毛润之先生一月十四日的八点声明嘛！”
“那邵老的意见呢？”张治中问。
“我个人的意见：一、如大家对和谈依然抱有诚意，且赞成毛润之先生的八条为基础，那就对草案所提出的条件加以研究，再提出我们的修改意见，二、会后我们把讨论这份草案的意见如实电告南京，请当权者心中有数。”
与会者认为邵力子言之有理，相继微微地点了点头。张治中沉吟片时，低沉地说了一句：“好，就按邵老说的办！”
诚如当事人所说：“事已至此，还不得不逐条研究下去，提出一些初步的修改意见。”作为和谈代表——无论思想基调有多大的差异，以和平解决国是的责任心却是共同的。因此，“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压在大家的心头，时间如箭般飞逝，大家怀着沉重失望和苦恼的复杂心情在晚上九点前到达会场——中南海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排长桌，两端分坐双方代表。长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座位。布置简朴，但空气则显得异常严肃。”接着，周恩来正式宣布：北平和谈第一次正式会谈开始。
会议一开始，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一个概括的说明。他说：这个草案是根据毛泽东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他回顾了战争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言里明确这个责任。
接着，他对《协定草案》各个条款的具体内容逐项作了说明。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中主要的战犯必须惩办。如果他们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予宽大待遇。”
关于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问题，他说：“反动军队就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也就是祸根的所在。我们今天都希望获得永久的和平，就必须消灭这一祸根。如何消灭它？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改编，而不用军事的方式来解决；同时必须给他们以出路，使他们感到不会像过去国民政府所谓的裁兵，其实是按照派系观点去裁并，或者以复员退役的口号使他们流离失所。”同时，周恩来还阐述了改编计划的阶段和内容。
关于接收问题，他说：“国民政府和它所属政府的一切权力必须接收。我们和平解决的目的，就是把国家的一切担负起来，进行伟大的生产建设。在接收中，乃至于在将来全国范围内，我们应该对国民政府所属的广大的公教人员负责，有如要向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官兵负责一样。绝不能使他们有国事和平解决而我们反流离失所的感觉，甚至使他们觉得毫无出路。在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还要暂时维持下去，尤其他的首脑部分——府、院、部、会等机构，应该保留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实行交代，宣告自己的结束。”
最后，周恩来说：“中共代表团愿意在这里提出保证，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以及在筹备开幕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的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
周恩来讲完之后，由南京方面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对国民党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他把《协定草案》中不能接受的各点逐一提出。最后表示愿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提出修正案。
张治中发言之后，经讨论，“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召开第二次会议。”周恩来看了看表，说道：“现在是十一时五十五分，我宣布散会。”
就在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与南京政府代表团张治中等举行第一次会谈的时候，毛泽东作为一代政治、军事战略家，独自在香山双清别墅思索下一步棋的走法。在毛泽东看来：按照惯例，对方在审阅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之后，一定会提出一些修订的意见。同时，他又清楚就是按照和谈代表的意见全部进行修改，南京方面的李宗仁也不一定能当得了溪口蒋介石的家。因此从某种意义说，不仅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代表团是尽人事，而且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所做的一切努力，也是向全国人民说明：破坏和谈的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发起渡江战役是被迫而为之的。当然，毛泽东请周恩来主持写出这份《国内和平协定》还另有用处，那就是成为未来与尚未解放的省、市——以及还没有消灭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局部和谈的依据。
另外，毛泽东作为一位极度同情灾难深重的人民的革命家，他的灵魂深处又的确希望“奇迹”——用和平的手段结束旧中国能出现，因此他在双清别墅一边处理来自全国的战情通报，一边在等待周恩来带来第一次会谈的消息。也许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当周恩来向他汇报了第一次会谈的结果之后，他还是希望在听取南京代表团的意见的基础上，对《国内和平草案》进行修改，或曰作尽可能多的让步。同时，他还指示周恩来：在四月十四日这一天，再向张治中等人做工作，力争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南京国民党代表团全体同意修订后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告诉全国人民，也包括关心蒋家天下的美、英帝国主义，是蒋介石推翻了他们派出的代表团签订的《国内和平协定》。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一位理智型的政治家，他绝不会把希望当做现实，因此，就在四月十四日——也就是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成员继续做南京国民党代表团成员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向各个战场通报了北平和谈的进展，并指出有关渡江南进的策略等问题。请看致总前委并告第二、第三野战军电：
昨（十三）日起谈判已至正式阶段，我方协定草案已交张治中代表团，并由双方代表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唯南京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我们要李、何、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五人来北平共商。如彼等不来，则由张治中派人回南京征求意见。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如南京因受美蒋胁迫不敢批准，并逃往桂林，则将协定公布，号召一切国民党主和派分子（单南京立法院即有一百多个立法委员认为无论如何要和，并谓非共军渡江不能解决问题）拥护协定的执行。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
同日——四月十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摘录如下：
为着准备渡江的直接行动，为着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起见，请你们准备于卯哿（四月二十日）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两浦（浦口、浦镇）两点以外的一切你们所需要攻占的北岸（不是南岸）敌人据点及江心洲（包括扬中县）。接电后请速即部署，以便于卯哿一举攻占。而在卯哿以前则保持平静，一声不响。
就在毛泽东下达有关上述电令的四月十四日，南京国民党代表团在张治中的主持下开会，逐条审议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完成一份修正案。对此，张治中事后作了回忆：
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词句力求缓和，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目的完全在希望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使和平不至于破坏。因为当时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些共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对中共方面，认为是必然胜利的，但如果在达成成功的途径上，能够减少国家元气的凋丧、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是更好吗？其实，即使这个修正案为中共方面所接受了，南京特别是溪口和广州方面也是不会接受的。
当天——十四日晚上，张治中把他们的修正案交给周恩来，二人又深谈了很久。对于张治中而言，他是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尽可能多地接受他们修正案中的意见；对于周恩来而言，他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做张治中的工作：万一南京方面不签字，张治中能够签字。
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完话后，立即赶到香山别墅，与毛泽东一道研究了南京国民党代表团提出的修正意见四十余条，他们认为绝大多数意见是可以接受的。同时，他们作出决定：为了能使会谈尽快取得结果——自然也是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渡江战役，由周恩来负责在十五日搞出一个最后的——不允许对方再提出修正意见的协定，于十五日晚上举行二次会议的时候通过。
四月十五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修订《国内和平协定》最后文本，其他的中共代表分别与南京的代表进行私下交谈，而毛泽东呢，他在关注北平和谈的同时，又给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发去了电文：
（一）和平谈判决以四月二十日（卯哿）为限期，本（十五）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二）和平协定草案最后修正稿本（十五）日交付南京代表团，彼方明（十六）日派黄绍竑飞宁请示，南京是否愿意签字尚难预料，有可能拒绝签字。（三）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二十日（卯哿）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
毛泽东发出上述电令之后，收到了粟裕、张震发来的急电：“敌人正沿江加强工事，如二十日同时攻占桥头堡，包括扬中县，则二十军必须提前四天攻占永安州，才便于船只入江。”接着，毛泽东又于十八时复电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为着充分准备二十二日大军渡江，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州，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二十号。请总前委通知谭震林。”
四月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改定的《国内和平协定》稿本，操着他那特有的口气说道：“以此定稿，只好委屈南京方面接受了！一句话，想借口有意见，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那是不行的！”
是日晚，周恩来把《国内和平协定》稿本双手交给张治中，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郑重地说道：“文白先生，这是《国内和平协定》最后的文件，请你先发给你的代表讨论，晚上九时，我们举行第二次会议。”
张治中双手接过《国内和平协定》文本，再一思忖周恩来的话意，愕然沉吟片时，严肃地问道：“恩来，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是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也好，干脆！”
可以想见，张治中说这句话时的心态是异常复杂的，因为他毕竟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且存有通过谈判为南京国民政府——或说为国民党、为蒋介石争得更多“体面”的念头，因此他虽然说了“干脆”二字，但依然又当着周恩来的面下意识地打开了《国内和平协定》文本，匆匆翻阅有关的内容。当他看到渡江的时间预定在四月二十日的时候，又本能地问道：“你过去说在和平协定签字后三两天就渡江的话，我是没有同意的，现在和平协定还没签字，你怎么说就预定四月二十日渡江呢？”
周恩来自然理解老朋友张治中这种特殊的心态，但是他们二人又都是政治家，且又各为一方的首席代表，非常明白在这种场合私人交情是不足惜的。因此，周恩来严肃地解释道：“你们代表团派人把这个最后文件带到南京去请示，如果来电报说可以签字，当然渡江的日期和办法是可以商量的。”
“如果我们带回南京请示不能签字后，中共就预定四月二十日渡江，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接着，张治中心情沉重地召集南京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议，审阅周恩来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文本。全体代表阅后沉默不语。张治中清楚自己的地位，也知道其他代表视自己为蒋介石的代表，因此他对《国内和平协定》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看了看诸位代表的表情，首先说明这是中共最后的立场，旋即又郑重地说：“我认真地研究了这份《国内和平协定》最后的文本，它已经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半数以上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了首要次要的字样；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换了，我看基本上可以接受。”
邵力子一听张治中的表态为之一振，遂严肃地说道：“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
章士钊是社会贤达，没有党派色彩，自然他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因而他没有其他代表的精神负担。另外，他与中共领袖人物，尤其是与毛泽东有着深远的私谊，就更不担心自己的后路。所以，他爽快地说了这番话：“事到如今，唯有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乃至于对国民党保全者甚多。极而言之，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
其他的代表、顾问也都是政治上的聪明人，面对中共的最后“通牒”，也唯有附和上述发言讲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张治中再次看了看与会者的表情，怆然地说道：“如果诸位没有不同意见，我们就本着战败求和的心情，去出席这最后的议和吧！”
第二次会议依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一开始，还是由周恩来先把定稿的修改之点，也就是接受南京方面代表团所提修改之点，作了说明。犹如张治中所述，改动最大的是战犯问题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我们一个重大让步。接着，周恩来又说明曾经讨论而不能接受的也有两处，那就是关于军队改编程序和人民解放军开往江南接受一部分地方政权之事。他说：
“以上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若让步就失掉了毛泽东主席所队项条款的基本精神。至于划分时期我们不会急躁，急躁反而生错误，招致乱子，所以我们对军队改编要分期而且分区，初步设想只能在江、浙、皖、湘、鄂、赣、陕、陇东这些地区先接收，其他地区则后一步。联合政府大概可在接收中或接收后成立，或还一点，只要不出别的乱子。”
周恩来再次声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当然是中共代表团最后的定案，现在提交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接受这个协定，签字在协定上，使全国人民所热望的所关切的伟大和平事业，能在我们双方代表团合作如同一家人的精神上搞好。……不然我们解放军就会向前推进，因为他们正在等待着向江南推进的命令。……我们今天正式地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德邻先生和何敬之先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二十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后了。”
接着，张治中只是简短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感想，并声明明天即派人到南京请示，再行答复。但是，出乎张治中所料的是，他如下这段带有很重的感情色彩的话却引来周恩来的反对：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是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话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周恩来听后当即严肃地作了如下的驳正：
“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如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锟）、吴（佩孚）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少次革命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谈到文件为什么采取最后方案的做法。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它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第二次会议于十时二十分结束之后，张治中又立即召集南京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已是四月十六日一点多钟了！最后，“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十六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了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白接受。”
会议一俟结束，章士钊就把刘斐拉到一边，疑虑地问道：“刘斐乡弟，你是桂系的大将，据你看，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李德邻签字吗？”
“他可能不签。”刘斐答说。
“为什么？”章士钊听后—怔，“他原来不是说在不利的条件下也要签字的吗？”
“他的一生充满着个人名位思想，绝没有为国、为民负责的诚意和魄力。”
“这么好的条件，还不签字，那是太没有良心了！”章士钊有些失望地摇摇头，遂大步走回自己的住处。
时间虽然已经是十六日凌晨一点多钟了，但是周恩来为了希冀《国内和平协定》能够多一分签字的可能性，他一直等待南京代表团散会，并请就要返回南京的黄绍竑代表留步，说道：“黄先生，此次南行的任务很重啊！”
周恩来的行为的确是感动了黄绍竑，然而当他想到自己此次南行的任务时，又很动感情地说：“周先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只能凭着我的良心，回到南京尽人事而已。”
“你是很了解李德邻先生的，他看了这份《国内和平协定》文本后，会有什么结果呢？”
黄绍竑望着真诚希望和谈取得成功的周恩来，当即说了如下这番话：“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说更少一些。请周先生放心，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就是了！”
周恩来做完黄绍竑的工作，再驱车赶到香山双清别墅已经是东方破晓的时候了，当他步出汽车，抬头一看窗上依然映照着灯光的时候，知道毛泽东也是一夜没有合眼。接着，他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如实汇报了第二次会议的情况，问道：“主席，你看成算有多少？”
毛泽东站起身来，隔窗向院中一看，方知天已经亮了，他随手关上室内的电灯，沉吟良顷，说道：“看来，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上！恩来，这些天来，真是辛苦你了，快回去休息吧！”
“不行，等一会我还要赶到西苑机场，为南返的黄绍竑先生送行。主席，你也应该休息了！”
“不行啊！”毛泽东走到桌前，拿起毛笔，微微地摇摇头，说道，“我必须赶在八点以前，给总前委发去要他们做好用战斗方法渡江的电令。”
周恩来离去之后，毛泽东起草了《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的电令：
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一）总前委删辰电悉。（二）对敌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又利于夺取后第二夜即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凡不能于一夜夺取，又于夺取后需要较长时间做；准备工作方利于南渡者，则应提前夺取之，望按实情处理。（三）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十五日）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十六）日上午黄绍竑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四）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五）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哿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二十五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二十五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
毛泽东起草完这则电令，看了看手表，然后在电报的末端——军委的下边，写上十六日八时。
这时，朱总司令走了进来，被蒋介石骂了二十多年的朱、毛二人谈了有关情况之后，朱总司令感慨地说道：“蒋介石一直叫喊杀朱（猪）宰毛（猫），没有想到他这个在南京闹了二十多年的老鼠，就要被你这只御猫给轰下台来。”
“就要轰下台，还不等于轰下台。”毛泽东喟叹不已地说道，“在北平唱的文场戏结束了，下边恐怕就要你我在此指挥唱它一出史无前例的武场戏了！”
如果说最关心北平和谈的是李宗仁，那么真正左右北平和谈的则是溪口“退休老人”蒋介石。
蒋介石坐镇溪口，早已把政治焦距集中到北平国共和谈方面。多年之后，我们从蒋氏父子公开出版发行的日记、文电中可知，北平和谈进展情况，南京李宗仁的一举一动，全都在蒋氏的掌握之中。
蒋介石“为使个人精力、智慧能以高度发挥起见，拟组织一个‘设计机构’，以备对国家重要问题和政策之咨询，同时并准备发动‘民主救国’和‘自由中国’两个运动，拟定领导与宣传计划”。为使北平国共和谈纳入蒋记的轨道，连连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当他仔细研读了李宗仁致毛泽东的电文之后，遂与侍奉身侧的患难老友张群进行磋商，认为“共党得寸进尺，节节逼人，无非要求政府做‘城下之盟’，无条件投降而已”。在这期间，他曾动议“准备对李宗仁坦直示意利害”。但是，为了借和谈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又不得不对李宗仁采取如下立场：“彼能站稳本党立场，认清国家民族利益，共同对共，则无论和、战，必全力予以支持。”
四月十二日下午，朱蕴山和刘仲容乘飞机飞返北平之后，蒋介石很快就获知了这一消息。当他得悉同机的还有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女士，立即就意识到：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邵力子再也不会回到南京了。由此，他这位坐镇溪口的“退休老人”又想到了章士钊、黄绍竑、刘斐……尤其当他想到追随自己有年的张治中的言行，遂下意识地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时，也只有在这时蒋介石才完全断定：南京政府派出的和谈代表团，不仅不会替他蒋某人说话，而且也绝不会利用和谈为他败中取胜争得最为宝贵的时间。
四月十三日深夜，或许已经是四月十四日凌晨了，蒋介石收到了电传的中共周恩来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文本，他连夜精心研读了这八条、二十四款“和平协定”，感到问题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他与老友张群密商其对策，一致认为应该立刻与李宗仁面商。为此，张群奉命于十四日飞赴南京，要李宗仁、白崇禧于十七日飞赴杭州会晤，共商国是。
诚如前文所述：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和”、“战”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因此，他们在对待中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态度上也产生了对立。白崇禧认为该草案断不能接受，李宗仁则认为仍有商量的余地。当张群问及白崇禧飞赴杭州与蒋介石面商国是的时候，白有感于国共和谈必然失败，借口回武汉布防，断然答说：“我不去，但德公应当去！”李宗仁收到张群的电话之后，他认为这是蒋介石要他“朝圣”之举，遂以正候北平和谈消息为由，拒绝前去“面君”和“聆训”。对此，蒋介石只有自语一声“娘希匹”了事。
四月十四日溪口之夜万籁俱寂，只有远近的林涛和偶尔送来的几声犬吠。蒋介石独自驻步窗前，黯然无声地凝视夜幕中所熟悉的景物。他是在想国共和谈的大事吗？是的。但是他此时此刻却尽力用理智控制自己不去想；他是在总结自己戎马大半生的政治得失吗？这是任何一位败走麦城的政治家、军事家所不能不回首的大事，可是今天晚上，他的确没有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这方面来……他究竟在潜心思索什么呢？明天——四月十五日就是自己的长子蒋经国四十岁生日了，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人到四十而不惑。也就是说，已经人情练达，可以洞察世事，从此可以做一番事业了！但时下的蒋介石应该如何给儿子做四十大寿呢？又应该对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儿子说些什么呢？……他的确为这件事犯了大愁！
蒋经国作为长子，是蒋家王朝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由于蒋介石和经国的生母离异，蒋经国的心灵中刻下了很深的情感伤痕；事母到孝，随父如宾。加之蒋经国在苏期间，曾公然撰文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他们父子之间的情感鸿沟愈发地加深了！随后，他留居苏联十年，在尝尽异国他乡的人生五味的过程中，对斯大林搞的那一套社会主义相当熟悉了。也就是说，在他的文化结构中，是有着苏联社会主义的文化品位的。“西安事变”之后，蒋经国回到了祖国，他在赣南搞的那一套实验，也无不打上某些苏联社会主义的烙印。但他这种实验很快就失败了！从此，他认识到：在时下的中国唯有遵奉蒋介石的治国之道才有出路。他回到蒋介石的身边，潜心研究中国传统的帝王之术，观察父亲蒋介石处理内政、外交的策略，在其后的十年中，他的文化结构中又融进了传统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品位。因此，他对父亲蒋介石的言行不仅能够理解，而且在执行中还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父子之间的情感鸿沟渐渐地弥合了，到他就要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他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未来希望的所在了。
时人皆知：蒋介石是靠民主、共和这两面旗帜起家的。但是，世代相袭的帝王思想却深深根植于他的心底。他视蒋经国不仅是自己的儿子，更为重要的是，他把蒋经国还视作蒋家王朝的当然接班人。这些年来，他的所作所为在陈布雷的笔下早已化作为党、为国、为民的伟大形象，可他在潜意识中却是为蒋经国要留下一份可代“继位”的遗产。老天无情，时下他精心创下的这份遗产就要送给共产党了，就连他自己未来的政治下场也不堪设想。在此危机四伏的特殊时期，他这位父亲真的不知该如何为太子蒋经国操办四十寿日！他想了许久，最后端坐桌前，展纸挥毫，一气呵成“寓理帅气”四字匾额。
蒋介石手握狼毫缓缓站起身来，用心地端详了这四个字的结构和神韵，似比较满意地微微地点了点头。他是言未尽意呢？还是深恐传统文化底蕴较浅的太子蒋经国不谙此意？遂又附白，文白：
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五年来，未尝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又常玩索存心养性之“性”字，自得四句曰：“无声无臭，唯虚唯微，至善至中，寓理帅气。”为之自箴；而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未敢示人。今以经儿四十生辰，特赘此“寓理帅气”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
蒋介石握笔看了一遍附白，沉吟良久，遂又挥毫题写“主敬立极，法天自然”八字。他掷笔默思，认为自己找到了送给蒋经国四十寿日最好的礼物，遂释然脱衣入睡了。
翌日——四月十五日清晨，蒋经国于天色微茫中起床，因为今天是自己的四十华诞，首先“至祖堂拜祖。六时上慈庵，八时侍父作祷告，并向父礼拜报恩”。蒋介石看着“可教”的经儿如此而为，真是感慨系之，喟叹不已。但他为了做父亲的——或曰当一国之主的尊严，他把这种为父、为人的情感深深埋藏心中，指着写字台上那幅“寓理帅气”的匾额，低沉地说道：“经儿，在你步入四十不惑之际，这是为父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蒋经国听后的第一感觉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转身走到桌前，肃立瞩目，毕恭毕敬地看完“寓理帅气”的匾额和附白，激动得险些溢出热泪，他感情极其复杂地说：“父亲！这比什么生日礼物都好，我今后一定要按照‘寓理帅气’的教导行事。”
是日夜，蒋经国把父亲送的“寓理帅气”的匾额带回自己的卧室，向俄国妻子蒋方良讲解“寓理帅气”的意义。旋即，又取出日记本，十分沉重地写下了这段文字：
凡此所言，希望我于愈深，亦鞭策于我愈力，此后修养治事，定以此为准绳。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已至不惑之年，一事无成，且常感情用事，不能“持志养气”，细想起来，真是惭愧万分！
事有凑巧，也就是蒋介石为长子蒋经国过四十不惑的生日的这一天——四月十五日晚九时，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议，并通过《国内和平协定》。自然，蒋氏父子于四月十六日清晨不仅获悉黄绍竑于上午飞返南京，而且也知道了如下结论：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期限，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须于四月二十日以前表示态度，四月二十日为最后签字期。蒋介石再次驻步窗前凝思，似在自语：“我看你李德邻如何走下一步棋？……”
李宗仁自打接到中共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起始，他就被搞得举棋不定了；至于说到他如何应付中共的最后通牒文本《国内和平协定》，那就更是六神无主了！就说四月十六日下午吧，如果不是碍于自己是代“总统”，他也一定会赶到机场去迎接南来的黄绍竑与屈武。就在何应钦、白崇禧等赶去机场迎接黄绍竑与屈武的时期，他独自一人在客厅中踽踽踱步，猜想着中共向他提交的最后通牒式协定的内容，以及南京、溪口、广州三方阅后的态度，一句话：真是心乱如麻。啊！他好不容易挨到何应钦、白崇禧、程思远、黄启汉等人把黄绍竑、屈武领进客厅，他“和一帮桂系头目，带着焦急的心情望着黄绍竑，等待他拿出《国内和平协定》来，先睹为快”。也许白崇禧是一介武夫，抑或是他近水楼台，他第一个抢走了黄绍竑带回的《国内和平协定》文本，独自认真地研读起来。黄绍竑无奈，他看了看李宗仁等那一双双企盼的目光，只好先对《国内和平协定》作一番说明：“在北平谈判中，南京去的代表已尽了最大努力，经过激烈的争论，三番五次的修改，才力争到如今比较好的条件。”他举例说，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中的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一切战犯如能认清是非，确有事实表现，有利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都准予取消战犯罪名，得到宽大处理。他又举关于改编军队问题为例，商定由双方派出人员组成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两个阶段进行整理改编军队，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关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中国共产党负责保证南京政府派代表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保证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包括南京政府方面的若干人士，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各院、部、会，仍暂行职权。黄说，能取得这样的协议，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黄绍竑对《国内和平协定》说明情况结束之后，他有意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遂又加重语气提醒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既不是一九二五年时的地位，也不同于一九三七年时的地位了，大势如此，谁能改变？”
这时，白崇禧业已把《国内和平协定》文本粗粗地翻了一遍，和他的“划江而治”的框架构想相去甚远。尤其他听说四月二十日为限，否则解放军就渡江南下，这无疑又刺激了他作为军人的所谓自尊心。另外，“当时的白崇禧低估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兵力，高估了国民党残余部队的力量；并且幻想江南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可能同广西部队合作，以保卫长江。”所以，他不仅接受不了《国内和平协定》所开列的条款和内容，而且对黄绍竑如此的说明情况尤其反感。他怒气冲冲地把《国内和平协定》文本往茶几上一摔，说：“亏得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遂起身向外走去了。
由于白崇禧愤然提前退场，影响了与会者的情绪，客厅中气氛陡然紧张，随之出现了冷场。接着，李宗仁等相继研读《国内和平协定》的文本。当时，由于李宗仁阅罢文本也难以接受有关的条款，使他不能不由白崇禧拂袖离去联想到蒋介石的态度，因此他当时的直觉是：不能批准南京代表团在该协定上签字。等到在座的人把这份《国内和平协定》传阅完毕，他情绪低沉地说道：“这是事关党国命运的大事，请诸位发表意见。”
何应钦清楚李宗仁如此而为的目的是：不承担任何责任，把牌摊给了他。何氏是国民党中有名的“武甘草”，自然懂得该如何处置这一事件，他说道：“既然这事关系到党国命运，我个人的意见是：先将和平条款经行政院开会研究，然后送请在溪口的总裁蒋先生过目，才能最后作出答复的决定。”
对此，李宗仁不表示态度。
是日夜，何应钦与有关人士协商，决定以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的名义派国民党元老居正偕吴铁城、朱家骅带上《国内和平协定》及和谈记录飞往溪口，请示蒋介石裁夺。据史记载：蒋氏阅后，他当即表示：“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
在这种氛围中，居正与吴铁城、朱家骅谁也不发一言，只有听命的份儿。有顷，蒋介石于盛怒之下拟定了如下三种所谓对应方案：
（甲）提出具体相对条件复之；
（乙）不提出对案，仅以不能接受其所谓条件而愿先订停战协定，以表示和谈之诚意。如其在此和谈期间，进行渡江，则其战争责任，就由“共匪”负之；
（丙）用党部名义驳斥其条件之前文与消灭行宪政府而实行其共产专制政府。
四月十八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例行公事地发表对和谈的声明：重申必须以该党中常会本月七日关于和谈“五项原则”的决议为依据。换言之，背离其“五项原则”的一切协议无效。
同时，国民党中央授权宣传部部长程天放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中外宣布，“和平的希望暗淡，如果共产党渡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还是失败，要靠我们的努力。”他还说，“反对渡江是国民党决策者一月前就在这里决定了的。这种立场到四月十八日才公开宣布，因为在这以前发表可能会危及和谈。”
是日，吴铁城也公然答记者问，声称“广州集团与南京集团的意见，现在实际上是一致的”。
在这种气氛之中，李宗仁真的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寝食难安！恰在这时，北平的张治中等和谈代表又一日三问，对《国内和平协定》有没有结果？无奈，他只好再召集桂系核心人物进行秘密会议，商谈应对策略。
对于李宗仁如此的表演，黄绍竑真是十分的恼火！使他不由得想起了许多往事——尤其当他想到自己近年来为李宗仁的升迁所尽的力的时候，他真是对李宗仁的表现失望极了！另外，黄绍竑作为政治家也清楚地知道：“一年以来，李宗仁所以能当选副总统，以及能迫使孙科把行政院从广州迁回南京，完全是得自国民党和立法院内主和分子的大力支持。今议和已到了转折关头，后者竟未受到咨询，反而听命于溪口，不智孰甚。”因此，他在十八日晚上八时在李宗仁召集的这次会议上，充满感情地讲：“有人认为《国内和平协定》是无条件投降的条件，这就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对待它。当前在军事上既不能保持均势，从而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取得绝对的平等地位。吾人迫于形势，绝不能同蒋介石共呼吸、同命运，蒋介石还可以退守台湾，苟延残喘，我们形格势禁，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和局才是以自保。……如果德公同意签字这一‘协定’，则将来可选为联合政府的副主席，即广西部队亦因此得到安全的保障，共方已同意健生（白崇禧）所率领的部队可以继续留驻武汉，也可以开到两广去，两广在一年内将不实行军事管制和土地改革。这些条件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也是非常宽大的。”
诚如前文所述，由于李宗仁的内心之中，已经暗自下了不签署《国内和平协定》的决心，因此他听到黄绍竑说到这里的时候，急忙插话道：“我对个人问题无所谓，而唯有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我是为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那就应该去职，以谢国人。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应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前途为重。”
李宗仁的这番话犹如一盆凉水，一下浇在了黄绍竑的心上，他惊得不知如何是好，唯有愕然地望着似乎不曾相识的老朋友李宗仁。
白崇禧最后作了发言，他说：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政府是有“腹案”的，代表团没有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实有负付托之重。至于说两广在近期内不至于有大变动，那也不过是时间迟早问题。这种局面，好像吃鸡一样，好的部分先吃，其后鸡头鸡脚也要吃光。
黄绍竑虽然认为大局已定，无可更改，但是当他想到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赶到机场，为他送行以及那句句至诚的托付，遂又强打起精神发言，并引用了一些在北平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对国家前途看法的话来加强他的观点，同时也希望能尽最后一点努力。令他震愕的是，白崇禧再次不耐卒听就走了。因此，会谈终无结果，时已深夜一时。
由于江南人民都在关心北平和谈的进展，再加之败亡之秋无秘事，因而，南京政府欲要拒绝和谈的消息很快传到社会上，使得京、沪、杭以及江南各大中城市的人民走上街头，公开反对南京政府，强烈要求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争端的主张。就在四月十八日这一天，如下的消息震撼了李宗仁的心灵：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致科技人员号召书，指出“无论目前和谈的结果怎样，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江南进军了。号召全上海一切科技工作者和学生知识分子，协助解放军接收管理上海，迅速恢复与发展上海的工业生产，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上海与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湖南省主席程潜在省府举行的例行月会上讲话，公开表示走和平的道路。他说：“现在全国人民要和平，我们政府，只有排除万难，力谋真正和平之实现，还有什么瞻顾的余地呢？如果还有什么人梦想借武力来压制全国人民所祈求之和平，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有一个制裁。到那时，凡是穷兵黩武的人，一定逃脱不了‘千夫所指’的惨痛教训。”同时，他还分外郑重地勉励与会同僚：“应该拿出良心来，争取真正的和平，为国家，为民族留一线生机。”
与此同时，留在北平的南京和谈代表团再电李宗仁、白崇禧，严肃指出：“和谈至此阶段，万无游移可能”，“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何“当机立断”，或“亲来北平一趟”。
李宗仁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的压力，他这位争来的代“总统”的确过起了受夹板气的日子。面对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谁是他的救命菩萨呢？他又想起了美国人，遂决定请司徒雷登大使出面，以开茶会的方式，邀请英、法、澳、加诸国大使参加。李宗仁此举的终极目的，是敦促以司徒雷登大使为首的外国使团发表联合声明，“对目前中国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表示深切的关怀，我请三国政府表示他们衷心的希望，希望谈判会导致和平的解决。这样中国和全远东的和平能维持住，他们发表联合声明将会给予共产党谈判的政府代表团相当大的鼓励，也将充分警告国际共产主义分子不要插手中国。”
诚如前文所述，这时的司徒雷登已经不站在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的立场上了，用李宗仁的话说：“当我讲完话回到座位时，我瞅了一眼美国大使，希望他会附议，想不到，司徒雷登采用滑头政客的通常办法，他避免看我……这使我意识到西方已决定袖手旁观，眼看中国政府垮台。”啊，李宗仁终于真正看清了美国人高唱所谓美中友谊的本质！
四月十九日，李宗仁被通知出席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召开的会议。由于黄绍竑不知临时组成的和谈指导委员会的组织成员，他的感觉是“这种会议形式，好似蒋未下野以前的最高党政军联席会议，但李代总统坐在一边旁听。其他各院院长也未到会，实在有些不伦不类”。何应钦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遂请黄绍竑作关于北平和谈经过的报告。黄绍竑奉命讲了大约一个小时，最后他很有感情地说：“代表团的全体代表认为，中共这个和平条款与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没有什么出入，李代总统以前也曾发表声明，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所以全体代表认为中共提出的和平条款是可以接受的。”
黄绍竑报告过后，与会者近似一边倒地作了发言。对此，黄绍竑事后作了回忆：
吴铁城首先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言。他说，中央常务委员会是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常会并未承认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他的话表面似为李宗仁开脱责任，而实际上又是责备李宗仁。他说，李代总统的声明，也只是说可以商谈，并不是完全承认。他指责代表团应随时请示中央，何能遽然认为可以完全承认。他尤其指出废除宪法和法统那两项最要不得。他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统是实行宪法的保证，如果都废除了，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他说的话很长，无非是对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作根本的否定。黄少谷当然是代表行政院发言的。他把我带回的中共提出的和平条款，逐条分析驳斥，认为万不能接受。参谋总长顾祝同把前方情报，人民解放军的调动情形说了一番。照他的判断，人民解放军正在部署渡江攻击，中共和谈绝无诚意。
何应钦最后问阎锡山有什么意见，阎锡山低声地说了几句。他说这个条款实质上是难以完全接受的，即使接受了，以后也很难解决问题。他短短几句话，好似楔子一样深深打入反共人们的心坎中。……
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完全被放在了被告席上，他“坐在那里很为难，一句话也不说”。对此，黄绍竑作了如下分析：
他反对和平条款，等于自食其言，因为他以前发表过声明，承认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为基础，然而他内心中却觉得那个和平条款与他既得的利益（指代理总统）是有矛盾的。当然，他还有更大的顾虑，如果表示赞成代表的意见，就要与党方（中国国民党）军方发生冲突，很可能被拘禁或被轰下台，所以他坐在那里没有一句话支持代表团的意见。
挂在墙上的大钟已经敲响了十二下，也就是说时间已经进到四月二十日了！何应钦看了看与会者的表情，严肃地宣布：“一句话，这个和平条款是不能接受的，由行政院作答复。现在宣布散会！”
四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号召所谓全党、全民准备做好战斗到最后的准备。
接着，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通过给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代表的训令，坚拒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时下，李宗仁知道自己这位“尽人事，而听天命”的代“总统”的历史使命就要完结了，他时下的任务就是在等待蒋介石的抉择，以他和行政院院长何应钦的名义致电北平，通知由他派出的和谈代表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实事求是地说，他此时此刻的心情，虽说有着难以言述的苦闷和失落，但比起前一阶段企盼和谈结果的焦急心情而言，轻松了许多！
李宗仁这种窝里窝囊的行为，不但使白崇禧瞧他不起，而且也令黄绍竑非常失望。黄绍竑是一位文人气十足的政治家，他眼见“和谈”破裂，大规模的内战再起，这不仅要埋葬他深恶痛绝的蒋家王朝，就连他亲自参加创建的新桂系集团也将随之消失。因此，他的内心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他就要辞别南京了，怀着怆然依依的心情邀程思远陪他到往日旧游之地走走，程思远事后说：“只看到‘蒋山青，秦淮碧’，末朝残照，满目荒凉！”
四月二十日中午，李宗仁、黄绍竑、程思远三人在傅厚岗吃饭，彼此心情沉重，终席无一言。饭毕，黄绍竑同北平的张治中通了长途电话，随后对李宗仁说：“张文白先生要我通知德公，中共中央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决定今夜发出进军江南的命令。我将于下午三时搭吴铁城的专机飞广州转去香港。”
从此，李宗仁与黄绍竑各奔前程，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李宗仁从海外回到祖国，他们才在首都机场重新见面。此乃后话，略。
是日夜，李宗仁阅罢与何应钦联名致电北平的南京和谈代表团——并要求断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文稿，他的脑海中顿时出现了一片空白。有顷，他走到窗前，望着阴云密布的夜空，茫然自问：“明天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毛泽东真的会向解放军下令渡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