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卫士们奋起保卫双清别墅的行动，史家称为“香山事件”。“香山事件”的缘起和经过是这样的：
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时候，一是为了傅作义自身的安全，再是为了尊重傅作义的意见，给他保留了一个警卫团。在改编的时候，该团除了换装和充实了部分政工干部外，其他都未变动。就说该团的团部吧，还是设在翠微路。
时人皆知，历来负责警卫的部队，尤其是担负当地驻军最高长官的警卫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中极具特权的兵种，不仅老百姓见了害怕，就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见了也要让三分。俗话说的“皇家门前一条狗，吓煞七品芝麻官”，就是对这种军队最为形象的写照。
也或许是傅作义的警卫团横行霸道惯了，抑或是当时在改编中引发出了矛盾，总之他们在密谋造反，其手段是武装向中共中央请愿。那时，香山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这些在北平驻防久了的国民党军人也变得很“油”，他们认为“劳大”就是“老大”。自然，谁是当今北平的“老大”呢？当然是中共中央。因此，他们开始是秘密串联，后来就决定冲击香山。可以想见，派进警卫团的政工干部很快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在他们行动之前就报告了上级主管机关。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警卫排长阎长林到卫士值班室告诉我们：有紧急情况。此时汪东兴处长（到北平后汪东兴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也来到值班室，告诉我们几名卫士：傅作义的警卫团约两个营来冲击香山，大家做好警戒准备，具体请阎排长布置。”接着，阎长林冷静地对卫士们说：“虽然来的兵力不多，我们也不能大意。周围的警戒已经布置好了，双清别墅也应加强戒备。”
当时，毛泽东的卫士一听傅作义的警卫团冲击香山双清别墅，真是各个怒火在胸中燃烧，“让他们有来无回”成了每个卫士的共同心声。有意思的是，他们告诉了江青，就是没有报告毛泽东，理由是怕耽误毛泽东的工作。其实，这起冲击香山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全都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的。
周恩来当即指示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赶快调一支部队去执行任务。”聂荣臻获悉情况之后大为震惊，“立即亲自给警卫北平的独立二零八师打电话，命令他们派一个团到城西八里庄，由军区作训处唐永健指挥执行任务。”这天晚上，“唐永健率一个团悄悄地包围了他们。为了尽量避免交火，唐永健秘密和我们政工干部联系，让他们做说服工作，告诉这个团放下武器，否则，人民解放军要用武力解决问题。”就这样，里应外合，“经过几小时的工作，傅作义的警卫团连营官兵同意放下武器。因为这个团的军官都回家住，唐永健又率人捉住了他们。”对此，当事人讲了如下这句话：“这一系列过程是由周恩来总指挥的，并报经毛主席同意。”
由于傅作义事前不知他的警卫团滋事的缘起和经过，所以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的举动很不理解，并派秘书找到华北军区交涉。经过解释，傅作义同意解散警卫团，由傅亲自挑选三十五名贴身卫士，做自己的保卫工作。为了解除误会，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傅作义亲赴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交谈中，周恩来说道：“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有时也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比如刚刚发生的‘香山事件’，就来不及与傅先生打招呼！”
毛泽东一听周恩来谈及香山事件，遂又接着说道：“这件事我知道，请傅先生谅解。我们都了解蒋委员长这个人，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他就不在我们周围安插特务，不在你傅作义身边派奸细？”
傅作义听后深受感动，忙欠身微笑着说了这句话：“我非常感谢毛先生、周先生对我的关怀，对此我永远铭记心中。”
就这样，鲜为人知的“香山事件”，由毛泽东、周恩来圆满地解决了。
所谓“香山事件”，只不过是毛泽东在处理和谈大事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在这期间，他依然是在集中精力研究南京政府对待和谈的态度上。
毛泽东在会见刘仲容的当天——四月三日，审阅了由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略谓：这一战役的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的东线第八、第十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谭震林指挥三野的西线第七、第九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以上两段归粟、张统一指挥。刘伯承指挥二野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总前委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主持全局。毛泽东拿着这份《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对照军事地图反复察看，最后提笔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总前委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但是，毛泽东作为当代最大的“仁者”，他真的不希望出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观战场，因为他清楚这是以敌我双方数以万计的生命为代价的。这就是他急着于当天夜里会见刘仲容的原因。接着，他又为避免发起京沪杭战役，进而造成如此大的牺牲作了部署。
毛泽东于四月三日晚送走刘仲容之后，针对李宗仁在和谈立场上向后倒退的实际，遂连夜赶写了一篇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并于次日通过我方电台向中外公开广播。该文开宗明义指出：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接着，全文在剖析了李宗仁的动摇心态，以及劝导他如何面对现实之后，遂又以强硬的措辞写下了这段话：
一切幻想和一切空话都应当抛弃了。我们并不强迫你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事后推论，毛泽东派黄启汉、刘仲容南返，是想通过黄、刘二人，当面向李宗仁陈清国势，促李宗仁与蒋介石决裂，走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用的以情动人的一手。同时，他通过电台向李宗仁表明中共坚决的立场，进而指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这是毛泽东用的兵临城下、实力相胁的一手。这一软、一硬的两手，就是要李宗仁断绝“划江而治”、力保东南半壁的幻想，使李尽快痛下决心，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原则解决中国问题。
毛泽东深知李宗仁的半个家是由白崇禧来当的。同时，毛泽东又知道白崇禧是职业军人，是重实力和信誉的。为此，他在写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之后，又向陈兵长江北岸的我三路大军发出了指示：
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旬、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李宗仁代表黄启汉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并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武汉撤退。请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总之，我方对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对张轸（河南省主席）亦是如此。
也就是毛泽东发出上述指示的当天——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军委收到了白崇禧发来的密电，问及关于“和”、“战”的有关情况。毛泽东为了争取白崇禧尽快与蒋氏军事集团决裂，遂于翌日——四月五日，以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的名义回复了致白崇禧的密电：
（一）支（即四日）电敬悉。（二）刘仲容先生本日由平飞南京，并转汉口，向李、白二先生转达敝方各项意见。（三）我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谋部部长），因为贵方代表现不在此，而许多事项又需及时通知贵方，以利合作，奉毛主席命直接和先生通讯，倘若同意，深以为幸。（四）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五）但是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凤……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丁）请通知安庆花园等处贵部负责人员，如遇敝方前线将领派员出来联络，请予接洽，勿生误会。并希各该贵部派员至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取联络。（戊）以上各点敝方业已通知各该地军事首长遵办，希望白先生亦通知贵部照办，并盼见复。
毛泽东又于当日给我军各前线司令部发去电文，要求他们严格按照命令行事。
毛泽东在两天之中处理了所谓香山事件，写下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又发出了远比上述电文还要多几倍的不同性质的电文，真是非常人所能为耳！如果再用心研究一下他为什么要在敌人行将崩溃，却令大军暂停渡江、举行谈判的苦心，读者只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他热爱、同情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希望竭尽自己的全力，避免人民的鲜血染红了滚滚东去的长江之水！
四月七日深夜——或许已经是四月八日的凌晨，李克农向毛泽东报告：李宗仁通过张治中给他发来了一封亲笔信。毛泽东十分警惕地问道：“你们给文白先生送去了吗？”
“没有！因为南京方面的电台是由我们的同志负责的。”
“好！我先睹为快。”毛泽东说罢又补充道，“同时也给文白先生抄送一份，限明天一早送到。”
历史就是这样有趣：李宗仁通过张治中转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却先于收转人张治中读到了这封信。但是，当毛泽东获悉这一消息的刹那之间却又发出了这样的自问：“李宗仁为什么又要给我写信呢？……”
李宗仁在南京的日子很是难过，可以用“度日似年”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态。四月一日，他亲自送走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之后，他时时都在盼等一个消息：尽快获悉中共方面对和谈的态度。两天过去了，北平方面没有确信。令他震愕的是第三天——四月四日，中共新华社突然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章。从文风、语气可以猜出：十之八九是出于毛泽东之手。再仔细研究全文的内容，真是令他有点不寒而栗！这时，他本能地感到：他为和谈代表定的调子是唱不下去的。正当他黯然自问怎么办的时候，黄启汉意外地由北平南返，并造访了他的官邸，向他陈述了有关北平和谈的情况，同时还进行了交谈。对此，黄启汉作了记述：
下午六时，我回到南京，住在傅厚岗六十九号李宗仁“官邸”，立即向李宗仁汇报南京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后的情况。我详细地把周总理的话告诉他……李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流露一丝微笑，对我问这问那。最后，他对我解释，张治中在代表团出发前还去溪口见蒋介石，那是张本人要去，他并不同意，但碍于张的情面，又不好阻止其不去。至于对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问题，他自己认为完全可以接受，但确实有许多人反对“惩治战犯”这一条，主要还是蒋介石本人。所以他主张要蒋介石到国外去走走，不要留在溪口碍事。但蒋坚决不肯出国，自然有他自己的打算。李答应对战犯问题当进一步表明态度，绝不使之影响和谈的进行。
黄启汉深知李宗仁是注重名位的，遂又把李济深、邵力子等人对他的劝言如实转告：
李济深要我告诉李宗仁，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只要他见诸行动，将来组织联合政府，毛主席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愿支持他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至于白健生（即白崇禧），无非想带兵，联合政府成立了，还怕没有兵带吗？到时，我们也支持他。邵力子对我说，他一向对和谈的看法，认定蒋介石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放，这对整个局面就可起推动作用。邵要我把他的这点意思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
黄启汉吃过晚饭之后，李宗仁要他去见行政院长何应钦，将一般的情况对何讲讲。黄照办了。在与何应钦谈话的过程中，使黄感到意外的是，南京各专科学校一万余人于四月一日举行有组织、有秩序的游行，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切实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原则搞真和平，不搞假和平。结果，遭到国民党军官总队和其他特务分子拦截毒打，造成死伤多人，遂演成惨案。在黄启汉看来，这显然是南京当局有意借镇压学生运动，向世人说明他们和谈是假，备战是真。
翌日，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造访李宗仁，李、傅二人秘密会谈结束之后，李宗仁突然传见黄启汉，并说了这段话：“傅先生想今天请你到大使馆吃晚饭，因为司徒雷登大使想和你见见面。”
黄启汉非常清楚李宗仁与司徒雷登的关系，不去吧，不仅对李宗仁不恭，而且还会因此产生误会影响和谈的进行；去吧，真是打心底不情愿。就在他犹豫不决很难启齿的时候，傅泾波忙又解释道：“司徒雷登大使很想见你，但他不便到代总统这里来，以免引起外间误会，所以就由我约你吃饭，借此会面。”
至此，黄启汉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沉吟片时，说了：“吃饭，可不必了，因为我已另有约会。饭后，晚上八时左右，我到大使馆来一趟就是了。”
是晚八时，黄启汉坐李宗仁的轿车来到美国大使馆，见到了说一口流利国语的司徒雷登大使。这位生于中国的洋大使先讲了一些客套话，接着又问道：“黄先生，中共进驻北平后的情况怎么样？”
黄启汉如实地介绍：“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政治气氛、社会秩序都很好，学校照常上课，商店照常营业，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从来没有这样的欢欣。”
“黄先生，你对北平的和谈有什么看法吗？”司徒雷登问道。
黄启汉接着介绍：“南京和谈代表刚到北平，尚未开始正式谈判，谈成与否，现在要想作准确的判断还为时过早。此时我只能说和谈是有希望的，但也有困难，因这是个大问题，相当复杂。”接着，黄启汉突然反问道，“大使先生，你是如何看待这次和谈的呢？”
司徒雷登不愧为老牌的外交官，他巧妙地答说：“我不知道内情，更难推测。但有一点可以说的是，美国在这次国共和谈问题上不插手参与，但希望能看到经过双方努力，谈出一个结果来。”
黄启汉感到：司徒雷登约见他的目的，是想摸到北平和谈的真实情况，借此好确定下一步美国对华，准确地说对中共的外交策略。由于黄启汉有备而来，且也不能满足司徒雷登的要求，双方都很明智地结束了这次会面。
四月五日，黄启汉又遵照李宗仁的指示，飞赴武汉向白崇禧汇报去了。
事有凑巧，黄启汉正要准备动身赴武汉，刘仲容于四月四日夜从北平给程思远打来长途电话，请于次日派飞机到北平接人。诚如当事人所记述的那样：“李宗仁满怀希望，以为代表团要派人南归报告情况了。可是五日下午四时，程思远到明故宫机场去接人，接到的却是‘民革’的中委李民欣、朱蕴山和一个不明身份的刘子衡，他们由刘仲容陪同南来，一下专机，就避见新闻记者，所以上海、南京的报纸称他们为‘神秘客’。他们并没有给李宗仁带来什么好消息，而是代表李济深以第三者资格劝告李宗仁、白祟禧完全接受八项原则。”李宗仁听后怅然地叹了口气，似乎是在怆然自语，“咽！他们是来劝降的……”他为了进一步了解毛泽东、周恩来对和谈的真实意见，遂于当晚在傅厚岗官邸传见了刘仲容。
刘仲容见到李宗仁之后，如实地谈了在北平接洽和谈的有关情况，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期望。最后，刘仲容把载有《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人民日报》取出，双手呈交李宗仁，并郑重地说道：“德公，这篇文章很重要，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
李宗仁接过这份《人民日报》，有些沉重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了！”遂又把这份报纸放在茶几上。
李宗仁听了刘仲容的汇报，更加清楚毛泽东赞同和谈的目的是“招降”。对此，李宗仁心里明白，不仅蒋介石及其嫡系会坚决反对，就连白崇禧也不会允同。因此，李宗仁未作任何表示，就打电话请何应钦来官邸，并让刘仲容很是为难地向这位行政院长汇报。
“据你看，共产党有诚意吗？你见到毛先生没有？”何应钦不露声色地问道。
“见到了。毛先生说，国共两家打了这些年的仗，该歇歇手了，和总比打好。毛先生说，这并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这才愿意通过谈判，政治解决。毛先生还谈到，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阻挡不住。毛先生欢迎德公和你到北平去直接商谈，协商解决一切问题。”刘仲容很是平和地讲了上面这段话。
何应钦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清楚自己这位行政院长是夹在蒋介石、李宗仁中间的阁魁，与事超然处之，免得自找麻烦。因此，当他发现刘仲容问一句答一句，并有意与他周旋之后，遂草草地结束了这次谈话。
刘仲容离去之后，李宗仁再次感到一种莫名的孤寂向他袭来！或许他自接任代“总统”起，至今才悟到“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句话的真谛，遂发出了喟叹不已的叹气声。是啊！两个半月以来，他在台前，蒋介石在幕后，历经几个回合的较量，他原有的所谓励精图治、大张民主政治等宏图大志，逐渐地远他而去，一步步走到今天，真的也变得现实起来！时下，他只有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但是，因环境特殊，加之蒋介石又处处在背后牵制，使其对这匹“死马”也未能尽应有的努力。怎么办？唯有“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四月七日下午七时，李宗仁在傅厚岗官邸设宴招待南来的朱蕴山、李民欣等人，算是分内的礼节性的“尽人事”。饭后谈到战犯问题，是美酒的力量在起作用，还是李宗仁想当着南来的“说客”一泻胸中的积郁，他竟然慷慨答说：“以一身受之而不辞，而要求豁免蒋介石发动‘戡乱’战争的责任，以免和谈受到溪口方面的破坏。”与会的不少人员为李宗仁的态度所感动，其中南来的刘子衡先生建议；可由李去电毛泽东主席提出此项建议。对此，李宗仁慨然应允，立即交由秘书黄雪郁起草了致毛泽东主席的电稿，当晚他稍作润色，于夜十一时发出这则具有史学价值的电文：
北京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
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谈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屈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乘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弟李宗仁卯阳印
毛泽东收到李宗仁的这封电报，虽然先于张治中转呈，也应是八日凌晨了！他看完这封电报的直感是：他所采用的“两手政策”发挥了作用，因为李宗仁公然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这说明李宗仁不仅不反对“惩治战犯”之原则，而且还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这是何等大的决心啊！说到未来的建国方略，他表示“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这样看来，李宗仁等于放弃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牌子，支持建立一个新中国。为此，他立即请来了周恩来，在周看了李宗仁致毛泽东的电文之后，他们二人连夜商议了对策；那就是起动第二步大棋，由毛泽东出面约见南京的和谈代表，把他们全都变成邵力子先生。这时，天已经大亮了，周恩来看着毫无困意的毛泽东说道：“主席，你应该休息了，下午再约见张治中先生谈话吧！”
“睡不成了！”毛泽东看了看手表，笑着说，“再过一个小时，张治中先生一定会亲自来送李宗仁致我的电文的。我看，你我就接着与他谈吧！”
果真，张治中很快打来电话，接着又驱车赶到香山双清别墅，向毛泽东转呈了李宗仁的电文。毛泽东紧紧握住张治中的手，满面笑容地说：谢谢你，那年去重庆谈判，承蒙你的热情接待。而今你来到北平，我自然应尽主人之谊了！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张治中的身体和家人的情况，使得张治中完全置于友谊的温暖之中。可是，他们都是政治家，是不可能长时间享用这友谊的温暖的，话题很快就转入了正题。首先，张治中根据和谈腹案以及在溪口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谈了一些意见，当事人归纳了如下几点：
（1）关于战犯问题，张一再说蒋介石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并明确表示终老还乡，终身不复担任国家职务，为便利和谈进行，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写入条文。毛主席表示可予考虑宽大处理。（2）关于建设联合政府问题，张提到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协议的具体方案，如按此办理，国民政府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毛主席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3）关于今后建设问题，张表示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毛主席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接着，毛泽东与张治中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讨论了内政、外交等立国的大事。可以想见，他们之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的。但是，毛泽东没有厉言相驳，而是友善地“给张作解释”。据当事人的回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批驳的七种错误论调中，有四种是张治中提过的。”实在说来，毛泽东与张治中的谈话是平等的，是友善的。对此，张治中一直铭记在心。
或许是应了“畅谈不厌，几尽忘食”这句老话，毛泽东与张治中的谈话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作陪的周恩来笑着提议：“主席，应该招待文白先生吃午饭了！”
毛泽东听后方知连早餐还没有用过，笑着说：好！多做一些，因为我和恩来是早餐、午饭合在一起了。
“怎么，你们二人连早饭还没有吃？……”张治中脱口问道。
“岂止是没吃早饭啊，”周恩来笑了笑，“主席从昨天直到现在连觉还没有睡呢！”
“恩来，你不也是陪着我一夜没合眼嘛！”毛泽东说。
张治中听说毛泽东、周恩来为了与他谈话，连觉都未睡，真是感动极了！他说什么也不在此吃午饭。
张治中驱车离开香山之后，周恩来为了能让毛泽东早些休息遂也告辞回家了。但是，毛泽东依然没有困意，再次看了李宗仁的来电之后，遂又提笔草拟给李宗仁的复电了……
毛泽东读了李宗仁的电文之后，虽然心中曾燃起过希望之光，但是当他提笔给李宗仁复电的时候，他又完全回到了作为政治家的心态，其措辞是相当冷静的。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接着，毛泽东于四月九日约见邵力子、章士钊谈话。由于邵、章对和谈所持态度与中共相近，故双方谈得十分融洽。另外，毛泽东与章士钊的谈话还有一个内容，那就是关于杜月笙的青帮问题，以及程潜对和平解放湖南所持的立场。
据史记载，章士钊于三月二日由南京返回上海当天下午三时半，亲赴杜公馆访晤杜月笙，除转述了中共毛泽东对南北通航的意见外，他还向杜转告了毛泽东对解决青帮的办法：上海解放之后，请杜命令弟子主动向政府登记，只要悔过自新，既往不咎；如果敢于抵抗或在暗处搞破坏，坚决打击之。对此，大病在身且又受了蒋经国打老虎之苦的杜月笙愿意按中共的意见办。
说到章士钊邀谈程潜的情况，当事人——程潜的弟弟程星龄作了回忆：
一九四九年三月，李宗仁电邀程潜赴南京共商国是，其目的是为了湘、桂结盟，采取一致的行动，实现与中共划江而治的局面。期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中作伐，促程潜与代总统李宗仁合作。恰在这时，章士钊由上海来到了南京。时人均知章、程同是湘籍名流，他们二人又是多年的密友兼诗友，相互甚为敬重。平时，他们之间再密切的过从也不会引起他人注意；然而时下是非常时期，上层人士又均知章士钊北上访晤了中共领袖毛泽东，所以他们这次见面为防意外事件发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之前，章士钊先约见了程星龄，摸清了程潜的思想状况。接着，他才与程潜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密谈。首先，章氏从国家与政府的理论，联系从清朝到民国的实际来说服程潜，然后再极力向程潜推崇毛泽东。由于章氏是一代大儒，遂说了如下这段颇具理论水平的话：
“近代法学者之通论，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之总称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就应让谁来搞。现时代进步得很快，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你们国民党已搞了二十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应当让共产党来搞，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
接着，章士钊以亲身经历，回顾了辛亥革命期间他赞助黄兴，以及支持孙中山，和他反对蒋介石等行为，借以向程潜说明什么是背叛，什么不是背叛，大节应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等道理。然后，他操着崇敬的口气说道：“现在只有中共和毛泽东才能把国家民族搞好。”
“行严兄，”程潜心事沉重地问道，“你此次北上见到我们的乡弟毛润之了吗？”
“见到了。”
“有何品评？”
“毛泽东英明果断，襟怀宏伟。”章士钊说罢沉吟片时，又说，“我看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空前是肯定，绝后不应说。”
程潜远在山城的时候，就曾与到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有过交往，印象非常之佳。时下，一代狂士章士钊竟然用这样的语言形容毛泽东，当有不凡的所谓政治家那特有的魅力。因此，他微微地点了点头。当章士钊向他转述毛泽东对他寄予殷切希望之后，他深受感动地说道：“我今后的行为，一定会造福桑梓的！”
毛泽东对章士钊完成他交给的托付是满意的。但是，他清楚随着形势的发展，杜月笙与程潜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仍然需要有人，其中也包含章士钊先生去做，故客气地说道：“将来三湘大地解放了，家乡的人民是要感谢行严先生的！”
四月十日，毛泽东按计划同桂系的两位代表黄竑、刘斐谈话。周恩来指着黄绍竑介绍道，“主席，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黄绍竑先生，抗战时期，曾当过我的故乡浙江省的父母官。”
毛泽东当然清楚桂系黄绍竑的底细，他迎上前去，紧紧握住黄绍竑的手，十分风趣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将来史学家写新桂系的历史，那是少不了黄先生的大名的。”
黄绍竑很早就知道毛泽东的大名了！加之他平生喜好吟诗、填词，因此，他从“北国风光”这样大气魄的诗词中，了解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大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豪放派的词人。为此，他客气地说道：“将来史学家写这段国共和谈史的时候，我希望能沾毛先生的光。”
“那全仰仗你们的努力了！”毛泽东指着周恩来、刘斐等人，“免得我们的后人骂我毛泽东，违背了先礼后兵的祖训。”
“主席，”周恩来指着刘斐说，“这位就是桂系的战略家刘斐先生。”
“也是久闻大名，”毛泽东转而握住刘斐的手，“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我是湖南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刘斐答说。
“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逗得忍俊不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简短的见面对话，自然而然地拉近了主人与客人间的距离。接着，在毛泽东的张罗下，大家分主宾落座，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又进入了近似拉家常般的谈话。
“前天，我和你们的团长，也就是首席谈判代表张文白先生谈了；昨天，我又和两位长者代表——章士钊、邵力子先生交换了意见；今天，”毛泽东有意停顿片时，遂又加强语气地说道，“我想多花些时间和你们二位谈谈，因为你们二位都是代表桂系的嘛。”
“毛先生，”黄绍竑是一位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急忙接过毛泽东的话进行表白，“周公是知道我的历史的，从所谓派系上讲，我无疑是属于桂系的。但是，由于我不赞成内战，希望国家统一，早就被桂系排除在外了。”
“这我也是清楚的。”接着，毛泽东又笑着补充道，“正因为如此，李宗仁先生才要求你当代表的同时，又加上了一位刘斐先生。”
“我是被他们拉出来充数的！”刘斐也近似解释道，“因为我多次向德公进言：蒋介石打不下去，才让桂系出来求和。时下，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刘斐先生谈的，和我们是一致的。”毛泽东抓住刘斐的话题引发开来，“我多次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我是赞成毛先生的这一看法的。”黄绍竑或许想到了自己作为谈判代表的职责，遂又说道，“坦诚地说，我希望能多听一听毛先生的。”
“好嘛，我就多讲一点。”毛泽东沉吟有顷，“我想了许久，你们的李宗仁先生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简而言之，他是六亲无靠啊！”
毛泽东说罢看了看有些愕然的刘斐和黄绍竑，接着，他又扳着手指头说道：“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这番俗中见雅、浅中寓深的讲话，的确征服了黄绍竑与刘斐，他们边听边想边微然点头，感到似在听一位高人在盘道、说禅，从中悟出了更多的人生真谛。有顷，毛泽东起身踱了几步，以坚定的口气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时至中午了，毛泽东留下黄、刘二人一起吃饭。当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谈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道：“毛先生，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刘斐进而又问道。
毛泽东一听，明白了刘斐是在借麻将之题，进而发挥对和谈态度用意的时候，他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道：“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好了。”
与宴者听后也会心地笑了。
毛泽东在与南京和谈代表邀谈的四天之中，他还要关注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军事态势的发展，并作出相应的军事部署。就说四月十日这天吧，毛泽东与桂系的黄绍竑、刘斐谈话的时候，坐镇武汉——时已飞抵南京的白崇禧发来密电，称：“关于安庆撤退事，暂有困难，因自该地发生战事以来，国防部曾令坚守待援，该地辖京沪区指挥，敝方不便擅令守军撤退。拟请贵方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
毛泽东收此电文之后，为了表示我方的诚意，遂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
安庆既属国防部管辖，白崇禧自不便令撤，请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和谈解决。如安庆畏我派人接洽动摇其军心，你们亦不必派人去联络，彼此暂维现状为要。
毛泽东根据南京李宗仁发给他的密电的态度，以及这几天他邀南京代表谈话的情况，认为此次和谈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也就是在四月十日这天，他给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等发去电文：
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即四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总前委邓小平、陈毅收到中央军委这则电文之后，立即复电如下：
每年阳历五月初开始大水，而且五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
同日，粟裕复电中央军委：
四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将发生以下困难：（一）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驶困难，因此以现有船只渡江，每次渡江人数势必减少三分之二；（二）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阔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面只能作为钳制佯动方向；（三）粮草困难，尤以烧草。
同日，刘伯承等也复电中央军委：
长江水势四月末五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毛泽东收到上述复电之后，立即与周恩来、朱德等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至四月十一日凌晨结束。毛泽东于晨五时将如下结果通令上述有关人员：“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由此可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确定四月二十二日举行渡江战役，是毛泽东于四月十一日晨五时下达的命令。
毛泽东把上述命令交于机要部门下发之后，东方已经显出鱼肚白。他缓步走出双清别墅，轻微地活动了一下身体之后，遂又想到太原战役的实施。由于他深切同情多灾多难的人民，总希望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需用战争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所以他决定暂缓发起太原战役。为此，他又于四月十一日起草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并告彭德怀电：
（一）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进行了十一天，颇有进展。如南京方面同意，可能于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但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二）请将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
在毛泽东一边邀南京代表团成员谈话，一边部署渡江等战役的同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发布的八项条件为基础，执笔起草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于四月十二日傍晚送至毛泽东的双清别墅。毛泽东笑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恩来已经为国共双方的和谈立了这个规矩，下边的事就好办了！”
“主席，请你今夜审看过这份草案，如无原则问题，我想明天就交给南京代表团。”
“可以，”毛泽东突然想起什么，“刘仲容什么时候回到北平来？”
周恩来看了看手表，笑着说：“如果飞机正点的话，现在应降落了。”
“好！请刘仲容下飞机后立即到我这儿来。”
刘仲容回到南京向李宗仁、何应钦汇报之后，为做白崇禧的工作，打长途电话到武汉，告知收听电话的黄启汉他已经到了南京，见到了李宗仁，想立即到武汉来见白崇禧。黄启汉当即问白崇禧的意见，白说了这句话：“叫他们莫要到汉口来了，明天我们去南京见面。”
但是，刘仲容乃至于李宗仁都不知道，这时的白崇禧已经被蒋介石用黄金收买过去了。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一边企望利用和谈拖到雨季来临，一边命令顾祝同、汤恩伯等在长江建立战略性的军事防御体系湖口以东划归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指挥，湖口以西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负责。在蒋氏的心目中，东线是他的嫡系部队，完全会听命于他的指挥。另外，上海是欧美诸帝国主义的利益所在，面对中共渡江后的军事攻势，他们尤其美国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为此，他利用上海作钓饵，试图借中共渡江之机，引诱欧美诸国在上海出兵干涉，把国共两党争天下的战争，转化为美、英诸国和中共进行武装较量的战场。这样一来，他蒋某人就真的坐收渔利了！万一此招失策，他仍然可以借助这支近百万的军队退保台湾。这就是蒋介石心中最得意的一招棋。可是，蒋介石又是如何对待西线指挥长官白崇禧的呢？蒋介石也投下了一枚很重要的棋子。
蒋介石清楚白崇禧会打仗，所以委以长江西线防御的重任。同时，蒋介石又向来瞧不起白崇禧所谓的气节、人格，在圈内视白为“再嫁的寡妇”。换言之，蒋介石视白为势利小人，是重利而忘义且又积极反共的不具战略眼光的政客。当蒋氏获悉李宗仁与白崇禧在“和”、“战”问题上有分歧的消息后，先后数度致电白崇禧，重谈北伐和抗日两大历史时期的友谊；当他获悉白崇禧言和意在划江而治——否则将决心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为坚其决心，并借此离间李、白的关系，进而达到破坏北平和谈的目的，他背着李宗仁，“从台湾用飞机运到一批黄金，送给白崇禧。”
蒋介石一方面知道可以用黄金收买白崇禧为其卖命，另一方面也清楚白崇禧的部队无力阻止解放军过江。他如此而为的目的：借用解放军消灭桂系实力的同时削弱解放军。但是，一旦白崇禧失守武汉之后，蒋介石又将作怎样的军事安排呢？他的得意弟子宋希濂道出了天机：
蒋介石说：“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过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其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顾总长、林次长研究一下，并把我的意思告诉陈明仁和在湖南的几位军长。”
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目的，仍然是在重复走抗战时期那条刘备图川的老路。
对此，李宗仁这位代“总统”并不知情。甚至蒋介石用黄金收买白崇禧这样的大事，他都闻所未闻。这就是李宗仁远不如蒋介石的地方。自然，也就是李宗仁难以战胜蒋介石的根本所在。
对此，先行飞到武汉的黄启汉不知白崇禧的变化，遂把在南京向李宗仁汇报的情况，又重复地向白叙述了一遍，特别强调周恩来说的几点，请白考虑。自然，收了蒋介石黄金的白崇禧不会对此感兴趣。他淡然地哼哈地支吾几句，遂又加重语气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过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
“这是办不到的，”黄启汉再次重申周恩来的意见：和谈期间，共产党军队不会过江；和谈后，谈成也要过江，谈不成也要过江。最后，他语调坚定地说，“划区而治，南北分裂，破坏统一，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卷土重来创造机会。这一点，谁都看得清楚，共产党绝不答应。”
简而言之，无论黄启汉说破大天，白崇禧终有他的一定之规。
或许又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老话，就在黄启汉离开南京的这两天，李宗仁那并不坚定的和谈决心也突然发生了动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制约李宗仁和谈，或曰拖时间，他又授意幕后操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他授意的如下五条和谈方针：
（一）为表示谋和诚意，取信国人，在和谈开始时，双方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无谋和诚意，政府应立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党；
（二）为保持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往以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护；
（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用暴力之政策，对于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
（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约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
（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列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李宗仁认真地研究了上述五条和谈方针，愈加感到在蒋介石的控制下，势难接受“人民解放军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渡江”的条件，也势难采纳他主持、推动的国共合议的结果。恰在这时，白崇禧偕黄启汉飞到了南京。是日晚十时许，李宗仁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程思远在傅厚岗会商时局。白崇禧讲话：“日前最大的危机是蒋介石在幕后控制党政军大权。德公没有掌握政府的权力。而今蒋、李必须摊牌：如果蒋不出国，德公就应该急流勇退，让蒋重新出来当家做主。”
白崇禧说的这段话，单从字面上是看不出问题的。然而他今天说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已经由昔日逼蒋交权，变成今天由蒋复出取代李代“总统”了！
接着，刘仲容向白崇禧报告：“当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向中共提出关于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中共方面态度坚决，坚持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白崇禧听后也不甘示弱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接着，刘仲容又把毛泽东、周恩来讲的话说给白崇禧听。特别说到将来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还要请他指挥国防军之后，他不仅听不进去，而且还很有情绪地说：“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刘仲容听后发觉白崇禧在和谈问题上出现了大的倒退，正当他思索这其中的原委之时，白崇禧又问道，“德公和敬之有什么看法？”
“他们两位都没有表示，就是要同你商量商量。”
“还有什么好商量的？”白崇禧气急败坏地说，“你马上就回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样办。”
刘仲容苦口婆心地与白崇禧讲了几次，白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当刘“从接近白崇禧的参谋人员那里听说蒋介石给白崇禧一批黄金，企图破坏和谈”后，他也失去了信心。不久，刘仲容收到北平王炳南的长途电话，说南京和平代表团的黄绍竑，日内将从北平回南京，并叫刘搭乘这架专机回北平。刘在得到李宗仁同意之后，遂于四月十二日下午二时与朱蕴山、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等乘机飞返北平。
毛泽东迎进自飞机场直接赶来双清别墅的刘仲容，笑容满面地说：“我给你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归来了吗？说说看，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有转变没有？”
“白崇禧顽固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我看没有什么希望了。”刘仲容有些沉重地答说。
“李宗仁呢？”
“还有争取的可能性。”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是说“我已经做到尽人事的责任了”！接着，他又告诉刘仲容：“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最后，他又深切地说：“仲容，你打电话告诉李宗仁，在解放军过江时，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以贵宾款待他，那时和谈仍可以进行。”
毛泽东送走刘仲容之后，夜已经很深了！接着，他回到桌前，认真地审阅周恩来亲自起草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在毛泽东看来，自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起始，像这样的和平协定草案不知写出过多少件了，然而真正履行，并能贯彻始终的又有几件呢？啊！中国近代的历史就是这样艰难地前进着，多灾多难的人民在这艰难前进的路上洒下了血……当这滴滴鲜血化作一轮朝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他决计提笔告诉人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就八项基础的和平条件举行的谈判，已达十二天。在此十二天中，双方就各项问题非正式地交换意见。从本日起，进入正式谈判阶段。”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这篇新闻稿的用意，是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了悲苦的人民早些结束苦难的生活，已经对蒋介石顽固派做到仁至义尽了！
香山远处传来了雄鸡报晓的鸣唱，毛泽东又用工作送走了一个沉沉的长夜。当他想到四月十三日早已来临之后，遂又提笔就国共和平谈判进入正式阶段给周恩来写了一信：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十三）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十三日至十七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的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四月十七日必须解决问题。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十四日上午去，十五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于、居、童，不要张群）如愿来平，十五日至迟十六日必须到达，十七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果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在北平。……今天晚上应举行各党派代表人物（十人）的会议一次。
毛泽东把新华社的新闻稿及给周恩来的信件发出之后，他信步走出双清别墅，站在亭子前面的水池旁边，举目望着朝霞涂抹的东方，陷入更深邃的凝思，似在自语：“看来，我又要在两条线上作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