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想到的是为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劳动者谋利益，为受苦受难的大多数人宣传革命思想，各国的反动政府都把他视为“洪水猛兽”。他们对马克思不是驱逐，就是流放。马克思只好带着全家浪迹天涯。1843― 1849 年，短短的6 年时间内，马克思就被迫迁居达7 次之多。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敢容留他，以至于马克思成为了一个无国籍的人，一个世界公民。

流浪的生活，给马克思一生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贫穷。

他终生都在研究革命理论，宣传、鼓动革命，而没有一个用于谋生的职业。他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写书的收入，但是，由于马克思为了创立革命的理论，必须花相当多的时间去研究，所以，一点点稿酬根本无济于事。一部《资本论》，马克思写了半辈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资本论》的稿酬，还不够他写作中抽的雪茄烟钱。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和继续进行研究工作，马克思和燕妮只好在赊购物品和典当财物中生活。燕妮结婚时陪嫁的银器当完了，又把小孩使用的银餐具送去抵押。当银具全部当完后，他们不得不典当衣服，甚至连上街要穿的外衣也难留下。典当的东西是可以赎回的，但马克思没有钱赎回。他只好托朋友去将物品赎回，然后卖掉，以多得一点点钱。只有属于小燕妮的餐具，他托人赎了回来，留给孩子一点安慰。

马克思常常因缺少买稿纸或报纸的几个钱急得团团转，为缺少寄稿子所用的邮票而在城内到处奔走。

最令马克思痛苦的是缴纳房租。连吃饭都成问题的马克思哪里有钱缴纳房租呢？每到房主登门索租，马克思就把自己关在小书房中，由燕妮出面说好话，但好话当不了钱，他们往往被房主赶了出来，不得不另觅居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居住条件只能越来越坏。

两个极不寻常的日子也不免沉淀在马克思的心中，“摩尔”——这个“黑雷公”般刚强的男子汉，每当想起这倒霉的两天，心中那架天平就不免有些颤抖。

讨账的一个接一个地上门来。马克思想方设法凑足了寄稿子的邮票钱，自然就没有了房租钱。流亡巴黎的一天，房主逼着燕妮立即交出拖欠的房租，只有5 英镑，然而家里却连这5英镑都没有。于是，凶恶的房东叫来了警察，将他们的家具全部查封，将他们一家老小赶到街上。春寒料峭的日子，马克思夫妇抱着孩子，走了一家又一家，然而朋友们都难以收容他们这么一大家子人，最后还是一个流亡者借给他们5 英镑，暂时付清了房租。

但是，当他们刚回到被查封的家里时，面包师、肉店老板、牛奶店老板都已“恭候”多时了，他们都是向马克思来索要欠账的，并声称“不还钱，就不走”。燕妮没有办法，家中能值几个钱的只有他们和孩子们睡的床，她只好将床搬到门口去卖。上百人都赶来看热闹，取笑这一对贫困中的夫妇，取笑这个“红色博士”，然而却无人来买一张旧床。燕妮在这样的窘境中，只好偷偷地抹着眼泪，无声地抽泣。

就因为在如此贫困交加的生活里，孩子们得不到很好的营养，得了病也不能进行很好的治疗。骨肉生离死别的惨痛时刻再三地降临到马克思的头上。

1852 年的“复活节”不复活。家中连为孩子买小棺材的钱都没有了，父母亲及三个活着的孩子守护着失去生命的冰冷而苍白的小尸体，悲切地度过了那复活节的白天和黑夜。

这样的日子，作为血肉之躯的马克思有时想起它，心里也难免有些心寒战栗。但每当这时候，他又想到了同他一样甚至比自己处境更惨的工人、农民，想到了广大劳苦大众在压迫和剥削中横遭摧残，也想到了自己案前的为天下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资本论》……于是真可谓“一正压千邪”，心中那架天平即使有些晃动也是平衡的。

在精神上，马克思是富有的，他在为人民创造难以用金钱衡量的精神财富，但在物质上他却是贫穷的。然而他正是用自己终生的贫穷换来了人类不朽的业绩——面对贫穷和其他无数困难，马克思一刻也不停止工作、奋斗，从来没有过垂头丧气，常常以他乐观主义的精神去感染燕妮和孩子们。在那小小的房子里，这在艰难中挣扎的一家人，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马克思用行动告诫自己和家人：“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