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还在19 世纪40 年代担任《莱茵报》主编的时候，就对政治经济学问题产生了兴趣。他曾经这样说：“1842― 1843 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1843 年迁居巴黎以后，马克思孜孜不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仔细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一时期他经济学上的研究成果体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见解，这实质上是他的资本占有雇佣劳动理论的萌芽。

1845 年2 月，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来到了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在这里，除继续研读以往经济学家的著作外，他还阅读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作品，并收集有关经济学方面的材料。

马克思打算写一本经济学巨著，书名定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 年2 月，他同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凯签了出版合同，可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列斯凯由于受到普鲁士政府和警察当局的压力，要求马克思把这本著作写成纯学术性的作品。马克思严词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后来列斯凯取消了合同。

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对经济学的研究。1847 年出版的批判普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同年12 月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见马克思当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当时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提出“剩余价值”这一术语，但他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和怎样产生的。

由于积极投入1848― 1849 年革命的实际斗争，马克思一度中断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到伦敦，重新钻研政治经济学。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博物馆、图书馆等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

从1850 年夏天到1853 年8 月，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各种期刊中做了大量的摘录，写满了24 册笔记本。

为了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还阅读各种自然科学技术书籍。例如，为了弄清地租，他研究了农艺学，特别是农业化学。他千方百计地熟悉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他在19 世纪50 年代的最初几年摘录了生产中应用物理学和数学等的历史资料。

19 世纪50 年代初期，马克思着重探讨的是货币理论和地租理论。他再次仔细阅读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并做了许多概括性的批注。

19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马克思忙于为报刊撰稿，没能够集中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1857 年经济危机爆发，推动他加紧经济学的研究。他期望这次经济危机能引起新的革命。

他想尽快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用社会发展的经济知识来武装工人阶级，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清自己的革命任务。他夜以继日地进行着紧张的工作。

从1857 年7 月至1858 年5 月短短10 个月的时间内，马克思写成了50 个印张篇幅巨大的手稿，每个月完成10 万余字的写作任务。这就是《资本论》的最初稿本。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形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部手稿里，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为此继他的第一个发现—— 唯物史观之后，完成了第二个伟大发现。

这部手稿，马克思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而整理的。从1858 年年初开始，他在这一手稿的基础上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并打算分册出版。他本想尽快完成第一分册，但事与愿违，由于长期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劳累过度，不断患病。1858 年4 月29 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我长久没有写信，可以用一句话向你解释，就是不能执笔。这不仅是就写作而言，而且是就这句话的本来意义而言的……给《论坛报》一定要写的少数几篇文章，我是向妻子口授的，但就是这一点，也是在服用烈性兴奋剂之后才做到的。我的肝病还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发作过，我一度曾担心肝硬化。医生要我旅行，但是，第一，经济情况不许可，第二，天天希望能够再坐下来工作。总是渴望着手工作而不能做到，结果倒使得情况恶化了。不过一星期来已有好转，但还不能工作，要是坐上几个钟头，写写东西，过后就得躺好几天不能动。我焦急地盼望这种状况到下星期能够结束，这事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显然是我在冬季夜里工作过度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