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变，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都发生着变化。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被彻底打破了。洋鬼子霸占中国领土，侵占中国主权，不但在逼迫着中国人跟他们搞“五口通商”，还蛮横地一路北上，抢劫紫禁城，火烧圆明园……这，就是变。一场从“天朝上国”，坠落成人间炼狱的变，一场见所未见的剧变，一场由世界格局的大变化所带来的被动的变。从此以后，中国人从三千年的荣耀中醒来。在与西方世界越发紧密的联系中，越发了解到了自身的弱小，从而在这场竞争中，陷入了一段段苦不堪言的屈辱之中。

于是，就在这份弱小和屈辱中，横在中国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就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如何自强。

清政府里一些开明的官员，在与洋人的频繁接触中意识到，中国落后的鸟枪和长弓，敌不过西方人先进的洋枪和洋炮。想要与之匹敌，在这被动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中，中国人不得不自我改造，向外学习，以敌人之所有，补自身之所无。于是，就在这批开明官员的倡导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自救”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就这样自上而下地，全面展开了。

这就是变。一场主动地变。

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一变就是三十年。在这三十年的轰轰烈烈中，时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花了整整二十五年，通过重金购置，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自我仿制，建造了号称“东亚第一，世界前十”的强大海军部队——北洋水师。从此，将这场运动推向了它的巅峰。

只可惜，就在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后的第六年，甲午战争爆发了。强大的舰队在做了一千年学生的日本面前，竟于一夜之间全军覆没，沉入汪洋，化作一块块令人无限唏嘘的碎片，以及李鸿章头顶上，那一阵阵永不消散的骂名。

洋务运动随着北洋水师的失败而失败了。当年倡导这一运动的活跃分子、朝廷权力机构中的核心成员、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奕?，面对如此这般败局，也逐渐沉默了下去。

李鸿章也沉默了。就连那只手遮天的慈禧皇太后，也默不作声地躲在了幕后。年轻的光绪皇帝独自一人被推到了前台，面对眼前这个老旧的烂摊子，他无所适从。在历史的长河中，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境况，没有人知道未来的路该怎样走。迷茫中，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冷冷的沉默。

但，就是在这迷茫、这束手无策、这冷冷的沉默中，坚韧的中国人，依然在苦苦地探究着。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在这自卑、绝望、老旧的历史洪流中，一个年轻人，一个更新的思想，被缓缓地孕育出来，那就是康有为，和他的“维新变法”。

1897年年底，通过帝师翁同龢，光绪皇帝已经得到了他的三本书《俄彼德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书中所言，与过去三十年洋务运动相同的是，它依旧在探讨着“变”的问题。可通读全书，皇上又看到了更加深刻的内容和更加繁杂的体系。

他意识到，这看似相同的“变”，本质上，却又相去甚远，因为过去的变，变得都只是洋务。可是，书中所言，有果必有因，如若洋务是果，则政务就是因，本是相辅相成。但历经漫长的岁月，耗费了巨额的财富，中国人依然只认得前者，却忽略了后者。而康有为所提出的“变”，变得正是这国家老旧落伍的封建制度。

翻阅这两本厚重的著作，在这历史的迷雾中，年轻的光绪皇帝仿佛想起他年仅四岁就被抱进宫中的情景，从此以后，他便身处在这紫禁城内的阴影下。他或者任人摆布，或者受人操控，在文武百官长长的队列前，他端坐龙椅，聆听着天南海北的进言，却又局限在那狭小的视野，用近乎无知的目光，审视着外面的世界。

不知不觉间，二十三年过去了。此时的皇上，已经二十七岁了。那是人在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在这大好的季节，读罢眼前的著作，他不禁自言自语地感慨一声：

“朕终于睁开了眼，看到了世界。”

1897年年底，当他合上书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愿望。

“朕想见一见康有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多少曾经的赶车人，就在时代变迁中，一夜之间滚落在地，变成了前进道路上一块障碍。1898年5月29日，老迈的恭亲王奕?病逝了。朝廷为这个昔日牵头兴办洋务的老臣，办了场风风光光的葬礼。四海之内的“洋务派”大臣，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哀悼。他当年的英明被重新回忆，他过去的功绩得到了一片赞颂。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受到众人推崇的“英明”人士，在他人生中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竟是搬出了祖宗的家法，以“品级过低”为由，言辞激烈地阻止了皇上与康有为的会面。

但在这无情的岁月中，没有人能够抗拒生命的流逝。葬礼过后，尘归尘，土归土，拦在眼前的恭亲王终于还是无力地松开了那只拖拽着时代车轮的手，从此化作脚下的一片泥泞。

就在这洋务运动的牵头者、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朝中的重臣过世后的第十八天，焦急等待了太久太久的康有为，终于受到了皇上的召见。他拍拍衣袖，抬首望天。可他看到的，却是夜幕下，一团挥之不去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