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寺的门又一次关上了。《中俄密约》没能为李中堂摘掉“卖国贼”的帽子，反倒使中国人失去了更多的主权、更大的尊严。1898年3月6日，李鸿章和他曾指责过的另一个老人翁同龢，一道坐在了德国人的谈判桌上。随着两位颇有书法功底的老人，在条约的落款处，颤抖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胶州湾南北两岸的陆地、湾内的各个岛屿，就这样被无条件地“租借”给了德国，“租借”的时间，是九十九年。

胶州湾沿岸潮平100里内，成了允许德国军队自由通过，却不允许中国军队随意行走的“中立区”。除此之外，山东省内两条铁路线的建筑权，铁路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采权，山东各项事务的开办优先权，也全都一并交给了德国。这就是《胶澳租借条约》。

那是李中堂的又一次卖国。

那也是翁师傅的第一次卖国。

狼的肚子，总算被填饱了。可另一匹狼，却又在蠢蠢欲动了。德国人对胶州湾的侵占，使得沙皇俄国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们趁着中德双方紧张谈判的当口，忽然将舰队转移到了旅顺，又以“帮助清廷，制衡德军”的借口，迅速登陆。朝中的大臣害怕了，唯有李中堂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那或许是强颜欢笑，又或许是看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贤良寺内，年近七十五岁的李中堂，也许在那压抑的氛围中，做梦都在期待一个机会，能够助他摘掉头顶的骂名。说来也许可笑，也许无奈。在他年少的时候，他的梦想，是挽回整个国家的尊严，而今，在这人生的暮色中，那大大的野心，却只剩下这么一个自私的小小的愿望。

带着这份愚蠢的愿望，他相信了俄国人。接着，沙俄军队**。而他们的目标，却不是制衡德国。那时的世界，对于中国人而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命稻草。两个列强早已在私下里达成了协议。据说，沙俄政府甚至向德国这个老对手发去了感谢信，信上说，“正是因为贵国对胶州湾的侵占，才给了我方出兵旅顺的借口。”

没过多久，总理衙门中，出现了俄国公使的身影。前一阵子的友好全都不见了，所谓欧洲人的“契约精神”，也不见了。公使先生挥舞着拳头，咬牙切齿地威胁说，他们尊贵的尼古拉二世沙皇，想要把旅顺口和大连湾一并“租借”了去，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在这里建一条铁路，直达黄海，若中国人不能在五日之内予以答复，后果是什么，他就不用细说了。

也许这就是命吧。曾经胸怀天下，而今自身难保。几天以前，在德国人的谈判桌上才卖了国，几天以后，在俄国人的桌前，李中堂又一次用他颤抖的手，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卖国之后还是卖国，条约之后又是条约。一份《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后，俄国人又追加了一条续约。“弱小”的中国人又一次退让了。俄国人的肚子又一次填饱了。

可是这块“肥肉”的香味，却又引来了英国人、美国人和一个又一个西方列强的垂涎……他们正在摩拳擦掌，距离行动，不过只差一个体面的借口。

年轻的光绪皇帝，是焦躁的。老迈的翁同龢，也是焦躁的。朝里朝外的人，面对这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全都陷入了新一轮的焦躁。就在这焦躁的氛围中，耻辱中的李鸿章，在他头顶的骂名之下，又一次体会了颜面扫地的悲哀。历经二十五年的洋务运动，出访过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领略过最为坚固的坚船利炮，也感受过人生在世最为冷漠的谷底，他却依然弄不明白，这个屹立了五千年的民族、辉煌了三千年的文明，今时今日，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又究竟要走向何方……

只是在恍惚间，他忽然想起一个身影。在他印象中，那是一个口出狂言、思想激进的年轻人。如今，随着时局的千变万化、国力的愈加衰微，焦虑的皇上和翁师傅，也都出现了冒险的思想倾向。这个年轻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迅速地崛起，孕育出整个大清国一场剧烈的喧嚣。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对于这个年轻人所做的一切，躺椅中，李中堂淡淡地摇了摇头。见多识广的他，办了二十五年洋务的他，遍访过欧美八国的他，在内心深处，隐隐间，却生出了几分忧虑。

就这样，贤良寺的门，又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