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北京城带给康有为的又一次失望。1897年12月11日，他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了。不到一个月前，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来，使他彻夜未眠。身为一个读书人，当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可是眼看着国家一日不及一日，强敌面前，早已尊严扫地，他的内心很不是滋味。面对这江山的千疮百孔，他焦急得泪如雨下。那时他已身在北京，只身一人，内心的焦躁无人倾诉。就这样，就在这泪光和焦躁中，他又一次提起了笔，奋笔疾书，慷慨陈词。

那是他的第五次上书。和前几次相比，这一次，他的态度更加大胆了。前几次的条陈中，他只是提到了部门的加加减减，其中的一些，皇上接受了，有的已经让大臣去商量了。可是一转眼，德国就入犯了胶州湾。中国军队不敢抵抗，全线撤退，对于朝廷来说，这是权宜之计，可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是彻头彻尾的耻辱。

他知道，眼下的中国人，面对来犯者，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究其原因，本质上还是那个“弱”字。这个世界没什么道理可言，事实证明，强国欺负弱国，弱国的子民只有委曲求全地活着，这就是道理。

条陈中，他不再过多地关注具体的单项事务，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更加激进的政治体制变革上。他认为，沙俄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都是中国可以效仿的对象。皇上大可以以此为蓝本，施行中国式的变法维新运动。之所以会选择这两人为楷模，康有为觉得，此二者相较于西方列强，都是后来居上的成功案例。而诸如英国的皇权只是个象征，是没有实权的，可是俄国的沙皇、日本的天皇，却是真正的“开明君主”，是有实权的。在他看来，中国人走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之路，中国人的信念里，是必须有个皇帝的。因此，学习俄、日的政体，于中国而言，是上策。

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和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策略，这些或许也都会起到效果，但中国的问题是更深层次的，表象上的变革，都只是治标而不治本，难以为继。他把条陈递交给自己所在的工部，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场景浮现在他眼前。

他很清楚，他的言辞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以往的尺度，日本明治维新时，不但铲除了德川幕府，就连跟着一起“倒幕”的武士阶级，也一并被铲除掉了。想要推动一场庞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少不了各式各样的阻力，恐怕也少不了血肉横飞的场面。守旧的大臣为了抱住自己的利益，会誓死反抗。

可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北洋水师的覆灭，都充分地说明，中国的问题，恰恰不在这流于表面的细枝末节。没有适宜的土壤，就无法真的移花接木。如今，看到日本这等蕞尔小邦，都能用它的坚船利炮打沉整个北洋水师，德国人也跟着来了，恐怕日后，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将永无宁日。面对这个弱小而庞大的民族，一场列强的瓜分狂潮，也许已经不远了。因此，在条陈中，他不得不秉笔直书，不得不用更加激进的思想，去弥补朝廷的缺失。

不出所料，他的条陈果然被工部扣了下来。但历经数次失败，这一次，他早就有了准备。上书之前，他已经把自己的条陈誊抄了好几份，通过先前结识的权贵朋友，又向各个机构的高层人士一一分发了出去，希望他们中至少有一人能够将他激烈的言辞，递交给皇上。

可是，他在日渐颓废的北京城里一连等了近一个月，朝廷里始终没有什么动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失望的情绪和焦躁的状态彼此交织，他不禁长长地叹息一声：“在这个老旧的国家里做些新鲜的事情，实在是太难了。”

太难了，太难了！翁同龢也同样收到了康有为的条陈。对于这个晚辈，也许是因为他的思想已不再守旧，也许是因为他们同为读书人，翁师傅对他一直以来都还保有着几分赞赏。对于他为国为民的热情，翁师傅也始终都予以了肯定。

但是翁同龢身为重臣，既是户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对于康有为此番大胆的言辞，从维护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有些冒险的。那时候，他还没有和德国人展开谈判，俄国方面也还没有想要敲诈的意味。他依然认为，清廷的体制虽是出了问题，但终归不至于到了大变一场的地步。因此，这份条陈，他始终搁置一旁。

可是，时光匆匆。往后的一个月里，频繁往来于德国公使馆和紫禁城之间的翁师傅，终于在俄国人的讥笑中、德国人的蛮横中，还有皇上、太后的批评中，受够了夹板气。就这样，在1897年12月11日的那次早朝上，面对皇上的批评，一代大儒、两代帝师的他，终于顾不上自己一直以来的儒雅形象，咆哮似的顶撞了回去。

那时，康有为正在收拾行李。他五次来京，五次上书，却只有一次上达给了皇上，思来想去，这第五次上书，怕是又要打了水漂。北京城又一次让他失望了。但在失望中，他却只能够无力地摇头叹息。

就在这时，他的门被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