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是1897年11月15日。寂静的夜幕下，贤良寺的门，缓缓打开了。李鸿章拖着老迈的身躯走了出来。一顶轿子正在等他。在随从的搀扶下，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坐了进去。而后，轿子被重新抬起，轿子内，他的脸上，焦虑中却掺杂着一丝得意的笑。

国难当头，朝廷又一次想起了他。甲午战败已成往事，马关之耻已是烟云，想要摘掉那顶“卖国贼”的帽子，他唯有在国家危难中，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办了二十五年洋务，他渐渐了解到，中国之积贫积弱，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在强国面前，弱国只有任其**。当初，他从老师曾国藩手里接下了“天津教案”的烂摊子，在那件案子里，中国人确实误会了洋人。可是这误会真的就是空穴来风吗？这误会真的就是因为中国人的“野蛮”吗？

几千年来，中国人安分守己，从不惹是生非。可是洋人多年以来在中华大地上的敲诈勒索，你不听我的，我就消灭你，你不学我的，我就殴打你，如此蛮横无理，又怎是常人所能忍受。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情况依然还在发生，来到中国的列强，比过去更多了，侵略者的军队比过去更强了。可是，那一股又一股反抗的力量，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897年。

这一年11月1日，在同样的背景下，在山东的巨野县，两名德国传教士遭到了谋杀，当场身亡。消息震惊了世界。山东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都忙碌了起来。凶手最终遭到了严惩。可是，这一切都仿佛于事无补。

12天后，3艘德国军舰忽然停靠在了胶州湾。又过了一天，他们要求所有中国的守军全面撤退，否则后果自负。德国是整个西方世界一支飞速上升的力量，饱受了半个世纪的折磨，中国人对此早已心知肚明。朝廷中展开了一场议论，可弱国终归只是弱国，一个连蕞尔日本都难以招架的国家，又怎会有能力对抗这来自欧洲的强敌？

带着一份无奈，所有人都统一了意见，于是，光绪皇帝带着一脸忧虑摆了摆手，最终同意了敌人的要求。接着，在满朝文武的叹息中，德国军队跳下战舰，登上滩头，不费一兵一卒地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有利地形。而后，驻扎于此。看上去，似乎不打算离开了。

那已不是德国人第一次和胶州湾联系到一起了。在欧洲大陆上，德国本是沙皇俄国最强劲的对手之一。可是1895年，在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他们却主动接近俄国，一同商量起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事宜来。

面对中国这块肥肉，德国人知道，他们还没有能力和英、法、美、俄，这些老牌对手分一杯羹，但如今，这日本也想来夺食，他们终于不高兴了。跟着俄国、法国一同要回了辽东半岛，德国人总算松了口气。可随后，他们就盯上了胶州湾。

1896年12月14日，以干涉还辽“有恩”于中国为理由，德国人向清廷提出，他们要把胶州湾无条件地“租借”50年。但那一次，中国人拒绝了他们。一年以后，“巨野教案”震惊了世界。山东民众压抑已久的愤怒，再次成了洋人大做文章的工具。当3艘德国军舰真的停靠在胶州湾的时候，光绪皇帝退缩了。中国的军队根本就不是德国人的对手，如若与敌人正面对抗，留给以后的问题，恐怕还会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朝廷又一次想起了李鸿章。1896年，当李中堂出访欧美八国的时候，在首站俄罗斯，他曾以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的筹码，换取了俄国人的庇护。当李鸿章向太后汇报了《中俄密约》的内容后，老太太曾高兴地捂着嘴说：“今后……总算还有个依靠。”

就这样，在这个夜晚，贤良寺的门被打开了。手无实权的李鸿章，在随从的帮助下，费了好大的工夫，才终于坐进了轿子。随后，起轿，离开。轿子内，他的脸上，焦虑中，却掺杂着一丝得意的笑。

他觉得，这正是他摘掉“卖国贼”骂名的好时机。如此棘手的问题，满朝文武中，唯有他有能力解决。

他要去的地方，正是俄罗斯公使馆。

那是公元1897年的12月11日。散朝后，翁同龢匆匆离去。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大臣们只是觉得，这一天的他，带着满脸的愤懑。早朝的时候，他顶撞了皇上。身为两代帝师，翁同龢通常举止儒雅，很少会做出如此激烈的举动。好在皇上终归还是他的学生，对于自己的老师，终归还是留了些面子。看到老师阴沉的脸，光绪皇帝清了清嗓子，长长地叹了口气。

太难了，一切都太难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一个贫弱的民族，想要勉强立足，多少的辛酸和委屈，都注定要塞满它的内心。当李鸿章亲赴俄国公使馆，想要尽力促使《中俄密约》起到效果的时候，俄国公使很快就微笑地派出了他们的舰队。11月16日，俄罗斯的军队和德国人的军队面面相觑，却在此后便没了下文。

皇上和大臣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沙俄方面的消息，但半个月过去了，到了12月1日，俄国人却忽然提出，中国若想取得他们的帮助，首先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听着俄国公使的言语，大臣们全都低下了头。

他们要求中国北部省份的部队必须聘用俄国人作为军事教习，在东北、吉林等地建造铁路时，必须要从俄国贷款，从俄国聘请人员；松花江、嫩江一带必须准许俄国船只行走；黑龙江下游一带必须禁止中国船只通行。除此之外，当俄国军舰正式进入胶州湾的时候，中国的官员还必须负责照应一切。

甲午之后，每个中国人的神经，都似乎比过去更加敏感。每一份耻辱，都势必比过去更加刺痛人心。没有人还想去尝一尝变成卖国贼的滋味。俄国人如此苛刻的要求，朝廷里没有人愿意答应。

这时，有人提出也许该在德国方面去碰一碰运气，万般无奈之下，翁同龢照办了。但德国人态度蛮横，声称“租借”胶州湾是他们干涉日本还辽事件之后应得的报酬，并没有什么好谈判的。一切再次陷入了僵局。

曾经态度保守的翁同龢，在这巨大的压力之下，终于放下了身段，主动低下头，向一些较为友好的洋人请教起方法来。但所有人都无计可施。税务司里的一位英国官员只是沉重地对他说，胶州湾之事若不能很快解决，列强便有可能借此大做文章，到那时候，这个衰老的民族，才真的到了最最危险的时候了。

两代帝师狠狠地叹了口气。他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严峻的形势。肩膀上沉重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整整思索了一个晚上，在德国人的枪炮之下，昔日的悲剧将会重演，不堪一击的中国军队，将会全军覆没，被再次削弱的国防力量，在列强面前，将变得更加脆弱。到那时候，更加可怕的事情，也势必会席卷而来。想到这些，他夜不能寐。

为了不让更大的悲剧重演，第二天，他忍辱负重，带着更加谦卑的态度，会见了德国公使。在德国使馆内，“巨野教案”被重新提起，但那德国人的态度，却又显得更加蛮横。经过一番周旋，翁同龢一再让步，免除山东巡抚官职，在济宁建造天主教堂，除此之外，赔偿、立碑，把中国开办山东铁路及路旁矿场的承办权特批于德商……

就这样，那德国人的态度逐渐回暖，德国公使的脸上，似乎露出了微笑。于是，翁同龢见机行事，试探性地将话题引向了胶州湾。他说：“中国愿以另一座岛屿的租借权，换取贵国军队从胶州湾撤军。”可话音刚落，德国公使逐渐回暖的态度，又忽然冰冻了起来。公使先生犹豫了片刻，翁师傅在压抑的沉默中那样冷冷地坐了一阵，随后，就看见了对方在冷漠地摇头。

“我只是个办事的，一切都要等候我国皇帝的安排。”那德国人清了清嗓子，如此回答。

3日、4日、5日、7日，翁同龢自己，翁同龢带着大臣，翁同龢带着亲王，在和德国公使反复争论过后，他们依然只是得到那句“服从德国皇帝安排”，随后，就被草草地打发走了。转眼间已是寒冬时节，在这寒冷的天地间，读了一辈子孔孟之道，学了一辈子待人接物的礼貌，翁师傅从不曾遭受过如此这般羞辱。洋人的蛮横，他早有耳闻，可是身处其中，想到肩膀上扛着的这个国家，他必须要小心翼翼。

身为一个传统的文人，这样的气，他难以下咽。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2月11日。与德国的谈判，是这几天来早朝时无法回避的焦点。光绪皇帝看过了翁师傅草拟的条约稿件。一天前，太后也读到了这份稿件。而这一次，两股势力的代表，却生出了同样的不满。这些年的愤愤不平，于是一齐涌上了光绪皇帝的心头。

生于乱世，面对如此一个破败的王朝，这年轻的皇帝，终归还是收敛不住内心的急躁。他将那份稿件抛掷一旁，厉声斥责说，“大臣不尽责，无故让步，这是要我大清自取其辱！”就是在这个时候，受尽了委屈的翁师傅也终于按捺不住了。一向儒雅的他忽然拉大嗓门，咆哮似的顶撞起了皇上。

他将同样的言语反驳了回去，批评皇上身在宫中逞口舌之快，却不知臣子之艰难，而这大清国的积弱，绝非几句风凉话所能解决问题。翁师傅说完，左右大臣全都吓坏了。他停了下来。在这样的场合，如此一吐为快，对于他来说，此生还是第一次。

急躁的皇上冷静了下来。批评他的，毕竟是他的老师，而这老师的话中，也毕竟句句都非妄言。于是，他长出一口气，原谅了对方。随后，他又讲了些零碎的琐事，早朝就结束了。可散朝后，翁师傅依然那样心事重重。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只是带着一脸愤懑和满心的忧虑，匆匆忙忙离去，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此刻，他的内心世界，一定有座火山，在激烈地翻滚着。

他决定去见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