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夏天，翁同龢第一次见到了康有为。对于这个年轻人，他很早就留下了印象。七年以前，康有为就曾给朝廷上书，但那时，他还只是个人微言轻的小老百姓。那时他就曾预言，蕞尔日本，终将超越中国，跻身世界列强。

那一年，醇亲王正在向太后献媚，说要给她修一座园子。李鸿章正热火朝天地武装着北洋水师。朝廷里的大臣多数还很保守，而身为“清流派”的翁同龢，也恰恰就是这保守大臣中的一员。

当保守的翁同龢，看到康有为的条陈时，他只是莞尔一笑。一来，他认为，康有为只是一介布衣，实在不值得一见。二来，康有为所言，日本将超越中国，很有些危言耸听的意味。大概那时在翁师傅眼里，康有为不过是一介狂生，不足挂齿。

七年过去了，当翁同龢终于决定与他一见的时候，天下的一切都已大不相同。康有为所预言的，日本终将超过中国，在这时已成为事实。康有为本人也考中了进士，即将跻身于士大夫阶层，不再是个默默无名的小老百姓了。

这样一个有才、有名的人物想要见一见翁同龢，身为皇帝的老师、国家的重臣，他没理由不见。更重要的是，甲午战败以来，朝廷里掀起了一股改革的诉求，过去的保守派大臣，再也没办法按照以前的老路前进了，这时也思索起求变、求新的问题来。

“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很不甘心，趁着自己考中进士的机会，再上一书，条陈所言，依然是痛陈时弊，请求变法。而这一次，大约正是凭借这天时、地利、人和，他成功了。

光绪皇帝自四岁登基，就一直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之下。打仗以前，老太太当着天下人的面作威作福，仗打败了，大清国被日本人一顿羞辱，她没面子了，想要逃脱责任，这才想起了谁是合法的主子，把皇上推到了前台。但她自个儿却躲了起来，跑到颐和园里继续作威作福去了。

看着自己的江山被糟蹋成这副模样，皇上怎能不着急。他经常和老师翁同龢私下里交流意见。但翁同龢毕竟是个传统学派的代表，谈做人、谈为官，这些他都是在行的。过去的中国，把全国的政治理顺了，国家就能兴旺，社会就能繁荣；可如今的中国，除了这些，还得想办法搞好洋务，学习西方的东西。对于这一点，当了两代帝师的翁师傅，也着实没了办法。

就在这时，一条有关改革的折子，被都察院转呈到了皇上的面前。条陈所言，谈钞法、谈铁路、谈机器、谈开矿、谈铸银、谈邮政、谈务农劝工、谈惠商恤穷，诸如此类，总之是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凡与改革相关，无所不包。

甲午之耻尚在心头挥之不去，读到这么一篇大作，光绪皇帝不由得眼前一亮，他自言自语：“这不正是朕求之不得的嘛！”他一高兴，令人照抄了全文，精选了其中几条，打算隔日上朝的时候，下发朝中大员、各省督抚，要求他们按照条文，“悉心筹划，酌度办法”。

但这事，他还不敢私下决定。为了维护太后对政治的干预，军机处早在皇上亲政前夕，就制定了一套制度：涉及诸如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的问题，皇上要奏明太后，获批后才可施行。至于一些重要的朱批、口谕、电旨、折件等文件，皇上也不得不在第二天以前上报太后。

这个制度是否还有效？皇上思索了一阵，在屋子里来回踱起了步。但最终，他还是长叹了口气，下令军机处，先把条陈转呈给颐和园，等到他“亲爸爸”阅过了、批准了，这才在上朝的时候拿了出来。

朝会之后，康有为的名字一时间成了群臣议论的焦点。就这样，这个小老百姓从最初的人微言轻，到如今的高中进士，从开始无人问津，到一夜过后的声名鹊起，似乎一下子成了朝廷里的红人。那时候，他已经是朝廷正规编制中的一员，是工部候补主事。在这以后，他的条陈又被扣了一次，可在先前成功的光环下，他倒并没有感到沮丧。

登上高台，望着熙熙攘攘的京城，他恍惚间意识到，自己的手，似乎已隐隐触碰到了这个国家权力的核心。当大臣们都在议论他康有为的名字时，他觉得，是时候该大干一场了。

就这样，1895年夏天，翁同龢第一次见到了康有为。对于翁师傅而言，这个年轻人曾在七年以前预言到日本的崛起。也在七年以后，从一介布衣，摇身变成了朝中的官员。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而康有为又正是如今当红的改革派。皇上认可了他的改革意见，身为皇上的老师，翁同龢也没理由不多听听他的意见。怀着这样一种思绪，翁师傅友好地接待了他，甚至尊敬地称呼对方为“先生”。

而在康有为自己看来，经过前几次失败的经验，他也同样意识到，眼下若想迅速让朝廷接受他的主张，结识权贵、打通大臣，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如今，看到翁同龢这样的大人物都愿意如此恭敬地迎接他，于是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这条由自己发起的变革之路，已经越走越宽敞了。

1895年8月，北京的街头多了一份刊物，当时，这份刊物还被叫作《万国公报》。几个月过去了，到了11月中旬的时候，北京又多了一个全新的组织，这个组织，被叫作“强学会”。刊物也好，学会也好，它们都是康有为要“大干一场”的开始。有了名声，又得到了朝中大员翁同龢的支持，康有为觉得，自己的腰板也许已经硬了起来。

12月，他又把《万国公报》改成了《中外纪闻》，让他最得意的学生梁启超担任主笔。除此之外，他还准备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一家图书馆，馆内图书，多是从上海购买来的外国译作。所作所为，皆是为了传播西方文明，为他日后必定要走的路，进行舆论上的铺垫。

在强学会开设之时，康有为大笔一挥，写下“俄北瞰、英西晱、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中国本是四夷之中，最为强盛的“上国”，如今环顾四周，却仿佛一只被虎豹豺狼分而食之的肥壮绵羊，如此之为“中国”，康有为的讽刺之中，蕴含着一丝悲凉。

负责组织强学会的人物里，还有一位来自翰林院的侍读学士，这个人叫作文廷式。而他，正是翁同龢的学生。一时之间，凭着康有为自身的名气，更凭着朝中权贵的帮忙，再加上山河破碎的夜幕下，那抹凄凉的晚霞，强学会一经成立，各地官僚或者捐款，或者入会，一番热闹场景于是呈现在康有为的面前。

利用甲午战败的借口，翁同龢帮着皇上，把各地倾向于太后一系的军权，全都改革掉了。曾经的淮军、湘军、毅军，在这时，也被他一并裁撤，重新组合，交由几位皇上信得过的大臣分别统领。朝中势力的天平，正在左右摇晃。

骂名中，昔日风光无限的李鸿章失势了。一位与“清流派”交往甚密的大员王文韶，接替了他的位置。除此之外，军机处、总理衙门等枢要部门也都换了不少面孔。翁同龢认为，在这朝廷之上，经过了一番洗牌，皇上应该可以放手一搏、乾纲独断了。就这样，由于最为靠近权力的中央，翁同龢本人的号召力，相较于以往，也有所增强。

在强学会热闹的场面中，各地大臣纷纷附和，入会、捐款者络绎不绝，负责记账的伙计大声喊着前来捐款者的名字。湖广总督张之洞捐款五千两，两江总督刘坤一捐款五千两，还有顶替了李鸿章刚刚到任的王文韶，也一样捐款五千两。除此之外，有不少武将也捐了巨款。

在这热闹的场面中，康有为高兴得合不拢嘴，在他看来，变法维新的未来，今日是这笔银子，明日就将播散出去，成为一颗又一颗顽强的火种，散落在中华大地之上。

就在这时，记账的伙计又喊了起来。

“李鸿章，捐银两千两！”

热闹的屋子，顷刻间，全都安静了下来。前来拜会的名流们，站着坐着的学生们，这时全都转过头来，不约而同地看着他。康有为愣了一下，半秒过后，他才回过神来，连忙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快步走前去，大喊一声：

“‘卖国贼’的银两，我不收！”

就这样，在这番热闹的场面中，强学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了北京城里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康有为觉得，没有收下“卖国贼”的银两，他保住了一个文人应有的气节。而在这长长的捐款名单中，有一个年轻人的名字，却一直都令他印象深刻。这个人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名气，可此人对改革颇有一番兴趣，为了支持强学会，竟拿出了自己几乎一整年的俸禄。

康有为记得，这个人曾经主动找过自己，谈及家国天下，也曾激动不已。“俄国熊对我虎视眈眈，英法德蚕食我大清财富，美国鹰盘旋在我上空，蕞尔日本，如今也是野心勃勃。”说到对国家的忧愁，康有为觉得，此人与他实在算得上同道中人。想到这些，他点了点头，把单子上的姓名念了出来。

“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