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首站选在俄国，是当李鸿章跪在地上的时候，太后抽了一口烟后拿定的主意。当时，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即将举行加冕典礼，朝廷正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去参加。太后吐了一口烟雾想，在世界各国政府的眼里，中国似乎只有这么一个开明的人物。

于是，太后叫了声“小李子”。大太监李莲英毕恭毕敬地走上前来，接过了她老人家手里的烟锅。

太后把腰板挺得笔直，换了个姿势对李鸿章说：“不管怎么说，这俄国人还是帮助了咱们，咱们就是要让人知道，谁帮助过我大清，我大清就不会亏欠了谁！”

这话，太后不是对李莲英说的，可做太监久了，这“小李子”对她的每句话，都由衷地感到崇拜，总是情不自禁地在一旁默默点头。

李鸿章瞥了他一眼。事实上，这三人中，对于俄国人的“帮助”，恐怕也只有李鸿章本人有所了解，甚至可能连他也不过是一知半解。《马关条约》以后，日本人割走了辽东半岛，但俄国人突然跳了出来，要求对方把吞进肚子里的土地给重新吐出来。

紧随着俄国的，还有法国和德国。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把日本人吓了一跳。首相伊藤博文和几个核心幕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几个人做了一道算术题，发现三国派往中国的军舰，加起来共有12万吨，经过了前一轮战争的消耗，日本已远不是对手。

就这样，经过一番商议，精于算计的日本人最终决定，向中国讨要三千万两白银，以换回辽东半岛的所有权。

于是，朝里生出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大概早先是由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提出来的。俄国干涉辽东半岛问题，让这位整日与仁义道德打交道的“清流派”人物心生好感。于是，他提出，“大清国如今积贫积弱，此次事件表明，俄国人还是靠得住的，日本人反倒成了危害，倒不如‘联俄抗日’，以取自保为上”。

他的观点得到了不少朝臣的赞同。那个时候的大清国，是真的陷入了迷茫。保守派中那些不是过分顽固的人物，都已经开始转变了思路。洋务派的张之洞提出了一模一样的观点。新一轮的议论声逐渐在朝中占据了主流。过去“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这时愈加明确地转变成了“结强援”的路线。就这样，这议论声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

战败以后，光绪皇帝已经真正地走上了前台，可他批阅的重要奏折，都还是得让太后过目的。太后看完了奏折，心里揣摩着，“这洋人，看来也不全是坏的。”就这么寻思着，没过多久，她就又看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即将登基加冕的消息。

太后认为，这俄国人帮助了咱们，咱们也不能亏欠他们。所以她交给李鸿章一个任务，要他代表清廷，参加俄罗斯沙皇的登基加冕礼。除此之外，还要他负责跟这个北方的邻居，私下里签订一份条约。

就要到达莫斯科了。听说李中堂要走访沙俄和德国，其他国家也终于坐不住了。于是法国、英国、美国纷纷效仿，邀请李中堂前来访问。

就这样，一场德国之行，变成了欧美之行。对于三国干涉还辽的动机，李鸿章内心多少是有所了解的。俄、法、德早已对辽东半岛垂涎三尺，自己都还没有行动，又怎么能让日本人抢了先？

洋务派的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事实上，就是基于整个国家对列强毫无反抗能力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思想来源于早先的大臣林则徐和他的好友魏源，为避免招致灭顶之灾，中国不得与单一敌人展开对抗，而是要主动引入更多的敌人，让列强与列强之间相互争夺，如此一来，则强敌无暇他顾，中国可趁机图强。

洋务派确实这样做了。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大战略下，办了二十五年洋务，最终，那洋务运动中最杰出的作品——北洋水师却还是在那么一场甲午战争之后，全都沉入了大海。中国人“自立自强”了几十年，就强出这么一个结果来，思来想去，除了暗含着讽刺的意味，倒也还真的有些悲凉呢。

火车进站了。李鸿章第一次踏上了欧洲的土地。慈禧太后交给他的任务，就是要和这个国家签订一份密约，以此在两国间确定一种特别的关系，从而达成“联俄抗日”的政治目的。

几个月后，一面是沙皇隆重的加冕礼，一面是谈判桌前态度严肃的俄国官僚。谈判桌上，李鸿章仿佛又重新找回了自己当年的威风。经过几轮谈判，他得到俄国官员一笔私下的贿赂。对此，俄国人保密的态度是极为明确的。

李鸿章并没有拒绝。那时候的他，也许并不因此感到不安。在他眼里，对于他的祖国，这场谈判，他是立了功的。很快，一份《中俄密约》签订了。签订之时，李鸿章仿佛扬眉吐气，自满地叹道，“此约可保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因为条约的前两款，中俄两国就已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威胁结成了同盟。他认为，这是摆在大清国眼下最为重要的问题。可他并没有弄明白的是，为了换取这个目的，他代表中国，把在东北地区铺设铁路的权力拱手让给对方。更为要命的是，密约中还确定，俄国人同样有权把他们自己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连接到这条铺设在东北的铁轨上。

当李鸿章手持烟枪，面带微笑，转身离开的时候，在他身后，俄国的官员，也悄悄地笑了。

那笑声中仿佛掺杂着某种嘲讽的意味，好像是在说，“这个老头，办了二十几年洋务，竟还是这么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