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段特别的回忆。当他在回忆中睁开眼睛时，时间已来到1896年。这一年，他出国了。甲午海战以后，他曾前往日本。但那毕竟还是在亚洲，那场出行，是屈辱的，是不齿的。而今，无官一身轻的他，顶着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虚名，整日游手好闲，却终于获得了朝廷的批准，允许他带着出访的任务，到真正的西洋去走走、看看。
他高兴地说：“一辈子照猫画虎，这下，终于能见到真老虎了！”就这样，在随从的搀扶下，他登上火车，驰向了远方。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北方的沙皇俄国。
他记得，这有关出国的念头，本是源自这一年春夏之交时的一次对话。那时候，他曾带着二十五个年头的漫长记忆回到天津。昔日的过往已成烟云，“卖国贼”的骂声，也已逐渐散去。昔日的军营里，如今全都换了人物。回想起身为直隶总督的时光，他不由得发出阵阵感慨，生出几滴热泪。
就在这泪光中，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他连忙回过神来，压抑住情绪。只见来人向他行了个礼，大喊一声：“中堂大人！”于是，他露出了微笑。片刻之后，他已手持烟锅，坐在椅子上，叉着腿，开始吞云吐雾了。
那个人，就是袁世凯。
一直以来，在李鸿章眼里，袁世凯都还只是个“娃娃”。虽然他当年驻军朝鲜时，曾成功地镇压了“开化党人”叛乱，但这个“娃娃”的言语，在他心里，终归还是略显稚嫩。也许这种认知不仅存在于李中堂心里，一直以来，整个大清朝的文武百官，也都这样认为。
甲午战争期间，这“娃娃”就曾提议，朝廷应任由他来编练新式军队。可是他的话无人问津。那时候，他只不过是个负责后勤的小人物。
1895年，当《马关条约》的屈辱换来举国上下的齐声讨伐时，他终于坐不住了。于是，这一年5月7日，他决定把自己多年以来在军中所看到的腐朽和弊病一一列举，上书朝廷，总结得失，提出了一整套整顿旧军、编练新军的计划。
他的奏折落到了军机处一位“清流派”大臣的手里，这个人物叫作李鸿藻。那时，战争之后，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影响下，朝中的风气发生了变化，先前的保守派、洋务派，在这国耻之中，竟全都变成了改革派。
李鸿藻认真读完了这份奏折，对其中的内容，颇以为然。变革的呼声不绝于耳，在很长一段日子里，都成了这个国家的主流。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位“清流派”的大臣，一改往日保守大臣看不起西洋事物的惯例，竟选择主动奏请朝廷，把袁世凯调进了督办军务处。
这一年，袁世凯三十六岁。说是调进了军务处，但事实上，这个部门本是战时为了统一节制各路统兵而设立的，战败以后，这里并没有太多实际的差事可办。可这个李中堂眼里的“娃娃”，却并不曾就此沉沦。
他灵机一动，租了个住处，又找来一帮人，帮他又是翻译，又是编撰，没过多久，竟依照西例，整了一套兵书。书中所言，练兵要则、军饷制度，无所不包。
他还结合自身经验，总结了一整套适用于中国军队的军事思想，洋洋洒洒书写了12卷治军之作。书成之后，他马不停蹄四处分发，从亲王到大臣，趁着那股改革的风气，所有手握重权的人物，几乎都阅读了他的作品。
就这样，一夜过后，朝廷之内，“袁世凯”这个小人物的名字，竟转瞬间成了一股潮流。几个月后，他收到了佳音。他的兵书得到了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以及兵部尚书荣禄的一致认可。12月8日，所有这些亲王、大臣忽然史无前例地联名上奏，保举这个“娃娃”依其新法，在天津小站创建新军。
就这样，他迈开了人生中重要的第一步。
1896年春夏之时，曾担任过二十五年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故地重游。在昔日的军营里，他遇见了以前印象中并不成熟的“娃娃”。这个“娃娃”毕恭毕敬地把这位老上司、老前辈请进屋里，敬上水烟，开始汇报他练兵的成果。
面对这个意气风发的晚辈，李鸿章不禁感受到对方心里正在涌动的力量。只是，在这烟雾缭绕中，在这个曾写满了辉煌的故地，那些过往的记忆，却又不知不觉地，重现在他眼前。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当北洋水师在耻辱中全军覆没的时候，他这一生的荣耀，也终于随之消散。看到眼前这个自信满满的“娃娃”，他不禁感到一阵黯然的忧伤。他觉得自己似乎还可以做些什么，但在这个晚辈面前，他却又觉得，自己似乎什么也做不了。
他想要出国的念头，就是在这时生成的。他从这个“娃娃”嘴里听说，德国的克虏伯炮厂研制出一种新式大炮。这种大炮可用电动机械起吊，并装填炮弹，炮架前还增设了一种先进的液压系统，炮身可360度旋转，炮口亦可上下调整……
袁世凯热情地讲解着，李鸿章认真地倾听着。就这样，那伴随了他二十五年洋务运动的**，又一次被点燃了。谈话中，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陷入了沉思。他为朝廷办了一辈子的洋务，却一直都是照猫画虎，可那真正的老虎，他从来都不曾见过。去见一见西洋的真老虎，那是他一生的梦想。
就这样，几天以后，带着那份重新点燃的**，这位七旬老人，又一次跪倒在慈禧太后的面前。太后笑了。面对自己权力网络中的大臣，这个阴毒而狡猾的女人，也并非总是绷着脸。
李鸿章记得，他们主仆之间说了很多话，大概是跪得太久了，又或许是因为年事已高，到最后，他居然难以起身。不过，在那一天，这些琐事，都无法阻挠他油然而生的好心情。言语过后，太后不仅恩准了他的请求，而且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于是，1896年夏天，这个历经二十五年洋务运动的七旬老人，终于在随从的搀扶下，生平第一次，踏上了前往欧洲的列车。
他们的第一站，是北边的沙皇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