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时分，日本人闯进一艘中国的船只，一番蛮横的检查后，带着一脸鄙夷，扬长而去了。那是一艘从广东开往天津的客船。日本人走了，船上的客人，却陷入了惊慌。就在这惊慌中，一个三十七八岁的男人站了起来，他带着愤懑的情绪，快步来到舱外。

海风吹拂着他的脸，不远的地方，陆地已若隐若现。那儿是天津东南方的大沽口。他记得，当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和法国舰队，就曾在这里，用他们的大炮，朝着中国的军队狂轰滥炸过，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但每当想起那些画面，一阵酸楚的泪，就会涌上心头。

他想起，他的出生，是在1858年。那一年，他的国家，正经历着对内、对外的两重危机。这一年，太平天国闹起来了，英国、法国、美国、俄国，也跟着闹起来了。

清政府被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得喘不过气来，直到又过去了两年，洋人用一把火，烧尽了北京城里最漂亮的皇家园林，而后又经过一段时间内部的厮杀，这危机，才终于渐渐平息了下去。

想到这里，他连连叹息。这时，另一个身影出现在他身旁。那是个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小伙子很尊敬地叫了一声，“老师”，他点了点头，对方这才上前一步，与他肩并肩，站在同一条线上。

两个人一言不发，沉着脸，望着远方。轮船在海面上摇晃着、飘**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做老师的，才终于重重地叹了口气。

“老师的叹息，可是因方才的事儿？”学生所指的，是被日本人搜船的事情。

老师缓了好一阵子，泪珠在瞳孔中徘徊着。他的学生说得没错。当年鸦片战争之时，用坚船利炮打烂大清门户的，还只是白种洋人。如果说中国人在自满中有好几百年都自闭于世界，并不知西洋科技的发达，如此打了败仗，还情有可原。

但从那以后，中国人开办洋务，学习西方，本是想要自立自强，重回世界之巅，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清政府花了大笔金钱，最终发展出扬名于世界的东亚第一海军北洋水师，却居然在甲午一战中，被那同是黄种人的日本，给消灭得干干净净。

在中国人心里，日本是周边一个弱国，是当年好几次战争的手下败将，是中国人一千多年来的学生，是一个比大清还要积贫积弱的蕞尔小邦。但如今，中国军队竟连这样一个不为中国人所放在眼里的对手给打得如此狼狈。这份耻辱，远远超过了两次鸦片战争。

想到这儿，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第二声叹息，而后狠狠地擦干了眼泪。

“若朝廷早听我言，必无此辱！”他将一只手放在学生肩膀上，言语之间，却又是一阵酸楚涌上鼻尖。

两个人再次站在了一条线上。

学生没有说话，他陷入了一阵思考。

他的思考是从“中国”两个字眼展开的。他想到上古时期，炎黄大战蚩尤，炎帝、黄帝都是夏族，可蚩尤是黎族。夏族的部落并称“百姓”，黎族的部落并称“黎民”，一战过后，夏族赢了，黎族败了，可部落间彼此融合，这就有了“黎民百姓”的说法。

黎民百姓的扩大，把中原的范围也扩大了，把种族的类型也丰富了。华夏远祖建国于黄河流域，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生产力居于蛮夷之中，于是自称“中国”。这个“中”字，不仅是方位名词，更是一种对自身优越感的认知。

到了汉朝，黎民百姓又扩大了，华夏变成汉族，中原又一次扩大，把南方的“蛮夷”之土地吴越等全都包了进来。汉朝比过去更加强大，优越感也更强，其声名也远播到更远的地方。因此，当汉人面对外族时，就把这个更大的地理范围和这个更大的民族范围也叫作“中国”。

他记得宋朝的大思想家石介总结说，“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所以中国，就是“中央之国”，中央之国未必身处正中，但是其地位、影响力、综合国力，一定是要达到镇服天下的等级的。

因此，中国的概念，其实早就超越了僵化的地理名词，甚至也超越了单一的民族特性。但说是超越了地理，中原一带毕竟资源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生产环境；说是超越了民族，从夏到汉，历经多少年的发展，他们毕竟已是这里历史悠久的常住居民，于是，在漫长的岁月里，若想强大，首先还是需要入主中原。而若想驾驭中原，统治者则不得不首先思考如何满足其主体民族，就是汉族的物质精神诉求。

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少数民族为入主中原不得不研习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本身的先进性，在政治结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等层面，已大幅度领先，而在思想认知层面，本身又具备了包容的特性，并不排斥外来文明并举。理解了中华文明的这个道理，少数民族自不必担心其自身信仰遭到中原文明的破坏，久而久之，他们甚至以此为荣。

到了南北朝，胡人在北面建国，汉人被打到了南面。结果双方竟在谁是“中国”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南朝说自己才是中国，把北朝叫作“魏虏”；北朝也把自己叫作中国，把南朝叫作“岛夷”。双方各有道理。南朝觉得自己经济发达，又是汉族血统，本该是“中国”；可北朝认为，当自己把汉人打到南边去的时候，证明汉人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可能还不及胡人，因此自己更有资格被称作“中国”。

再往后，到了辽、宋对峙的时候，汉人建立的宋朝以其文化之昌盛、科技之进步、经济之繁荣自称“中国”。而契丹人建立的辽朝不甘落后，提出“追唐比宋”的口号，于是积极汉化，学习中原文明。为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还要求每年祭拜孔庙、道观和佛庙，连建筑风格都模仿了汉人的样子，后来还在澶渊之战中迫使宋朝变成了自己的“朝贡国”，因此这才自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

后来辽衰落了，金起来了。金人就是女真，就是后来满人的祖先。女真族在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打败了辽朝，又把宋人赶到了南方，占领了他们的首都，还把宋人每年对辽的朝贡占为己有，因此，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清朝康熙皇帝时，清军雅克萨之战打败了俄国，在《尼布楚条约》中，清廷也曾以“中国”自称。

就这样，争来抢去，这片土地上几番易主，但中国还是中国，以汉文化为核心，外来文化随着外族入侵而进入中原，在包容开放的环境里，相互交融，竟越发博大。也有人不愿尊重这文化，单以军事力量强行入犯，虽是成功了，可他们的政权，立不了多久，就被赶走了。

要说这种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大约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具体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则是抽象的思想认知。一个行政机构，一种行政方法，这本身都是具象的，两条路也许殊途同归，可一旦确定路线，就不得随意更改，自然也就等于否认了另一条路线。倘若走了一半，又向对方妥协，临时更换，那么换来换去，最终怕是哪条路都走不到终点了。

妥协不等于融合。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深知这一点，社会体制、法规、行事手段一经确立，就不得随意更张，这具有强制性，必须经过充分的论证后，才能行事。可思想本身，只有境界高低，却没有对错之别，是抽象的。在决策中，确定要走的路只有一条，但在中国人眼里，这并不能证明，正确的路只有一条。一国繁荣富强，必然与其国家体制相关，但这不代表其制度可以惠及所有国家。

欧洲中世纪，有二百年的时间，基督教国家都在和伊斯兰教国家残忍厮杀，战争所以能打得惨烈，因为双方的士兵都认为，自己的神才是宇宙独一无二的主，认为对方都是“异教徒”。可是，更早的时候，在中国的唐朝，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就来到了中国；由伊斯兰教发展出的回教，也来到了中国；除此之外，还有祆教、佛教，在不破坏中国现行体制的前提下，其思想，中国人竟可以全盘接受。

但是，当其影响到了社会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时，后来的唐武宗，便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把它们大都消灭了。

从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到秦汉两代的“大一统”，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特色。道路未经确认，就要抬着头看路，选择就是多的。方向一经确认，就要低着头走路，这路，就是最为优先的选项。

可这并不代表走路的人，已经否认了其他的路。秦始皇用力过猛，觉得儒家没什么用，就上演了一出“焚书坑儒”，结果激发全民愤怒，最后给自己的政权埋下了祸根。汉武帝独尊儒术，可他很聪明，“罢黜百家”而不灭百家。在行政上，他用儒家的秩序、理念治理国家，因为他的政权，经历了内忧外患，需要的是稳定和秩序。在认知上，却并没有直接否认其他学派的思想。

“中国”的本质，代表着这种文明的开放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什么样的达官贵人，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有可能被换人。如果外族比本族人做得更好，更能满足百姓的需要，甚至一样可以坐坐龙椅。而其建立在百家争鸣之上的思想根基，则围绕着一个“道”字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所谓“道”，就是一个抽象的名词。道就是宇宙的最高信仰。学生继续思考着。在他的认识中，世界上大大小小许多国家都有各自对宇宙的认知，但更多都是具象的。比如，基督教国家认为上帝就是宇宙的最高信仰，要谈宇宙，首先要谈上帝，然后才能谈仁义，故有“因信称义”之说，意思就是，不论你是不是个善人，只要你不信上帝，你的善也是违背宇宙法则的。这种思维方式，就带来了两种信仰不可并存的尴尬局面。

可是中国的“道”字却截然不同，它是抽象的。《道德经》简单地总结为“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意思是说，这个法则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只是给它取了抽象的名字罢了。究竟谁合道，谁不合道？只要能为社会带来稳定，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即可，并没有形式上的特别要求。

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大标准下展开的。那时候天下大乱，各说各话，于是孔子站出来了。孔子认为，“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学说古人的话，穿古人的衣服，然后才能是君子。

因为在他看来，天下以前是不乱的，之所以乱，就是因为丢掉了前人早已设计好的礼仪和制度，找回来就不会乱了。可是他的话，墨子并不同意。

墨子嘲讽称，“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你认为学古人就能成君子，可你学的古人，在他们的时代，一切都是新的。结果，在乱局中，孔子的学生遍布天下，可是在政治上，他一直都没有成功。

到了秦王朝横扫六合，真正胜出的法家，是商鞅。商鞅虽然是因得罪了权贵而被车裂，死得惨了些，可是他的思想却着实起到了效果。他以严格的法律为手段，以改革为目的，嘲笑称“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那个时代正赶上一场大变革，人口的上涨加上周室的腐败，带来了王室的衰微。到了后来，又出现了铁铸农器的普及，牛耕地的普及，这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原先的社会，遵循的是“井田制”，这就是说，田地被分割成“井”字形，中间是公田，周边是私田，井田被分给各个领主，领主强迫庶民在此耕种，每年要向国家承担一定贡赋，且不得买卖或转让。但在新的生产条件下，随着效率的提高，完成了国家的任务，领主有了更多的精力耕种私田，这就导致了地方的私有财产，逐步大于国有财产，从而促使其经济、军事力量一并强过中央。因此，井田制显然就不够用了。

商鞅的变法，其中有一句阐明，他要“废田，开阡陌。”就是说，他要承认土地私有，废除前人土地禁止开发的条例，以私有土地向国家赋税的办法，替换过去耕种公田最后上交的老办法。于是，秦国的经济崛起了，又以经济为依托，发展了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平定了天下。

孔子的名头，就这样，一直拖到秦朝亡了，汉朝立了，又轮到汉武帝即位后，依据当时行政所需，而被确立的。那个时候人们才发现，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是很有用的。

从此以后，每到太平时代，孔子就会被搬出来，在国家的鼓励下，儒学更进一步发展了。久而久之，孔子的地位在人们心里越来越高，到了明朝成化以后，考试都变成了“八股文”，引经据典都必须出自四书五经，思想都不能偏离孔孟之道。

过去，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对于探究中国人的文化诉求，还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可是到了满清入关的时候，似乎只要把儒学办好了，把孔子立起来，就仿佛抓到了汉人文化诉求的根。等到西方传教士再来到中国时，他们竟然发现，于中国人而言，孔子的形象，也仿佛一尊神像，孔子的性质，好似一尊产自中国的耶稣。

在中国“耶稣”的引领下，中国人的文化被缩小了。一个最能吸收外来文明的思维体系，反倒变得排外了。1793年，曾有位英国特使受其国王之命前往中国，愿以其先进科技换取中国的贸易市场，这个人叫作马戛尔尼。

当时的乾隆皇帝看不上他，认为他不遵循自己的礼数，是个未开化的“红发蛮夷”，也没资格和他的天朝上国谈什么平等。结果，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国家就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后来的鸦片战争，所谓的天朝上国战败了。

在谈判的时候，清政府正式以“中国”为国名，与洋鬼子签订了《南京条约》。在这以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不曾在正规的条约上被人运用。以前唐朝叫“唐”，清朝叫“清”，此时之所以会用在这里，只是因为战场上打不过别人，而带着些许自卑，在这丧权辱国的条约的汉语版上，表达一份内心的不服。可外国人并没看出什么优越性，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一个国名，一个手下败将的称呼罢了。

当博大的中国文化，被她的后人逐渐缩小的时候，开放进取的中国人，就变成了守旧派。明朝初期，中国的军备力量和科技发明，都还遥遥领先，郑和开出去的大船，足以震慑全世界，可是，这些并没有反过来促进社会体制的变革，因为商鞅的形象从主流思想中被革除出去了。

国家的精英分子，受制于单一学派的束缚，全都变成了旧体制的维护者。没有社会的依托，所有这一切继续领先于世界的有利因素，就这样止步于此。直到大明没了，满人入关了，建立清政府，再到此时此刻，中国人落后了，而且不但受到白种人的欺负，就连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也成了惹不起的强敌……

从思考中醒来，学生想起，四年以前，老师曾写下一部《新学伪经考》，之后一年，又写出了《孔子改制考》。对于这两本书，学生不得不佩服。他知道，孔子早已是中国人脑子里的“耶稣”，对于孔子的崇拜，甚至近乎于迷信。而他和他的老师，面对中国今日之积贫积弱，都深知改革的紧迫性和必然性，可对于积极变革的商鞅，却已没几个人会当回事了。

面对这样的困境，他的老师索性就锅下面，把孔子的形象重新包装，变成了改革家，在书中用看似缜密的逻辑和考据反复强调。他说是两千年来的误传，把这个改革派人物，给变成了保守派。学生知道，这或许是让中国人理解改革的最佳途径。

1895年旧历二月十二日，这艘来自广东的客船，在天津靠岸了。老师又叹了口气，随后对学生说：“走吧！”于是，师徒二人便匆匆离开了客船，朝着他们人生的舞台进发了。

他们记得，那一天，日本人已攻破了旅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