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书信，摆在丁汝昌面前。那是一封劝降书。至于战争的结局，早在几年以前，当他奉命率领着大清洋务运动的巅峰之作——北洋水师前往日本的时候，当那个充满了活力的世界缓缓闯入自己的视线时，大约从那一刻起，他的心里，就已隐隐地感知到了这份苦涩。

那时的日本并不富裕，他们的财政还在四处举债。他们的历史，似乎偶有亮点，却也只能算是做学生做了一千多年。在历史的拐点上，他们同样遭到了来自洋鬼子的威胁，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在坚船利炮前，同样度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岁月。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土地狭小、囊中羞涩的蕞尔小邦，当丁汝昌率领着那支庞大的舰队缓缓入港时，却惊讶地意识到，这里的君主和臣民，正在穷尽所能地建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

丁汝昌记得，1886年，当他第一次率领海军造访日本时，那时的日本人，惊异于“定远”舰的吨位和火力，这艘排水量7335吨的舰船，比他们正在建造的“桥立”号，足足多了三千吨的排水量。他们没有这样的舰。

他们的官员绕着“定远”号上的大炮走了几圈，目光中充满了羡慕和惊惧。那正是北洋水师给这邻居带来的震慑效果。丁汝昌知道，当他将这一切如实汇报给李中堂的时候，中堂大人是一定会感到满意的。

他本人一介武夫，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他记得，自己当年受命前往英国时，曾利用接收战舰的机会，参观了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当他问起大英帝国所以强大的原因时，大概曾有位洋人给他打了一个比方。

这人说，国家的强大，就好像丰硕的果实。果实的生长，需要土壤，需要种子，进而才会有根、茎、叶、花，若土壤坏了，种子就不能发芽，如此一来，就更谈不上果实了。

这个比喻很奇怪，他那时并不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并没有去琢磨那些深刻的道理。几年后的1891年，当他再次出访日本，惊讶于这个国家短短几年时间里的进步时，他下意识地向日本的高官，请教了一些问题。

对方告诉他，这个国家从明治维新起，推翻了幕府统治，打倒了割据势力，在天皇的带领下，从孩子抓起，大搞教育，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又不惜举借高额外债，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学习其科学技术。

说话间，丁汝昌再次审视着眼前的造船工厂和工厂中三千多名日本土生土长的技术员工，直到这时，他才又想起了当年那个英国洋人向他讲过的话，于是不禁若有所思。就这样，时间又过去了四年，当这场战争的结局，从他内心深处那份隐隐的感知，正在逐渐升腾成四面八方的一片火海时，一介武夫的他，忽然间竟大彻大悟了。

土壤坏了，种子就坏了，种子坏了，果实必不会丰硕。幕府末期，日本的发展与中国别无二致，办洋务、买洋货、建造工厂、购买洋炮，可是，当中国人止步于此的时候，他们却用这外来的事物倒逼社会的进步，以明治维新，废除弊政、改革体制，使其社会构架与西方进步文明相一致，从而促进商品经济，提振工业生产。这就是土壤。

日本人大兴教育，广建学校，人之所学，皆为先进文明，科学技术无不效仿西方，如此一来，假以时日，其本国国民便已逐渐具备了和西洋人平等竞争的能力。这种举国而兴的教育，就是种子。

有了良好的土壤，又有了经过选育的种子，于是，在早期工业生产的基础上，他们成长、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场战争的结局，丁汝昌早有感知。这不是一场战役的失败，也不是一支舰队的失败，而是整个社会的失败。因为中国已经落在了后面。

中国的朝廷里，满人一伙，汉人一伙；保守派一伙，洋务派一伙；除此而外，还有皇上一伙和太后的一伙。团伙之间明争暗斗，最后是落后的思想占据了上风。历朝历代皆有争权夺利，但当迫在眉睫的军费争不过太后的园子和寿宴时，亡国的日子，也就慢慢逼近了。

明争暗斗中，李中堂周旋于各路，却又不得不在这体系中阿谀奉承，屈膝投降。为了颐和园的工程，他挪用了军费；为了太后的大寿，他又挪用了军费。

丁汝昌想不明白，在这么一个时代里，走在前面的李中堂，究竟渴望改变，还是根本就不想改变？当国库陷入窘境时，他又因害怕朝中口舌，竟不敢予以反驳。丁汝昌同样不明白，这个敢于直面现实的老人，他究竟是勇敢，还是懦弱？

四年以前，当丁汝昌从日本归来的时候，他曾私下里想过，这个东边的潜在敌人，将会用怎样的方式，花费多长的时间，去打造一支比北洋水师更加强大的舰队？

只是，他的思绪还没有理清，他就听说明治天皇号令全国节衣缩食，购买军舰的消息。为了打败中国，日本国民万众一心。他们建立的义务兵制体系，使他们各个战力超凡。改革之后是新的改革，新的改革带来更新的改革。在这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中，他们的国家正在逐渐摆脱被淘汰的命运。

战争是惨烈的。黄海之上，“致远”号被击沉了。这艘舰在战斗中弹尽粮绝，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撞向敌舰，却在半途中，遭到炮弹袭击，坠海身亡，以死殉国。

“经远”号也被击中了。一枚鱼雷打中了船舱，迫使它迅速下沉。管带林永升誓不离舰，直到海水漫过了咽喉，依然号令炮手开炮射击。

丁汝昌也受伤了。在敌人凶猛的火力前，他接到了上面下达的命令。丁汝昌知道，李中堂害怕了。北洋水师，那是他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耗费了全部的精力，才艰难打造出的一支先进海军。

从木船到蚊子船，到铁甲舰，从无人问津，到海军衙门的建立，再到后来的初具规模，当外国公使那句“东亚第一，世界前十”的感叹，为李鸿章所耳闻时，他望着天的博大、海的辽阔，情不自禁地认为，这大清国洋务运动的巅峰，就是他李鸿章！

恍惚间，这个国家上上下下的大臣们、贵族们，在这浩浩****的舰队面前，似乎都一致地认为，大清国已经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大清国，两次鸦片战争的悲剧，在这船坚炮利面前，不会再重演了。

可是，谁又会去在意，没有完整的现代经济体系、工业体系、教育体系的依托，这庞大的舰队，却只是无根的浮萍。日本军队海陆并进，他们的士兵越过鸭绿江，向着中国境内滚滚而来。

他们在旅顺遭到了顽强的阻击，但在激烈的战斗过后，11月21日，他们突破了防线。压抑了二百多年的强盗，在那一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两万无辜居民惨遭屠杀。杀戮现场，仅有36位埋尸者侥幸生还，整座城市，只剩下不到八百人。

海风裹着尸骨的腐臭味迎面吹来。辽东半岛，在屠戮中，深陷于恐惧。李中堂也在恐惧着。恐惧中，他生怕那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北洋水师，在勇猛的日本舰队前，化作灰烬。

国力的衰弱，夸饰着他内心的懦弱，懦弱的因子，催生着他的自私和愚蠢。当日本人疯狂寻衅的时候，这个处在自私与愚蠢之间的老人，却用一句消极的“保舰、固守”，放弃了最后一丝有可能发生的奇迹。

海陆并进的日本人，正在清扫着战场。忙乱中，“镇远”号搁浅了。清军的防线退出了旅顺，围绕着威海卫蜷缩起来。几天以前，“定远”号沉没了。右翼总兵刘步蟾誓与战舰共存亡。直到弹药将尽，直到敌人滚滚而来，他最终下令炸毁“定远”，在悲壮的炮火中，服毒自杀，以身殉国。

就这样，在苍凉的暮色中，一阵海风吹来，吹散了大清帝国洋务运动的所有辉煌，只剩一座孤岛上，最后一份孤独的倔强。

相传数百年前，一艘商船来此避风，一对刘姓老夫妇，救助了船上的艄公，艄公想要报恩，却再也找不到这对夫妇，于是为表感恩，集资建庙，取名“刘公庙”。从此以后，往来的船夫每经此地，必拜此庙，以求平安。久而久之，这岛就成了“刘公岛”。

就在这孤立无援的刘公岛上，丁汝昌——这中国历史上近代海军的第一个总指挥，在他早已感知的绝望中，回想起自己一生的起起伏伏。从太平军，到湘军，到淮军，再到北洋水师，在这片土地上，他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梦想，也见证了梦想的一次又一次幻灭。

他见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也终将随着这场运动的失败，而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中。敌人的脚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仰望苍天，在那辽阔的疆界里，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晚霞中，他撕碎了书信，大手一挥，长叹一声。千百年的辉煌转瞬即逝，而这热血男儿，却在时代的交叉路上，陷入了迷途。

1879年，曾有一位夫人，随着她的丈夫一道访问过中国。她的丈夫，就是第十八任美国总统格兰特。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曾接待了他们。她记得，这位总督曾在饭桌上，向她的丈夫提起过许多有关筹建海军的疑问。可是，就在他们回国以后的1885年，她的丈夫去世了，但那有关中国之行的美好记忆，依然残留在格兰特夫人的脑海中。

或许是因为那块古老的土地上，残存着她与丈夫美好的回忆，从那以后，她总是会格外留意有关中国的消息。就这样，十个年头匆匆而过，十年后的一天，在著名的《纽约时报》上，格兰特夫人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在一场惨烈的战争中，三名中国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还有一位总督李鸿章本人的外甥张文宣，在全军覆没的悲剧面前，以一种令人哀伤的方式——自杀，坚守了他们顽强不屈的爱国精神。也许在这一时刻，那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并不想苟且偷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四万万昏睡的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贵。

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仰天长啸。

那是一场三千年未有的变局。

辉煌不再，往事如烟。在这历史的洪流中，天在变，地在变，仿佛人间的一切，都不得不随之而变。

但在这生命的尽头，他依然坚信，在这千年的迷茫中，在这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仍有一种伟大不曾改变。

也绝不会改变！

夜幕降临的时候，梦，却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