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周馥道出“翁同龢”三个字时，李鸿章停了一下，没好气地把烟锅翻转，在鞋底子上轻轻地敲了两下，而后又把那玩意儿随意摆放在一旁。

屋子里很静，窗外传来蛐蛐的叫声。两个人各自想着心事，周馥觉得，李中堂也许是因为他所提起的那个人，而陷入了沉思，进而泛起更多更多的心事。

于是，两个人就这样一言不发，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最后，李中堂终于重新端起了烟枪，重新点燃了烟丝，又重新把烟嘴送入了口中，贪婪地吸吮了几下，沉沉地说：

“我倒是越来越担心咱们东边儿那个邻居了。”

周馥愣了一下。

“中堂大人所指，可是咱们的‘老朋友’日本？”

李鸿章冷冷地点了点头。周馥不知该怎样回应。中堂大人似乎也并不急于要他回应什么。两个人就这样把讲了一半的话停住了。然后，他们再次陷入了沉默。

窗外的蛐蛐还在热闹地叫着，反衬着屋子里凝重的气氛。在这凝重的气氛下，李鸿章想着心事，长长地叹了口气。周馥注视着他，也陷入沉思。

中国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后来朝廷勾结着洋人，又花了几年时间，这才彻底剿灭了太平天国。

战争虽是结束了，可留给整个国家的，是无尽的创伤与惊恐。放眼望去，满目疮痍。望着所有那些化作灰烬的财富与尊严，中国人开始了思考。

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究竟为何会在此时此地，遭遇如此这般创伤？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它成了有识之士们不断探究的课题。于是，在这沿用了几千年的社会制度中，有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有一派学者开始领悟到，西洋之长，“一在战舰，二在火器，三在养兵、练兵之法。”在此基础上，他们进而提出，欲振兴中华，当“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派学说中的代表人物叫作魏源。他的观点与他的一位友人如出一辙。这位友人，就是林则徐。

亲眼见识过洋人的厉害，两位友人认为，眼下之计，清廷当暂作妥协。表面上满足洋鬼子们的需求，等到尽数掌握“夷人之技”，壮大自我，而后再寻求反击。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845年，道光皇帝重新启用了林则徐。从此之后，“师夷长技”的思潮，便逐渐在朝廷内部生长起来。

那几乎是这个民族自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承认自身的落后。中国人对外忍气吞声，笑脸相陪；对内却眉头紧锁，寻求出路。到了1861年，“师夷长技”的思想，在朝廷中已经蓬勃发展，而最先想要把这个思想付诸实践的人物，正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就是恭亲王奕?。

这个人在朝中影响力颇大。随着他的号召，这思想竟由内而外，逐渐演变成了一场由官方牵头的运动。清廷开始认识到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装备的急切性和重要性，在这场运动中，“师夷长技”看上去终于要落实了。

这场运动，叫作“洋务运动”。

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片废墟之上开始的。周馥想起，李中堂大概是在同治九年，逐步成为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那一年是1870年，他四十八岁。

没有一个中国老百姓，能够看得惯那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洋鬼子，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作威作福的模样。手持利器的洋人们以先进技术、信仰上帝和政治模式为指标，以此断定这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在他们面前，根本算不上一个“文明”的国度。

可是这“不文明”国度的人，也永远都不会明白，人类的“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热衷于压迫、热衷于抢劫了的？

人们的脸上充满了愤怒。

多年以前，法国传教士在洋枪洋炮的指引下，在天津要了块地，修了一座“望海楼天主堂”。天津这块土地，是在隋朝修建京杭大运河以后，开始逐步崛起的。

那时候，大运河的南北两段，与其海河相互交错，交汇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三岔河口”，历经唐、宋、金、元四朝的修筑。到了明朝，因明成祖朱棣渡河南下成功争夺帝位，从而以天子之尊，为其定名“天津”。而此时此刻，那望海楼天主堂，却正修建在这三岔河口的交汇点上。

李鸿章还记得，他生平第一次走上洋人的谈判桌，是因一场诡异的案件。那一年，天津城内发生了多起儿童失踪案。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焦虑的情绪一夜遍布全城。

可是，当焦虑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转化为绝望的时候，一个多月过去了，百姓之间，又忽然生出一个谣言。有人说，他在望海楼天主堂亲眼所见，是外国修女绑架了失踪的孩童，用来作为某种西洋的药材。

正逢盛夏之日，教堂中疫病流行，育婴堂里的孩子身体虚弱，一个一个在与疾病的抗争中失去了生命。就在教堂将他们安葬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那坊间的谣言与这眼前的现实，却似乎融为了一体。

于是，压抑着怒火的百姓终于爆发了。态度傲慢的法国领事冲着人群指手画脚，但随后，人们冲了上去，用拳头和砖块，狠狠地砸死了他。群众的脚步踏碎了教堂，他们疯狂了。他们喊着报仇的口号，见人便杀。

在这场**中，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甚至包括30多名中国信徒全都一并遭到了群众的处决。随后，也不知是谁喊了声什么，没过多久，他们点燃了火把。又没过多久，望海楼便被包裹在熊熊的火焰之中了。

接到消息后，法国人生气了。不出所料，他们又一次将军舰停靠在了天津。在洋鬼子的眼里，他们的炮火，足以压制中国人的怒火。他们要求清政府严惩暴民。

李鸿章想起，一面是百姓的暴怒，一面是洋人的威胁，在这内外交困的状况下，他的老师曾国藩被推向了前台。那时候曾国藩还是直隶总督，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他面前。

孤立地看，天津城的儿童失踪案，与洋人并无关系。可是，围绕在洋人四面八方的民怨、人们眼中的怒火，那蓄势待发的疯狂，所有这一切，在动**的岁月里，又怎能被孤立在这教堂之外呢？

曾国藩在谈判中彻底失败了。他承认了调查的结果，又在法国人的要求下，决定处死20名杀人犯，并将另外25人发配边疆。法国人笑了。对他们而言，或者说，对这起案件而言，如此这般结果，还算是公正的。

可是，若人间真能讲得一个公正，这趾高气扬的洋鬼子是否还记得，当年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烧了多少杰作，砸了多少珍奇，杀了多少宫女、太监，害了多少人命？若是人间果真能够讲个公正，这笔账，又该怎么算呢？

群众愤怒了。调查结果一经发布，耳畔的谩骂声，便淹没了曾国藩。几天之后，他成了全民声讨的卖国贼。在这炮火与怒火的夹击中，他终于撑不住了。他再也想不出什么折中的法子来。他彻彻底底地失败了。

李鸿章就是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的。他对曾国藩说：“面对洋人，最好的办法是用些‘痞子腔’。”

曾国藩那时候只是苦笑着摆了摆手，质疑地问：“这行得通吗？”

他却未置可否，大步走上前去，和洋人周旋起来。他先是尽可能地用经济赔偿替代偿命，结果竟将4名死刑犯人降成了缓刑。随后，明的来不了，他耍起了阴的。对付这帮强大的入侵者，他兴许只能耍点阴的。

他私下里派人用大牢中的死刑犯，悄悄换掉了暴乱的领袖。洋人分不清中国人的脸孔，于是他就这样，连蒙带骗的，骗过了洋人的炮火，熄灭了百姓的怒火。

李鸿章那时不免因此而自大。就这样，朝廷以其会与洋人打交道，让他替换了他的老师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成了专门负责与洋人对话的官员。

上任一年以后，他的老师就在“卖国贼”的骂声中因病逝世了。他那时很难过。每当想起这个老人，他总是会暗自感谢对方的提携，当年他正是在老师的号召下，率领军队，与太平天国展开大战的。

在攻打上海的时候，曾国藩曾将一支洋枪队交在他手上。队伍的首领叫作华尔，是个美国逃犯，对人忠心耿耿，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

这支洋枪队在战场上连克强敌，大放异彩。从那以后，李鸿章才算是真正见识到了西洋武器的厉害。他揉搓着眼睛，从心事中醒来。一个更加宽广的世界在他眼前展开了。

他见识了电报。几年以前，他便第一次见识过这种东西。那时候他曾断言，此物设施深埋于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可当他果真领教了信息的畅通，他改变了态度。

在此后的日子里，他见识了电、织布机、火车、轮船，还有种种那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奇事物。不，也许不止是新奇。洋人的工具，可以提高产量，可以朝发夕至，可以将一头的货物快速地运到遥远的另一头，可以不用人力，便将口信发送到远方。

眼前的种种，勾引着他的好奇心，却也催生着他内心的恐慌。自古以来，在任何一本史书中，在任何一个辉煌的年代里，他都不曾从字里行间，看到如此神奇的事物。他不由得感叹，世界就在这滚滚的浪潮中，发生着变化，朝着一个所有人都不曾理解的方向发展着、延伸着。

而在这变局中，他的国家落后了。他的民族落后了。

然而，面对变局，在根深蒂固的“自尊心”作用下，洋务运动却将朝中的大臣分裂成了两派。朝廷内部的顽固派依然对这世界的潮流嗤之以鼻。洋务派走在了前头，却因顽固派的存在，而迈不开脚步。

1881年，李鸿章认为，随着西洋采煤技术的引进，开平矿务局的运输能力已经达到了上限。于是，他上了一封奏折，要在唐山到胥各庄码头之间修一条铁路。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得不首先仰仗这源源不断的资源和财富。可是，他的话，却没有人爱听。

顽固的大臣们认为这百害无一利。百姓们认为这铁路会破坏了自家的风水。他为此大费周章，好不容易说动了朝廷。终于又用他拿手的“痞子腔”，以修快车马路为名，瞒天过海，架设了铁路。

可是，铁路建成之日，朝廷却又急忙下旨，禁止他为火车装上车头，因为它的轰鸣声，将破坏大清的龙脉。

也许从那时起，洋务派中就已经有人认识到，这场发自官方的运动，最终也将只能是一个怪胎：车厢不允许配备火车头。

一番争论过后，李鸿章无可奈何地看到，几节笨重的铁盒子前面，居然拴上了马匹。马儿奋力地拉着火车，那画面，使他想到了自己。

在这时代的交汇点上，走在前面的李鸿章长长地叹了口气。他在一封奏折中，坦白地写下了自己的感悟。平铺在每个人面前的，不是简单的外族入侵，也不是简单的朝代轮转，而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洋务运动看似风光，可这每一步，又是何等的艰难！当所有这些思绪在他脑中重现时，李中堂皱起了眉头。烟雾散去，他从思绪中醒来。窗外的蛐蛐还在热闹地叫着。他叹了口气，缓缓地打破了屋子里的沉默。

“玉山啊，你可知我们的近邻日本，数百年来，一直都在垂涎于我们脚下这块土地。”

周馥也从思绪中醒来，犹豫一阵过后，不解地问：

“卑职只知西方列强如虎如狼。日本那蕞尔小邦，一千年来并非什么强敌。在洋人眼中，也一直都是个东方弱国，与我一道为洋人所犯。中堂大人，不知您为何如此忧虑？”

李中堂停顿了一阵儿。他又一次将烟嘴送进嘴巴里。两个人又这样相对无言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

最后，他终于摇了摇头，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

“恐怕如今这个日本，已不再是当初那个贫瘠的蕞尔小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