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

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你不记得某些事情，不代表它们不会影响你。然而，这使我越来越提心吊胆。

婚后刚从纽约市搬到康涅狄格州时，我还没有学会开车。每次我需要用车都是比尔负责接送。他的车是一辆漂亮的沃尔沃跑车，座椅几乎贴着地面，安全带一条在肩上，一条在腿上，把整个身体都保护起来。在1969年，那还是相当先进的。

适应婚后生活不久，我就注意到，不管我们开车去什么地方，每当系安全带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觉会出车祸。我的心怦怦直跳，感到头昏脑涨。我确定我会死。

我知道这样想没有什么依据。比尔是个很好的司机，我也从未出过车祸。我的恐惧毫无道理。

即使我26岁了，我仍然遵守着在精神病院时为自己定下的第一条规定：不能说任何让人觉得我疯了的话。所以我没有告诉比尔，我们开车外出时我坐在车里会害怕死亡。在接受赫勒医生的治疗时，我也从未说过。我没有跟任何人讨论过这件事。结婚两年后，比尔教会了我开车。完全学会开车后，那种恐惧感就不见了，之后我也就把这事抛诸脑后。

30多年过去了，在看完医院记录后的几周里，医生对我性格和行为的描述，令我大吃一惊；电休克治疗的次数令我错愕。当我把这些告诉杰姬时，当年坐车的那种恐惧感又回来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而现在又为什么忽然出现？虽然我很迷惑，但杰姬和几乎所有了解我青少年史的人都明白：系安全带，让我下意识地联想到被绑在**准备接受电休克治疗的情景。比尔会让我死于车祸—他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意外事故—这实际上是在重复我在医院的原始场景：我会死在精神病医生手里的死亡预期。

一旦了解了自己的反应模式，更多类似的事件也竞相浮出水面。我看上去莫名其妙的反应行为很可能不是没有道理的。

比如，如果要出门超过一天，那么在离开前，我一定要确保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妥当：邮件分好类、内衣放进洗衣篮、关电脑、藏好个人笔记本。如果时间更长，我会跟两个孩子、弟弟们或最亲密的朋友通电话。每次我都要跟他们说“我爱你”，生怕自己以后再也没机会说。成年后我每天都在担心自己可能会突然死掉，于是我总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向来厌恶男人满嘴酒味，从我能记事起，就一直这样。刚结婚那会儿，比尔有时会放纵自己而过量饮酒，我就会陷入一种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暴怒之中。此前，我几乎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总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电话铃或关门声一响总会吓我一跳。对故意吓唬我的人来说，我总是很容易让他们得逞。为什么我的手臂一被束缚，哪怕只是一瞬间，我就会产生强烈的愤怒？很明显，那跟每次电休克治疗之前，把人束缚起来的湿裹布，或者在隔离室要求穿上束缚衣有关。

我重新审视自己对性的种种限制，比如不能在夜里或黑暗的地方发生性行为。我对突如其来的性接触，总是反应激烈；只有摆脱我是个小孩的幻想，我才会有性**。我试图隐藏这些怪癖，尽管我知道性行为承载着理解过去和现在关系的重要信息，但我从没把这些告诉赫勒医生或桑德斯医生。因为它们是可耻的，我难以启齿。

杰姬把性看得稀松平常，她总是自然大方、直截了当地谈论性，这让谈论性变得不再那么让人紧张。她使我把性看成一件平常的事。渐渐地，我学会了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性幻想和性冲动，尽管经过多年的压抑或解离，想要痊愈还需要很多年。

快到父亲节的一个早上，我正在贵格会中静静地坐着。柔和的阳光照耀着简单的房间，男女老少安静地聚在一起，进行着清晨的静默。我之前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然而，在看完医院记录后，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这个避难所—滋养我灵魂和给予我平和的避难所，也变了。

静默中，当我环顾四周，看着聚在这里的人们时，一股绝望感突然从心底深处涌现，将我淹没。那是对父亲们的绝望。

我曾想，跟我在一起的这些男男女女，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之间会是怎样的关系。他们的父亲会爱护他们；他们会去看望父亲，给父亲打电话，询问父亲的建议；出于爱，父亲会让孩子承袭自己的名字。我曾看到过这样的男人和孩子，这样的父亲和祖父，他们相处融洽、相亲相爱。虽然平时想起父亲，我总是无动于衷，但我仍然对那样的父子关系充满了渴望。

然后，就像在静默时经常发生的那样，一个场景突然蹦了出来。那是在我年幼时，一起和家人住在外祖父母家里。这一天才刚刚开始。

1946年夏

爸爸之前在海军服役，现在他回来了。他晚上上班，早上下班回家。妈妈说他是去帮忙修理布鲁克林海军港的大船了。不知道在黑暗里他害不害怕。

我刚从卫生间出来，站在楼梯上，楼梯在卫生间和卧室之间。我3岁了，已经可以独自上厕所并把自己收拾干净。每当我提好睡裤，都会传来“啪”的一声。这让我感觉自己长大了，就像妈妈说的那样。

我应该回去和妈妈睡觉，但我没有。我转身走到楼梯口，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又转身走回卧室门前，又停了下来。就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次。

爸爸在楼下等我吗？有时他回家时，大家都睡着了，只有他一个人坐在厨房。他坐在窗边的桌子旁，抽着烟，喝着一大杯黄色的果汁。它闻上去很臭，但我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不想伤他的感情。我喜欢他笑的样子。很多时候，爸爸看起来又累又凶，让我很害怕，但是当他笑的时候我也很开心。

有时候他只穿着内衣。他告诉我，他喜欢我陪着他。他说像我这样的女孩应该帮助自己的爸爸。我现在应该下楼吗？还是应该留在这里？如果他想让我做那事怎么办？那让我很不舒服，但能让他开心。他喜欢我。如果我不去，他会难过。他希望我过去，他说我是他的女孩。他需要我。

妈妈不会介意的，她不会生气的。妈妈睡着了，里奇也睡着了。如果我能让爸爸开心，妈妈也会高兴。我不出声，也不会跟别人说。

“你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年轻的女士？”

“嗨！”我吓了一跳，是詹妮。她笑着，但只是轻轻地，因为我们得小声点。詹妮也住在这儿，她在扬克斯公共图书馆工作，每天清早出去上班。

看到詹妮，我高兴极了。詹妮总是对我笑。

“回去睡觉，快！现在可不是起床的时候。”她低声说，“我得去上班了。你父亲还没有回来。”她把我往卧室的方向轻轻推了推，然后走下楼去。

我回到了**。詹妮去上班了，妈妈还在睡觉。如果爸爸回家了，我下楼会发生什么？

“怎么了？”妈妈问。我不小心把她吵醒了。她的声音很大，“我说过不许哭，记得吗？”

我知道，我一哭鼻子，妈妈也会难过。我尽量不让自己哭，但我控制不住。坏女孩才会惹妈妈生气，坏女孩才老是哭。越来越多的眼泪从我滚烫的小脸上滚落，止也止不住。

邻居家的凯茜说，黑暗里有怪物，他们会抓坏女孩。我的肚子好痛。

精神病学研究院 心理评估报告 1963年8月12—13日

患者在主题统觉测试（TAT）中所讲的故事，给出了一些她无法接受性、无法变得自信的线索。其中一个故事是，一个男人靠近一个坐着的女人，并声称要杀死她。“她还没有结婚，他走了过来，说要杀死她。”除了对图片的怪异解读之外，显然，她认为性行为等同于暴力攻击——事实上，等同于谋杀。

——G.弗瑞德博士

2001年9月

我坐在杰姬对面的沙发上，想象着一个男人，那是我的父亲，他面前正站着一个**的小孩。他要性虐她。我惊恐地盯着这一幕，身体因恐惧而本能地颤抖着。

“我恨你。”我边说边抬起了胳膊。

杰姬看上去很担心，但她仍然鼓励我。“用枕头。”她指着旁边的一个靠垫说。

我用尽全力将拳头砸向那个男人。我的愤怒瞬间爆发！我弯下腰，抱着受伤的手，疼得蜷缩了起来。

“我是想砸那个枕头。”刚能张开口，我就说道。我不想让杰姬以为我有自我毁灭的倾向。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可乐，围上一层毛巾当冰袋。

“我会没事的。”我安慰她，吃下她给我的三片布洛芬。杰姬的母性几乎让人觉得承受这种痛苦也值得。

打出这拳后，我的愤怒也随之消失。除了疼痛，我无法再想别的了。但我不想让杰姬担心，尤其不想她因此提前结束治疗。我努力从之前打断的地方继续说下去：“关于这个男人，我是怎么说来着？”

不管用。我对这个**女孩和她的父亲已经不感兴趣了。

“可怜的小安妮。”杰姬痛心地说。我知道她想提醒我，被虐待的孩子是无辜的，但我不为所动。安妮是愚蠢的，而我的手简直要把我疼死。

第二天，伤情加重了。比尔说我必须去看医生。当我用瞎编的故事来解释为什么受伤时，给我看伤的内科医生同情地点点头—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真相。

在那次心理治疗的前一天晚上，小布什总统回应了“9·11”袭击事件，就基地组织和新反恐战争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他的态度让我气愤至极，”我说，“我挥拳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打到了沙发旁边的硬物上。”至少有关沙发那段是真的。

我打折了一根手骨。当我从放射科拿着X光片走出来时，其他出诊的医生对我报以友好的也可能是怀疑的微笑。但没人质疑我编的理由—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可能会有同样的反应。两周后为我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医院的工作人员和那些关心我的朋友们，都对我的说法深信不疑。

一个举动把我对所爱的人的愤怒和疼痛关联在了一起，并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回想起来，我惊异地发现，这也反映了我童年对愤怒的看法：愤怒不仅有罪，更是危险的；我的愤怒总是制造伤害。

我可能欺骗了他们，但我一点都不感到内疚，也许因为这并不全是假的。表面上，是我对某些政治人物—我认为他们是弱势民众的剥削者—的行为反应过度，是一直被克制压抑的愤怒集中爆发的体现。它成了那次我对父亲瞬间爆发的愤怒的一个隐喻。但它的弦外之音不可说，然而有政治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拿来跟有相同立场的朋友们说，所以它成了最好的说辞。

多年以后，被父亲“剥削”的愤怒再没出现过。我也没有与潜藏在意识深处的仇恨和愤怒产生联结。

“你有没有原谅他？”听过我故事的人经常这样问，“你有没有找他对质？”……“你还感到愤怒吗？”

“还没有。”我会这样解释，“我还在努力处理愤怒的部分。我仍然很麻木。每次想起父亲，我仍然没什么感觉。”

而有时我会指着我的右手：“这里骨折的地方植入了一小块钢板。它很小，小到连机场安检的传感器都检测不到。”

如何处理愤怒是纠缠我一生的问题。在我的原生家庭中，所有的成年人都不会直接表达愤怒。我从来没听过父母大声吼叫，也几乎没听过他们骂人—如果听到“该死！”，那意味着问题非常严重。我的父亲总是一脸不高兴—总是鄙夷轻蔑—但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敌意，但从没听他说出那些骂人的话。我逃避愤怒，一旦察觉它即将爆发，我的思想和身体就会放空，然后我似乎消失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解离越加严重。

我很少生气地说话，也很少大声说话。到高中时，我说话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我写的字也越来越小，到最后老师威胁说，如果我再这样就不批改我的作业。我的语言、行为，连同我的身体都随着我努力隐形而变小。

我回忆起母亲对早年生活的紧张描述。那时我还小，我们都住在扬克斯的外祖父母家。互相冲突的工作时间和个人情绪造成了巨大的紧张气氛，弥漫在整个房子里。詹妮吃过早餐出去工作，而父亲则在清晨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吃完他的“晚餐”。他白天睡觉。我的外祖母下午要午睡，她要求绝对的安静。

我的外祖父是雀巢公司的工程师。他发明了一种牛奶灌装消毒的方法，这种方法让生产出炼乳和类似产品成为可能。持有他这项专利的雇主由此获取了难以想象的利润—到现在为止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但在家里，外祖母对外祖父很凶，好像他很蠢一样。她把我吓坏了。

对我的母亲罗珊娜来说，詹妮是个专横的姐姐。尽管母亲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但是詹妮对她也像对待没有智商或常识的人一样。父亲也这样对待母亲，但母亲从来不抗议或发怒。她只会叹气、摇头。她经常看上去不知所措—满是脆弱和恐惧。

作为家里的长女和长孙，我给自己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每个人，保护好我的母亲，并且确保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惹大人生气。几十年后，我仍然扮演着这个角色。

在年龄还小的时候，我也发过脾气。根据医院记录中重复出现的一些家庭描述，发脾气的原因通常都与食物有关。我拒绝吃某些东西。没有人明白我为什么死活不吃西兰花或煮过头的土豆。我讨厌喝牛奶，有时候只因为牛奶太多，我就会大发脾气。我的父母困惑不解，他们的做法是“零强化”—斯波克医生针对幼儿发脾气时所倡导的方法。他们不理睬我。不论我尖叫哭喊，还是手舞脚踢，都没人在意我。

两年半后，当我们从扬克斯搬走时，那个自信大胆、乱发脾气的两岁小孩，已经成了带有顺从、恐惧和讨好意味的4岁小孩。母亲认为，我的坏脾气让她很失望，正是这种失望造成了这种转变。

“有个星期天，你从教堂回来后拒绝换上便服，所以我让你待在卧室，不许出来。过了一会儿，我在后院干活，看到你从窗户里看着我。见我看着你，你冲我伸了伸舌头。我感到非常内疚，于是大哭了起来。从那以后，你再也不乱发脾气，也没有不听话了。”

关于我的愤怒，以及我和愤怒的分离，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来自两个精神病院—多年来我把那儿当成我的家。最初在布卢明代尔，我很安静，我的行为没有明显的愤怒表现。然而，三年之后，我被转院了，我变得极端自虐。在研究院，因为愤怒，我很多次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不得不去就医。

尽管我的愤怒已经显现出来，但我没有意识到，这些极端的暴力表现是因为愤怒在身体里涌动。我的反应就好像又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由于情绪上的安抚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绝望和灰心，由于害怕被抛弃的早期恐惧，我又一次大发脾气。

成长的过程使我认为，愤怒是一种伤害他人的情绪，会导致不被爱、不受欢迎，所以我为愤怒而感到羞愧。当周围的医生和护士提醒我觉察自己的愤怒时，我觉得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深深的误解。我退缩到自己的世界里，为自己的自残行为感到羞耻，疏远了那些帮助我的人。

有时候我会静静地处理那些冲动。我偷偷地伤害自己的身体，疼痛让我避免被愤怒冲昏头。然而，愤怒虽然被消灭，但却留下了伤口，或者更多的时候是又疼又丑的烧伤—令人更加羞耻的罪证。

我很早就知道，如果我能压制好自己的强烈情绪，这个世界会更安全。

1948年春

我已经5岁了，知道了说话之前要察言观色。我会看妈妈的脸色、詹妮的脸色，尤其是爸爸的脸色。我看他们是开心还是难过。我要照顾好他们，要想办法让他们开心。我更小时，不会这样做。那时候我总是不小心，总是口无遮拦，什么都说。

有时候我不小心挡了道。“你要看路啊，孩子。做事要留点心。”詹妮说。每当外祖母说“看这里！”无论我正在做什么，都会立即停下，因为即使我和里奇没有调皮，她也会生我们的气。“看，丫头。”爸爸跟我玩的时候会说，“我们玩点特别的游戏吧。”

有一次，我很生里奇的气，因为他不让我玩他的玩具火车。“我才不稀罕你的破火车呢，因为早上爸爸只跟我在一起，”我说，“爸爸爱我超过爱任何人。”

说完，我看到妈妈低下了头，爸爸皱起了眉头。詹妮咳嗽了一下，开始喝她的鸡尾酒。然后，她去厨房又倒了些酒。妈妈站起来说，该让里奇睡觉了。外祖母和外祖父迪克早已上了楼。我突然感觉很热，都出汗了，爸爸紧绷着脸，盯着我。

下一次在厨房里，爸爸说，他知道我爱妈妈，也不希望妈妈死掉。“如果你告诉任何人我们做的事，只有我和你做的事，那会杀死你的妈妈。”他说，“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这事，否则这个家就完了。”

所以我很小心，我不怎么说话了。跟大人在一起时，总要先认真观察好，再开口。搬家后，我就要上幼儿园了，我会乖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