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办公室，我只有紧紧倚靠杰姬才不至于崩溃。

杰姬听我讲述了那些零碎的记忆—不连贯的场景，也没有特定的地点或人物。对于这些记忆，我的身体都记得，它们深深印在我的四肢和躯体里。我感觉自己像个孩子，一直在抱怨，焦虑又迷茫。我害怕黑暗，害怕离开家，害怕上床睡觉。我不能呼吸，也不想吃东西。杰姬坚称我这不是小题大做。“消化童年创伤的过程本就艰难。”她叫我放心。

我的焦虑越来越严重。随着情况的恶化，杰姬建议我使用药物，但我很抵触。我整日郁郁寡欢。但对于我的抗拒，她表现得十分耐心，直到那天我去见她。当时我整个人还陷在前一晚的噩梦里不能自拔。

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独自在一个空****的谷仓里，大胆地站在泥土地上。她圆圆的黑眼睛盯着我，眼里满是责备和恐惧。她的嘴唇有点地包天，就像我的一样，那让她的脸看上去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一根细绳从谷仓上方垂下来，下面收成一个绞索圈，松松地套在她的脖子上。我知道我就是那个孩子，而她即将死去。

梦里自杀的阴影一整天都笼罩着我，我吓坏了。尽管就像我说的那样，我讨厌吃药，但我还是向桑德斯医生求助了。她给我开了抗抑郁和治焦虑的药。我非常感激她的善良和即时的回应，也坦然接受了用药，它让我的病得以缓解。尽管如此，用药的羞耻感令我对此事守口如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把喜普妙和阿普唑仑的药瓶藏了起来，确保连比尔都看不到我在吃药。

“你不喜欢吃药太正常了，”杰姬说，“因为那会让你想起住院的日子。”

“才不是！”—我没想过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但她一指出，让这种尴尬的联系再明显不过。实际上，有无数的类似事件在昭示其中的联系—这些联系能帮我理解我的经历，只是一再被我错过。杰姬发现了这些，并以合理的方式向我做了解释。相比她的可靠、沉着、接纳，我的妄断在她面前显得相形见绌。我的病情时好时坏。

我的梦，全是或残疾，或畸形，或被遗弃的婴儿和小孩。当我告诉杰姬谷仓的那个梦时，她给那个小孩取了一个名字—我内心极度抗拒的小孩，叫安妮。

我的病情和又一次的心理治疗让我感到羞耻，我不能让人知道安妮这个秘密。治疗之外，我从不向任何人提起她。然而，我和安妮的关系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她知道我的羞耻和秘密，以及我的自卑。杰姬说，如果我不能接纳自己的愤怒，就无法给予同情；而只有我对安妮感到同情，我才会被治愈。我不得不爱她。

我脑中安妮的形象，来自一张我大约两岁时的照片。数十年来，它跟其他的老照片一起摆在我的书桌上。然而，现在我一想到她，就愤怒至极。我想把她狠狠地打倒在地，用脚踩她的头，朝她软弱无力的身上吐口水。

“如果你的患者出现这种反应，你会说什么？”当我向她描述我的这一暴力幻想时，杰姬问道。我很讨厌她这样提问，但其实这样问很公平。

“我会提醒她，小孩子总是尽量听父母的话，因为他们爱父母、依靠父母，他们需要感到安全。”我似乎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受惊吓的小女孩，一个是充满智慧的成年人。之后，那种冲动不再那么强烈，虽然我仍然想伤害那个小女孩。“他们觉得自己很坏，于是就攻击自己，因为他们知道有些事是错误的，而且他们的愤怒总要有个出口。”我觉得自己像在背诵剧本，但理性的分析确实帮到了我。而让我深感触动的是杰姬脸上流露出的痛楚。她真的相信我受到了伤害。

我很敏感。如果杰姬一有什么令我误解的行为，我都将其解读为她要抛弃我。有时，我会因为她比我以为的咨询结束时间提前几分钟—她肯定是想让我知道她不再想跟我有什么瓜葛—而变得激动。我不知道她私底下怎么想，但在我面前，杰姬似乎都能从容接受。她帮助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冲动和梦境找到出处，让我学会了如何从自己的行为中看到其隐喻和象征意义。

我一直以为我缺失的童年记忆是大量的电休克治疗导致的，尽管专家坚称由电休克治疗引起的健忘症是暂时的。而如今，在已经接受了记忆丢失的几十年后，通过翻阅医院记录和我的临床经验，我突然又找回了记忆。

它们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涌现。有些是有意识地想起来的，有些是在梦中出现的，有些是在瞬间被普通的事物—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被忽略或不受注意的事物，比如一种颜色、一种气味、一个动作—所激发出来的。

收到医院记录的几个月后，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把被褥和毯子堆在身边，我要靠着它们睡觉。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错误地多放了一个枕头。把我的被褥大军堆放到位后，我关掉灯，窝到自己那边睡下。比尔已经睡着了，我伸出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过了一会儿，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就已经站在床边，惊恐万分。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是那个枕头掉到了我的头上。我无法解释我的极端反应。我不情愿地回到**。最终，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还没到5点钟，我就被满屋子的夏日晨光唤醒了。像往常一样，我习惯性地去摸黑色的眼罩，并把松紧带钩到耳朵上方。当我将眼罩推上去时，我感觉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捂住了我的眼睛。我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一把扯下眼罩，发誓以后再也不戴它睡觉了。那只手肯定是我想象出来的。

“昨晚你怎么了？”几小时后，比尔问道，“你的尖叫声让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而且是两次。下次你再做噩梦时，我应该把你叫醒吗？”

到了晚上，我觉得我为前一夜的恐慌找到了解释。我想起了住在外祖父母家时的一个场景。他们家就在纽约市外的扬克斯。那是二战期间，我应该只有两岁半。我的弟弟里奇出生后不久，我们全家离开佛罗里达，回到了母亲的老家。我父亲当时在海军服役。

1945年秋

那是一个深夜，周围一片漆黑。

“出去，罗珊娜。”我听到外祖父迪克对妈妈说。我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里奇，正睡在床边的婴儿**。爸爸参战不在家，外祖母已经在**睡着了，詹妮姨妈睡在隔壁。“出去，罗珊娜。”他又说，“我不会很久。”

她就离开了。我妈妈总是很听话，她爸爸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她低着头，看上去好像很不情愿，但她还是从**站起身。她离开了。现在只剩我跟外祖父待在一起。他说不要担心，但我很害怕。我想要妈妈。

如果我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事情就可以不发生。但那真的很难，即使是思考也会产生噪声。我停止了思考。我必须坚持住，我是隐身的，我要比里奇小睡时更加安静。我必须不让事情发生。我不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外祖父也不在这儿，妈妈会回来的。只要我一动不动，空气都可以静止，外祖父就不会做什么了。我不在这儿，我让空气静止了。我可以做到，我可以……

我醒了，妈妈在哭。我睡着了，然后我又醒了，妈妈告诉我，我做了一个噩梦。她说她很抱歉。周围仍然一片漆黑。现在我似乎飘浮在房顶上。我能照顾好妈妈，我能行。我不想她伤心，我会保持清醒，确保没有人伤害她。我还会照看好弟弟，直到天亮，直到爸爸回家。也许是圣诞节的时候吧，妈妈说，等战争结束后爸爸回了家，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找回的记忆，让我既震惊又怀疑，既悲伤又鄙夷。哦，天哪，这不可能发生。这是你编出来的故事。医院的记录我看了又看，上面医生对我思想和行为的解读尽管片面，有时甚至盲目，但记录下的基本信息，却佐证了那些画面的真实性。从这方面来说，这些记录平复了我内心的一些冲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精神病学研究院 心理评估报告 1963年8月12—13日

根据她的精神病的急性特征、青春期晚期发作，以及特定的压抑症状，可以推测患者的障碍可能部分与原始场景的早期创伤性事件有关，其结果导致她将性与攻击无意识地等同起来。

——G.弗瑞德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