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

“有时候我忘了你不愿意谈性。”比尔说。就像杰姬教我们的方式一样，他只是直接陈述问题，没有发火。但是，“性”这个字眼从句子里跳出来，迎面向我扑来，我的胃就一阵翻腾，焦虑瞬间贯穿了我的四肢。

我努力提醒自己，他不是有意要惹我不高兴。比尔有这样的感受很正常，我告诉自己。但是，我还是转身离他远远的，就像要逃离一只鲨鱼，我迫不及待地逆流游走。

第二天下午，我们正站在厨房里讨论要把什么加到购物清单中，忽然他说：“那是什么？”他指着我的腰以下的某个地方，眼睛紧紧地盯着。

“不要！”我尖叫道，仿佛他伸出的食指即将刺伤我。我低头看了看，一块保鲜膜贴在我毛绒衫的底边上。我把塑料膜从衣服上剥下来，放到厨房台上。我僵立在原地，努力控制自己不要把旁边的陶瓷杯扔出去。我真想听听这个杯子摔得粉碎的声音，想看着它的碎片在房间里四处飞溅。

“我没做错什么啊！”比尔举着双手抗议道，“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他说得没错，但我就是无法平息对他的怒气。“对不起，”我用几乎要杀人的语气说，“你没有做错什么。”说完就跑上了楼。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彻底被压垮了，从肉体到精神。我几乎什么都做不了。比尔照顾着我，他购物、做饭，给我端茶送水，照料猫。有时，他也会发脾气，但大多数情况，他都心甘情愿地付出。我们的婚姻咨询，重点在于帮助他理解我为什么如此痛苦，并寻找方法帮助彼此来处理我们之间已经彻底发生改变的关系。我无法忍受任何亲密的身体接触。对于某些特定词语，我从心底反感。

夜晚的独处并没有带来多少宽慰。每当我爬上床，腹部都有指甲划过黑板般恼人的感觉。近乎真实的噩梦让我精疲力竭。我在两个世界中沉浮，永无止境。

我是个小女孩，坐在一辆大汽车的座椅上，晃着脚丫。我穿着褐色的羊毛长袜和一双结实的棕色小鞋。抬脚都还够不到前座的椅背。母亲坐在我身边，我抬起头凝视着她光滑的皮肤、红红的嘴唇和深色的眼睛，一顶烟灰色斜帽下柔软的棕色头发在她脸庞轻轻飘动。她转向我，我们相视一笑。我开心极了。我知道她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但我的快乐很快变成了悲伤的渴望，一个3岁小孩的心痛：妈咪爱我。妈咪不会生气的。我不会伤害到她，我可以告诉她……

当我醒来，想起母亲已经过世，思念的潮水汹涌而来，悲伤将我淹没。

虽然比尔很想帮忙，但我们之间的误解仍在加剧。可怕的噩梦让我不敢入睡。深夜和清晨让我精疲力竭。我几乎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说了后面忘前面。我变得更脆弱，更难以安慰。所有的一切都让我哭泣。

悲痛为我遇到的大部分事情都注入了一种悲剧的氛围。这在9·11之前的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但那之后变得更加严重。我和比尔习惯一直开着收音机。白天，公共电台的古典音乐回**在家里的一楼。晚上，《网罗天下事》栏目让我们获知每天的新闻。如果我们想聊天，就换上CD听音乐。而现在大部分音乐都让我流泪，不管是巴赫、莫扎特、亨德尔、皮特·西格、鲍勃·马利，还是舒伯特—不管轻柔还是激烈，舒缓抑或轻快—任何旋律都好像在灼烧着我的心脏。那种疼痛似乎要将我摧毁。随着季节更替，尽管我鄙视录音音乐，但每次经过播放圣诞歌的商店，我都哭到不能自已。小芙爬到我腿上紧靠着我时，我也哭。如果觉得比尔看我的眼神不对，我就生气，而他对我很好时，我又会哭起来。

只有工作能给我安慰。与患者互动，让我又变成一个理性—尽管勉强—的专业人士。工作的时候，我可以把精力倾注到其他人身上。我感到被需要；我感到有价值。与患者们的问题相比，我的烦恼不值一提。

梅兰妮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几乎淹没在一堆靠垫和抱枕里面。她的运动衫里好像没有人，只有一副空空的皮囊标注着她的位置。在候诊室互相介绍时，她表现出的沉着自信，在进入我办公室时，就瞬间消失了。她耷拉着肩膀，步履沉重地走着，半天才跨过仅仅几英尺的地毯，走到沙发边。

看着这样的梅兰妮，我感觉很无力，仿佛突然得了严重的流感。也许之前在电话里我就不应该接这个个案，当然还会有其他治疗师可以给她做治疗。我同意见她，只是出于海瑟·桑德斯的拜托，她说她会负责药物的部分，让我负责心理治疗。我从不会对桑德斯医生说“不”。

另外，我心里还是有些喜欢接这类颇具挑战性的患者。我把桑德斯医生的推荐看作一种专业上的肯定与赞赏，但同时，我又有些担心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如果心里的“鬼怪”出来干扰，令我不能清醒地对待梅兰妮呢？梅兰妮跟我同龄，差不多50岁；我们都有直到中年才揭开的童年创伤；我们的孩子也年龄相仿—这些是桑德斯医生在把她推荐给我时提供的信息。

如果梅兰妮不喜欢我呢？

我强迫自己把这些想法放在一边，然后深吸一口气，集中精神。“我能怎样帮你呢？”我问。

沉默了好一会儿，一个勉强、平淡的声音从沙发最远的角落里传来。“我觉得你帮不了我。”那个声音说，“我不想来这里。”

“为什么？”我尽可能温和地说。

“我不确定治疗能有什么帮助。我看过很多治疗师。我的第一个治疗师给了我相当糟糕的体验。我想我只是不相信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呃，不过最后一个治疗师，艾米丽，从某个角度来说似乎帮到了我。”

“艾米丽如何帮到你的？”

梅兰妮从她躲起来的“树洞”里探出一点点头，她看着我，像正歪着头看着一条虫子的知更鸟。我等待着，感觉自己似乎被看穿了。她嘴巴紧闭，眼睛睁得大大的，像一个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勇敢的小孩。我的第一反应是安慰她，然后我想起她害怕我。我不想一开始就靠得太近，令她更害怕，但我也不想成为她眼中的虫子。

梅兰妮坐了起来，挺直上身，重新有了一些成年人的自信。“我们都喜欢狗。艾米丽有一只狗，名叫凯蒂。我去找她做治疗时，凯蒂一直待在那里。我可以和凯蒂做朋友，我不想对艾米丽说的话，可以跟凯蒂说。”

“凯蒂让你有安全感吗？”

“算是吧，我在哪儿都不觉得安全。但是一段时间后，艾米丽或多或少对我有了些了解。情况没有任何改善，直到我被诊断为双相障碍。那是两年前了，现在至少我知道自己吃的药是对的。我不确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治疗。”

“那么谁认为你需要进一步治疗呢？”

“嗯，我大部分时间都感觉很抑郁，有时候想自杀。行为紊乱，做不了事，比如准时支付账单。我害怕停止治疗。我已经看了很多医生。我得事先警告你，我可不好治。我也见过一些人，他们要么帮不上什么忙，要么让情况变得更糟—如今这样也不全是我的原因。”梅兰妮伸手又拿起一个抱枕，把它加到她建造的“堡垒”上。她没有提她的健康问题，包括哮喘、过敏和系统性红斑狼疮。

“我的第一位治疗师放弃了我。”她不假思索地补充道。

啊哦，这可不妙，我想，她的治疗师放弃了她？是治疗师能力不够，还是说梅兰妮是那种既要求苛刻又抗拒治疗的患者，以至于一些治疗师最终感觉自己成了那只“虫”—被她捉住吃掉了？另外，她与艾米丽的治疗似乎做得不错。也许在艾米丽那里，梅兰妮破碎的信任得到了一些修复。“你能否说说那次被治疗师开除的事？”我问，“这可能有助于我理解你为什么不想来这里。”

梅兰妮叹了口气，开始讲述她的故事。“我还没有准备好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她解释说，“我来之前，艾米丽应该给你发了一份案例概要。另外，这事我已经说了很多次，我真的厌倦了一次次的重复。

“夏洛特是我的第一位治疗师。第一次治疗结束后，我回到家，就上床躲进被子里，把被子一直盖到头顶。接下来的三天里，我大部分时间就那么待着。夏洛特鼓励我依靠她。然而，五年后，她说我太过分了，说她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已经把她弄得心力交瘁。

“你们可以给我提任何你们觉得有必要的建议，但你们也只能做这么多。你并不能想象，当我极度抑郁时，保持正常的生活有多难。”她盯着放在膝上的最后一个抱枕。

我不介意她做出这样的评论，因为它们帮助我了解她是如何看待我的。虽然她对任何帮助都已绝望，但她令人心酸的孤独和对帮助的渴望，深深触动了我。我不禁对她的童年产生了好奇。希望我不会把她的痛苦与我的相混淆。

我垂下肩，在椅子上坐直。“如果你的第一位治疗师放弃了你，你怎么能不对之后的治疗心存芥蒂呢？”我反问道，举起双手做了个当然的手势。

梅兰妮似乎没有听到我的回应一样，继续说道：“对于以前的治疗经历，我觉得可以这样描述。我掉进了海里，海岸离我很远。我不会游泳，当海水朝我扑过来时，我感觉自己要被淹死了。我的第一位治疗师夏洛特站在岸边，跟我说她不想让我淹死。她挥舞手臂、上蹿下跳，使出浑身解数叫我游向她，像个啦啦队长一样告诉我‘你做得到的’。但海浪太大了，我根本动弹不得。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淹死。

“我的第二位治疗师艾米丽，她站在岸边指导我该如何游泳。她看出我遇到了麻烦，她教会我一些事情，我也学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但这并不代表我已经游得足够好，好到可以游回岸边或者避免溺水。所以你能明白为什么我对治疗和治疗师都没有太多信心了吧。”最后她总结道，听起来几乎有点得意，“我永远也不可能上岸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治疗师总是待在岸边，而不是和你一起进到水里。”我说。

梅兰妮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她思忖着我的话。有那么一会儿，她的眼睛亮了起来。我屏住呼吸，重新回顾了我顺着她的隐喻所说的话。我能做到吗？就好像一部快进的电影，梅兰妮脸上的表情迅速从开心到疑惑又到悲伤，之后阴郁，最后没了任何表情。电影放完了，剧院空了。我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恐怕我让你感到无聊了。”我打破了长久的沉默。

慢慢地，放映机又启动了，梅兰妮振作起来。“我……必须好好想想你说的话，我以前从没考虑过那样的事。我不确定我能不能相信你。”

“你才刚认识我而已，为什么要相信我？我必须在今后向你证明我值得信赖才可以。”

“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她拿开那些抱枕，开始寻找外套，迫不及待地想赶紧消失。

“那么下次还是约在周四下午两点钟吗？”我尽量轻松地问，这个时间是我们在第一次通电话时定下来的。我担心她可能不会再来。

“回头我会打电话来确认的。”梅兰妮用空洞的声音回答。她像离家出走的小女孩，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她拖着自己的躯壳慢慢走出门去。

第二天，梅兰妮打来电话。“安妮塔？”声音听上去忧郁而不合年龄的幼稚，“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你，但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你说……进到水里。你真的会那样做吗？”

她的语气很绝望。梅兰妮生命中经受过灾难性的打击，其中包括幼年丧母。这让我想到太平间里一具接一具尸体的画面。紧接着，我突然感觉有了力量。我们已经建立起了联结。

“是的，梅兰妮，我说到做到。”

“我真的很害怕，但是……我明天会去的。”

“我们可以做到的，梅兰妮。”我坚定地说。那一刻，我确定自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