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

当我到达目的地，入口处早已人满为患，但人流还在不断地涌入。来自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政治家和公民社会领袖聚集在一起，庆祝“互助会”—纽黑文精神疾病社区中心—成立40周年。

耶鲁大学的大礼堂外，是镶嵌着优雅橡木的圆形大厅。大厅四周摆放的桌子上面满是开胃菜和葡萄酒。两位“互助会”的小提琴手演奏着莫扎特的曲子，欢迎各位宾客的到来，尽管很快被嘈杂声所淹没。走进礼堂，我遇到了贵格会的一位社工，我们不太熟。我和她在礼堂的角落里找了一个靠墙的位置坐下，此时所有的座位都满了。

著名作家威廉·斯泰隆和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坐在台上的桌子旁。他们讨论了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1)如何使识别和治疗这类疾病变得困难。两人分享了他们曾患抑郁症和双相障碍的悲惨经历，讲述病耻感(2)对本就遭受精神痛苦的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然后他们转向早已惊呆了的众人，让每个人都思考一下自己的精神病史。

“有多少人是曾罹患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后来得以康复的？”凯·杰米森问道。不自然的沙沙声在房间里回**。一些衣着体面的人僵在那里；一些则偷偷瞥其他人。除了少数几个“互助会”的研究生，没有人举手。

“对污名化的恐惧使你们保持沉默，”她继续说道，“但是，除非你们说出来，否则你们成功康复的经历将永不见天日。”她告诉我们，只有敢于说出自己从精神疾病中康复的故事，耻辱和绝望才能被修正，甚至得以澄清。

受到她的鼓舞，我向站在旁边的贵格会友低声说：“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几乎与她面对面，所以她能听见我说的话。克拉拉面向台前，一动不动地说：“我也是。”

这些年，关于我的精神疾病，我私下与人交流过几次。我把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遭遇，甚至包括入院治疗的事，讲给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或有类似经历的人。过了二三十年，这些听起来好像没那么可怕—只是一种年少轻狂的结果，与第一次喝醉把家里的车撞了，或者大一暑假跟男朋友在一起，却对父母谎称住在宿舍的行径没什么不同。

这之后，我和克拉拉再没进一步探讨，也没再提这事。我没有告诉她，几周前我已经申请调取我的住院记录，而且很快就会收到他们的邮件。

隔着很远，我就看到一辆白色小卡车沿着狭窄的乡间小路行驶。下午的烂漫春光吸引我到户外散步，此时我正在回家的路上。黄色的报春花和各色的三色堇零星点缀在牧场、庭院和安静的街道两旁。我喜欢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孩子们玩着跳房子和接球游戏，遛狗的人们停下来聊着天。这里的大多数房子已经有30年的房龄，有几家在这里已经住了30年。我们住了25年。

我努力地注视着周围，阳光下日本枫叶像红色玻璃一样闪耀；比我还高的绣线菊被盛放的花朵压弯了枝头—看起来像是雪压枝头。但随着卡车越开越近，我加快了脚步。我要赶紧回家，包裹也许已经送到了。

年轻的邮递员缓缓把车停下，朝我挥挥手。她拿着一个很大的灰色信封从车里走出来。我感觉周围的场景跳了一下，好像时间打了个嗝。她想干什么？我想。当她把印着“纽约长老会医院”的信封交给我时，我才回过神来，感谢她亲自把信送来。散步结束了，我耳朵里嗡嗡作响，但仍然故作平静，微笑着向两个邻居挥手。

回到家，我直奔阳光房，边走边撕开信封。我气喘吁吁地坐到沙发上，然后等了会儿，才慢慢坐直，接着深吸一口气。一股迷人的芬芳萦绕在空气中，那是粉色和白色牡丹散发的芳香。房间被午后阳光照得暖洋洋的。我怀着敬畏的心情，犹如一名助产士即将接生她的第一个新生儿一般，从包裹中取出厚厚的文件夹。我的手指划过标签上的姓名和病例号，打开文件夹、翻到第一页时，我屏住了呼吸。所有的敬畏迅速被强烈、贪婪的好奇所取代，我开始阅览上面的内容。

入院记录后面，是医院做出的心理评估：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 心理评估报告 1960年6月7日

佩雷斯小姐是一位聪明、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年轻人，她似乎正坠入疾病的深渊……深陷自杀的执念和幻想中无法自拔。她能够维持表面的正常，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强迫性维持正常是在过度消耗。罗夏测试显示，她精神紧张，有重度抑郁和自杀倾向。综合来看，这是一种潜伏性疾病，但仅存的一些生命力，使该疾病还有治愈的希望。

——J.D.博士

不管写评估报告的是谁，这个人都很善良，我想，虽然她对测试内容解读得有点过分。

我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一整天都在看这些记录。除了偶尔去厕所外，我一刻都没有停下。比尔很担心地过来看看我，我冲他挥挥手：“什么也别说。我需要空间，请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我们的小花猫—小芙陪伴在我身旁。它时而窝在我的臂弯里，时而爬上我的背，坐在我肩头；当我一头栽进靠枕里时，它便蜷缩在我的颈弯里。它始终对我不离不弃。

几位精神病医生记录得很详细。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 1960年6月4日

自入院以来，患者在允许的范围内，大多都独自待在房间。要求她出来活动时，她通常偷偷找最边缘的位置，在那里看书。同样，她对医院的各项治疗方案也甚少参与，坚称自己严重缺乏能力。在心理治疗中，她同样消极抵抗。尽管患者非常聪明，但她的表现，甚至在回答具体问题时，也明显带有散漫且故意的不沟通、不合作。因此，虽然她掌握超大量的词汇，但她只用“人渣”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可以说，她在心理治疗中的参与度，的确也不过是一点“渣儿”。

——瑞恩医生

我感到羞愧。我说话困难让瑞恩医生感到挫败，他把我的恐惧看成消极抵抗，并完全没有同情之意。我被深深误解了。尽管我的专业水平很高，我仍然无法将自己内心的感受从他的蔑视中拯救出来。我沉浸在一则则记录里，它们把我带回到了早期精神病院的生活，令我无法自拔。我从头看到尾，又重新从头看了一遍，直到深夜。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 精神状态 1960年8月10日

病人穿戴得干净整齐，害怕但很合作。说话声音很小，近乎耳语，表达起来断断续续的。除了一种模糊的悲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表情。她紧紧攥住自己的手。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并且总是凝望远方，似乎无法把目光聚焦在附近的物体上（阿瑞提将这两种特征描述为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的常见表现）。她表示，她很沮丧，渴望死亡，只有那样，她才不再会是个“麻烦”。她认为自己毫无价值，这使她的自杀倾向更为严重……缺乏判断力和洞察力。

——奥康医生

凌晨时分，我在黑暗中拖着疲惫的身体上床睡觉。

白天，我又回到阳光房，用一张旧毯子裹住自己，蜷缩在沙发上颤抖。紫色和白色的三色堇、黄色的秋海棠和艳粉色的凤仙花在屋外的花盆箱里迎风飘动。晴朗的蓝天下，我身边的美丽世界似乎很遥远—不真实而且毫无意义。

怎么了？我想，我怎么会这样？

控制好自己，另一个声音温和地说道。你还有很多责任，你有工作要做。你必须控制好自己。

但我没有答案，也控制不了自己。我就那么坐着，一动也不动。几个小时过去了。

“要不要喝点茶？”比尔问道，他脸色苍白而疲惫。“我能帮你什么吗？”他又问道。“需要我做点什么吗？”几个小时后他又问道，“要不要喝茶？”

“来点茶吧。”我说。我知道，他不想置身事外。有时候我只会点点头。“我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能开口说话时，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还需要一个人待着。”

“好吧。”他说，但事实上他觉得这样一点都不好。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沮丧，为什么他不能帮助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担心他会生气。

我前前后后多次翻看整本病例，记下每次接受电休克治疗的日期和次数，计算出总数。然后核对一遍，又核对一遍。总数是89。89次电休克治疗！

89次电休克治疗。这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来来回回、昏昏沉沉地忙碌着，计算、计算，还是计算。我制作了表格、清单，我不停地把它们画了又画，排了又排。

但不管我怎么计算，结果都是这个数，89次电休克治疗。

1960年6月17日：开始电休克治疗。

1960年8月28日：至本月底完成25次电休克治疗。

1962年4月18日：连续20次电休克治疗完成。

1962年11月18日：电休克治疗疗程开始，并完成总共18次治疗。

1963年4月17日：两个月前，在完成20次常规电休克治疗后，开始对患者进行每周一次的维持性电休克治疗，在治疗了6次后，已于两周前停止。

起初的震惊过后，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我为曾经的自己而深感难过。尽管如此，我仍然必须打起精神，来面对同事、病人，以及超市或大街上林林总总的陌生人。他们对我的遭遇一无所知，他们看不到医院的睡衣，也看不到那个惊恐的小女孩。他们完全不知道，我脑中经历了怎样一场翻天覆地—我原本的认知被彻底颠覆了。

纽约医院的邮件送达后整一周，纽约精神病学研究院的邮件也送到了。我一直把研究院当作我的家，那里的员工和病人是我的家人—我在那里开始认识这个世界。还没从之前的打击中缓过神来，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开研究院的病例，好像一个绝望的吸毒者，记录里的内容就是我急需的毒品。没什么比知道我的过去更重要了。

我再次被时间带回到过去，仿佛我又变成了那个20岁的女孩，那个青春期女孩。我迷失了方向，好像随时会跌入海里被淹死，我怕得要命。

而另一个我，只是冷静地看着。记录中手写的部分让我印象深刻—不知出自谁手，应该不是我认识的人写的。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从上面描述的症状和行为，我明白其不安表现的含义。那就是我当时的精神状况比我以为的要严重。我原本以为的误会和意外入院都已不完全是误会了。

研究院的记录送到后的几天里，我几乎没有出去过。悲伤如此沉重，即使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也已耗尽我的全部气力。在办公室里，为了我的病人，我努力振作；回了家，我便崩溃了。

几周后，比尔和朋友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航行。起初，我感到一种解脱：少了个需要操心的人。另外，我需要安静。我可以不必说话；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可以边看杂志或报纸，边吃爆米花，或者直接抱着冰激凌桶吃；可以用花园里的辣椒或西红柿炒洋葱。而通常我就吃点麦片把三餐打发了—这样不用做饭。

然而，残酷的想法开始入侵我的大脑。它们撕扯我；用死亡动物和婴儿的画面折磨我；在我忍不住哭泣时嘲笑我。不久，这些想法充满了我的脑海。当又一个周日到来时，我意识到我需要一些现实的声音，来与之对抗。我怀念贵格会的静默，渴望与信赖的人在一起。

我开车去了贵格会。路上，阴云仍然笼罩着我。到门口与迎宾员握手时，我的脸上才有了笑容。我像一个面临飓风威胁的小孩，知道母亲不在家时，应向邻居求助—正如我向贵格会友们求助，寻求我无法给予自己的安全感和接纳。

我在会议室的角落里找了一个座位。这里很安全，我想。

这是6月一个美丽的早晨，天还不太热。阳光透过树木照射进来，在硬木地板上留下金色的影子。这里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有带小孩的一家人、老年夫妇、寡妇、各个年龄段的单身人士。他们和我一样，有烦恼，也都有所承受，但又心存善意。会场上，虽然有小孩在座位上晃来晃去或赖在父母怀里，但完全不影响这平和的静谧。

随着静默的深入，我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段模糊、消失的记忆。朦朦胧胧中，慢慢有了模糊的影像，好像还有人影在低语。我被带入一个久远的谜里：那是差不多20年前，我的女儿还在上小学。她最好的朋友的母亲即将离世……我有没有向凯瑟琳承诺，在她去世后照顾她的女儿？还是说我只是想过这个承诺？我说过吗？过了一会儿……女儿和她朋友激烈地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好像是有什么麻烦。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吗？我不知道。画面里灰蒙蒙一片，看不清脸，也听不清说什么，而且这一切似乎都很遥远……

会场里，一位老人站起来开始说话。我调整了自己的注意力，听他说：“我的背太疼了，疼到几乎走不了路。今天早上我原本打算待在**，不来参加聚会。但我又想，至少我应该到外面晒晒太阳。就在那时，我看到了那只鸟。它正在我的屋檐上筑巢。”他详细描述了鸟巢如何精妙复杂。

“所以今天我带来希望。”他说，“它鼓舞我前来。”

希望，我在心里重复了一遍。希望吗？

我的记忆回到了另一个夏天：假期期间，我和家人及朋友一起去科德角度假。我们正在散步。我的女儿当时还小，她跟我列举了一堆她在生活中所犯的过错，并深感忧虑。她为什么说这些？是因为要去新学校而焦虑吗？还有别的什么令她担忧吗？我的心在颤抖。有没有我不知道的？我是不是表现得像我的母亲—当我需要她时，却假装没看见？迷雾又将我笼罩起来，而我前后左右的贵格会友们，仍继续静默。

我想起更早的一段记忆。深夜，我在白原市家的卧室，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大约10岁，也许12岁。屋里又黑又静。我听到父母房里的床吱吱响了几声，紧接着传来父亲穿拖鞋的窸窣声。我躺在**一动不动，听着他离开房间的脚步声。然后，我听到我房间的门把手被转开，脚步声越来越近……

记忆戛然而止。突然，我的肚子一阵猛烈地抽搐，胳膊和胸腔都在颤抖。我睁开眼睛环顾四周，一切还是原样。

泪水无声地滑过脸庞，止也止不住。鼻涕顺着上唇流进了嘴里，我尝到一股咸味。但是，我不能吸鼻子，那样势必引来他人的目光；我也不能从口袋里抽纸巾，这会打破会场的静默。

横流的鼻涕和眼泪，把我拉回到现实，感觉自己好像科幻电影里的人，一下子从另一个空间穿越回来。和我一起静默的这些人，他们丝毫不知道我刚刚的神游。礼拜结束时，我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和大楼，其他人还在相互握手、拥抱道别。

从纽黑文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一片混乱。停车标志、车道分隔线，对车速和路线的意识时有时无。很快，我发现已经到了自家的车道上，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开回来的。

我魂不守舍。真庆幸家里只有一个人，这样就不必向比尔解释什么。

我下车，匆匆走进屋里。像往常一样，小芙跳过来迎接我，但我没有理它。我尽力避免的“飓风”已经全方位来袭。我把包放在厨房台上，然后继续走。

那可能真的发生过。

当然没有！你真是傻到家了。

我先是来回踱步，然后又不停地绕着厨房走。

我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我的人生从此天翻地覆。

你个白痴。这是自我放纵的堕落。

我不小心撞到了厨房台上，摇摇晃晃地走开。

只要有相关的哪怕一个词、一丝想法跳出来，我就感觉一阵恶心。这不可能是我编出来的。

这并不代表什么。你是一个绝望的蠢蛋，想要博人关注罢了。

我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我父亲做的那些事，真的发生过吗？

我头晕目眩、疲惫不堪，然后跌坐在一把坚固的椅子里，把自己蜷缩起来。我用手臂紧紧抱住身体，轻轻摇晃着。这样我就不会四分五裂了。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明白这是解离。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它使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识别了自己的解离，尘封的记忆也就随之解开，更多的记忆碎片开始归位。我已经停不下来。

现在，我不仅明白为何不记得对凯瑟琳的承诺，为何没能给予我的女儿和她的朋友应有的关注，还明白了，我的母亲如何在无意中让坏事发生在我身上。

坏事？发生在我身上？

一旦承认这是事实，许多记忆的碎片、身体部位的画面纷纷涌现在我的脑海。一种陌生的强烈的身体感受向我袭来。

你一定在撒谎。你这个容易上当受骗、无中生有的大傻瓜！

可咒骂无济于事，它没能阻止画面的涌入，也没能安抚我满腹的恐惧。而对于这些，另一个我只是好奇地看着，从某个视角冷眼旁观，好像一个气象学家正在飓风里测量风速，而那风随时可能把她吹走。

我从厨房来到阳光房，坐到沙发上，眼神空洞地摇晃着身体。

为了走出混乱，我决定去花园除草。那是我和比尔在后院棚屋附近的一段小山坡上，新开垦的一个小花园。原本那里只有一堆回收木料，现在已经种上了长春花、杜鹃花、野花和我们从房子前面搬来的一些老桂树丛。我们种的植物跟各种顽强的杂草，包括毒葛，争夺着这里的资源。我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即使我能成功清理一些地方，杂草也会迅速长回来。尽管如此，我感觉如果我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在什么地方，任何地方，做点积极的事情。在新开垦的花园里清除杂草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开始。

除草让我体内疯狂的能量有了发泄的出口。尽管混乱的思绪仍在纠缠我，但安静、有条不紊的除草令人感到安慰。我想到了贵格会上的发言。希望？也许有吧。

不久，我就汗如雨下，蓝色的背心湿答答的，贴在背上，短裤也都被汗水浸湿。蚊子总来打扰我，我得一边驱赶蚊子，一边继续除草。过了很久，我劝自己停下来，但我做不到。再弄一个小时，我这样对自己说，就像孩子睡觉前总求着要饼干或讲故事。再一个小时。不知不觉间，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六个小时过去了。

天越来越黑，蚊子越来越多。我知道我必须回家了。我必须吃晚饭，我必须为未来的一周做好准备。然而，我不想走，不想离开这片被清理干净的小天地。

你现在的行为就像个不能适应新环境的孩子，我嘲笑自己道，笨蛋。

走开！我正在努力适应。

你是个就知道哭鼻子的笨小孩。除了想你自己那点事，你今天什么都没做。伟大的心理学家连自己那点烂事都搞不定。

那一瞬间，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很震惊。我知道她是个好女人，深受许多朋友的喜爱，但有一点，就是她总是毫不留情地责骂自己，甚至一边批评自己，一边做事。无论是服用药物、准备沙拉、打电话给朋友，还是组织一次艺术展，她都很少提及自己的痛苦或原谅自己的不完美。我曾经发誓永远不会像她一样。然而这一刻，我站在一堆杂草旁，很热、脏兮兮又疲惫不堪，我对自己非常失望，几乎是绝望，我迫切需要证明我没有变得跟母亲一样。

你无法逃避这个事实，我苦涩而冷静地想道，把门关上。你刚刚已经证明了，你根本就变成了你的母亲。天哪，我恨透了这样！

我回到屋里，站在厨房的水槽旁冲洗指甲里的泥垢。这时，发生了一段祥和的小插曲。一只猫头鹰从后院的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那一瞬间，我为焦虑的母亲感到难过，也怜悯那个无法驱散黑暗的小女孩—我。

紧接着，“飓风”又把我卷入了暴风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