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医院的记录犹如做了一场几个月的时光旅行，让我又回到遥远的过去，去寻找着那个迷失的自我，那个杰姬管她叫安妮的孩子。旅行的开端是冷酷的，有关我成长的历史图鉴也就此徐徐展开：你出生在这里，我们搬到了那里，你父亲的工作是这个。我漫步在这些场景里，逐渐拼凑出我早年经历的轮廓。在这个遥远的故事里，我跟随安妮的脚步，发现了那个曾经的我。

1951年3月

尽管我只有7岁，但已经住过很多地方了。妈妈记录了我们住过的地方。我出生后，我们一家跟外祖母、外祖父迪克和姨妈詹妮一起住在扬克斯。那时候还在打仗，爸爸在海军服役。他在海上时，我和妈妈搬到过弗吉尼亚和亚拉巴马，然后我们又搬到了佛罗里达，里奇在那里出生；之后是扬克斯，纽波特，又是扬克斯；随后是长岛和芝加哥—分别在芝加哥的帕克福雷斯特和芝加哥海茨。几个月前，我们又搬了家。现在我住在新泽西。

从11月起，我们住进一个大车库上面的公寓里。整栋建筑是石质结构，看起来像高山上的那种城堡。我在镇上的一所小学上二年级。虽然起初有些女孩子取笑我，因为我是新来的，但到圣诞节时，我还是交到了几个朋友。不久之后，盖尔·卢卡雷利就发起并成立了“我恨安妮塔”俱乐部。现在班上的大多数女孩都不跟我说话了。

我应该喜欢周末，因为不用上学。但一周里，星期天才是我最不喜欢的。一大早就起来忙活准备去教堂—梳洗妥当，给弟弟穿戴整齐，准时来到教堂，跪下来反省自己的罪。然后每隔一周我们都要去看望爸爸的母亲—祖母安妮塔。她住在纽约市附近，我们全家—妈妈、爸爸、里奇和我，开车去看她。

故事里的祖母总是温柔又和蔼，她们会给孩子发糖果，带他们去动物园玩。可我的两位祖母都不是那样。我觉得她们都不喜欢孩子，爸爸的母亲尤其爱板着脸。我承袭了她的名字，这让我很担心自己上了年纪也会变得跟她一样—消瘦、虚弱、易怒。好像怕我忘了这种关联，每次谈到我时，我爸爸的妹妹玛乔丽姑妈总称呼我为“小安妮塔”。

我怀疑妈妈也不喜欢这个祖母。有时她跟爸爸正说着话，如果祖母的名字一出现，妈妈的表情立刻变得僵硬，脸上阴云密布。你几乎都能感到阵阵寒风吹来。

去祖母家的路上，车里通常很安静。等我们到了那里，爸爸把车停在她住的楼前面，妈妈提着一些食品，然后我们走进楼—有时里奇是跑着，经过几个假盆栽，来到电梯那儿，再乘电梯到三楼。她的公寓是2号。

爸爸按了按门铃，门马上就开了。“我们来看你了，妈妈。”他喊道。虽然不允许我们说，但是祖母的听力真的很差。

进了门就是客厅。即使在这种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房间里看起来也灰暗多尘，原本奶油色的墙壁变成了黄褐色，像是煎饼该翻面时的颜色。两扇小窗上，窗帘的颜色与墙的颜色相呼应。一张带雕刻的木制沙发，上面是红色条纹的丝制旧垫子，占据了门旁边的大部分墙面。房间的另一边，也就是门对面的角落里，立着一盏黄铜灯，上面罩着发白的灯罩。立灯的阴影下坐着我的祖母。

她坐在一把破旧的绿色扶手椅上，手杖靠在一边。祖母的眼睛跟椅子的颜色一样，都是绿色的。她把发白的淡黄色头发，编成长而细的辫子，盘在头上，像一顶皇冠。尽管她苍白又瘦小，身体已经干枯萎缩；尽管她让我害怕，但我能看出祖母曾是个优雅美丽的女人。

爸爸快步走向祖母，飞快地亲吻她的脸颊。“你今天过得好吗，妈妈？”叫“妈妈”时，父亲把重音放在第二个“妈”上，听上去像是皇室一样。

“好不好你看不出来吗？”她皱着眉说。爸爸有点尴尬。她细而微颤的声音听上去也很高贵。

“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妈妈。我们给你带了点汤，还有你喜欢吃的饼干。”爸爸说。

“我没什么胃口。希望你们没有花很多钱买那些东西。”

父亲跟她讲了最近的家庭趣闻。昨晚我们的狗比格又跑了，里奇出去找到了它。比格上次回家后，我们费力地给它戴了个口套，因为它离家后整晚都在吃垃圾，肚子胀得好大。而这次，比格不仅吃了好多垃圾，连口套里面也挤满了各种垃圾。听到这些，祖母微微笑了笑。

然后爸爸告诉她，我参加了二年级的舞台剧演出。

“上周，你表姐珍妮弗在整个学校面前表演长笛独奏来着。”她说。妈妈离开了房间。我多么希望妈妈能留下，做我们坚强的后盾，哪怕一次也好。

祖母看着我，我们这时应该聊聊天。尽管父母就在厨房里放东西，但我仍然感觉孤单无助。我告诉自己，不要害怕一个老夫人，关节炎让她变得这么瘦，好像随时都会断掉。然而对我来说，她看起来很大，而且在我们交谈时，她似乎变得更大了。当祖母要我跟她说说我的近况时，我的大脑停止了转动。我想不出要说什么。然后，我想起了学校的舞台剧。“它讲的是豌豆公主的故事。我扮演公主。”我有点自豪地说。

“尽管说。”她大声说，“说啊，听见了吗？”我更加慌张，强迫自己的大脑想出点什么。“我知道你肯定有更多好玩的事，” 祖母坚持道，“可不仅仅这些。”

但我实在什么都想不出来了。我知道我不应该哭，但眼泪在眼眶里不停打着转。不一会儿，眼泪就哗哗流了下来。

爸爸从厨房跑了过来。“我不知道你这里有洋葱了，妈妈。”他说，“那我们就把这些带回家了，可以吗？”

“我无所谓。”

“妈妈，该吃的药你都有吗？”爸爸继续问。然后她开始跟他说那些折磨她的疼痛，而我可以离开房间了。我觉得他是故意问她，来帮我救场的。

由于弟弟只有6岁，又是个男孩，所以他不必跟祖母坐下来聊天。我们一到这里，他就跑进大厅尽头的卧室里。房间的大壁橱里，有一盒旧玩具给他玩。

我去找里奇，但我没心情玩玩具。我是个不会和祖母聊天的爱哭鬼，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但爸爸来救我，我很开心。

父亲的母亲，安妮塔·泰勒，在加利福尼亚南部长大，是一名骑兵军官的女儿，也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大。20岁时，她爱上了来自纽约市的工程师兼企业家亨利·弗里德伯格。那年春天，他们在太浩湖度假时相遇。可能因为男方是犹太人，她的父母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于是安妮塔就和亨利私奔了。她的母亲和弟弟们从此再也没跟她说过话。

我父亲没有提过他父母的家庭情况，也没有解释过为什么我的祖父和鲍比叔祖父（祖父的九个兄弟姐妹之一）将他们的姓氏从弗里德伯格改成佩雷斯。多年以后，玛乔丽姑妈快过100岁生日的时候，一反常态地说出了她的过去。“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名字里有日耳曼姓氏对他们很不利，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对她的这个说法，我们这一代的小辈们都不太赞同：在祖父众多的兄弟姐妹和父亲的堂表兄弟姐妹中，有著名的医生，有大都会歌剧演员，有美国国会参议员，他们中很多人都组成了犹太家庭并为之自豪。

我的父亲亨利·泰勒·佩雷斯，比玛乔丽姑妈小6岁。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父母是纽约一对光鲜靓丽的年轻夫妇，交往的人都是政治和文化界的精英。两个孩子都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出门应酬，而让玛乔丽姑妈照顾年幼的弟弟，姐弟俩对这种安排都非常不满。

随着股市的暴跌和随后的大萧条，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父亲的家庭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于1932年在纽约市的一个酒店房间里上吊身亡。当时我父亲刚刚高中毕业。起初，加利福尼亚的几个舅舅答应给他一辆车和一个住处，后来却食言了。父亲放弃了斯坦福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坚持留在家里照顾他新寡的母亲。

父亲后来去了免学费的库伯联盟学院，露宿在包厘街头。父亲去世许多年后，母亲才告诉我，在那段贫穷的岁月里，父亲在一个租用的储物柜里保存着一件燕尾服，等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时，他就穿上它，偷偷把食物塞进衣服口袋，回到街上时，就用它们来果腹。

我知道祖母遭受了很多生活的苦难，并且仍然在遭受着痛苦的折磨。当我鼓起勇气直视她时，我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那些岁月留下的痕迹，相比于凶恶，或许凄凉才是更贴切的形容。她很骄傲。她失去了很多，并且生活得很痛苦。活着，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当我不再担心自己会变成她时，祖母给我留下的阴影也像一缕残存的幽梦一样，渐渐消失了。我们长大后，又过了很多年，我问起弟弟里奇对她的看法，他沉吟片刻，然后笑了起来，“真是个凶巴巴的老家伙。”他说。

1952年春

我们住的公寓，女房东叫休斯夫人，她身材高大，说话带有英国口音。她灰白的头发卷成一个波浪形的发髻，上面别着银梳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皇室成员呢。我们家所有人，也许里奇除外，都对她赞叹不已。休斯夫人的两个孙女凯蒂和奇佩跟她住在一起。凯蒂平时都在寄宿学校，所以我不太了解她，也很少看到她。虽然我和奇佩并不同校，但我们将要一起接受我们的第一次圣餐。

在这之前，需要学习和准备很长时间。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去主日学校，背诵《教理问答》—一本关于神和罪的问答书。《教理问答》上说我们天生有罪，是我们的罪令耶稣死去。

耶稣受了难，之后又死在十字架上，这都是因为我的罪。我从心底为此哀悼难过。有时候，我会扇自己或掐自己，以偿还杀死他的罪孽。尽管明知道会很疼，做起来会很难，但只要想做，我就一定能做到。

从休斯家的车库爬上陡峭的楼梯，就来到了我们的公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厨房，绿色油毡地板的一侧是水槽和一个小炉子；另一侧，放着一台冰箱、几个橱柜和一张深绿色的桌子，桌子底下是一条长凳。外面的光线从墙中间的小窗户照进来，还有一点光线来自天花板中央的一盏昏暗的灯。为了省电，爸爸坚持使用低瓦特的灯泡。他非常害怕花太多钱。

一条狭窄的走廊从厨房通往客厅、浴室和父母的卧室。一面墙将我和里奇的房间与厨房隔开。我们的房间位于公寓的一角，一扇窗朝向休斯家后面的小山，另一扇则朝向车道。我睡在朝向车道的那边。

去年圣诞节，我的二弟泰勒出生之前，爸爸给我们的房间做了一个隔断。我们并不完全拥有单独的房间，但我可以躺在**，靠着隔断墙，想象只有自己一个人。星期六的早上，我仍然可以读故事给里奇听，好让父母可以睡得久一点。

生病发烧时，我最爱自己的房间了。我几乎不怎么生病，所以每次生病都会享受到特殊待遇。我不必上学，可以待在家里，躺在**，妈妈还会用托盘给我送来午餐。我在**看书，听广播。我喜欢听广播。我听里面播放的电影《慈母心》：“一个来自西部小矿城的女孩，来到大城市，她的未来会发生什么？”还有广播剧《魅影魔星》：“谁知道男人心中潜伏着怎样的邪恶？魅影知道！”

去年，我的健康真的出了问题。那时泰勒只有几个月大，里奇7岁，我快9岁了。在我的定期体检中，医生发现我的胸部有一个像丘疹的肿块，它长在靠近右**的边上。

医生把我妈妈叫到办公室，用大人之间那种很担心又不想让孩子知道的语气柔声说着什么。他让我待在候诊室里，等着他们把话说完。我怕得要死！

一个星期后，躺在恩格尔伍德医院儿童区的一张病**，我迷迷糊糊地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胸上缠着纱布和绷带。我听到医生在白色隔断帘外说话。他已经将肿块取出，经化验那是个肿瘤。他说，他还没有收到最终的检测报告，他得等报告出来看看那是不是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我只知道这意味着我可能会死。想到这里，我不再感到恐惧，安宁、平和流入我未满9岁的心里。努力弥补自己的罪过这么多年，如今我终于可以安息了。我会痛苦地死去，以此来消除我的罪过。

我想象着，有伤心的宾客前来向我告别。尽管承受着痛苦，但我仍然和气地听他们诉说着悲伤。妈妈笑着坐在我的床边，她为我感到骄傲。

检测结果显示，肿瘤是良性的。一周后，我就去上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