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
我在桌子底下轻轻抚摸自己的肚子，有一种梦幻的感觉。我们治疗团队正在讨论，通过限制措施和增加药物，来控制杰克·M日渐恶化的病情。我平时都会密切关注这些事情。我仍然认为，我有责任确保患者不被欺骗或不被简单地用药物解决了事。但最近我关注得比较少了，因为无论怎样，下个月所有的实习生都会离开。我从午餐袋里拿出一块包好的三明治，然后打开。
我的工作量也相对减少，因为我怀了我的第一个孩子。病人和工作人员都为我感到高兴。我非常开心。
我咬了一口厚厚的棕色面包，一块带有蛋黄酱的瑞士奶酪掉在我凸起的肚子上。面包是比尔亲自做的，原料有面粉（麦子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特殊农场）、有机酵母和富含维生素的核桃油。我故意把奶酪掉到身上这样的小事搞得大惊小怪，好让人看到这么大个的三明治，炫耀一下宝宝有个多么伟大的爸爸，以及我们是多么负责的父母，即便宝宝还没有出生。
像许多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一样，我打算兼顾家庭和事业。我计划生完孩子后，推着婴儿车，带她一起去图书馆，并在一两年内完成一篇论文。我打算自然分娩、母乳喂养—自然、家庭和研究生学习完美结合在一起。这一切我都能做到，我对自己说，看看迄今为止我都有了怎样的成就！
生杰西卡的时候，分娩过程很难熬，所幸时间不长。突然来到这个明亮、凉爽的世界，小家伙啼哭了一会儿。当助产士把小小的还在蠕动的女儿递给我时，我们的目光第一次相遇了，那个时刻我无比震撼，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她安安静静地，用圆圆的黑眼睛盯着我。杰西卡被放在我胸前时，就立刻开始吃奶了。我记住了助产士的话：如果我足够用心，宝宝自然会教我如何做个母亲。
我浑身酸痛，精疲力竭。但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感到如此快乐。
助产士好像还说，婴儿不仅是神奇的存在，同时也是混乱和令人疑惑的存在。对一个如此小的生命负起全部责任，是件令人敬畏的事。我有必要时刻照看她，但这不足以实现我作为完美母亲的目标。我必须弄清楚她想要表达什么，以及我该怎么做。
我和比尔并不总能理解女儿在说什么，在该怎么做才对这个问题上，我们经常意见相左。我喜欢给杰西卡喂奶，喜欢抱着她，和她一起玩，给她洗澡、换尿布。有时候我能几个小时一直看着她。比尔也很珍爱她，非常乐意照顾她。然而，跟许多新父亲一样，孩子分走了我对他的部分关注，这让他感到失落。比尔对我花时间跟杰西卡在一起有点心存怨念，他觉得被忽略了。这使我感到内疚。睡眠不足让我脾气暴躁；荷尔蒙和精神疾病史让我变得不耐烦、不讲理。我远远没有达到自己所期望的样子。事实证明，完美只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
我们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三口之家。这一年，充满了开心、绝望、自豪、挫折、痛苦、疲惫、失望和无与伦比的欢乐。这只是人生中，尤其对做父母的来说，最深刻的一课：我所能控制的，比我预想的要少得多。
杰西卡18个月大的时候，租的小房子对我们来说太拥挤了。街道上到处是碎玻璃，流浪狗在附近乱跑，户外活动对小孩子来说不安全。我们在当地报纸上称为纽黑文半乡村的郊区买了套房子。买房子的钱是向我父亲借的，利息4%。
我们搬家的前一天，我心爱的詹妮姨妈去世了。她被确诊为肝癌，在探查性手术中，又查出了肺癌晚期。诊断结果出来仅6个星期，她就过世了。我告诉詹妮我们买了房子。我母亲、比尔和我，有时候还有杰西卡，陪她走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跟杰西卡在一起时，她看起来最开心），但多半时间，是我陪着她，尽管她非常虚弱，也不怎么说话。一天下午，她的微笑永远定格在了那天，我抱了抱僵化、安静的姨妈。我们都哭了，谁也没有说话，都沉浸在悲伤里。
我们按计划搬了家。住在属于自己的家里，我感觉自己真正长大了，但对姨妈的想念令我的心隐隐作痛。我从未经受过如此大的打击。
和比尔结婚后，我很少和母亲独处。这次我们花了几天时间，一起整理詹妮姨妈的公寓。
“她一直是母亲的最爱。”一天下午，坐在詹妮**叠她的睡衣和衬衫时，母亲这样说道，“母亲让我伺候她。她的内衣都要我来洗，冬天的**都做得像厚厚的羊毛短裤一样，粗糙的羊毛搓得我手生疼，而且它们好久都干不了。”
“那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我问道，尽量不用治疗师的语气。我对母亲的童年一无所知，这是我第一次得以窥见她的怨恨。
“母亲说什么我就照做啊，我不敢跟她顶嘴。”她停了一下，提起一件衬衫，“但我是爸爸的最爱。”她继续叠起衬衫：“母亲总是说，‘罗珊娜，去看看你爸爸在做什么，让他别做了。’我在爸爸身边时，爸爸总是很高兴。”
又有一天，我们谈到了死亡。“母亲的过世，在我心里留下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洞。”我母亲说道，“她和爸爸都葬在纽约瓦尔哈拉的公墓。”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她，伸手环上她的背，手轻轻地放在她微驼的肩膀上。她看上去很孤独，非常需要安慰，但我担心自己会随时吓跑她。我与母亲从未如此亲近，对此我很感激。
但那种亲近只维持了几个月。我父亲的脖子上长了一个可疑的肿块，并做了一系列癌症手术，她对我的关心和同情不屑一顾，这令我震惊。那些原本想要安慰她的话，却引起了她的反感。我让事情变得更糟。有一天晚上，我打电话问候她和父亲。
“我才刚进屋，又要马上送你父亲去医院了。”我母亲说。
“我很难过。这听上去很糟糕。”我为她难过。
“谢谢你的关心，精神病医生女士，但我自己应付得挺好。”她冰冷地说道。“虽说不轻松吧，”她接着说，“但我们还应付得来。你还期望什么呢？”
在我心目中，母亲一直像一只可爱但被动的老鼠。显然，那远远不是她的全部。
在学校学习的同时，我和比尔继续着各自的心理治疗。到1971年春天，社会学系接受了我的研究生入学申请时，我已经连续两年每周到纽约市与赫勒医生面谈。我开始觉得，把所有的周五都用在治疗上是不合理的。我心里也明白，我已经是个成年女性，并且成了一个母亲，我需要向一个女人学习。这时，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耶鲁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向我推荐了他的朋友海瑟·桑德斯。带着赫勒医生的祝福，我的心理治疗顺利地由纽黑文的这位医生接手。赫勒医生则变成了我的同事和朋友。
桑德斯医生活泼、聪明又直率。与赫勒医生的平静稳重相反，桑德斯医生很热情，有时甚至很冲动。她想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跟赫勒医生一样，桑德斯医生对我非常认真负责。从耶鲁大学毕业前不久，我开始接受她的治疗。我们每周见两到四次，一直持续了近十年。
接受桑德斯医生的治疗后不久，我们的面谈因为她家里突发状况而中断。有一天下午，她到诊所的时间比我们预约的晚了半个多小时。我急匆匆地朝她走去，她怒视着我。我们乘坐电梯上楼，谁也没说话。
“你看起来真的很生气。”一进她的办公室，我就抱怨道。
“我的孩子病得很厉害，我刚才去了医院。”她说，“你急火火向我冲过来的样子，像在尖叫着向我索求和责怪我。我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麻烦。”
令我惊讶的是，她这样说完，我非常理解她。她对我行为的描述，让我看到了真实的自己。她的诚实使我感到被尊重，就好像我们是朋友一样。
这件事过了一两年后，有一天早上，她发现我缩在候诊室的角落里，“坐直了！你看起来像个精神病人！”她大声说道。她用这种直接坦率的方式反对我的自我否定，激励我前进。
正如每个人阅读或解数学题的方式不同一样，心理治疗中的病人取得进步和改变的过程也各不相同。而我似乎需要挣扎几个月，有时甚至是几年时间，才能理解某些概念或参透某些道理，从而得以改变。我曾经长期深陷在自我厌恶之中。一进入社交场合，我的舌头就会打结，说不出话，把自己封锁在自己创造的小天地里。我深信别人把我看成一个幼稚、愚蠢而又无趣的人。
那次桑德斯医生批评了我不堪的一面后不久，我就产生了一种想法：
为什么不做一下现实检验，观察人们是如何与你产生联结的？
从杰西卡出生前的冬天开始，我和比尔就喜欢到当地的一个合唱团—纽黑文合唱团去唱歌。我们每周一晚都会排练，并且每年举办两到三次音乐会。那天晚上，在合唱团排练时，我便收集了一些信息：认识我的人看到我时笑了；有些人在休息时过来跟我说话；没人来纠正我的发音，也没人对我的参与表现出不满，连合唱团的监察员—少数挑剔的女高音歌手，通常是音乐老师，出于职业习惯，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错误—也不例外。我受到的待遇与周围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这一新的视角并没有消除我的不安全感，但它有效地阻止了我陷入情绪的泥沼中。我不再花过多的时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或许，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次，是我向桑德斯医生抱怨比尔在某些方面有点乏味。“你对这个家伙还期望什么呢？”她俏皮地说。说完我们一起大笑到直不起腰。在那些时刻，对她来说，我只是另一个女人。我们就像是好姐妹。那感觉好极了。
1978年暴风雪期间，有一次面谈，桑德斯医生给我带了茶和饼干，我十分惊喜。当时州警察局已经明令，所有非紧急车辆上路均被视为违法，而我冒着被逮捕的危险驱车赶到她的家庭办公室。如同赫勒医生给我带香槟一样，她听从自己的直觉，以我永远难忘的方式给予我信心。
在那场暴风雪期间，我又怀孕了。每天上午，杰西卡待在托儿所，我去收集论文所需要的数据。
几个月后，桑德斯医生给我的一个拥抱，使我的心理治疗有了一次质的转变（1978年，拥抱还是一种非常郑重其事的行为）。我们计划在家中分娩，所以去看了新的产科医生，但同时也重新唤起了我对医院的恐惧。之后与桑德斯医生面谈时，我回想起母亲竟然允许医生对我使用电休克治疗，我整个人都因为悲痛而崩溃了（我记得我们没有探讨为什么我只责怪母亲，而没有责怪父亲）。我哭泣着，身体因哽咽而不住地颤抖。我感觉我的自我意识扩大了—我更深入地了解了自己。当我终于停止哭泣时，早已过了面谈结束的时间，但我的身体仍然颤抖着无法动弹。这时，桑德斯医生给了我一个拥抱。我很感激她的善良和慷慨。她感受到了我的悲伤；她让我直面自己一直不敢说出的愤怒。
考虑到我的内心有了新的突破，我们把面谈次数增加到每周四次。这样一直持续了四个月，直到我孕期结束。集中的治疗让我与真实的自己更牢固、坚定地联结在一起。第二个孩子詹姆斯出生后不久，我父亲的癌症进一步恶化了。而此时，我已经能更好地与家人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