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

恶性肿瘤扩散，父亲被切除了已经癌变的舌头。术后，我去纽约市西奈山医院看望他，比尔和两个月大的詹姆斯在车里等我。我边往病房走，边鼓励自己要勇敢。然而一看到他，我就退缩了。

一件薄薄的医院长袍松垮地罩在他消瘦、佝偻的身躯上，他坐在轮椅上，瘦得皮包骨头的胳膊和双腿露在外面—我担心他可能会冷。他布满血丝的灰暗双眼盯着我，张着嘴巴，唾液沿着嘴巴两边往下流。呼吸管从他脖子上的一个洞里伸出来；挂架上，输液袋里的**缓缓流进他的静脉。一条更大的管子从他的长袍下面伸出来，另一端通向一个袋子，就放在他腿边那张椅子上。也许那是通到他胃里的管子—充当流食的通道。

我记不清当时是一个床位还是一个单间了。印象里，感觉像在一个巨大的空间，或者说更像个谷仓里，可能还有其他病人四散分布在不同的医疗站，尽管这样的画面根本说不通。我记得那个场景是黑暗的，那反映了我的情绪状态，又或许可能是太过刺眼的荧光灯所投下的阴影。虽然母亲站在我旁边，但我感觉房间里似乎没有别人，只有我的父亲。

他看上去是如此的小。

刚看到我进来，他的眼神亮了一下，肩膀往后缩了一点，抬起手。他的眉毛好像也抬了一下，然而转瞬间，又回到彻底的疲惫或者说绝望的神情。他又缩回去了。

“哦，该死，罗珊娜。”就在手术前，他还这样对我母亲说。

哦，该死，哦该死，我这样想着，脑子里跳出这样一幅画面。我的父亲，一家之主，已经缩成了一个小孩儿。我的袖珍爸爸，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他从很有影响力的职位上退下来，退休不到一年，就如此快速地坠入低谷。他的人生从来没有离开过伏特加、威士忌和香烟，如今这些都来向他索要代价了。挑剔的编辑、尖酸的评论家、大萧条贻害下的守财奴，都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这个没了舌头的老人。这不公平。他还没来得及从任务期限和通勤路程中解脱出来，就已经没时间了；如果还有时间，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温和的人。

如今他流着口水，再也不会说话了。

我像被冻住一样呆呆地站在他面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哼”了一声。他眼睛紧盯着我，然后朝边上的文件架点了点头，像演哑剧一样，努力举起胳膊，好像在打开一个宽大的文件夹。他努力用肿胀开裂的嘴说话。

“他想让你看看他的病例。”我的母亲说。

其实，即使她不翻译，我也明白他要说什么：告诉我，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告诉我，我会怎么样。告诉我，他们真正要对我做什么。

看看他还有多少时日吧。

“这是我们的女儿索耶医生。”母亲第一次来医院时，对父亲的护士这样介绍道。我伸出右手跟她握手，左手抵住嘴，低声咳嗽，来掩饰自己的紧张。我很想解释一下，我的毕业论文还没有完成，就算完成了，我也只是成为一名博士，而不是医生。我母亲那样说只是虚荣心作祟。她瞥了我一眼，示意我别乱说话。只要在工作人员能听到的范围内，母亲都坚持称呼我为“医生”，并故意抬高声音。这，也是她的使命吧。

尽管我不再被情绪左右，但在很多方面，我仍然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别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想挨骂，一想到可能会挨骂，我就紧张得恶心。但我又不想逾越权威—病例是给专业医生看的，而不是给病人。如果我正看着，一位护士，或者更糟，一位医生走进来看到我手里拿着病例，那我要如何跟他们解释呢？

但是，我的父母需要我。跟他们那代的许多人一样，他们不信任心理学家，并且对心理治疗深恶痛绝。我深吸一口气，胃部有隐隐的不适感。这是你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他们会深受触动并感激你。你必须这样做。

就这样，我变成了这个家的“私人侦探”。即便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也不能让我的父母失望。

在一堆相似的马尼拉文件夹中，并没有明显地标注病人的名字，我要怎样才能找到我父亲的病例？我讨厌被逼迫的感觉。我转身望着父亲，脸上满是“看你让我受的什么罪，请不要再逼我了”的表情。后来我意识到这个表情根本就是我母亲惯有的表情—我发誓永远不会重复的那个表情。他皱起了眉头，指着文件夹，用力点着手指强调着。我别无选择。

我又深吸一口气，说服自己确实是一名医生，并且我有权翻阅我父亲的病例。

靠近文件架时，我发现这些文件夹没有任何明确的顺序，只是随意地堆放在台面上。我拿起最近的一个打开，是一个陌生人的名字。我是一个胆小而缺乏经验的罪犯，当我把文件夹合上，放回架子上时，我假装看了看墙上的一张海报。看到了吗？我并不是真的在看文件呢。

第三个文件夹是我父亲的。那时我的耳朵已经在嗡嗡作响了，周围的物体开始摇晃移动。我快速地浏览了一遍，其中有很多看不懂的词句。在退伍军人医院实习时，我学了一些医疗简写，但这上面的许多符号和缩写我都没见过。我快速地跳过那些生僻字符。

一名护士走到柜台边拿起一个文件夹。我把姿势摆得更像个好学的医生。她没有注意到我。

终于，这位“侦探”心理学家没有新的发现，也没找到有价值的秘密，任务宣告失败。吉尔伯特医生的病例记录得很全面：他发现了亨利·佩雷斯舌头底部的鳞状细胞癌；在六小时的手术中，他将其与一些淋巴结一起切除；术后并发症不明显；血压有点高，但之前也如此；其他生命体征，在术后属正常范围。

我把文件夹放回架子上，转身面对我父母惊恐的脸。“这上面写的，跟医生说的没有任何不同。”我说，“这是个好消息。医生认为一切都在掌控中。有些测试结果还没出来。没有提到预后情况。”

父亲动了一下，好像要转过脸去，但因身体疼痛放弃了，他眼神空洞地注视着远处的某个地方。我想给他一个安慰的拥抱，但他幽灵般的样子让我害怕触碰他。他浮肿的脸上有管子和手术的伤口，像一个玻璃制的易碎品。我担心一碰，他就会粉身碎骨。

母亲叹了口气，不安地绞着手：“至少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她对父亲挤出一个微笑。他瞪了她一眼。

我为他们两个难过。

父亲手术一个月后，比尔和我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到白原市，跟父母一起过圣诞节。父亲穿着一件帅气、量身定制的藏青色浴袍，里面穿着熨过的睡衣。他直挺挺地坐在小客厅的扶手椅上，身体消瘦，好像百货商店的假人模特。坐在那里，似乎已经耗尽了他的气力。没有人提到他的病情，但从他的行动方式和面部表情来看，我知道他正承受着痛苦。

也没有人提到詹妮姨妈，这是她缺席的第二个圣诞节。姨妈去世前，她每年都来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从我7岁那年跟随父母搬回纽约东部时一直是这样。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我时常在房子里徘徊，叫着她的名字；有时晚上还因为想念她而哭泣。我父母对她的缺席熟视无睹，而在我眼里她的缺席是那么刺眼。但，我也什么都没说。每当我进家门，总好像有一只强大的、看不见的手将我变成一个年幼、胆小的绵羊。

大人们显得很拘谨，谈话也很不自然。大家把精力用在了否认悲伤和恐惧上。以前，在这种聚会上，父亲总表现得喜怒无常。要是他身体还健康的话，他可能早就开始咆哮了。如今他连话都说不出来，新的不确定性让人更怕接近他。我们应该试着跟他说话吗？递给他纸笔？跟他一样 “嗯啊”地交谈？

父亲已经无法再说出一个完整的元音和辅音，只能从嘴里发出或长或短、各种音调的“嗯啊”声，点头或小心转头替代了他想说的话。只有3岁的杰西卡似乎没有受到紧张气氛的影响，她从奶酪拼盘上抓起一块饼干，跑向外祖父的椅子旁，笑容满面地递给他：“给你的！”

父亲蜡黄、僵硬的脸颊上，眼角露出了笑意的皱纹。他悲伤、扭曲的脸庞似乎被阳光照亮了。他向前弯着腰—表示正式的鞠躬—然后接过那块饼干。他拍拍她的胳膊，枯瘦的手颤抖着。

“你好，祖菲格。”她咯咯笑着，也拍拍他的胳膊。

我第一次怀孕时，曾问过母亲，她希望外孙们怎么称呼她。 “我可不想听到那些忸怩的称呼，什么奶奶、夫人、老婆婆。”她说道，声音里满是责备，“就叫我‘外祖母’。” 她强烈的反应让我吃惊。

杰西卡刚学着说话时，想要努力说“外祖母”，说出来却成了“祖母堡”，这太可爱了。而“祖菲格”则成了她对外祖父的称呼。虽然杰西卡很快学会了说标准的“外祖母罗珊娜”，但因为见外祖父的时间相对比较少，她这个早期学会的昵称就留了下来。

奶酪和饼干分完后，孩子们也都安顿下来—杰西卡坐在她爸爸的膝上，小詹姆斯睡在我怀里—我们开始拆圣诞节的礼物。从我记事起，我就对拆圣诞礼物怀有一种既喜悦又痛苦的矛盾心理。即使那时候还是小孩子，我和弟弟们都知道父亲不舍得花钱。他通过沉默、愤怒或冷嘲热讽的方式来表达对物品及购物者的不满。

而那天父亲送了母亲两件礼物。

第一个礼盒很重。母亲坐在条纹沙发上，身前是天主教慈善机构的咖啡桌。父亲费力地把那蓝色包裹朝她递过去，又用脚把礼物在地毯上往前推了推。这时，杰西卡跑过去把礼物拿起来。

“我来帮你。”她说。

母亲快速挪到杰西卡旁边的地板上，坐在矮桌前。“我们一起打开它吧。”杰西卡咧开嘴笑着，然后拉开了盒子顶端的蝴蝶结。

我的父亲向前倾着身子，他的眼睛因充满期待明亮了起来，微笑使他的脸颊和嘴角的线条也变得柔和起来。

解开卷曲的缎带，包装纸掉了下来，露出一个深红色的麦斯威尔咖啡罐，里面装了满满一罐的硬币。罐子里有张圣诞卡片，母亲大声地念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这样你就永远不会缺零钱用了。这些都是我给你攒的。

她的脸红了。“我会好好用的。”母亲说，她努力让自己不哭。

然后，父亲又从他坐的椅子旁边拿起一个小盒子，他把它举起来让大家都能看到。“啊—昂—啊？”他说。母亲向他微笑，他也笑了起来。那是一副漂亮的深绿色驾驶手套，手掌部位配有黑色皮革防护垫，指关节部位剪裁出椭圆形的孔洞，以保证灵活和通气。卡片上写着：给你未来的旅程；希望它们能让你戴着时尚前行。

母亲笑了。“谢谢。”她说，“最近我经常开车，它们很有用。”

父亲为了取悦母亲而表现出的慷慨和孩子般的殷切，可能是他所送出过的所有礼物中最诚挚的，这与他平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感觉到他对母亲日渐增长的依赖。他们的关系最终会怎样？

回家的路上，比尔负责开车。孩子们经过漫长的一天，已经疲惫不堪地睡着了。街上满是圣诞灯和白雪覆盖的树木，车子在黑暗中穿行，我的思绪回到了令人不安的过去。那天下午，我坐在布朗家的游泳池边，父亲忽然说他爱上了我，说完又急忙走开，去找他的朋友。

也许是赫勒医生震惊的反应，让我对那个场景记忆深刻。与其他模糊的记忆不同，十多年后，那件事似乎仍近在眼前。我的父亲跨越了他不该跨越的界限，而在当时，我把它看成一场噩梦，并努力将它从脑海中赶走。

接下来的那个秋天，每次从医院回家探望期间，如果父亲进屋时只有我一个人，我总会找机会走掉。我没有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马上冲出去，但是他离我越近我就越焦虑，这使我迫切地想远离他。时间久了，这样的行为也变得很明显。有一次，为了躲开他，我离开了客厅，等我再回来时，弟弟、姨妈和父母正聚在一起喝鸡尾酒。他把我叫到一边，问我是不是怕他。

“有一点。”我红着脸小声地说。我不想让他难过，但我也不想说谎。

“是因为夏天在布朗家发生的事吗？”

我呆住了。他一直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一直以为他喝醉了，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所以才原谅了他。“有一点。”我说。

“好吧，你不必再为此担心了。”

“谢谢。”我说，不太确定他的意思，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抑制住想要跑掉的冲动，站在他身边。

之后谁也没再提起过这事。

借着汽车和路灯照进车里忽明忽暗的光线，我盯着比尔坚实的轮廓，想到刚刚与我们分别的那个往昔不再的男人，不知道该感慨些什么。自从嫁给比尔，我有了安全感。父亲再也不能讽刺、嘲弄母亲或弟弟了，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吗？这是恶有恶报吗？我对父亲的痛苦和屈辱难过，但那是一种苍白、平淡、宽泛的悲伤，冷漠而又没有任何情感上的联结。我相信他爱我，但我只感觉麻木。

“你怎么看我爸？”我问道，希望比尔能帮我建立起某种联结。在反对戴夫姑丈酗酒。在我父亲那样说的那一刻，我十分确定我父亲也是个酗酒者。

对于祖父的自杀，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来的。我的祖父是否也酗酒？在家里，我的父亲从来不谈论他的家庭，我们对他的个人生活也知之甚少。在离家很多年后，我从表姐珍妮弗那里知道了他最有争议的过去。我从没想过要在父亲面前提起祖父的死。我想，秘密应该被尊重。

事后看来，他退役后，在从事报社和《埃勒里·奎恩神秘杂志》的工作时，他的暴躁和爱抱怨正是抑郁的症状。他筑起冰冷的墙，将过去牢牢封闭也有了解释： 他在努力隔离自己心灵的痛苦，但是烟瘾和酒瘾却把他引向毁灭。最终，我的母亲也染上了烟瘾和酒瘾。

父亲去世几个月后，在与比尔的一次争执又和好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再感到焦虑了。我的身体不再颤抖；胃里也不再觉得翻腾，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我不再感到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