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

比尔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部分财产。在结婚最初的几年里，我们靠这部分资金维持生活。每个月，我们需要支付142美元作为房租。纽约州职业康复中心支付了我大学本科的学费，各种政府补助支付了我读研究生的费用。耶鲁健康计划—一种早期的健康管理组织，为我们提供了全面的医疗保障。除了心理治疗费用之外，我们没有太多的财务需求。

当我觉得比尔爱抱怨或太挑剔，或者我太懦弱、太焦虑时，我就这样安慰自己—只要我们接受足够的心理治疗，就能够改变我们。对于治疗费用我从不含糊。我很少去外面吃饭，衣服也只添置了几件（并且还是打折时买的），但如果是把钱花在心理治疗上，我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我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助，不仅是因为它能够修复我们各自的性格缺陷，同时也是对我职业生涯的一种投资。我已经决心成为一名心理学家。

我原本申请了耶鲁大学的临床心理学研究生，但当时的心理学入学委员会讨论并拒绝了我的申请。幸运的是，我在耶鲁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参加了那次讨论会。我被拒绝的决定刚做出来，他立刻就通知了我。于是我马上转而去申请社会学专业研究生，那里的入学委员会成员都认识我。我被录取了。

尽管我是一名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但我还是注册了一系列心理学课程，而且我只需要得到课程教授的许可即可注册该课程。通过这种方式，我完成了获得心理学学位所需的大部分必修课程—心理学导论、变态心理学、临床实践、统计学等。

我们社会学专业因其卓越的医学社会学学者而闻名，其中包括比尔的顾问奥古斯特·霍林斯赫德—当时医学社会学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通过学习社会精神病学、流行病学、异常行为学、精神疾病社会学，以及各种人类社会行为理论，我对社会背景下的医药学，尤其是精神病学有了广泛的了解。多年后，这些课程开阔了我作为心理学家的眼界。

有时我会三缄其口，置之不理，以避免泄露自己早年的经历，特别是面对那些我认为错误的、笼统的评论时。例如，取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笑话。我感觉自己像个见不得光的危险分子，如同一个出狱的囚犯，假装对监狱生活一无所知。我把自己看作研究生中的异类。

渐渐地，我不再将自己定义为叛逆的少年或疯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再害怕自己的过去被发现。因为很少有人会提起过去，就算提了，我也可以模糊地说一些世人常见的成长经历，让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听上去跟别人没什么两样。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准备好自己，以从事帮助他人的工作。

也许是我太执着于遵循自己的计划—努力在社会学的学习中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我所走的每一步都会遇到难以预想的困难。

我了解到，只有得到临床心理学项目的权威认可才能获得实习资格，而实习是取得执业许可证所必需的。我第一次和退伍军人医院（耶鲁大学最好的实习合作单位之一）的心理科主任见面时，他这样向我解释。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拒绝我的实习申请。但是，他同意让我做一名志愿者，与任何需要协助并愿意教我的心理学家一起工作。通过向神经科的心理学家学习，我学会了做心理测试。我到盲人中心、慢性疾病科和医疗病房去帮忙。我还在精神科从旁协助家庭治疗。做了一年志愿者后，我再次提交了实习申请。这次，他们接受了我的申请。“如果她如此执着地想来实习，”据说主任这样说道，“为什么要阻止她呢？”

我被批准于1974年7月，开始在纽黑文退伍军人医院G -东8楼的住院精神科开始临床心理学实习。作为两名实习研究生之一，我也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我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钥匙，可以随时出入病房。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会见各种最难以捉摸的病人，病房锁着的金属门外有一个小过道，过道上有四间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就是其中一间。即使在病房已经待了好几个月，但每次用我的钥匙打开那扇门仍然让我兴奋不已。

与20世纪60年代纽约精神病学研究院住院医师的年度轮换制不同，退伍军人医院的实习人员每六个月就轮换一次。因此，到了1月份，我们的三名精神科住院医生和其他心理学实习生，与日间医院的医生和实习生进行了交换，而我不在其列。按照计划，原本要来这个病房的实习生在加利福尼亚找到了工作，导致这里出现了空缺，于是主任接受了我的提议，让我再留半年。我努力表现得很无私，好像我为了帮他们填补空缺而放弃了日托医院的机会。而事实上，留下来才真正是我迫切想要的。这样，我和病房里的许多退伍军人建立起的医患关系才不会被中断；我就可以和我的病人一起进入更深层次的心理治疗。并且我发现我在新来的住院医生眼中地位有所提高，因为我可以向他们解释住院部的运作方式。

但愿我能把我所知道的住院部的信息悉数告诉他们。

隐藏我的精神病史本身就像是一份全职工作。我喜欢被人称为“索耶医生”，但是每当谈起限制措施、通行证、药物，或者经过治疗室闻到酒精消毒水味，都会让我想起自己被关在病房的那段过往。有时我会迷茫，有时我会感到恐惧，以为自己又成了一个病人。我担心自己实际上是个骗子。穿着漂亮的套装、裙子或休闲裤，与其他实习生一起辩论哲学或弗洛伊德的理论，其间就像在陡峭的山上滑雪橇一样—有一种飞行的**与快感，然而也总是伴随着坠毁的恐惧。与邋里邋遢的老兵在休息室里打台球，让我感觉要放松自在得多。

讽刺的是，我的秘密知识也让我觉得自己更具优势。当我听到缺乏安全感的住院精神病医生讽刺病人时，我会想，真是彻头彻尾的蠢蛋。那些医生总想显示他们比别人高一等。一些状况或程序都有通俗易懂的说法，他们偏要用拉丁术语来表述，以显摆他们是多么聪明；如果我拼错了某个术语或药物，他们就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来纠正我。有的人拿精神病院开玩笑，或者模仿病人说的一些奇怪的话，好像鄙视病人错乱的思维，就能证明他们精神多么正常似的。

在东8楼，大多数年轻医生都对我平等相待。我们交换意见和想法，互相帮助。偶尔有些傲慢的翻白眼或大声叹气的人也会惹怒我，但愠怒很快就会过去。被尊重的感觉让我变得更加宽容。

我曾看到，面对那些或咄咄逼人，或站得太近，或太过大声地问奇怪问题的患者时，即使是最稳重的实习生，也会害怕。但我不害怕疯狂，与患者互动对我来说很容易，与高级职员相处才是对我的挑战。每当跟高级职员在一起，极度的害羞常常让我张口结舌，这让我感觉自己愚蠢至极。

周一是我们团队会议的时间。我潦草地写完最后的治疗笔记，把笔和笔记本夹在胳膊下，抓起毛衣，并将钥匙环滑到手腕上。我单手熟练地从一堆钥匙中提起一把方形的铬色钥匙，塞进锁里转动一下，锁好我办公室的门。走到大厅，又用一把铜钥匙打开病房。

“早上好！”我对一个胡子拉碴、拖着脚走过来的年轻人微笑着说，等听到门锁上了，才继续往前走。我匆匆穿过大厅，其他几个病人对我熟视无睹。

很快，我和团队成员们都进了会议室。病房主任波尔肯医生和心理学家布雷特医生坐在宽大的长方形会议桌一头；我们其余的人—护士、心理学家和实习精神病学家—各自找了空余的椅子坐下。有人在波尔肯医生背后的黑板上写下了今天的日期。通过我座位对面的一扇大窗户，我能看到外面冬日的蓝色天空。早晨的阳光照耀在房间的黄色墙壁上，明亮而稍稍嫌热。

我们正在讨论保罗，一个新入院的病人。跟东8楼大多数的年轻退伍军人不同，保罗并未参加越战，因为他精神不太正常，无法完成基础的陆军训练。入院前，他就一直在看私人心理治疗师，这种情况很少见。

保罗跟他母亲说，他脑子里的声音命令他自杀，于是他母亲赶紧把他送到了急诊室。我们的任务是评估他的病情，做出诊断并制订治疗计划—心理治疗、药物治疗、职业治疗、小组或家庭治疗相结合—这将减轻他的症状，并帮助他培养更好的生活管理技能。而他拥有私人治疗师的事实，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证明我们的能力。

我静静地坐在桌边，耳朵里却一直在嗡嗡作响。我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显得异常生动清晰。大家都很崇拜的一位聪明、敏锐的住院医生—乔治，正在大声读着保罗的心理治疗师发来的基本病情报告。

“他说自己是虚幻的。”乔治读道，“住在一个充满纸片人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活着的生物。他想死。他相信他的死将给世界带来自由与和平。”

“那还不是全部。”护士珍妮几乎抢着说道。她笑着的样子像有什么色情八卦要分享似的，“护理报告上说，他不说话—没有回答过问题，也没有提出过问题，一句话也没说过，啥都没有。从他周六上午到急诊室一直是这样。”说着她抬了抬眉毛，盯着手中的一摞文件。会议室里发出各种吃惊的“哇哦”声，实习生们窃窃私语，资历老的工作人员则沉默地思索着。

“谁愿意与这位富有挑战性的年轻人面谈？”过了一会儿，波尔肯医生问道。

没有人举手，也没有人动，大家都避免与波尔肯医生进行目光接触。谁会想与一个拒绝谈话的人面谈呢？尤其还要被大家点评指摘自己的面谈技术。

然而我内心早已激动不已。我了解这种症状，让我来吧！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不让自己的手指颤抖。看到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做，我等了一会儿，然后举起了手。我想，实习生们可能都在默默地感激我：谢天谢地，这次是你，不是我。我不用接受那些批评和责难了。我表面上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实际上心里比谁都开心。他们不知道这个机会对我意味着什么。

珍妮离开会议室去带保罗过来。波尔肯医生和布雷特医生坐到了离桌子最远的位置上。我把空着的椅子挪到黑板旁边，好让他们更容易看到。为了更好地进行观摩，有几个人调整了一下位置。我环视了一下整个会议室，脸因为骄傲而涨得通红。你能相信你在做这个吗？我对自己说，紧接着又把自己拉回现实，白痴，你到底在想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让这个陌生人开口，这期盼超越了我的恐惧。我紧握双手，坐在第一把椅子上，等待着保罗的到来。

门被推开，珍妮带着一个头发蓬乱、满脸茫然、特别消瘦的 19岁男子进入房间。“这是保罗。”她介绍道。

我站起身，伸出手。“你好，保罗。”我说道，“我是索耶医生。我会在这里和你聊聊，这样大家都能认识你，并看看我们怎样能够帮到你。”保罗颤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我的手，他摇摇晃晃地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苍白的脸转向我，像见鬼了一样盯着我。别害怕，我跟你有相同的经历。我眼神恳切地望着他，希望能减少他的恐惧。

这种面谈是专业医学教育中再普通不过的一项技术，却包含了我31岁人生的全部。没有人知道我曾经坐在另一张椅子上。对在场的人来说，我是个目的明确、有爱心的医生，即将与一个认为自己应该去死的患者进行面谈。而曾经是一名精神病患者的我，刚刚主动请缨，为即将成为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同事们，展示基础临床面谈技术。

我看了一眼围坐在会议桌旁边的伙伴，等待着。你行的，不要搞砸了。我坐直了些，转向身旁的年轻人：“今天早上，你感觉还好吗，保罗？”

沉默。他叹了口气，然后是长时间的停顿。

保罗身上散发着一股臭烘烘的味道。我知道那是他许久未洗的金发和皮肤上所积聚的污垢、油脂和汗水的气味。我不确定应该给他多少时间整理思绪，来回答我的问题。我不想逼得太紧让他厌烦，但如果他一直不说话，我也不想因等得太久而显得愚蠢。

“你似乎不太想说话。”

他换了个姿势，用手搓着头发，对我置之不理。

“你看起来很紧张。我想如果我是你，同样也会紧张。坐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谈论自己，想想就让人害怕。”

他仍然沉默，但似乎提起了一点精神。他稍微坐直了些。

“是在场的这些人使你紧张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事使你紧张吗？”

保罗眨了眨眼睛。他清了清嗓子，眼睛盯着地板说：“你帮不了我。我已经不存在了。”

“怎么就不存在了，保罗？”

他抬起头，没看我。慢慢地，像是在回忆一首晦涩难懂的诗，保罗开始诉说，而我则用自己的方式翻译他的语言。“我在找我的父母。一切都是虚假的。”他认为他周围的人是不真实的。跟我一样！我的心怦怦直跳。他是一个跟我有相似灵魂的人，经历着与我过去相同的感受。我回想起自己在医院时的样子：一个瘦弱、恐惧、沉默的女孩。我极力把画面从脑海中赶走，集中注意力在谈话上。丧失现实感使他周围的客观世界看上去是假的，扁平如同纸板。发生什么事都不再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他们走了。”保罗继续说，“我又去找其他人，但我不存在。”他丧失了个体意识；他自己的存在也没有意义。我知道每一种不真实感会有什么感觉——极度的、难以忍受的怪异。这种感受太糟糕了。

“你和你的父母似乎都不是真实的，对吗？可以想象，那样感觉一定让你很不好受。”

保罗皱起了眉头。“黑暗的天空里藏着一条蛇。杀了它。杀死它。它们不希望我在这儿。”他是对性感到羞耻吗？他是在担心被拒绝吗？

“你觉得自己不被需要，对吗？”

“没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他听起来很沮丧。然后一切都毫无意义了。谢天谢地，我已经走出来了。

“一个对你来说任何人都毫无意义、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世界，听起来很寂寞，保罗。”

“嗯。”他的脸仍然一片茫然，但眼皮**了一下。我希望我能安慰他。

“那你怎么办？”

“听音乐，不说话，还有毒药。”

“毒药？”

“杀我。”

“杀你？为什么？”

“地狱。混蛋们在地狱里找到正义。”

“你认为杀死自己是在伸张正义吗？”

他不再越过我盯着某处，而是转过身直视我的眼睛，然后点了点头。“对，对，就是那样。”他似乎一下子有了精神，“有个声音说‘得走了。这小子坏得很，晚上不给他饭吃’。”

“那个声音告诉你要自杀吗？”

他又一次用力地点头，张开因焦虑和药物作用而起皮的苍白嘴唇，含糊地吐出一串话。“他们命令我‘消灭你自己’‘死亡就是解脱’。”他睁大双眼，盯着房间外的某个地方，眼神放光。保罗满脸疯狂，陷入了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他的确有精神病。我以前是不是也像他这样？我闻到一股汗臭味。希望那是保罗身上散发出来的，而不是我。

“你有计划吗？那个声音有没有告诉你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去做这件事？”

保罗深陷进椅子里，低下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怎么了，保罗？你好像很沮丧。”

“这场戏真是烂透了。没有人相信我。”他小声说道。

“我相信你！”我脱口而出。

保罗没有回应。过了一会儿，他又叹了口气。

“没有人相信什么？”我故意冷静地问道。

保罗从椅子上坐直。他探过身，看着我：“计划是对的。人生没什么意义。该走了。”

说出这句话好像用尽了他最后的能量。他蜷缩在椅子上，用一只大而僵硬的手捂住自己的脸，蔫在那里。不好！我是不是逼得太紧了？我有点担心他。

20分钟的面谈时间到了，我必须结束谈话。

“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保罗。”我对他说，同时开始注意围观者的反应，“毒药，生命没有价值，一切都不真实，想死。你听起来很不开心。我们现在的工作是确保你不会自杀，并给你时间弄清楚如何处理这些事情。你认为你可以跟我们合作吗？”

保罗拿开脸上的手。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保罗。”我说。

我站起身，伸出手与他握手。在药物和现实脱离感的作用下，他显得有点疑惑和木讷，但他还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好像有了活力。他直视着我的双眼，微笑着握住我的手。即使我已经要放开了，他仍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珍妮领他出去之前，我听到他咕哝了一句什么—他是在说谢谢吗？

快乐，像温热的茶一样蔓延进我的胸膛。我被保罗深深地感动了。时间仿佛已经转换，在一个平行的空间，我遇到了很久以前那个迷失的小女孩，并伸出援手治愈我自己。我想起了哈罗德·瑟尔斯。我做到了！我是多么棒！

但下一秒，我又开始质疑自己。你在开玩笑吗？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他并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看起来像个傻瓜，假装你能听明白他在说什么。

当珍妮重新回到座位时，波尔肯医生清了清喉咙。“谢谢你，索耶医生。尽管起初他说的东西难以理解，你还是保持了足够的耐心。”他停了一下，喝了口水，“我喜欢你随和的态度，好像你从一开始就认识他。你的坦率使他足够信任你，并愿意开口跟你说话。”

我微笑。

“这是一个精神非常不正常的年轻人。”主任转过身，对着房间里的所有工作人员说，“她的提问让我们看到了保罗偏执的想法。他认为自己是邪恶的，这点很容易导致他自杀。那么，得出的诊断是什么？”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显然，他有精神病。”一位住院医师说道。

“很有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停顿了一下，另一位补充道。我迟疑了，我怀疑保罗的情况是不是精神分裂症。

随后批评接踵而来。“她用了太多引导性问题。”刚才第一个发言的住院医生说，“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他自己真正的想法，如果他只是对她的说法表示同意呢？”

我心里颤动了一下。他说得有道理。

“还有，你对他那些话的解释，你不觉得有点太天马行空了吗？”他看着我问道。

“这个问题很合理。”我承认道，再次想到了瑟尔斯医生。

“我认为解释的合理与否，可以从病人的反应中看出来。”乔治为我争辩道，“她的解释显然有对的地方，否则患者也不会跟她以他的方式建立联结。”

珍妮夸张地举起手臂，看了看表。“时间到了。”她宣布道，然后抓起一叠文件夹，离开了房间。

在椅子挪动声和低声的评论声中，我们收起各自的钢笔、夹克、毛衣、糖果、写字板、笔记本、钥匙，朝门外走去。我很感激乔治的支持，虽然他说话时，我没有在听。走出房间时，有几个人跟我说“干得漂亮”，我礼貌地回“谢谢”。我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我心中一个安静的小角落里，住着一个小女孩—一直以来我把她看成精神病人。我想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放弃自己原来的看法。现在我可以称自己为心理学家了吗？我真的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了吗？

忽然，我感到有只手落在我肩上“……有时间吗？”乔治和布雷特医生站在我身边。

时间？“抱歉。”我说，“你刚才说什么？”

“午餐。”乔治说，“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吃午餐？”

我绊了一下，差点摔倒。我红着脸，捡起掉到地上的毛衣和笔记本。

他们看到的是哪个我？我在想。

“当然。”我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