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

由于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我的策略就是：不断尝试。然而，当我发现自己作为1971届的学生，坐在耶鲁毕业生纪念日的灰色金属折叠椅上时，还是感到无比惊奇。彼时，我已经是一名即将毕业的耶鲁大学优等生。

我们婚礼前的那年冬天，耶鲁开始招收第一批女学生。那时，耶鲁正在规划具有历史意义的男女同校制，但耶鲁是绝不会接收一个参加成人教育课程的人，更不用说那人还是前精神病患者—尽管我并没有提这一点。但因为我在哥大综合教育学院成绩不错，而且我即将搬到纽黑文居住，所以我还是递交了申请。

3月下旬我收到了耶鲁的拒绝信，我并不觉得意外，但还是很伤心。到了6月，我被安排成为一名“特殊学生”—耶鲁大学学生的配偶，完成所有必修课就可以拿到耶鲁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我符合标准，因为比尔即将成为耶鲁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生。

1969年9月，我和第一批女学员一起进入耶鲁大学。其中大二和大三的女生，都是从国内最好的大学转到耶鲁的。作为一名特殊学生，我住在校外。有时，我乘公交车到市中心；有时，我骑自行车，只是用时比较长。我独来独往，我面带笑容。我喜欢上课，而且我成绩很好。

但这也让我再次成了“新来的女孩”。我太害羞了，交不到朋友。我告诉自己不要介意，毕竟能够在耶鲁大学学习，单凭这一点，已经完全超出了我最宏伟的梦想。但事实上，我心里的矛盾仍然存在。我有时感激现状，而有时又对自己“二等公民”的地位感到不满。我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是其中一员，而除了一起上课外，我跟其他同学没有任何互动，所以我的体验不像是在生活，更像是在看电影：虽然对结果感到好奇，但眼前的一切似乎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耶鲁男女同校制的过渡过程很是艰难。一年后，许多之前转来的女生都离开了，耶鲁大学重新开放接收转校生。这次我还敢申请吗？我问自己。作为一名社会学专业的特殊学生，我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心理治疗中，我提到了转校的事，身为耶鲁毕业生的赫勒医生鼓励我去申请。我手里拿着成绩单，大步走进社会学系主任的办公室，询问他能不能帮我从哥大综合教育学院转到耶鲁大学，而他真的帮我转校成功了。

当我怀疑自己或不知所措时，赫勒医生总会帮我坚定信心。把录取通知书拿给他看的那天，我的骄傲之光几乎能照亮半个纽约市。

一周后，我重温了这种感受。在我们面谈时，赫勒医生带了半瓶香槟。我们共同为我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举杯庆祝。这对我的自信和成就是一种极大的肯定。

以这些年我对他的言语和行事风格的观察来看，赫勒医生是个敏锐细致、体察入微的人。他温和而有趣。不高兴时，他会直接表达，用一种平静而温和的方式，给人以安全感。他不用刻意说多么为我高兴，因为那半瓶香槟已经说明了一切。

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如假包换的耶鲁大学本科生。我拿到了一张带照片的学生证，在体育馆学会了打壁球，知道了如何从图书馆借书，并参加了一个题为“文学作品中的问题少年”的毕业生专题研讨会。耶鲁本科生有12所住宿学院可供选择，学生们在那里进行日常作息和参加各项活动—非正式体育比赛、国际象棋比赛、派对，等等，至少我认为是那样的。我选择了达文波特学院，因为比尔读本科时也选了这个学院。

我收集了很多耶鲁的东西。我买了一个耶鲁文件夹，几个笔记本和两件T恤。第一件T恤是白色的，前面用深蓝色的大写字母写着“耶鲁”；另一件T恤是深蓝和白色条纹的，左上角靠近心脏的位置印有“耶鲁大学”。我还在车后窗贴上印有耶鲁的贴纸（毕业后不久我就把贴纸拿掉了，我不想太炫耀）。成为一名耶鲁大学生，对我来说像一个转瞬即逝的魔法，趁着魔法还在，我要好好珍惜有它的时光。

学期末，我们毕业了。我不想错过这场充满荣誉和认可的毕业盛宴，我决定参加即将在周六举行的班级毕业典礼，尽管那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很可能看上去很傻，但我不想错过人生中如此重要的时刻。我想体验一下酷的感觉。

在老校区那片灰椅子中，我选了一个靠过道、人少的座位坐下。那些演讲者我不认识，他们正介绍着杰出的男女学生以及他们的成就。演讲的间隙，时不时有成群的学生说笑着从我身边走过，他们分享着我听不懂的笑话和其他话题。我也渴望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不公平！然而我知道，哪怕允许一丝嫉妒或不满的情绪进入我的内心，都会毁了我。我努力稳住自己的情绪，提醒自己，你是一名前精神病人，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对你来说已经够好了。放在几年前谁会想到你能有今天？

一群女孩从我旁边经过，她们时而叽叽喳喳地说着，时而哈哈大笑起来，气氛融洽而热烈。我抬起头，期待地微笑着，但她们并没有注意到我。嫉妒又开始在我耳边低语。我恨你们，我瞪着她们，这样想道。熟悉的现实脱离感将我淹没，连带那个细小的声音。如果刚才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呢，我在嫉妒些什么？如果连我这个人都不存在，又怎么会被别人孤立在外呢？

我一点也不酷。我只想回家，但离比尔来接我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在那个宜人的春末下午，我坐在那里，看着晴朗天空中的朵朵白云，重新考虑了周一的毕业典礼，不知道我的家人会不会为我感到骄傲。他们会感到高兴吗？或者我的成就又会成为父亲用来打压母亲和弟弟的机会？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明白，当他对母亲说我比母亲好时，他就已经把我所有的成就感都抹杀了。

但是，我内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人，所以很快就忘了我的嫉妒和家庭问题。毕业典礼会很棒的，我向自己保证说。

我抚摸着身上的亮黑色学士服，昂首挺胸，站得笔直。我即将从耶鲁大学毕业，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女学生的毕业班。我，曾是一名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精神病人；我，比别人晚了四年才念完高中；我，第一次申请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都被拒绝了。而此刻，我站在这里，就如同买了一张去奥尔巴尼的机票，却最终飞往了巴黎。此刻，我只希望能与幸福相伴，在坚持不懈、努力、好运和卓越的心理治疗下更好地生活。

但这些我都没有感受到，相反，我感到痛苦。当应该由衷地感到欢乐和喜悦时，我的整个躯体—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恐惧。在发给我的正式通知文件中，有一封来自财务办的通知，上面写着：“所有的学费、住宿费、实验室和图书馆费用须全部付清，否则学生在毕业时将不会获得毕业证书。”如果职业康复中心没有支付这笔费用怎么办？我是信中提到的这类学生之一吗？大量的信件、通知和一系列的说明，都明确了我是耶鲁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身份（有的信息中甚至给了我一个特定的毕业生号），但我的思想只集中在这件无法核实的事情上。

周日早上，我参加了在伍尔西大厅举行的学士学位授予仪式。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有精致的雕塑、大理石柱和绘着米开朗琪罗画风的拱形天花板，到处都金光闪闪。我坐在那里简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如果我父母能在这里看到我，会不会和我一样吃惊呢？除了肃然起敬之外，那天的其他感觉都如同隐入了迷雾一般，模糊不清。

现在，周一，我坐在达文波特学院美丽的庭院里，环绕在一片美丽的格鲁吉亚砖瓦建筑中，满眼是绿叶繁茂的杜鹃花、月桂树和冬青树。空气清新，阳光灿烂。脚下的草地茂盛而柔软，墙上爬满了常春藤。我数不清现场有多少人。在主要仪式结束后，达文波特的毕业生从老校区来到了这里—所有毕业班学生都将坐在主席台对面的荣誉席位上。然后，接受各自学院颁发的毕业证书。

起初，我并没有心思担心。从老校区到达文波特的路上，我跟其他学生一起穿过马路，完全不理会红绿灯，让车辆给我们让路。跟大家一起这样做令我感到开心，要是耶鲁大学的文职人员没有罢工就更好了。当我们经过的时候，有几名站在路边的文职人员看起来很生气。正常情况下，所有毕业生都会拿到一份毕业典礼的活动清单，而罢工意味着没人去做那份清单了。

我走在路上时，通过身边学生们的对话知道了这些。路上我还碰到了一个沮丧的年轻人，名叫艾德。我们开始攀谈起来。艾德害怕他父母会对他失望，因为他去的是威芬普夫斯音乐学院，而且花了五年时间才毕业。

哎！他抱怨的时候我想，比别人晚一年就让你感觉落伍了，那要是六年呢？但我什么也没说。尽管艾德的理由远比我的好，但我知道在这里我们都没有归属感；我们都希望能真正融入其中。

“你歌唱得这么好，你的父母应该特别骄傲才是。”我这样说道，希望能使他振作起来，但他还是愁容满面。

周围，一群群年轻美丽的男女学生说着、笑着、互相拥抱着。有些人在他们的学士帽上画了和平标志。大多数女学生都没穿学士服，而是穿着长裙和短袖上衣，花枝招展地炫耀她们衣服的时髦款式和美丽花纹。几周以来，她们的照片和故事屡屡出现在报纸、电视和收音机上。作为第一批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女学生，她们有理由受到各界的关注。

但显然我并不属于她们中的一个。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女孩穿着学士礼服，戴着学士帽—一个高大漂亮的黑人女子。不知她选择这里是否像我一样，从未想到会有今天。总之，我想可能这一天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因而不想放弃传统。

我的父母和弟弟泰勒坐在后面的家属专区。比尔的母亲、玛乔丽姑妈和戴夫姑丈、詹妮姨妈坐在他们身边。里奇和芭比正忙着安置他们在佛蒙特州的新家，因而没能到场。我和比尔谁也没说我已经收到“美国大学优等生协会”的入会通知，因为我们想给他们一个惊喜。但天哪！我才是那个大吃一惊的人：我所期待的惊喜并没有发生，等待我的只是一个黑洞，一个充满怀疑的火山口。我不停地想那通知：“所有的学费、住宿费、实验室和图书馆费用须全部付清，否则学生在毕业时不会获得毕业证书。”

你会毕不了业；你会拿不到毕业证；你不会获得任何荣誉。想到这里，我的胃里一阵翻腾；我的心因为即将到来的打击而变得冰冷。我又重新回想了对我有利和不利的证据：我收到了一包东西，里面有学士服和学士帽。到目前为止也没人来阻止我参加毕业活动。我先是这样对自己说，继而又被另一个声音打断，DVR是个官僚机构，它可能没有给我付费。官僚机构从不按时付费，而且它可能不会付，为什么它要帮我付费呢？随着这个声音的增强，恐惧压倒性地向我扑来。任何快乐的感觉、任何我应拥有的自豪感，以及这件事对我来说的意义，都被深深地掩埋。

达文波特学院院长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他说最后的仪式即将开始。一位学生在此发表“我们的最后一课”的演讲，但我什么都听不进去，因为如果我不能毕业，他所说的那些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终于，毕业仪式开始了。毕业生的名字三人一组，按照字母顺序被大声念出来，每个名字后面跟着他们所获得的荣誉。随着一组组的名字被念出，我越来越焦虑不安。我努力集中精神，隐藏自己持续恶化的情绪，让自己看上去很正常。

就像行刑官对即将行刑的犯人那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要做好失望的心理准备。你不会拿到毕业证，也不会获得“美国大学优等生协会”的荣誉。但是，你能应付这些，你会没事的。

但我知道，如果一切真的成为泡影，我会彻底崩溃。

你从未想过会在这里。这是你从未想过能够拥有的东西，你怎能因为失去它们而难过呢？

泪水马上就要夺眶而出，这时，念到“S”开头的姓氏了。我的周围闪着耀眼的光芒—太亮了，我有些头晕目眩。

“杰弗里·阿瑟·萨姆森，优等毕业生； 安妮塔·佩雷斯·索耶，最优等毕业生，准入美国大学优等生协会，社会学系最高荣誉；阿曼达·西蒙斯……”

我没听错吗？那些荣誉是在你的名字前面还是后面？我迈着发抖的双腿，来到达文波特院长颁发文凭的桌前。他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直视着我的眼睛，边点头边意味深长地说：“祝贺你！”

回到座位上，我仍然止不住地颤抖，但此时我已经不再那么坐立不安。我意识到刚刚发生了戏剧性而美妙的事情。我的心不再因恐惧而冰冷，而是变得温暖起来。它有力地跳动着，像歌剧中的低音鼓。慢慢地，我打开手里那深蓝色的封面，盯着毕业证书上的拉丁文。高中和教堂的学习，已经足够让我看懂那段优雅的拉丁文所写的权威毕业声明。声明下面，是深蓝墨水的手写体：右侧是“成绩最优等”，左侧是“社会学专业学生”。

而在那中间，正是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