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夏

这一天，从它开始的那刻起，就注定了与所有平常的日子截然不同，我仿佛身处梦中，又好像在童话故事里。

我很早就醒了。阳光透过薄薄的白色窗帘，在它的边缘投下淡淡的光。很久以前我还住在这里时，墙是粉色的，如今这里已经被母亲重新粉刷成了明黄色，掩盖掉了那略显幼稚的颜色。窗帘是母亲用一种不常见的绗缝布做的，那肯定是她在打折时淘的。窗帘的顶部是褶皱的窗幔，帘布从两侧散开垂下来。每个窗都加装了一块白色遮光帘，让这个房间的私密性更强。邻居的房子就在车道对面。拉开一边的遮光帘，可以看得到外面的天空。

自从八年前重回医院，我就没有在家住过太长时间。而自从20岁试图在这里自杀以来，我最多就只是在这个房间过个周末。它那黄色的墙壁再次提醒着我，一切都不一样了。今天你要出嫁了。你再也不会一个人待在这里了。

与之前常有的惴惴不安不同，此时我只感到一种身心舒畅的平静。我的心房像一只奶罐，里面盛满了加蜂蜜的热牛奶。安宁的感觉涌入我的每根血管、每根指尖。我躺在儿时的被子里，沉浸在美妙的幸福中。

想要小便的感觉打断了我的幻想。我把被子掀到一边，下了床—公主要去如厕了。从洗手间回来，我把两扇窗户上的遮光帘都拉上去，然后又钻进被子里—公主想要在**多赖一会儿。躺在从天主慈善会上买来的旧单人**，可以望见窗外那棵樱桃树的树叶和湛蓝的天空。每年5月初我生日时，这棵树就会开花。属于我的樱桃树。

这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外面的天气很好。我凝视着另一扇窗，对面是邻居的房子，然后环视着房间的四周。

与父母卧室相邻的那面墙上，一个破旧的白色木制书架上摆放着书籍和纪念品。我从初中开始每年做的年鉴也放在那里。几张《少女妙探》的电影录像带，旁边是平装版《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绿皮的，已经有点褪色了，书脊上印着“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图书馆”。书架的两端放着一些盒子，盒子里装满了旅行收集来的小饰物、电影票、朋友的留言条、旧书信、高中戏剧的节目单，还有已经干掉的舞会胸花。我感到懊恼，因为这些东西的大部分来历，我都不记得了。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将重新开始你的人生。

我和比尔商量办一个尽可能小而简单的婚礼。由于他离家多年，而我在医院里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很久以前的朋友。出于这个原因，也为了尽可能给父亲省钱，我们只邀请了最亲近的人：总共27个人。我们决定在房子旁边的花园里举办婚礼，在门廊处迎宾。

鲍勃是比尔的伴郎。他们自60年代初在海军服役时相识，就成了最好的朋友。我在综合教育学院第一次与比尔相遇时，他们正合住在一间公寓里。我弟弟里奇的妻子芭比同意做我的伴娘。他们结婚时，我也曾给她做伴娘，我们相处得很好。婚礼前几个月，芭比告诉我，她怀孕了。这意味着，她的孩子也会在现场见证我和比尔的婚礼和誓言，这让我感到幸福又开心。这是来自上天的祝福，是我们幸福婚姻的昭示。

婚纱是我自己缝制的。我花0.49美元买了个人模，20美元买了白色亚麻布—风格简单，不需要太多布。我在礼服下摆和无袖袖口的边上缝上比利时蕾丝花边。父亲给我用来购置礼服的余款，我用来买了一台便携式“胜家牌”缝纫机。买缝纫机还附送了缝纫课，我在缝纫课上做好了礼服。这个课程正好帮我学到一些必要的技巧，例如怎样让袖口的贴边整齐妥帖，如何缝上蕾丝花边等。

芭比的伴娘服也是我自己做的，是一条淡绿色的棉布裙，两侧有可以调节的带子。我没戴面纱，而是戴一顶雏**冠，交给市里的一家花店来做，用雏菊和白百合做捧花。

比尔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周边的社区和谐而略显破旧。它位于纽黑文郊区，在一片建筑群和山林之间，距离我父母家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打算在楠塔基特度完蜜月后搬去与他同住。我父亲的姐姐，玛乔丽姑妈的一位朋友把她的夏季度假屋借给我们一周—正赶在7月4日的度假高峰前。结婚这天，我之所以可以做到如此冷静，还有一部分原因也许来自6月21日这个日子：夏至。夏至，将我们与过往文明的婚礼和仪式，以及这个世界之外的东西联系了起来，那是一种至善至美或独一无二的力量。许多人称之为上帝。

而如今我已不知该如何看待上帝了。直到大约一年前，我一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每周都忏悔自己的罪过，并认真反思自己的缺点和过失—我十分乐意认真对待自己的宗教信仰。星期天做弥撒时，我会吟诵拉丁颂词。然而，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意识到，正是我在教堂里所说的那些伤害了我。

那晚，我跪在纽约市一所教堂的地下室里，准备忏悔。“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用拉丁语重复了三次，右手攥拳捶打着心脏，“主啊，我不配”。我尽力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尽管当时我并不能具体地说出自己的罪，例如抢劫、谋杀，甚至故意刻薄。但我担心，如果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肮脏、应受谴责的人，我可能又会犯下不谦卑的罪。

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做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了。我想到，我花费那么多的时间进行治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为了想要理解和接纳，我生活中所遭受的诸多艰难困苦与挣扎并不是我的错。一直专注于内疚和自责肯定是不对的。真实而慈爱的上帝，是不会让人们痛恨自己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低下头，在心里思索着答案。几分钟后，我走出教堂，投入这个嘈杂吵闹、臭气熏天，却热情友好的城市夜晚的怀抱。

婚礼那天，当透过樱桃树的树叶看着天空时，用不着完全相信上帝，我也能感觉到一种神圣感。

一股咖啡和培根的宜人香气飘进卧室。其他家庭成员都已经起床，楼下熙熙攘攘的人们正在准备着早餐。我听到泰勒向母亲喊了句什么。当听到詹妮的声音时，我的心欢快不已。詹妮是我的教母，她一直爱着我并相信我；她让我安心。我渴望待在**继续我的思绪，但我知道，是时候让公主现身，尽一下自己的职责啦。

我不情愿地坐起来，掀开被子，它那如同皮草般的柔软触感—只有用了多年的床单和毛毯才会慢慢拥有那种触感—还在皮肤上久久萦绕。我的每一个动作被无限放大，犹如投射在巨大的高保真彩色荧屏上；每个想法中的每个字、每一丝声音、每一种气味，皮肤上的汗毛、光线、空气都放得清晰可见。我穿上那件12岁就开始穿的粉红色格子浴袍，穿上那双至少有相同年岁的平底拖鞋。真希望我记得这些衣服所见证过的过往，我边系浴袍边想。我用手搓了搓额头，匆匆走下楼梯进了厨房。

身穿自制白色礼服，头戴花冠，捧花上的百合散发着阵阵香气，我准备好了。粉色的唇膏，淡淡的妆容让我的脸光彩照人。我感觉好极了，仿佛身处童话般的梦中。

我站在后门，等待着我入场的信号。比尔的嫂子将用大键琴演奏巴赫的赞美诗《喜乐心灵》—之前，比尔从他康涅狄格的家中把那架大键琴万般小心地运到我父母家。比尔的两个侄女会演奏长笛。那首曲子响起时，便是给我的信号了。我将走到房子一侧的门廊，门廊旁是一条长满富贵草的斜坡，一直延伸到小花园；围绕着满是岁月痕迹的石板路，种着一片片的玫瑰、杜鹃和凤仙花，看起来像一座低配版的老式城堡花园。同时，我父亲听到那首曲子，也将从前门出发，然后我们在门廊下会和，他会送我走过四级石阶，来到拱门圈那里—伴娘芭比的前面，然后他会坐到花园前面的椅子上。接着，比尔跟伴郎鲍勃应该在前门会合，然后一同走到我和伴娘所站的位置。

主持婚礼的牧师帕克博士是我一位老同学的父亲。我故意忽略了他的教派，因为考虑到宗教敏感性，这已经是我能做出的最佳折中方案了。比尔的家人是圣公会教徒，但他已经远离了那个教派。母亲、詹妮姨妈、我和我弟弟都是天主教徒。我父亲说他是无神论者，他从来不上教堂，也从不谈论宗教。他的姐姐玛乔丽姑妈是圣公会教徒，她看不起天主教徒，而我的父亲又看不起她。姑妈家的表哥跟我说过，我们的祖父—我父亲和玛乔丽姑妈的父亲—是犹太人。比尔说他的外祖父也是犹太人。因此在我们家，人人都知道不能谈论宗教。

我在后门听着大键琴的演奏，等了很长时间。这时比尔最小的侄女跑了过来，看上去有点担心，“他们都在等你。”她说道。

“我……我……但我没有听到信号声啊。”犹豫片刻，我深吸一口气，大步向前走去。

当我走到房子的一侧，靠近花园台阶时，我意识到，是风把声音吹走了；她一直在弹着大键琴。银色琴弦上飘扬出的美妙乐曲，像萤火虫一样飞舞在我四周。我重新恢复了平静。

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跟着父亲一起走到花园中央的拱门。比尔几乎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他不得不先退后让我们先走，然后他又重新走过来，站到我旁边。鲍勃和芭比站在我们后面。帕克博士和比尔的侄子查理站在我们前面。查理穿着一件合唱团红礼服，手里拿着一本圣经，那是詹妮姨妈几年前送给我的。

我的父母、弟弟和比尔的母亲，还有詹妮坐在最前面—富贵草旁边的木制折椅上。其他客人坐在我左侧草地的椅子上，紧挨着小花园。我喜欢他们坐得如此靠近：我很高兴我们只邀请了最亲近的人。

牧师一直在说着什么，过了一会我才注意到，他是在读一节诗篇。“……说谎和诡诈的舌头”什么？比尔和我翻透了整本诗篇，才特别选定了第23篇，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提到罪、死亡、仇恨、邪恶或暴力。牧师读的肯定不是那篇。比尔的母亲脸色苍白，好像有人打了她一样。其他人是一副严肃又极力克制的表情，就好像他们虽然也感到震惊，但为了保持礼貌，又不好怪罪我们。查理肯定是把书翻错了。

听着听着，我感到一阵恶心。不是那篇！我很想尖叫。比尔冲我挤眉弄眼，似乎在说：“这傻透了，但我真的很爱你。”他那两条又黑又密的眉毛活像两条毛毛虫，仿佛随时准备登台表演，就为应对今天这样的事故。我深吸一口气，闻到了捧花中百合香和玫瑰的芬芳。我想着爱的美好，重新收拾好心情。

仪式的进程加快了。很快，就轮到我们交换结婚誓言—我们的誓言很传统，但为了绝对的性别平等做了必要的改动—之后我们为对方戴上了戒指。我和比尔走下台阶，绕着房子走到前院，长笛和大键琴合奏的珀塞尔的小号即兴前奏曲甜美而壮丽，将草地变成了一个充满音乐和灯光的魔幻地毯。那场盛大的婚礼，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我所有的悲伤都被远远地甩在身后，消失不见。

不久，我、比尔和客人们在前面的草坪上站成一圈，每人都拿着一个空酒杯。爸爸把比尔选购的香槟倒入我们的酒杯中—科贝尔干型香槟：它比一般的干型香槟更贵，味道浓烈，口感强劲。我父亲举起杯子时，聊天的人们停了下来，当其他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也跟着安静下来。

“我想敬个酒。”他说道。

“烤面包？不要烤面包！葡萄酒，葡萄酒！”一个愤怒的孩子打断了他。我表妹珍妮弗3岁的女儿伊迪亚，跺着脚哭了起来，小脸涨得通红。伊迪亚的母语是意大利语，“敬酒(英语中与烤面包发音相同)”一词使她感到困惑：她可不能被轻易糊弄。我们同情的笑声让她更加愤怒。珍妮弗赶紧递给伊迪亚一杯酒让她象征性地尝了一下。庆祝活动继续。

爸爸在工程界的社交经验丰富，今天这种场合对他来说游刃有余。虽然之前选香槟时他颇有微词（他跟母亲说：“我可不会买单，惯坏那小子。”），但还是为我和比尔献上了精心准备的祝酒词。应该是这样的吧？实际上他刚说完，我就已经完全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但我没有时间再去想，因为此刻我弟弟泰勒正挥手示意他也要祝酒。

我那年少害羞的弟弟竟然要祝酒。我很感动。

“首先，祝贺你们俩。”泰勒说道。他讲话时不太熟练，让我为他捏了把汗。“你们看上去很般配。祝你们幸福长久到永远。”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脸上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眯起眼睛，脖子上的血管暴起，久久地盯着比尔。他眼里满是泪水，声音有些颤抖。“你，”说着他用手指指着比尔，“你，照顾好我姐姐。”

我胳膊和腿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一刻我的心满满的。他爱我，他想保护我。我开心地涨红了脸。但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刚刚的快乐转瞬被痛苦取代。冰冷的恐惧从脚趾一直贯穿到头皮，刺进我心里。我强行把它从身上赶走，让自己的心去感受爱。

我们婚礼的接待台由三个餐桌组成，摆放在前廊上。其中两张餐桌上摆着大盘的面包卷和调味品，以及大份的牛肉或火腿。每张桌子后面，都站着一名穿黑色连衣裙、头戴白色折边帽，有点丰满的侍者，给客人提供从烤肉上现切下的肉片。而客人可以用各种配料自由搭配成自己喜欢的三明治。餐桌上还有白色的餐巾纸和餐盘供大家使用。

我太兴奋了，什么都不想吃。父亲四处走动着，给客人倒香槟。我喝了一小口，但似乎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的胃装不下任何东西了。而且，我还得招待客人。

“还有五分钟就要切蛋糕啦。”母亲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冲我喊道，“你和比尔得去门廊那里，快点。”

我四处寻找比尔的身影。他穿着手工定制的白色西装，戴一条橙色花纹的领带，这让我能很容易在形形色色的客人中找到他。当然，我也可以看看人群里谁最高—他就是人群中最高的那个。我很感激母亲亲力亲为地接待客人，而尤其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比尔已经为我们的蜜月做好了安排。我乐于听从安排。

不久，我和比尔就站在了门廊边的第三张桌子前，垂着长桌布的桌上摆着高高的糖霜蛋糕和银质蛋糕铲。客人簇拥在我们周围。自从订婚以来，这是我最向往的时刻之一：切婚礼蛋糕。我喜欢众人的这种关注，但此刻我又感觉那么不真实，好像这个场景并没有真的发生，好像这些东西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消失。我把第一块蛋糕递到比尔的嘴边，然而他还没咬到，蛋糕就碎了。碎落的蛋糕有些掉在白色桌布上，有些粘在他白色西装的衣领上。希望它们不会留下污渍。希望轮到我时，我不会把蛋糕弄到礼服上。我咬了一小口，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离我最近的侍者拿过蛋糕刀，开始将蛋糕切成块，分给客人。另一位侍者把咖啡摆到之前放火腿的大餐桌上—剩下的食物已经被合并到其他桌子上。咖啡壶边上，整齐地摆放着杯子、碟子、小勺、糖碗和奶油罐，井然有序，令人心安。

我一直微笑着和客人聊天，这时母亲匆匆过来告诉我，该换衣服了。你不必这样紧张，我很想这样跟她说，我现在结婚了，你不必再事事为我操心。这一小小的怨愤转瞬即逝，不一会儿梦一般的感觉又重新环绕了我，我不再感到压抑。我像踩着粉色的云飘回了自己的房间。

最后，我换了一套米色度假服，一条无袖连衣裙和一件立领长外套—那是爸爸送给我的礼物。那天，我和母亲即将出门去商店时，他笑着说，我们可以花100美元，他如此慷慨令我惊讶不已。外套的衣领上别着比尔送我的结婚礼物—一枚金质雏菊胸针，胸针中间镶嵌的黄钻，与我的订婚戒指交相呼应。白色手套、背包、鞋子。时尚、协调、齐全。我的行李箱已经装进比尔的小跑车，我们随时准备前往几英里外的机场。我对这次旅行感到紧张，尽管我表现得很勇敢。

客人聚集在房前，等着我和比尔走出去。我一想到要离开，心里就打怵，但我知道不能给这感觉喘息的空间。把它们想象成需要氧气才能生存的细菌——屏住呼吸。

我站起身，头晕晕的，这时比尔抓住了我的手。“抓紧了，”他说，“我们直接上车，来吧。”我们推开面前的门，走下台阶，我紧紧抓着他的手。

客人站在两边，为我们让开一条小道。“祝你们好运！”“祝福你们！”他们纷纷喊道。当我们从中间走过，他们纷纷把大米往我们身上撒。我的胃一阵绞痛。我记得广播上说，如果鸟儿吃了这些生米会死的。我之前居然没想到这事。

我笑着向欢喜雀跃的亲朋好友挥手告别。开心点，你喜欢的男人已经成了你的丈夫，我像只陀螺一样不断告诫自己，要微笑。突然，我注意到汽车后窗上贴着“新婚”，一堆罐子和缎带绑在保险杠上。太酷了！然后，我又不禁想到，如果车后一直拖着这些东西，我们会尴尬死的。要微笑！

比尔和我疯狂地挥手，坐上车离开了。车子拖着一堆东西，一路噼里啪啦地沿着山路向下驶去。终于开到拐弯处，确认大家已经看不到我们了，比尔停下车，拿掉拴在保险杠上的那些饰品—我们猜应该是我的弟弟还有鲍勃弄的。有那么一个微妙的时刻，我担心比尔有点反感他们弄乱了他的车。“我爱你。”我说，希望他别过分在意这事。很快，我们又重新踏上旅程。路上我们聊了聊对客人的看法和下午发生的趣事。

婚礼刚结束，比尔的母亲就决定要养一条狗。她把她的计划告诉了所有人：等第二天回到克利夫兰，就去买一只贵宾犬。“听到一只迷你贵宾犬取代了你的位置，不知道你的治疗师会说什么。”我咯咯地笑，瞥了一眼比尔的脸，然后换了个话题。比尔的车在机场高速上奔驰，很快，我们又说到对未来美好蓝图的憧憬，而且每一幅蓝图都比上一幅更宏伟。

在楠塔基特的夜晚，黑暗中，我静静地躺在丈夫身边。在我们所住的小屋周围，没有路灯，没有商店，也没有城市；什么都没有，而且这里很冷。这个地方关闭了一个冬天，我们是今年的第一批住客。我们到了之后，离这里最近的一个邻居把钥匙给了我们。除此之外，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们乘坐一架四人飞机飞往岛上。飞机上只有飞行员和副驾驶员，比尔和我。我不赞同如此奢华浪费，但这是比尔想要的。所以我说服自己，既然已经和非常爱的人结了婚，只要好好欣赏旅途的风光就好了。从精神病院的电击**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我这样安慰自己。从大学到结婚，26岁才开始的人生，已经比我想象中要好太多太多。黑暗中，这些想法使我温暖起来，它们帮我击退了不安和恐惧。

但毯子实在太薄，房间里冰冷彻骨，一种海滨屋特有的潮湿让寒意更甚。我们住的房间原本是给服务人员使用的。由于整栋房子都找不到一张双人床，我们将两张单人床用风筝线绑在一起，铺上床单和床罩，让它适合两个人睡。

当晚早些时候，我们在岛上最好的一家餐厅享用了龙虾和香槟。我们很晚才回到住处，两人都精疲力竭。有好几分钟，我们紧靠在一起，紧紧地拥抱着对方，然后比尔睡着了。今天，我不用为性的问题苦恼了。

如果我是个正常人，那我可能会把蜜月中的亲密行为想象成美丽的海浪，白天时，它会掀起最高的浪花；到了晚上，它温柔地轻拍在细软的沙滩上，浸透所有经过的地方。但我并不正常—我的浪花顶多是小水池级别。

婚前，每次性行为都会让我感到窒息：**裸地躺在**总让我想起等待电休克治疗的场景。

我们也有进行得很美好的时候，但有前提。例如，我更喜欢白天亲密，尽量避免在夜晚。如果他坚持，我需要亮着灯，而且我必须在上面。比尔看上去很健康—对一个男人来说，这也意味着饥渴—但对我的这一癖好，他似乎总是很有耐心。我没有告诉他，亲密过程中的气味让我感到恶心，而且我必须想象自己是在别的地方才能继续下去。当我们订婚但尚未结婚时，我总是下意识地害怕，好像我的母亲随时可能会冲进房间跟我断绝关系。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既然我结婚了，亲密行为正式得到认可。也许我的感受会有所改变。

至少这些感觉没有毁掉这美妙的一天。

时间又过去了很久，我仍然睡不着。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因为睡觉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个难题。现在的问题是，我很担心那些可能会去吃大米的鸟。如果有的鸟吃了太多米，撑死了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们的客人怎么会有大米；而当我知道他们是以此来向我们送祝福时，又没有阻止他们。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是如此粗心大意，而且在应该站出来说话时，却保持沉默。

我知道我应该放下对这些担忧的执念。比尔很爱看百科全书，他会帮我的。明天我要问问他，对那些吃大米的鸟怎么看。我依偎在比尔温暖的身体旁，胳膊环着他的腰。终于，阵阵睡意轻轻抚平了我的纠结不安，将我送入星星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