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

夏天真不适合住在精神病医院，病房的每个角落都湿嗒嗒的。炎热的休息室里，每次从人造皮的沙发和椅子上站起来，光着的大腿就像胶带从胶布卷上撕下来一样。许多病人仅仅只是四处闲晃几圈，就已经浑身汗味了。如果争取到某些特权，我们就可以一群人出去散步。但这样的天气，傻瓜才会出去，户外通常比南6号还要热。

到了8月份，能放假的医生或护士都会放假，留下来的大多是没有经验的住院精神科医生。他们轮流值班，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加上难以忍受的炎热，每个人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有时，我们这些拿到院内走动特权的人会被允许到楼顶上去晒日光浴。楼顶更热，热得能灼伤皮肤。那里只有几个小木椅供人休息，医院楼群的烟囱里冒出的浓烟，混合着马路上的汽车尾气让人喘不上气，西边拥挤的高速路上，汽车的喇叭声震耳欲聋。

但是，跟全世界任何地方一样，医院里的女孩也是女孩—为了晒出小麦色皮肤，我们甘愿忍受任何痛苦。楼顶四周围着一层厚厚的金属网，让这里看起来像个巨大的鸟笼。有一次，我在那里睡着了，回病房时，皮肤已经被晒得黝黑，更令朋友们印象深刻的是我皮肤上的一块块方格，她们取笑我是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怪物。

赫勒医生休假回来了，他现在已经是高级住院医师。我仍然是他的病人，为此我每天都感谢老天。因为每年7月份，一旦住院精神科医生接受新的任务，通常很少有人能由自己之前的医生继续负责。为了让主管医生知道我非常感激赫勒医生愿意在我身上再花一年时间，我必须让自己的状况有所改善，并且保证自己不会失控。这意味着我必须控制住所有自我毁灭性的行为：不能再撞墙，不能抓自己的脸，也不能拿香烟烫手臂和大腿。

我努力控制着不伤害自己。尽管如此，有些时候，我有一种坠落悬崖的感觉，为了逃离深渊，我必须让自己疼痛才能保持清醒。引发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一场噩梦或受到了批评，有时是被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强烈情绪引发。不管原因如何，我必须停止无尽的黑暗。那种黑色，像熔化的铅，在我内心不断地蔓延，不断地密集，一旦它让我感到恐惧，我就会一直坠落，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洞当中。而一支燃烧的香烟会把我从自我毁灭的边缘拉回来，只有皮肤上灼烧的疼痛感才能让我再次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会慢慢平静下来，不再害怕自己会凭空消失。

我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虽然我可能仍然感到压抑，也仍然会对其他患者好得过分。我仍然常常觉得自己肮脏、恶心，有时候仍然想死，但我的正常意识恢复得比以前快了。

这是赫勒医生升职后，我第一次去见他，独自前往九楼的新办公室时，我感觉自己又成长了。治疗期间，他在一张不起眼的桌子后面，与我相对而坐。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透过窗户望去，哈得孙河和乔治·华盛顿大桥在远处闪闪发光。这个房间比他以前的房间要小，但是这样我们的椅子会靠得更近，这里的景致也更好，所以我更喜欢这里。

赫勒医生刚成为我的医生时，我非常害羞，经常说不出话。然而，当我习惯了他那不拘小节的行事风格后，我的大脑开始有了思考的空间。在我用头撞墙、拿烟头烫自己之后，我们会谈论让我感到如此绝望以致失控的原因。随着我越来越乐于说出自己的想法，面谈时间经常在不知不觉间就到了。“我们下次再继续聊，”赫勒医生会说，“很遗憾，我们现在得结束了。”

有一次，他又说“我们现在得结束了”，这让我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我想他一定不喜欢我。这种想法占据了我的大脑，怎么都挥之不去。几个小时后，我烫伤了自己。“慢慢来，不要太在意这些想法。”后来我们谈起这件事时，他这样说，“我觉得你的痛苦已经足够多了。”他并没有生气。

有时赫勒医生会假装成我母亲的声音，“哦，安妮塔，”他捏着嗓子抱怨说，“你都不关心我，我觉得自己被忽视了。”起初，我喜欢看这个高大自信的男人模仿胆小怕事的女人的样子，还会开心地笑。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他说道。然后我开始担心自己冒犯了他，就努力想弄清楚他想要表达什么，反复思考他说的话。突然我仿佛被山体滑落的巨石砸中，它从我胸前碾过，砸在我的肚子上—冰冷、坚硬、沉重。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我半是道歉地说。

“为什么？”他问。

我把赫勒医生的模仿又回想了一遍。这一次，我想到了母亲低垂的肩膀和忧虑的面孔，我仿佛能听到她的叹气声。这加剧了我的恐惧感。

“是的，”我说道，声音很尖，像个小女孩，“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的母亲会因为我感到不开心。我不断地努力，但是始终都不能让她高兴起来。”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过了一会儿，所有的感觉都消失了，我变得跟那些石头一样麻木。我深吸了一口气，盯着赫勒医生，他真诚的双眼里满是难过。我想，他认为我真的受到了伤害。

我感觉赫勒医生很生我母亲的气，因为他认为某种程度上，是她造成了我的痛苦。“你难道不明白吗？”我不止一次地向他解释，“母亲天生爱自己的孩子，我妈妈不会做任何伤害我的事情，你不明白吗？”如果我觉得缺失了某些东西，那都是因为我自身的问题。

“你都多大了，还相信那些童话故事？”他问。

“哦，安妮塔，别再为自己感到难过了。”几个月后，赫勒医生再次假扮我母亲的声音说，“你很聪明，而你的弟弟们不聪明，你怎么还会不高兴呢？”

“是的！”我很高兴他理解了一些最让我困扰的事情，“我为自己的郁郁寡欢感到担忧和歉疚，我已经尽量让自己开心了。另外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很肮脏。”到那时，我发现他是想让我了解，母亲对待我的方式是我出现一些问题的根源。有时他说得也有道理。但你对她太苛刻了，我这样想，她已经尽力了。

背地里说母亲的不是令我有些不安，但我又很高兴赫勒医生这样维护我。我的困惑和恐惧，以及极度的焦虑，对他来说似乎都找到了根源，好像真发生了什么无可挽回的坏事。不管发生过什么，那绝不是我一个人的错。有时候，我赞成他的观点，但更多时候，我感到惊慌失措，好像认为自己不应该那样想，那是很危险的念头，所以只有先惩罚自己才能安心。

不过至少我现在已经进步了，在做一些危险事情之前知道寻求帮助了。

一周前的一天，天气热得似乎随时能把人烤焦，去楼顶或去散步都太热了。中央休息室的黄色墙壁反射着太阳的烈焰，病人们昏昏欲睡。我们既痛苦又无聊，我坐在那个锈色小沙发上看书，听到杰克在戏弄艾薇。我知道，很快有人就要爆发了。

从坐着的地方，我看到在休息室中央，杰克朝艾薇走去，他的嘴角挂着邪恶的假笑。我的心跳开始加快。请不要，杰克，别惹事。

“你的胸快要从衬衫里跳出来了。”杰克指着艾薇的胸部，用严肃的语气说道，好像天气预报员正在播报明天晚上哪个县会下雨一样。他后退一步，上下打量着她的身体：“也许我能帮得上忙。”

我屏住呼吸。

“滚回托儿所去，笨蛋！”艾薇眯起眼睛，“显然，你都不配上幼儿园。”

“你说我笨？”杰克的声音越来越大，脸涨得通红。

一直躺在我身边的玛西亚，把她手中的书放到一边。随着杰克喊叫的声音越来越大，她坐直了身子，盯着他们。我的头像要炸开一样，但身体却动弹不得。

“你究竟说谁笨蛋，贱人？”杰克脖子上的血管都鼓了起来。他把脸抵到艾薇面前，而她迅速地出手了。

啪！

杰克捂着脸，痛苦地蹲了下去。

“别这样，你们这些傻缺！”玛西亚尖叫道。她朝杰克和艾薇扑了过去，他俩一起转身看向她。

“笨蛋！”“冷静点，笨蛋！”“打他，艾薇！”几乎每个人都在大喊。护工飞奔过来。

当玛西亚扑过去时，杰克或艾薇推了她，她向后退了几步，屁股重重地摔在地上，手腕压在了下面。她摔倒的声音和她愤怒的尖叫让我感到更加内疚。如果你不是那么懦弱，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我的脑子里砰砰作响，肾上腺素急速飙升却无处释放。

上一次弄伤自己是在一个月前，我用烟头烫伤了脚踝内侧，骨头后面的部位。我用袜子遮住伤口，伤口有些感染。每当我用力时，就像有把刀在割我的脚踝，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在那之后，我拿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跟我最喜欢的詹妮姨妈去了上东区一家歌剧院看歌剧《天皇》。我们从医院走到街区尽头的一个地铁站，经过一排灰色的医院大楼和对面的银棕榈树餐厅。虽然我的脚踝疼得要死，但我仍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

夜晚的微风不时地把我的头发吹到脸上，但我并不介意，至少风很凉爽。我告诉自己，离开医院的这几个小时才是最重要的，起码那时我是自由的。但是当我们从地铁站出来走向影院时，每走一步都像有人用炽热的煤在烫我的脚一样。我使出所有力气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疼痛了，于是我给我最喜欢的护士郎小姐看了那个已经化脓的伤口。她在上面敷了药膏，又长篇大论地说了一通为什么烫伤自己不是控制情绪的好方法，但她并没有生气。也许是因为烫伤自己是在几天前了，所以他们并没有取消我的特权。

我喜欢这家医院的管理方式。如果我们有所改善并能控制自己，就会赢得更多、更高级别的特权。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就会失去特权。我自杀未遂后，他们对我实施了自杀监控，之后好几个月，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如果没有护士或护工站在厕所外，我甚至都不能去上厕所。

从那时起，我从陪伴走动特权一步步拿到了院内走动特权，这意味着我可以一个人单独在整个医院自由活动。如果他们因为我烫伤了脚踝而惩罚我，我就会失去那些自由。我意识到，如果我再伤害自己，得冒多么大的风险。如果没有院内走动特权，我不仅不能到楼顶去晒日光浴，不能和姨妈出去玩，也不能到12楼看河边的景色，或者到咖啡店去吃英式烤松饼，或者受托将林泽面包店的蛋挞买回来给无法离开医院的病人。我还想去医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所以我不能放弃。

看到玛西亚的手腕受伤了，杰克和艾薇才终于平静下来，他俩无意伤害她。然而，那时的我已经变成一个充满恐惧的污水池，恐惧正在往外流。当时我认为，我没能及时阻止冲突，导致了玛西亚摔倒，我必须承担坐视不管的罪名。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想法太傻了，但当时巨大的负罪感已经将我淹没。我的胃抽搐起来，疼得无法呼吸。我需要攻击或淹死自己。

但是，我意识到，这与之前我要烫伤自己时的感觉一样。如果我付诸行动，并被工作人员发现，那我肯定会受到惩罚。于是我跟莱利小姐说我需要和医生谈谈。她正忙着处理斗殴的后续事宜，她说需要我等一下，过会儿她会给医生打电话。

我在黄色大厅长长的走廊上来回踱步，眼睛紧盯着地板。来来回回，一趟又一趟。其间我经过一群十几岁的病人，他们在讨论玛西亚干涉打架的事；其他人则歪歪扭扭地躺在护士站对面的长凳上。

“你能别走了吗？”大概走到第四圈时，我最好的朋友莉亚说，“我的头都晕了。”

“让她走吧，至少还能弄点风出来。”谢丽尔反驳道。

“不能让她再走了！”丽塔喊道，“我也头晕恶心。”说着丽塔把她那庞大的身躯横在我的面前，把我挡在大厅中间。

“嘿，你，听着！”她对着我的脸皱起眉头，“你想让我吐得这层楼到处都是吗？”我转过身，朝着相反的方向快步走去。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但我没理她。我身上的汗水在不停地往下流，我也没有理会。我甚至都不觉得热，好像所有的感官都失灵了。我必须撑到赫勒医生来找我。我身体里的火山即将冲破皮肤喷涌而出，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这时，从遥远的走廊尽头，出现了他白色的身影。

赫勒医生似乎没有因为被打扰而生我的气，而且他对这场斗殴也没有兴趣。“走吧，”他说，“我们离开这里吧。”一开始我以为要去他办公室，但我们坐着电梯一直到了九层。

我跟着他，经过几张褪色的音乐节海报，走到排着一排自动售货机前。在明亮的荧光灯下，粗糙的机器和年代久远的海报更映衬出这里的孤独感和历史感。

“我快要热死了。”赫勒医生说，“我真得吃点冰激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25美分的硬币，将它塞入一台大型甜蜜使者（美国著名冰激凌品牌）售货机的插槽中。一支裹着巧克力的香草雪糕落在了底部的取货槽里。

“你呢？”他转向我，“要不要也来一个？”

我惊呆了，我不知道医生还可以做这样的事。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现在我感受到了，的确热得很。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地点头，不想让他觉得我缺乏热情。

这是他主动提出的，这应该不是坏事，对吧？我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

我心里这样想着。

赫勒医生又从口袋里掏出25美分，塞入冰激凌售货机的插槽。也许他意识到我惊讶得连话都不会说了，所以他没有让我选，而是直接选了跟他一样的。他把冰激凌递给我，我们并排坐在旁边的简易木凳上。我慢慢地吃着，尽情享受这口感丝滑的奶油冰激凌。我用舌头裹住甜甜的巧克力，让它尽可能在嘴里待得更久些。那个必须烫伤自己的想法，像正午的月亮一样不见了。

我不再急需他的关注了，赫勒医生似乎并不介意这事，他也没有提起。我们聊了天气，聊了什么时候会凉快些，还聊了天气这么热时，我在家都做些什么。

“有时候，卖甜蜜使者的会来我家附近，但父亲只允许我买一根5美分的冰棍，而且不是每次都让买。”我解释道。

赫勒医生抚摸着他的下巴，仿佛陷入了沉思，“我明白了，”灿烂的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那样你就能买两根便宜的冰棍了。”

“你说得对！”我笑了起来，“买一送一特价活动。”

他知道我喜欢双关语。那一刻，我们就像两个在一起吃零食的老朋友。周围的一切仿佛都不一样了：墙壁、窗户、他和我— 一切都变得清晰生动，而之前我身边笼罩着焦虑的浓雾。

一会儿，我们回到了安静的病房，所有人都恢复到他们打斗前的样子。赫勒医生离开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独自一人坐在大厅尽头的小会议室里，回想所发生的一切。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一个盛大的舞会，我和舞伴以一种无比优雅的舞步尽情旋转着—我的思绪无法停止。我发誓一定要记住那种感觉。

医院记录 1965年8月16日

在我休假期间没有出现任何自残行为。充分利用各项特权进行社交活动。

——赫勒医生

让我措手不及的是，一个星期后，自我厌恶的感觉又出现了。我觉得自己是个恶心、卑鄙、丑陋的家伙，但是当赫勒医生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想时，我回答不上来。到了周三早上，我对自己的憎恶达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地步。我想从大桥上跳下去，同时这个想法也令我害怕。有一部分的我并不想死，于是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莱利小姐。

她没有嘲笑我，也没有生气。“怎么了？”她问，“我需要告诉值班医生。”

大约半小时后，值班医生来了，我并不认识他。“我就像是一个被纳粹侵略的村庄，他们把这个村庄变成和他们一样邪恶的地方。”我告诉他，“我的大脑被一堆可怕的想法占据了。我说不上来。”

“你是说你的思想不是你自己的？”医生看起来有点担心。

“没剩下什么好东西。我已经变成他们的一员，从头到脚都跟纳粹一样邪恶。”我哭了起来。

值班医生说，我被限制行动了，直到赫勒医生来。在此之前，我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病房。

纳粹般邪恶的感觉不断侵蚀着我的内心。到了下午，我感觉自己被纳粹附身了。我需要藏起来。我知道大厅里有个地方，就在衣物柜后的凹墙那里。我爬到凹墙的最里面，藏在各种外套和气味难闻的羊毛大衣下面，把自己缩成一个球，紧紧地贴在地板上，试图让自己消失。

赫勒医生找到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他也爬了进来，坐在地上跟我说话。

“你怎么来这儿了？”他问道，好像我们在一家百货商店偶然碰到了对方。

“如果你变成了纳粹，那就没有逃脱的希望。”

他看起来很困惑。我搜索了所有能表达恐惧的词语：“恶心、肮脏、被唾弃。这样的你不配活着，你必须得死。”

但对于我的邪恶，赫勒医生并不像我一样害怕。“上周你还没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肯定有什么事影响了你。”他说，“是病房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相信我，我都想过了，什么都没发生。邪恶就是邪恶，你永远遮盖不了，它迟早都会显露出来。”我已经尽力表达，但这些话还是很难让人理解，即使我自己也不明白。但他还要努力理解我，我都替他感到痛苦。

“那你周末回家过得怎么样？”赫勒医生问，“发生什么了吗？”

他这么一问，我想起来了。

星期六，我和父母去拜访了爸爸以前工作上的朋友。这个朋友和妻子一起住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拥有一栋迷人的白色殖民地风格的房子。他们那漂亮的绿色庭院里有个可爱的蓝色游泳池，泳池边上放着白色锻铁桌和配套的雕花椅子，每张桌子上都遮着太阳伞。泳池四周竞相开满了黄玫瑰。

游完泳，大人们坐在草坪的躺椅上吸烟、喝酒、闲聊。我一直在一张桌子上看书，这时爸爸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你在看什么书，丫头？”他问道，一边歪过身来看我的书，“《简·爱》啊？当然，肯定是与你的才情相配的书。喜欢看吗？”没等我回答，他把他的椅子拉得离我更近。

“你的皮肤衬得头发特别可爱。”爸爸说，“你的皮肤在发光。”

香烟的烟雾缭绕在我的脸庞。我的泳衣似乎在不断缩水。我僵在那里。

爸爸盯着我，“你是所有父亲都梦寐以求的女儿。”他说道，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我不能……控制，我……不能……控制……我自己。”他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说，仿佛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爱上你了。”终于他脱口而出。

我当时一定吓坏了，因为他马上补充道：“当然，所有的父亲都对女儿有这种感觉。”

他向我伸出手，似乎想触摸我的胳膊。然后突然他又把手缩了回去。“不，太诱人了。”他喃喃道，“我信不过自己。”说完他倏地起身离开，重新回到草坪上的众人中间。

我脑袋里像有上千只蜜蜂在嗡嗡叫。他一定是喝醉了，我跟自己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人喝醉了，什么话都会说，那都不是他们的本意。

脑子里的蜜蜂仍然嗡嗡叫着，我最终判定一切都正常，然后就把这事忘了。

听我说完，赫勒医生惊讶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他认为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他让我把父亲的言行重新说一遍，好像第一次没听明白一样。他可能不明白，爸爸喝醉了，所以他说的话并不算数。

赫勒医生没有就我想自杀的事而责怪我，也没有对我感觉被纳粹附身或希望把自己藏起来的问题责怪我。他没有对我被下了限制令还要求见他而生气。我既惊讶，又感激。赫勒医生并没有把我绑到柱子上烧死—我觉得这是我应得的—他只是陪我一起坐在臭烘烘的衣服下面。我看得出来，他自己也深感不安。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让他心烦而感到内疚。我觉得他好像能让我不再憎恶自己。

混乱、肮脏、被纳粹附身的我悄然离开了。我不再急迫地想要自杀，仿佛之前想自杀的根本不是我。

现在，我只感到彻骨的悲伤。

医院记录 1965年8月25日

发生了很多事……她又被限制行动了，我找到了她，她告诉我，星期六那天她父亲在她旁边坐下，跟她说他爱上了她，她很诱人；而他必须离开，因为跟她在一起，他信不过自己的自控力。安妮塔惊恐万分，并且出现了自杀的念头，因为那些话所造成的影响当然是惊人的……

——赫勒医生

后来，当我回想赫勒医生的反应时，所有的理由—他必须如此表现因为他是我的医生……他只是个英俊的机器人，对待任何人都会这样—都无法解释他脸上那万分惊愕的表情。终于有一个我在乎的人意识到了我的痛苦，并为我感到伤心难过。我是重要的。

我发现了心理治疗的核心因素—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每年，全国精神病学委员会都会来研究院，因为他们需要精神疾病患者在面谈技术考核中充当来访者，而我们符合他们的要求。这期间，所有的日常活动都会暂停，我们早早起床、吃饭和穿衣，确保在早上八点准时到达九楼。当门打开时，几十名胸有成竹、看上去有点累的男医生，还有几名女医生，一股脑挤进房间。头一次，我们这些病人成了围观者，而那些紧张的医生成了被围观者。

虽然在医学图书馆的工作很清闲，但对于被要求配合考试而错过工作，我还是感到不满，好像我的责任与医生比起来显得并不重要。同时，我惊讶地发现，那些精神病医生，还有该机构的高级管理者，此时都像小学生一样，排好队等待着测试。他们需要我的帮助，这种想法令我感动。能被他人需要我很开心，我也想回报他们。

在类似探视室的房间里，我们坐在椅子上，看着延伸到大厅中央的不规则队列。他们看起来都很紧张，尽管我们就坐在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但他们像是没看见一样，兀自交谈着。我无意中听到一些对话，知道他们有人是从很远的马里兰州和俄克拉荷马州过来的。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在想赫勒医生是否也经历过这些，如果是的话，他都经历了哪些才成为今天的样子。

偶尔，会有几个讨厌的少年故意给医生难堪。“嘿，混蛋，”丽塔朝一个又高又胖、黑色鬈发的男人大吼道，他正埋头看教科书，“知道吗？你不用特地来这里看真正的疯子。你只要照照镜子就好啦！”

“哈哈哈！”她的几个朋友笑了起来。我感到一丝不安。有几个医生听到她的话转过身去，还有几个紧张尴尬地笑了笑。多年来一直在我们病房做护工的坦泽夫人急忙跑到丽塔面前，狠狠责备了她。她说的话不知道有多少是认真的，多少是在作秀。我猜测，我们其实都支持丽塔。

轮到我的时候，一名考官从离大厅几步远的房间向我招手。我走进房间，通过后窗可以看到大桥。

一位肤色苍白的白发女人坐在窗边，身前是一张光秃秃的桌子。她右边的椅子上坐着考官，一个圆脸红腮的男人。他稀疏的白发服帖地往一边斜梳着，戴着金丝眼镜，留着精神病医生特有的山羊胡。我坐到小房间正中的椅子上，面对他们两个。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充当精神病学委员会的来访者了，对于可能要回答的问题已经有所准备。

“说说你自己的情况。”那考生有点有气无力地对我说。我为她感到难过，焦虑让她显得如此脆弱。从之前的经验来看，我发现这些测试的重点，是让考生与我们交谈并做出诊断。我决定给她一些帮助。

我多年来在护士站旁练就的多方位、长距离的阅读技能派上了用场，我盯着她的眼睛说：“我是一个患有慢性情感型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噢！不！”她叫道，把手放在额头上。“快停下！”考官从椅子上跳起来，站在我面前直挥手，好像这样做就能像驱散苍蝇一样驱散我说过的话。

我闭上了嘴。

接下来的几分钟，考官和考生挤在办公桌前，紧张地低声说着什么。说完，考官转过身对我说我可以走了。我提出可以再试一次，但他明确表示面谈结束了。

回病房的路上，我有些愧疚，但脸上仍保持微笑。我本意是想帮助那个紧张的考生，我也并非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简而言之，我战胜了自己老好人的一面，并且敢于做个“自私”的人了。

我几乎为自己感到自豪。

除了精神病委员会的活动外，每周二、三、五早上，我会去楼上的医学图书馆工作。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要把索引卡和书籍归类放好。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我原本的院内走动特权被升级为单独走动特权—可以短暂离开医院的最高特权。所以每到下午，如果没有职业治疗或其他治疗安排，我可以离开医院去自己喜欢的地方待一阵子。为了保住这一特权，我必须不再割自己或烫自己或撞墙。按照规定，我必须在晚上八点之前回到医院。

第一次独自出行，我选择了离医院只有几条街的小公园。以前我经常跟一群人来这里散步，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来过。远离秋千和人群的草地边上有一棵橡树，我把书放在地上，脱下毛衣，然后背靠着树坐下来。树皮隔着衬衫蹭得我有点痒，于是我把毛衣塞到后背，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那是我午饭时省下来的，然后打开书开始读。咬下第一口，甜甜的苹果和青草的清香沁人心脾。这香气消弭了城里汽车尾气、工厂烟雾、油烟和医院厨房的味道，让我犹如身在一个乡下果园里。

《我从未承诺给你一座玫瑰花园》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瑟尔斯医生认识这本书的主人公黛比，是他帮黛比好起来的。”赫勒医生告诉我说。这本书我已经快看完了，原以为，情节会顺着患者成功康复的线索继续发展，没想到黛比的第一次出院以失败告终，她又重新回到医院。我继续看着书，但我的心已沉入谷底。

突然，我意识到太阳已经落山了。天渐渐黑了，我站起身，在暮色中，看了看公园四周，远处的物体投下了长长的影子；路灯在黄昏中闪着昏暗的光。我把东西收好，往研究院走去。我打心底里同情黛比，同时也担心自己的结局会像她一样。走着走着，这些担忧就被汽车、出租车、卡车快速驶过的声音冲散了。尖锐的轰鸣声响彻整片街区，把我拉回这城市的交响乐中。整八点，我走出六楼的电梯，感谢自己仍然活着。

偶尔，我仍然有自残的冲动。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心烦意乱地走出医院，往街上走去，刚过路边，我就停了下来，我忽然有一股想让车撞死的冲动。当我鼓起勇气继续走时，我一口气从168街走到181街，冲过了26条街—中间一次都没有停过。回到病房时，我的愤怒消失了。我饿得只想吃晚饭。

之后的那个周末，我把便携式收音机带到了公园，收听了纽约古典音乐电台，他们播放了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剧《阿依达》。在那棵树下，我又吃了一个苹果。